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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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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东: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

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对称

王小东

 摘要:中国取得了很多成就,也面临着种种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不对称。中国人喜欢把美国当目标,但美国被世人最乐道的恰恰是软实力。但要提高软实力,不能接受开历史倒车的新儒家。当代中国重要的软实力是民族主义: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充满信心。民族主义不是简单要求个人服从民族国家,而是承认只有组成国家和民族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只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

    

一、今天的价值观就连安全也忽视了

    当代中国的确表现出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这其实非常简单,因为在改革开放前我们过分地强调了重精神、轻物质,实际上这也是做不到的——违反了基本的人性,人性中有很多恶的东西,光讲精神不行。与之相比,没完没了的需要物质也是人性的一种表现,但在今天已经到了加以遏制的时候。
    改革开放之前,北京人均住房只有七平米,上海人均住房只有四平米,我当时的感觉是:房子的狭窄能把人逼疯了。在那种年代,去强调我们只要有一个崇高的精神就行了,这怎么能被人们接受呢?而那个时代过去之后,现在就觉得有多少都不够,导致了很多炫耀性消费。举个例子,很多人在装修新房的时候,把房子砸得一塌糊涂,其实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的:比如预设了热水管道的,为什么还要在每个卫生间都安装电热水器呢?但如果我们再想想30年前的情况,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就是饥渴。以前一直没有,现在有了,还没缓过神儿来呢。这是非常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没必要讨论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是否存在,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本来一栋楼的设计是防八级地震的,大家装修完了七级地震也防不了,这一个例子就够了。这不仅是轻精神,已经连自己的安全都放弃了。这种现象短时间内还不能缓解,但是现在已经有一点儿好转:有一部分人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安全意识跟环保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如果人有了安全意识他就会有环保意识。因为如果环境不好,对他是不安全的。但现在还是很多人没有安全意识,包括知识分子,他觉得只要我能炫耀就满足了,至于安全不安全,对他们来说倒不重要。


 

