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色音乐是在伟大革命事业中形成的靓丽文化景观

有学者强调：红色音乐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战争、解放战争为背景创作的进步型歌曲。“中国现代红色歌曲”特指自1919年五四运动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歌颂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体现革命斗争精神的革命歌曲以及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爱国歌曲等。另有学者指出，红色音乐“同时也包括在新时期产生的对国家和人民精神面貌起到激励和促进作用的演绎形态”。

鉴于红色音乐概念表述的差异主要在于红色音乐所对应的历史时期，本文认为红色音乐主要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革命战争为题材创作的，对革命起推动作用并为民众喜爱和传唱的音乐作品。红色音乐表现形式丰富，有独唱、合唱等声乐作品，还有民歌、群众歌曲、艺术歌曲、秧歌剧、民族歌剧、音乐剧、舞剧、音乐舞蹈史诗、戏曲音乐、民族器乐（独奏/合奏）、西洋器乐（独奏/合奏）、民族管弦乐、西洋管弦乐、影视音乐等多种音乐形式。由此，红色音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音乐艺术体系。

红色音乐产生、发展、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由于受革命时期红色音乐影响，很多主旋律音乐作品保留了红色音乐的特点。红色音乐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传唱至今，影响深远；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主旋律音乐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红色音乐的传承和创新，已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红色音乐经历了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成为红色文化中靓丽的文化景观。红色音乐的历史形成可大致从以下五方面去把握。

（一）红色音乐根植于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

习近平指出：“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红色音乐最为生动准确地记载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瞬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局面，反抗外来民族入侵和本国军阀反动统治，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时代重任。在大革命时期，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开展，音乐家们开始不断创作和传播红色音乐。虽然这些早期红色音乐作品较为简朴，但在唤醒和发动群众打倒军阀与反动派，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使中华民族进入中国近代史上最为伟大和悲壮的一个时期，这也是中国政治格局、经济状况及文化艺术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音乐工作者们顺应时代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借助红色音乐这一载体，动员、组织和教育广大民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全体中国人深刻意识到亡国灭种的危险，激发起中国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促使民众觉醒和团结。“革命风暴的伟大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音乐。”红色音乐正是因时而兴、随时代而行的典范。红色音乐家总是时刻关注发生在时代当中最重要、最典型和最具影响力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将音乐创作活动与时代紧密结合，创作出记录和反映着中国人民不同时期、不同主题的审美需求和风格特点的红色音乐作品。这些红色音乐作品不仅成为武装人民群众思想、鼓舞革命斗志重要的精神食粮，而且成为时代符号，极具时代气息。广大人民群众总是能够在这些音乐作品的鼓舞下投身时代洪流并创造出辉煌的历史业绩，同时也推动了红色音乐发展，写下了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红色音乐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红色音乐对革命事业的重要性，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通过制定不同的方针政策，推动红色音乐在革命宣传和战争动员方面发挥作用。在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就重视发展红色革命歌曲，于1923年制定《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提出“当尽力编著通俗的问答的歌谣的小册子”，创作了大量的宣传反帝反封建、号召广大工农投身革命的红色歌曲，开启了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初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阶段。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苏区红色音乐文化的宣传工作，在江西苏区临时中央政府设立艺术局，专门管理苏区文艺工作。随后，成立了俱乐部、八一剧团、列宁室等各种文艺团体和文艺学校，编印发行《红军歌集》《革命歌集》，创作改编了许多歌曲、歌舞以及具有根据地地方风格的小戏。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音乐工作队伍，在国统区掀起了左翼音乐运动，引导专业音乐工作者深入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日趋走向成熟的时期，大量专业音乐工作者聚集于延安。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于1938年4月在延安成立鲁迅艺术学院，培养了大批优秀文艺人才，这些文艺骨干成为延安红色音乐创作的主力军。此外，延安合唱团、陕甘宁边区音乐救亡协会等音乐组织，也为普及红色音乐、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推动作用。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创作与革命事业的关系，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指明了方向，有力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革命文艺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指示音乐家们，随部队和各文艺团体开赴东北等各解放区，配合解放战争开展音乐活动，鼓舞了广大军民积极投身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总之，红色音乐的产生、和发展和走向成熟，是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高度重视并给予指导的结果，为红色音乐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组织保证。

