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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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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姚洋:追求平等自由主义

对话姚洋:追求平等自由主义

南风窗

权力和资本的结合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最近比较集中地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姚洋(以下简称姚):我思考这个问题,是从对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反思开始的。我认为我们在思想上面临着左右两个方面的危险性:一方面,有些人希望在某些形式上回到计划经济年代,但这批人主要在体制外,没有进入主流;另一方面,主流里面有部分实际上是比较右的,尤其是地方政府,已经非常右了,再加上很多学者以及企业家阶层,他们之间结成了一个联盟。他们秉承的虽然是自由主义,但不是我们需要的自由主义,是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

《南》:这种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以及表现是什么?

姚:在他们那里,首先国家肯定是个坏的东西;其次呢,私有产权总是好的;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市场是不会错的,只要是市场的结果都是好的,如果有坏的东西,那是因为市场化还不够;另外,革命是不必要的,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比如有的人贬损五四运动,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相提并论。我觉得他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境地。

他们基本上不谈平等,即便谈平等,也不谈二次分配。比如我们现在搞新农村建设,有些人就批评本届政府有很强的民粹主义倾向。在一次会议上,有学者就认为新农村建设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灾难,最后将一无所获。我听得很气愤,就问,上海搞世纪公园和浦东的中央公园,花了30亿,你站出来说过一句话吗?你不说那是浪费,现在我们给农村投一点钱你就说是灾难了?很多人潜意识里有很强的城市偏好、精英倾向,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只要有经济增长就什么都可以。他们不会去想,我们国家还有很多人是被抛弃掉的。

这种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对中国是危险的。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出现了问题,为了经济增长,地方政府跟资本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比如在有的省,60%的人大代表都是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企业家们以各种方式跟政府走得很近。见到这些企业家的时候,他们会很自豪地说,跟某某领导认识,反过来政府的官员也持这种态度。上海市社科院一位前院长曾帮助一个企业在人代会上提了一个提案,为这个企业所在的行业谋到了利益,他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企业为了感谢我,让我当了独立董事。他是当作很荣耀的事情来说的。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为这种趋势推波助澜,为了经济增长,可以不谈别的,即便谈也是谈一次分配要如何更公平,却不谈穷人有没有能力参加一次分配的博弈。很多农村人在为生了病怎么办担忧,甚至有人因为生病付不起1000多元的医疗费去跳江,怎么能保证他们在一次分配中有对等的博弈能力?这种增长方式背后的逻辑是,只要有经济增长,就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戴,我把它叫做“基于表现的合法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很多问题可能被掩盖了,但我们的社会却越来越明显地在分裂,就是孙立平说的“断裂社会”。林毅夫教授提出“包容性增长”,就是大家都参与的增长,我非常赞同,关键是我们怎么去做。如果还按原来的方式,不提高所有人参加市场竞争的能力,可能到头来不会有“包容性增长”,而只能有“断裂社会”,底层人和上层会产生很强烈的对抗,合法性也就没有了。

《南》:地方政府和企业家阶层的联盟,一部分是基于这种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还有一部分是纯粹的腐败,二者是纠缠在一起的,如何区分其中的界限呢?

姚:区分还是不区分意义已经不大了,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坏的结果。有人说中国在“拉美化”,我以前觉得是耸人听闻,但到下面去跟官员和企业家聊一聊,的确有这种担心,中国真有这种危险。政府很不规范,企业为了找一个靠山而去接近官员,这是被动的;还有些企业是主动的,政府里面已经有靠山了,靠关系打压他的竞争对手,而被打压的企业可能就要找更铁的关系。这样政府就腐化掉了,商人阶层也腐化掉了。

市场化冲击政府权力基本到头

《南》:如果中国式市场化演变成上面那种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简单地认为之所以有腐败就是因为市场化还不够,那么造成问题的原因就被当成解决问题的手段了,结果可能更糟。

姚:对于资本拥有者来说,市场化当然是有利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比如对垄断的限制是市场良好运作的一个前提,但任何企业都想拥有垄断能力,因此如果有机会都会去积极争取,包括行贿政府官员。所以,企业家对市场化的认可可能有两面性,其中可能包括策略的成分。

对于学者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判断问题。很多人认为政府权力太大,要用市场化来冲击政府的权力。但我认为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在用市场化冲击政府权力上,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到头了,把什么东西再市场化,政府的权力会减少呢?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能用市场化冲击的政府权力肯定还有,但空间已经很小了。下一步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包括限制资本的权力,不能靠市场,而要靠政治体制的改革。

比如郑筱萸案,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说,对药品的审查、药品的许可证制度完全都是错的?我看了一下周其仁教授的文章,他也没这么说。药监局还是需要的,不是改革不够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有一种机制,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要防止官员,也要有个机制防止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腐化官员。对药监局行贿最多的,就是一些私营的药厂,以前私营药厂少的时候,这种问题出现得少。私营企业的利益动机是非常强的。

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要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改革,人代会就可能演变成利益集团分赃的地方。企业家们都忙得要死,他们为什么要去参加人代会呢?其中是有利益的。企业家有参政的权利,但总要有一股力量来平衡。唯一的办法是人大代表的选举能更开放一些。事实上越南已经开始直接选举国大代表了。

《南》: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在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有什么内在的矛盾?

