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五形态说”的现实含义

张顺洪

摘要：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应因过分强调某个国家历史的特殊性，而怀疑马克思主义阐明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坚持“五形态说”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根据历史实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防范错误思潮的蔓延。

当前我国学术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五形态说”(或者说“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演进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是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经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而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类社会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相应地发生变化;生产关系若发生变化，社会形态也发生变化，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性质。

一、“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

“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以贯之的观点，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看法。学术界有些人只强调“五形态说”是斯大林的观点，这是不对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斯大林之前早已提出了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斯大林只是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

“五形态说”蕴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之中。

1847年12月，马克思就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问题做过演说。随之，他在演说基础上撰写了《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并于1849年4月将其作为社论在《新莱茵报》发表。马克思讲：“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1)这里马克思所讲的“古典古代社会”指的是古代希腊罗马奴隶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讲到了三种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还对这三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不同劳动者——奴隶、农奴、“自由工人”进行了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奴隶是商品，他一次性地将自己和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了主人;农奴只出卖自己部分劳动力，但要向土地所有者交纳贡赋;“自由工人”既不属于某个所有者，也不属于土地，而是将自己生命中的部分时间日复一日地卖给资本家(2)。这三种不同的劳动者，实际上反映了三种不同的生产关系，或者说不同的社会形态。众所周知，在奴隶社会之前，人类社会处于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无阶级、无国家。这样，加上未来的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就有了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因而，学界也往往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第五种社会形态。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对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已有了深入理解和明确的阐述。

据有的学者考证，马克思在1851年撰写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用来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形态。“形态”(Formation)一词是马克思从当时的地质学话语中借用的，该词在地质学中表示地壳发展变化进程中形成的不同岩层;一个形态就是一个不同的岩层单位。可以看出，马克思使用“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意在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表现为不同社会样态和不同历史时代。(3)

在1859年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又十分精粹地讲：“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4)关于这里的“亚细亚”概念，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大家林志纯、廖学盛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5)。而我们知道，这里的“古希腊罗马”是指奴隶社会，“封建”是指封建社会，“现代资产阶级”则是指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中，我们是完全能够推想出五种社会形态的。马克思强调了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终结而告终。马克思在这里也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社会。

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有关问题，马克思在逝世之前积累了相关研究资料，但未来得及做更深入的探究。1883年马克思逝世，恩格斯承接了马克思提供的历史观念和笔记资料，并于1884年撰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可以说这部经典名著也反映了马克思的看法(6)。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十分明确地讲：“随着在文明时代获得最充分发展的奴隶制的出现，就发生了社会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第一次大分裂。这种分裂继续存在于整个文明期。奴隶制是古希腊罗马时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个剥削形式;继之而来的是中世纪的农奴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这就是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文明时代。”(7)恩格斯所讲的“三大奴役形式”,就是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时期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奴役形式。这里，恩格斯讲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再“加上最早的、普遍公认存在的原始公有制社会，以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8)。

无疑，马克思和和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理论认识。关于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列宁在《论国家》等经典著作中也讲得十分清楚，是完全不容置疑的。他说：“我们始终都要记住历史上社会划分为阶级的这一基本事实。世界各国所有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发展，都向我们表明了它如下的一般规律、常规和次序：起初是无阶级的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9)他认为，继奴隶占有制的是农奴制，在绝大多数国家奴隶制发展成为农奴制，社会形成了农奴主—地主与农奴制农民两大阶级。农奴制下的农民遭受农奴主—地主的阶级压迫，处于依附地位，但他们与奴隶不同，不是农奴主—地主的财产，农奴主—地主只有权占有农奴的劳动，强迫农奴尽某种义务。他还说：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农奴制就逐渐地被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

列宁的论述是十分明确的。人类社会首先经历了原始社会，然后是奴隶社会，其后是农奴制社会——封建社会，再其后是资本主义社会。十月革命胜利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里，列宁实际上阐述了人类社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顺序。需要强调的是，列宁讨论的不只是欧洲历史发展规律，更不只是俄国一国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斯大林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学说，并对五种生产关系(即五种社会形态)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他讲：“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0)他强调：在原始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并占有劳动者——奴隶，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作牲畜来买卖或屠杀;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农奴，封建主不能屠杀农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为资本家干活的劳动者——雇佣工人有了人身自由，但仍然遭受资产阶级的剥削;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其生产关系的基础，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11)

综上，“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致的看法，不只是斯大林的个人看法。我们有的学者强调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是斯大林提出来的，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在如此重大的理论问题上，将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分割开来，从而便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这样做是很不应该的。