二、关键得有力量:中国在很多方面强大了

    在中国17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都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曾被人打败了。如果我们没有被坚船利炮打败的话,到底谁行谁不行的道理也讲不清楚。所以,这是一个硬道理。
    我们老讲文化,到底什么是文化?广义的文化什么都包括,西方有一种划分很简单,只要是遗传来的就不叫文化,后天的都叫文化。简单讲,就是说你的头发长出来是什么颜色这不是文化,但男人留短发女人留长发这就是文化。这样讲的话,文化当然太重要了,因为什么都是文化。
    但是从狭义上讲的话,文化确实不重要。欧洲到现在都认为美国文化是粗俗的,美国文化到底是粗俗的还是典雅的,这不重要,关键是美国有力量,美国文化就可以在全世界横行。我认为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在近几年情况是相近的,也可以说是粗俗的,但照样跟着美国文化一块儿把欧洲文化打败了。举一个例子,2005年,美国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决定尝试一年内不买任何中国制造的产品,并将这一年内家庭生活的真实经历写成了《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生活历险》一书。书中讲到一个细节,不买中国货之后她给孩子买了德国制造的玩具,非常精致、复古型的。她的儿子对此反抗特别厉害。她女儿比较小,才两岁,一般不说话,但就是对德国玩具不感兴趣。当抵制期过了之后,女记者给孩子们买来了中国制造的简单粗俗的玩具时,小女儿兴奋地一下子就从沙发上蹦起来。两岁孩子身上可能更多地反映人的本能,但是别管什么文化粗俗不粗俗,美国有政治、军事、经济的巨大影响,中国有强大的制造能力,我们要看到这种背景下文化的强力推进。
    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很多次战争中,我们都打败了。说起来,曾、左、李这些人所学的儒家思想都精深博大。曾国藩文章写得很好,他一辈子都认为能留下传世著作、思想,比军事成就更重要。但是这管用么?不管用!最后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别的先免谈,先把坚船利炮拿到手:第一能够保卫自己,第二能够打别人。有了实力你的文化才能站住脚。所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出现重西方的现象是很自然的,这不值得批评。真正值得批评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的被我称作“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想,它跟五四时期的思想相比有着重大的差别。五四时期,被很多人说成是洋奴的胡适,尽管讲过“我们百事不如人”,但对中国还是怀有很大的希望的,他说:中国将来是要站起来的、是要崛起的。但80年代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就不这样了,它告诉你:中国早亡了,所以中国好不了。五四时期是说:我们现在不行,但我们要学习,学会了,我们就能行。到了80年代说的却是:我们干脆就不行,我们就撤摊儿、散摊儿,我们就不要中国了。
    之所以出现“逆向种族主义”,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从历史上讲,我们确实还没有彻底翻过身来。但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开始能做一些大事了,毕竟抗美援朝我们跟美国人打了一仗,世界对我们是刮目相看的,承认我们的拳头也是硬的。后来又有原子弹、人造卫星,我们的弱势又消除了不少。第二个,就是文革:如果没有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停滞,不要说韩国,日本都没有发展的机会。韩国人自己就讲:要不是中国人自己停止发展的话,哪有韩国在世界的地位。他们完全是利用了中国在重精神、轻物质的指导思想下给自己下的绊儿。正因为以上两个主要原因,所以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时候,一些中国人自己丧失了信心、爱国心,甚至伦理道德也丧失了。我记得当时有个说法非常形象:中国把这些信心、爱国心、伦理道德在那个年代都给透支了。
    但话说回来,文革过去已经30多年,但现在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还是不行。实事求是地说,我认为中国的现实,比大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的要强得多。李银河最近写了一篇小散文,说一个日本记者来中国采访,本来说还要来第二次,但回去之后说不来了。因为采访了几个中国的家庭之后,看到中国人的房子都非常大,自己做为一个日本大报的记者,奋斗了一辈子,只有一套非常小的房子,感觉受刺激了。说到这儿,肯定很多人会提出来,我就没那么大房子、农民工也没那么大房子。其实这是一个谁跟谁比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在骂,另一方面跟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他比人家过得很可能还要好。起码我们的平均住房面积大大提高了,北京由7平米提高到24平米,这肯定也惠及了一般的老百姓。
    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强大了。这是一个购买力评价的问题,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比在汇率上体现出来的要好。这里也有很多似是而非、崇洋媚外的算法,非得把中国的水平给说下去,这有问题。包括刚才谈到的美国女记者书中所写的一些生活细节,一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是怎样消费的。你会看到,未必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报社记者要好。比如说,她认为买一双60美元的鞋,还是很贵的。60美元,不到500块钱。很多中国记者买500块钱的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所以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并不像很多人坐在中国所想象的那么高。他们的确工资高,但是税高,很多方面的负担都很重。再举一个例子,公安部门曾经布置了几次专门针对非法居留外国人的专项行动,这也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就是发现在中国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增多了。据韩国报纸自己的说法,在北京望京地区,就有三万多韩国非法居留者。中国的管理部门第一次感觉到外国人非法居留、非法打工甚至包括犯罪,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当有些中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不行的时候,其他国家的人反而认为发财的机会就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没自信,这里头是有问题的。


 