姚: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地说,它的理论是从苏格兰传统开始的,包括洛克和亚当·斯密等人的思想。洛克强调自然权利,认为土地的所有权是一种自然权利。但我们知道所有权从来就不是自然权利,而是通过打斗和竞争产生的,所有权是个不断变动的过程,比如重庆钉子户事件就确立了土地使用权的产权地位。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的现代思想基础来源于哈耶克和诺齐克。他们的哲学基础是,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只对自己负责,不应该对其他任何人负责,即要彻底的个人主义。这样推论下去,市场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个人在市场中有自由缔约权,每个人都有进出市场的自由,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任,所以市场的结果总是合理的,等等。

但现实中,我们看到人在市场中并没有平等的地位。这种自由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仅仅是相对于程序的平等,却不管人是否有能力参与交易。在现实中,能力比程序更重要,有没有缔约的能力比有没有缔约的权利更重要。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下,有些人可能为了养家糊口愿意去当奴隶,因为他没有能力。这是极端的例子。温和一点说,有很多人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迫的。实际情况是,有些人在市场上权力很多,有些人权力很少,所以学者在为市场呐喊的时候,可能实际上是在为市场上的强者呐喊。

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不从这方面谈论问题,只要有经济增长就行了,而不管个体的发展。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抛弃了自由主义的理念,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关注个体,但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出发点。有人问诺齐克,一个非洲的饥民是不是和比尔·盖茨有同等的自由,他说如果你问我,我只能说他们的自由是同样多的。这显然不符合常理,非洲饥民为了生存是可以选择当奴隶的,他都吃不饱饭了,会有自由吗?比尔·盖茨可以把一个国家买下来,他的自由肯定要比一个饥民的自由大得多。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推进他们想法的时候,最终会违背他们想要坚守的底线,他们从平等的起点出发,但最后的结果是很不平等的。

能力指向的平等

《南》: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如果不是我们需要的,中国还需不需要自由主义?如果需要,又应该是什么样的自由主义呢?

姚:中国需要在世界上说话的地位,不能老说要经济发展,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超过德国指日可待,很快会逼近日本。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还老说要发展的空间,我觉得很难说服全世界人民。中国要跟世界对话,需要一点新东西,也不能老说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文化的多元性,人家一句话就把我们问倒了:先在你内部实现文化的多元,再来谈世界文化的多元吧。我有一个担心,就是中国会不会成为像日本那样,经济上成功、政治上却很失败的国家?

自由主义应当作为一种理念来坚持,这是全世界的潮流。但我们要是接受了右翼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就会出现皮诺切特式的政权。大型发展中国家很容易走上少数人很富有,大部分人很贫穷的断裂发展,中国有掉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的危险。所以我提出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理念,主张要关注平等,国家有义务培养每个人平等参与竞争的能力。我们国家本来就有强烈的平等观念,又有计划经济时代平等的实践,平等不但有价值上的意义,也有激励的作用。

《南》:你的意思是不要通过二次分配达到结果上的平等,而是把个体塑造成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能力的人,对吗?

姚:对。但某种程度的二次分配是必要的,国家应该在新农村建设这类事业上多投入。比如农村小学生的住宿问题,农村很多学校在合并,原来可以走读,现在需要住校,住校就有农民负担加重的问题,政府在能力所及的问题上应该进行补贴。

我要强调的平等,是能力指向的平等。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的说法,能力指的是每个人为了实现有意义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功能的组合。一个残疾人即便继承了万贯家产,但没有社会的帮助,他连行动都困难,财产又有多少意义呢?我们国家残疾人数目是很大的,但在大街上很少看到,因为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便利,这与西方国家是很不同的。每个人的能力做到平等是不可能的,能力指向的平等以平等的能力为目标,追求的是能力供给物的平等,比如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平等。这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提高个人能力的,还有一部分是准备性的,当一个人的能力下降时帮他一把。两者都很重要,但后者对所有人都有利,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生病和失业,给全社会铺上一个安全网是道德的。

自由主义是要追求个人发展的,那么社会要对所有的人有所承诺,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并且帮助每个人获得能力。计划经济年代我们在这方面做过很多的工作,计划经济作为一种手段是错了,但它的很多理念有合理的成分,比如提高识字率、提高妇女权利、降低初生婴儿死亡率,我们在所有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做得最好的,这必须肯定。今天我们应该重新把这些挖掘出来,同时摒弃过去的一些做法。

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的很少,很多人在初中阶段就辍学了,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国家必须提供培训,要推广职业教育,比如农业经济方面的,告诉他们市场是怎么运作的,教一些简单的会计原理和做生意的道理,这些对务农都有用。其他的技术如车工、铣工,这些对于去城里打工是有用的。这些现在是完全缺失的,尤其在中西部,在这方面国家要有长远的打算。教育的缺乏对个人的发展是有阻碍的,知识的多寡跟一个人的心境平和与否是有关的,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会想得开一点,知识比较少的时候就容易走极端。

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的子女已经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马上会有第三代出生,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们有在市场上打拼的能力和权利。但有很多学者连进城农民的户口问题都不谈,我曾经碰到一个北京市的人大常委,还是个教授,她就明确说我们北京不欢迎这些外来人口。我很惊讶,一个知识分子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但这种人很多。

《南》:根据平等的自由主义的理念,你在制度设计上有什么看法?

姚:我觉得本届中央政府做得非常好了。关键在于制度化,不能换了一届政府就不做了,另外步子可以迈得大一些,投入再多点。其实现在并没花多少钱,免除学杂费大概花费了400亿,新型合作医疗总共投入约280亿,免除农业税大概有700亿,但中央地方两级财政加起来,大约有4万亿,所以总的投入并不是个很大的数字。(记者 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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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平等  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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