二、“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关于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规律的理论。有的人拐弯抹角地讲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单线史观”或过时观点。这样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不应以机械方式解释或过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的个别论断，从而得出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看法。我们要从历史实际出发，科学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并且根据历史实际，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学术理论、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而且是旨在改造世界的思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或者说广大工人阶级革命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奋斗的伟大目标就是要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演进。列宁和斯大林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理想付诸新的实践，实现了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开启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社会，经社会主义社会阶段的发展，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正是推进了和正在推进着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完全不应该轻率地质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有的学者随意跟风，也不是学风严谨的表现。

对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思潮，我国学者不能盲目照搬。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史学界主流派学者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淡化社会形态演进问题，不重视生产关系的研讨。他们要为资产阶级服务，就必然要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共产党宣言》的论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2)今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主流要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要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持久性，自然就会无视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大趋势。在这种情势下，我国学者尤其要保持清醒的意识和高度的学术自觉性，深入辨析西方学界的各种错误思潮，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者应有的学术定力。

应该承认，多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流学术思潮对我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影响。随着东欧剧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我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我国学术界泛起了一股淡化、忽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的思潮。这种学术思潮长期存在，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客观上是有利于资本利益集团的，也是可能得到国内外资本势力青睐的。资本势力通过各种渠道对我国出版社和学术杂志施加影响，如：西方主流派学者撰写的成百上千“历史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如果我们对其不加分析批判，自然会“于无声处”受其影响。

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的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某些学科或专业领域被“边缘化”和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表现。以不同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实际上具有对马克思主义釜底抽薪的作用。我们要高度重视，深刻剖析其实质，努力寻求改变这种学术局面的良策。

三、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是不可分割的，共同组成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程。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每个国家及每个时间段的社会都有其特殊性。但是，在这些特殊性中存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共同性。人类社会发展演进历程中的共性大于特殊性或个性，共性是决定性的，体现了一般规律，特殊性是非决定性的。在我国历史研究中，我们不应过分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并因而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不适合中国历史的学术认识。实际上，我国在社会发展不同时期，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与世界上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具有清晰可见的共同特征。

坚持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拘泥于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唯物史观关于五种社会形态，讲的也是总的历史趋势，并不是说每个地区或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五种社会形态。肯定五种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不否定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倒退等特殊情况。“五形态说”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规律，但不排除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特殊性。(13)毋庸置疑，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具有其特殊性。但是，这不等于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适合中国历史。每个地区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其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特殊性的存在而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我国学术界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是基于西方历史的，不适合中国历史。这种说法也是很不妥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是基于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深入认识，也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的，不仅仅针对欧洲或欧洲某个国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四、“五形态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

各地区各国的演进历程是有差异的，在同一种社会形态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别也是各有特色的。但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了明显不同的五种社会形态，或者说“五种生产方式”。

世界各地区都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这一点中外学术界没有什么争议。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它从人类诞生起，直到国家出现为止。当阶级出现、国家形成时，原始社会就过渡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阶级是其统治阶级。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演进，在“原初文明”地区，是非常明显的，具有普遍性。“原初文明”是指在没有外在文明影响或者外在文明影响较小的条件下主要是自身从原始社会后期逐渐发展演进形成的文明，在文化、种族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特别是形成了自己的原初文字——一般为象形文字或向象形文字过渡的图画文字。典型的“原初文明”是古代埃及文明、古代西亚两河流域文明、中国的古代文明、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以及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

关于五种社会形态，我国学术界争议最突出的是奴隶社会的有无问题。诚然，有的国家和地区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因为当它们仍处于原始社会时，其社会发展进程就深受先进地区影响，被直接纳入奴隶社会或奴隶社会之后的社会。例如，拉丁美洲和澳洲，当一些地区处于早期奴隶社会阶段、一些地区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时，就被欧洲列强占领了，沦为殖民地，丧失了自身发展路径。在亚非欧三大洲，还有一种情形，有的地区或国家受邻近先进的奴隶制国家或封建制国家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及其后的封建社会过渡就显得十分短暂，使其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不明显;也可以说，这样的地区或国家并没有“正常地”经历过奴隶社会。

关于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演进的历史，包括早期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国与许多国家一样，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很不充分。这就为某些学者坚称中国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留下了一定的“客观理由”或由头。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个问题经过深入探讨，从学术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挖掘考古资料和传世文献，进行多角度考察和综合性分析，而不受成见的干扰。