三、时代不能接受开历史倒车的新儒家

    但话说回来,我对新儒家的东西也不认同。首先,我们看新儒家提倡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儒家在历史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儒家两千多年历史,肯定包罗万象、什么都有,你现在想弘扬的是哪部分,这才是问题。对于新儒家提倡的东西,有两点我是不赞成的:
    第一点,过分强调儒家等级制度思想。我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平等的过程。现代社会一个最起码的原则就是在政治上要平等,不能把法律定成不平等的。法律肯定是偏向有钱人的,因为有钱人请得起律师,但你不能直接把法律定成等级高的人法律责任就小。现代社会的这种平等观是有实际功效的:一个是要让比较多的人口提高技能、卷入工业生产;另外一个,如果出现战争了,要让更多的人有公民意识,为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战,不是为国王而战、为皇帝而战。这一点在欧洲的战争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拿破仑之所以能够称霸一时,跟这一点很有关系,就是法国人有了公民的意识,欧洲的其他地方没有。
    我们有很多误导,说民主国家的人民不爱国,根本是胡说八道,这就是自由派讲的神话。但是爱国有一个条件:我是国家的公民,我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就要爱我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国家战斗。这是西方比较古老的传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在古希腊的时候,如果一个家庭里没有人能够参加打仗,就失去了很多权利。古希腊就告诉你,这是你的义务,你要不打仗,你就是不要这个权利。现代人也是,这两方面都应该有:一方面你要为这个国家尽义务,包括打仗、服兵役;另一方面你又有权利。二战中的英国人也很爱国,丘吉尔的文章里写敦刻尔克大撤退时,很多普通百姓摇着渔船,自愿去运送撤退的军队。丘吉尔说,从这些渔民眼中,他看到的是恐惧,他们恐惧一旦英国被打败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权利就没有了。你得承认,如果是只强调一个君王的等级社会,很难唤起这样的爱国心。有公民意识、有平等的意识,才有爱国心。所以新儒家宣传的我们要恢复等级秩序,这是个问题。就只说一条,根据《大清律》,丈夫打死妻子要受惩罚,但不会判死刑,妻子只要动手打了丈夫,那就是极重的罪,非常不平等,儒家思想就是这样。问问今天的妇女同志同不同意?我看没有可能。
    这种平等思想别管是不是从西方传来的,它是深入人心的,你想开历史的倒车也开不成。再说日本,在我看,中国人的民主思想远比日本人高。中国经历了好几次大的革命,这些革命当中,中国人付出了物质上极大的损失。但是有一条,你也可以说中国人比日本人更现代化,就是中国人的平等意识比日本人强。如果以西方为标杆的话,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就是比日本人更接近西方,这恰恰就是现代化革命的一种结果。这就是我不能赞成新儒家学派开倒车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就是过分强调中国文明是“和”,西方文明是“争”。中国历史上真的像现在很多宣传的那样,完全是和平文化么?孔子讲“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就是说周的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周时期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是祭祀,一是战争。这句话放在今天也对,比如美国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其实也是祀的一部分,祀在今天就是一种宣传。戎就是打仗,保卫自己,占别人的地方。让新儒家一说,就说我们都应该“和”。说中国文明就是“和”,西方文明就是“争”,这种简单的分类是不对的。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和”与“争”肯定都有,哪个多哪个少都难讲。我们讲郑和下西洋,就完全是一个友好之旅么?澳大利亚的历史学家说了,郑和也是到处建立军事基地,参与部族纠纷,跟西方人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没什么区别。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时候,如果不跟人家打,不就没事儿了么?是没事儿了么?印第安人当年没反抗或者反抗不成功,不就被消灭了么?我很同意对上述观点的一种评价:“阉者的梦呓”。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请惟“和”者记住这句话,这恰恰也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极其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秦王朝——全部活动都为军事服务,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也是罕见的。修长城不说了,这是防御性的。当时的高速军事公路秦直道,一直修到大漠深处。修灵渠,是为了向南运兵。汉代以后,儒家总结这都是坏事儿,他们抓住一条,这么强大的军事帝国,迅速地灭亡了。但后来房宁就讲了,汉儒对秦王朝的失败,总结过头了。现在看,像秦国那样一条腿走路,对外只搞军事,对内只搞法家的严刑峻法,肯定是不行的,得有汉朝后来的和缓。但是,今天不能总结过头。
    值得思考的是:中国后来的军事力量跟经济力量长期不相称这个问题。但这不是新儒家所说的——不重视发展军事力量是一个优点——这是当时的政治家所需要的。我们看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宋朝的经济力量远比唐朝强,工业技术相比唐朝有很大的进展,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朝代。以这样的经济力量和工业技术力量,在对外战争中不应该像历史所表现得那样。关键问题出在政体,中国古代的政体一直摆不好两个问题的平衡位置:如果要取得军事效能,武将就容易造反,因为武将会有特别大的权力;如果压制武将造反,军事效能就降低了。宋代接受了唐代的教训。对于大国而言,外敌入侵的话,可以通过割让土地、进贡等方式化解,统治者还能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如果内部造反,身家性命都没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宋代统治者就开始遏制住武将的权力。明代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是尚武的,要把武将的地位提高,但是没过多久,明代的武将地位还是不行。清代还是如此,为了制约武将的能力,政府把军队分成非常小的编制,互不联系。鸦片战争中,中国之所以一败涂地,跟这是有关系的。当时有一个统计数字,清王朝为调集一万人的军队不仅花费了很长时间,而且所耗白银,甚至超过英国军队绕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的费用。所以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技术力量不完全相称。
    我也不能同意一些军事学家的说法,认为侵略者作为游牧民族,生存形态更接近于战争,所以我们打不过。你看汉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打败游牧民族的。我觉得有些历史常识也是应该恢复一下的,比如昭君出塞,儒家文人写了千百年历史,都把昭君出塞说成是中国力量薄弱的象征,而且写了很多哀怨的诗词。这不符合历史。如果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就应该告诉你,昭君出塞恰恰体现了中国的强盛。为什么,汉朝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公主嫁给匈奴,在昭君之前,嫁给匈奴的都是宗室女,就是说都是姓刘的,去之前要给一个公主的名号。昭君不姓刘,她也没有公主名号,但匈奴也接受了。昭君出塞以后紧接着一件事就是陈汤杀了郅支单于,留下了历史名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其实郅支单于也是要求到汉朝来称臣的,但是汉朝提出的定期朝贡的要求他没有完全答应,这就形成了对立。如果我们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的话,陈汤作为一个中级军官,他竟然可以自己做主带领军队把另一个大敌国的元首全家杀掉,你可以想象中国当时的强盛。所以中国怎么就打不过游牧民族呢?就是因为后来的政体,他摆不平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之间的关系,这又跟儒家思想的导向有关系。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承认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创立的那种体制演化到现代社会,比较好地解决了军事效能和武将造反这两者间的关系。美国和英国历史上武力都很强,他们不会出现武将造反的情况,连可能性都没有,这肯定不是因为他们道德特别高尚,要是有可能性他们肯定也会尝试。所以该向西方学的地方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是当有些人告诉你,在历史上我们从来就是不行,那你得告诉他,不是这样的。
    当然,如果儒家啥都不行、中医啥都不行,那我们就不会有13亿人口了。在历史上人多当然是成功的一个表现,当然到近代人太多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肯定有人会说,那非洲人口也很多。实际上非洲人多么,黑人比例你算算有多少?他没多少。中国现在其实是不大成功的,我们的人口从占世界人口的1/2,减到1/3、1/4,减到现在的1/5,就是不成功的,因为相对人口在减少。举个具体的例子,中国历史上的刑罚司法,跟同期的西方比是不是更人道?的确是更人道。很多人讲中国有很多酷刑,这确实是在诋毁中国传统文化、诋毁中国传统。为什么?那些酷刑确实都存在,但你以此说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残酷那就错了。死刑复核制度就是中国最早实行的,确立于北魏,定型于隋唐,完善于明清,是要由国家最高当局皇帝或者皇帝身边的人,来决定一个老百姓是不是要判死刑。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有人说体现了中国清末官场腐败、司法黑暗,但一个学历史的朋友就讲,在清末那么腐败的情况下,这个案例还是体现了司法的有效:第一,杀一个杨乃武这么费劲儿,这说明权利的制约是有效存在的;第二,杨乃武的案子翻的时候,一百多个官员摘了顶子。中国现在如何呢,判了杀人、强奸,最后发现判错了,死刑都执行了,听说过中国一百多个官员掉了顶子么,何况杨乃武翻案时还没死呢!