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看法。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做过精辟的论述。在讨论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内部阶级形成过程时，恩格斯指出，农业家族内的自发分工达到一定富裕程度时，就有可能吸收外来的劳动力;在旧的土地公有制已经崩溃或土地共同耕作已让位于家族单独耕作的地方，这种情况就很常见。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现在人的劳动力所能生产的东西超过了单纯维持劳动力所需要的数量，维持更多劳动力和使用这些劳动力的资料已经具备了，劳动力获得了某种价值。但是，氏族公社本身还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劳动力，战争正好提供了这种劳动力。以前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战俘，就简单地把他们杀掉。当“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战俘就获得了某种价值，他们被允许活下来，并被奴役。这样，“奴隶制被发现了。奴隶制很快就在一切已经发展得超过古代公社的民族中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但是归根到底也成为它们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4)这里，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历史上奴隶制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恩格斯的论断，我们可以说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就是奴隶占有制的国家。“第一个国家”的出现就标志着奴隶社会正式形成。在1887年撰写的《美国工人运动》中，恩格斯又强调：“在亚细亚古代和古典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是奴隶制，也就是说，群众不仅被剥夺了土地，甚至连他们的人身也被占有。”(15)恩格斯的观点非常明确，古代亚洲和古代希腊罗马均为奴隶社会。

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奴隶社会就会向封建社会演进。这是不可否定的。除美洲、大洋洲、南部非洲部分地区外，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封建社会时期。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封建社会晚期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趋势。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社会迟早会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是，一个地区或某些国家率先演进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后，就“抢占了”历史发展先机，对其他地区施加影响，阻断了其他地区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欧洲国家正是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先机。资本主义的本性决定了这类先发国家要将相对弱小或相对落后的地区变成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使这些国家或地区无法按自身发展路径“正常地”演进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国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没有能够自身从封建社会逐步演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亚洲一些国家同中国一样，沦为半殖民地;而亚非地区其他许多国家则沦为殖民地。这样的情形，并不能否定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性”和“普遍性”。将这样的历史现象用来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的普遍性，是没有道理的。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类历史上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使人类社会从整体上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演进的历史阶段。今天，我们就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东欧剧变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展现了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光明前景。

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上取代封建社会，曾经是巨大的历史进步，科学技术得到大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当今资本主义也还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是，资本主义却也有如下无法改变的特征：资本的本质是无止境地追求利润，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强国掠夺和剥削弱小国家，相互争霸和恃强凌弱，社会发展伴随着贫富两极分化。这些特征决定了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是一个不安宁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持久的世界。今天人类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全球范围内生态危机加深，贫富两极分化趋势加强，军事冲突不断，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危险增长，社会财富大量用于相互攻防，各类犯罪问题严重。所有这样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克服的。资本主义必须也必然会被历史所抛弃。随着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增多，人类社会将逐步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五、坚持社会主义前进方向，就必须坚持“五形态说”

坚持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就意味着坚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坚信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社会终将全面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我们要坚守的理想信念，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五形态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定了“五形态说”也就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内核，否定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削弱了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理论基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研究社会发展规律、总结中华民族在近代历经的重重磨难而认识到的真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划时代的伟大事件。中国人民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做出和正在做出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和挑战，我国的社会主义前进方向是决不应也是决不能动摇的。我们党的领袖，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反复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16)我们要深刻理解这一科学论断的精神实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在美国主导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的霸权主义咄咄逼人的现实环境中，我国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在科技上、经济上长期陷入依附性状态，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这样，我们就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大国集团围堵遏制、西化分化的主要对象。西方垄断资产阶级集团的这一目标是明确无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仍然充满着各种风险和挑战。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及各领域大型国有企业，没有庞大而强有力的国家科研教学队伍，没有党绝对领导的强大的人民军队，我们如何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围堵遏制、西化分化?国内有一些人糊涂地认为中国应该照搬西方制度模式，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对我国学术界形成重要影响，一些人深陷其中。崇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人就是想丢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历史虚无主义者实质上也在宣扬中国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决不是要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但在当今中国，坚持还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也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坚持还是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向上，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来临。但是，一切有识之士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变局”不等于“定局”,我们仍处在艰难博弈的历史进程中。

否定“五形态说”必然助长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助长错误史观的蔓延，而错误史观就会对坚持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产生冲击。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实际上也长期存在是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有的人一方面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坚持唯物史观的，而另一方面又淡化、无视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不管有关学者是否自身主观上意识到了，其否定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实质上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上就是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张目造势!

《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整个人类社会如何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呢?马克思主义“五形态说”阐明：资本主义不是永恒的，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在资本主义灭亡过程中，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将逐步过渡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否定“五形态说”,在当前现实环境下，会严重销蚀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4.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16-717.

(3)参见:王伟光.立足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科学探索中华思想发展[N].天津日报,2020-01-13(14).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5)林志纯,廖学盛.廖学盛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2.

(6)参见:乔治忠.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J].河北学刊,2023(1):18.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5.

(8)乔治忠.中国历史学“无奴派”思潮的理论剖析与当下审视[J].河北学刊,2023(1):18.

(9)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5-286.

(10)斯大林.斯大林文选:1934—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9.

(11)参见:斯大林.斯大林文选:1934—195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99-202.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

(13)参见:王伟光.中国社会形态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2-13.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9-320.

(1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2.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殖民主义史、英帝国史、社会形态史。本文原载《文化软实力》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