 

四、制约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与硬实力不相符

    一讲到中国社会风气需要转变,有人就会到竞争与合作、利己和利他的平衡中寻求和挖掘,道理是没错,但真要去挖掘就难了。就说《色·戒》这个问题,也包括《集结号》,这些电影不仅解构了国家和民族,也解构了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把一个一个的人原子化了。更放大讲,这种解构是解构一切社会关系的现代社会大潮流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民权运动中,左派兴起,解构盛行。但到80年代,解构思想在西方社会明显受到抑制,好莱坞从来没有被这个东西完全裹挟,《拯救大兵瑞恩》跟《集结号》是完全相反的,根本《拯救大兵瑞恩》是建构,《集结号》是解构。美国社会到80年代以后,实际上是向保守回归的,解构的劲儿已经过去了,但中国这时候刚刚兴起解构,现在还得再解构一段时间。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文革以后,逆向种族主义的泛滥和对国家民族信心的丧失。表面上你看到好像是在控制,实际上这种控制反而帮助了这种解构,延缓了这种解构。《色·戒》放出来了,主流媒体一片叫好。早几年卫慧的《上海宝贝》,也属于解构的范畴,原本就没那么多人看,结果一批一折腾,反而看得人那么多。
    就这么简单。为《色·戒》辩护的自由派就说,电影里说去打仗去牺牲的都是傻冒儿,这种思想对台独也不利呀。我说你知道军事上有一种说法,叫无线电全频段阻塞么?比如在电子战争中我们打不过美国,我们可以用全频段阻塞,发出强烈的信号,把所有的电子信号都淹没掉。当然自己的信号也没了,但是不要紧啊,我们本来就少。他们的没了,他们亏大了。就是说,如果这种解构同时针对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那肯定是对弱势集团更有利。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我什么都没有,全砸了不就是一副锁链么?你什么都有,砸你东西不是砸多了么?
    中国的问题是软实力跟硬实力不相符,根本不像新儒家讲的那样,中国是一个软实力很强、硬实力差点儿的国家。中国硬实力现在也不如美国,中国软实力跟其他国家相比比硬实力的差距还要大。中国软实力可能比不上印度。当焦国标说要一分钱把中国卖给美国,当《色·戒》这样的电影获得主流媒体一致叫好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中国的软实力是负数:不要说去影响外国人,连中国人都影响不了。这种局面怎么扭转,惟一的希望就是民族主义:中国惟一的软实力,还能鼓动人心的,就是当今知识分子非常忌讳的、动不动就说是双刃剑的民族主义。
    我认为,最起码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接受的是我说的这种,而不是康晓光说的那种复古和个人利益必须服从民族利益。必须讲,民族利益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民族利益是手段,个人利益才是目的,没有民族利益就没有个人利益。从让大家接受的可能性考虑,都必须这么讲。这就是现实,美国就管你叫中国人,你不想当还不行。你就是能加入美国国籍,他还是管你叫中国人。需要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牺牲的时候,你可以做自己的盘算。我们现在劝你的,只不过就是让你仔细地盘算一下。像焦国标那样,像《色·戒》那样,你能不能得到个人利益?即使焦国标能够得到,人人都像他那么做是不是都能得到?美国人会接受几亿个焦国标么?当你为《色·戒》流下眼泪的时候你想一想,王佳芝被杀了,她维护住个人利益了么?


 

五、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

 

    早在1991年的时候,我就提出一个观点:目前的情况下,想用原有的意识形态凝聚中国人是做不到的,惟一能够凝聚中国人的,就是要告诉中国人: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我觉得有些东西没有那么复杂,说得花里胡哨的,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美国好不好,其实我觉得美国挺好的,做一个美国人还是很幸福的。他们经济实力、安全程度都比我们高,我们要担心什么时候石油用不上了,美国人可以很确定地相信,除非地球上的石油全都没了,其他国家全用不上了,美国也是最后一个用不上的国家。但是有一条,你说这世界是个地球村,我们上美国是不是也得要签证啊?长期居留你还得弄绿卡,是不是很不好弄啊?咱们13亿人,弄上3亿美国绿卡成不成啊?
    所以中国是中国人惟一的家园,这一点,要让很多中国人明白,这是第一步,也是最起码的一步。包括这次关于《色·戒》的讨论会,有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他就说,《色·戒》为什么触犯了我,因为它触犯了我个人利益,我现在认识到:我个人利益跟国家民族是有关系的,它要解构国家民族当然触犯了我的利益。
    其实民族主义并没有唱高调,说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没有那么讲。康晓光就非要这么讲,说民族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而今天为《色·戒》辩护的人就说他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最恶、最坏的东西,我作为个人为什么要服从于民族国家?我1999年就提出,不是个人要服从民族国家,而是在现实的世界历史当中,我们只有组成国家和民族,我们才能更好地维护个人利益。目的还是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是手段。在现在的世界格局当中必须如此,很简单的道理,你不想如此,美国人不干,世界其他国家都不干,你做不到。

    第二步或第二点,中国人必须认识到:从历史的场合来看,以前我们确实有不如西方的地方和时候,但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天下第一,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这是事实,不是什么种族主义,西方人也承认这一点,从这个方面讲,中国人应该有自信。170年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从我们的生命来看好像是很长的,好几代人了我们一直没翻过身来,这就有了《河殇》那样对黄色文明的贬义。问题在于,你不能以你的一生来作为尺度,你的一生在文明的历程上什么也不算,一闪而过的瞬间。你要评价文明这么大的事儿,你的尺度就要跟要评价的事儿相称。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成功之处的,需要挖掘一下:儒家思想怎么整合中国人?怎么协调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其中肯定有很多的道理,不然的话它做不到连续数千年文明。就像科举制度,最起码就体现了一种平等,西方也普遍学习。有一个统计数据,就是说有超过1/3的进士,往上数五代没有读书人:这就是说,中国古代通过科举制度,实现了社会纵向的流动,底层的人可以进入上层,这就是儒家思想的贡献。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信心: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做得那么好,怎么会永远不行呢?


 

六、对中国更优先、更基础的问题

    我认为,上述谈的这些问题都重要,但也都高了一点。中国还有更优先、更基础的问题。
    第一,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讲,是怎么进入现代化,怎么让工人和农民产生组织纪律性,接受现代化的规范。农业国家的历史特点,我们分工没那么细,做事没规矩。但在高度分工的社会当中,就要有时间观念,要讲诚信。
    第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一点不懂自然科学。如果社会普遍自然科学素养不足,很多正确的建议将不被接受。在日本的大学里,学生的聪明程度比我们的北大清华差多了,所以我曾经认为,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赶上日本。后来发现我的想法是错的,日本虽然没有北大那么多天才学生,但是日本普遍水平比较高,特别是人文社科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懂自然科学。
    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国还会更强大,强大得可怕。金灿荣教授曾有这么一段话,很说明问题:“2004年9月有一个日本右翼大佬,到北京、西安、重庆、上海转了一圈,回去后在日本右翼的一个高层会议上下了一个结论:从中日现代化进程看,日本已经失败了,原因是日本就是靠拼命学习取得了技术优势,用技术优势享了100年的福;这个技术优势本质上是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的,现在中国开始学习了;过去日本取得技术优势的一大原因就是中国拒绝学习,后来又乱学;中国即使还会有小错误,但是已经走上了正道,在技术层面上赶上日本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已经不是什么可能性的问题;一旦中日技术水平拉近,中国的天然优势、地缘政治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中国就是亚洲之王。
    后来有人问他,那日本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引导中国犯大错误。那中国不犯大错误又怎么办呢?他说,那日本就做好依附中国的准备吧。”

(作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

● 本文在本刊编辑张亮对作者访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阅。

《绿叶》杂志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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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文化  现代化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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