（三）红色音乐受苏联革命音乐影响

中国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下发生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俄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往和学习的地方。苏俄音乐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代表，开始传入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多次强调，无产阶级要重视并发挥革命歌曲独特的政治功能。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过程中就十分重视革命歌曲的宣传作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享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战歌——《国际歌》（1922年至1944年为苏联国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雄壮嘹亮的歌声，唤醒世界上亿万劳苦大众走向革命的道路。1923年，瞿秋白结束在苏俄的考察回国后，就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上。在党的三大最后一天，全体代表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由瞿秋白、张太雷教唱国际歌，三大在歌声中胜利闭幕。自此，在党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全体代表高唱《国际歌》成为惯例。十月革命后，大批苏俄音乐家来到中国，极大影响了中国新音乐发展。如黄自就非常推崇俄罗斯乐派，并提出要建立起中国的民族乐派主张。1927年，萧友梅在上海创立国立音乐学院，聘请苏联音乐家扎哈罗夫、苏石林等来校任教，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如贺绿汀、萧淑娴、李翠贞、吴乐懿、冼星海、聂耳、刘天华等。中国音乐家们大量翻译和介绍苏联革命歌曲，许多歌曲是根据苏联革命歌曲改编或填词的，比如《共产儿童团歌》就源自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营火，蓝色的夜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之下，中苏之间文化交流更为频繁。不少苏联歌曲被译成中文，在解放区广泛流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音乐家们创作的以卫国战争为主题的音乐作品，如苏联的《神圣的战争》《海港之夜》等对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音乐家们也通过学习和借鉴苏联革命音乐创作成就和经验，不断提升音乐创作水平。可以说，苏联革命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红色音乐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四）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精神追求

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红色音乐能够迅速发展并发挥出重大的历史作用，就在于这些红色音乐作品记载并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与精神追求，得到人民群众积极支持与配合，这为红色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中国人民开始需要更多立足于现实土壤同时具有革命浪漫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音乐作品。广大人民群众并非被动接受，而是积极主动参与创作与普及。一些由群众参与创作的红色音乐作品，经广大群众传唱和不断改造提升而成为红色经典音乐。红色音乐来自群众日常生活，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民歌、小调、号子、田歌，也有儿歌、风俗歌、灯调、牧歌、船歌、渔歌等，尤以民歌为多。

红色音乐一旦融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便爆发响彻云霄、排山倒海的气概，形成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伟大力量。从左翼音乐运动到新音乐运动，从雨后春笋般的抗战歌曲创作到遍地开花的群众歌咏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轰轰烈烈的救亡歌咏运动，用歌声爆发出抗争的怒吼。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把救亡歌咏运动推向最高潮。数以百计的救亡演剧队、青年战区服务团、儿童抗战宣传团等，奔赴祖国各地，深入前线、工矿和农村。所到之处不仅传播救亡歌声，播撒抗战音乐火种，还帮助当地组织起众多的歌咏团体。这些歌咏团体连续发动规模宏大的歌咏活动，如“抗战扩大宣传周”“七七抗战周年纪念”歌咏游行、“抗战献金音乐大会”“七七儿童歌咏大会”“八一三宣传游艺会”“抗战歌曲播送会”“九一八纪念音乐会”等。在革命圣地延安，歌咏活动更是成为士兵与民众日常生活一部分，以至于延安成为名闻全国的“歌咏城”。受救亡歌咏运动影响，国民政府也认识到了音乐在鼓舞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在国统区也开展了规模庞大的“千人大合唱”“万人大合唱”。此外，海外华侨也开展了救亡歌咏活动，在法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建有各种救亡歌咏团体。一时间，救亡歌声传唱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五）广大音乐工作者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

以瞿秋白、李初梨、冼星海、贺绿汀、吕骥、郑律成、李焕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艺术家，在中国传统音乐基础上，通过学习、吸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融合东西文化特色的新音乐。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抗日救亡运动。全国各地左翼音乐家先后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中苏音乐学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等团体，开展革命音乐创作活动。萧友梅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会”，为抗日义勇军创作了爱国歌曲《从军歌》。

音乐家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把音乐创作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紧密连联系起来，以音乐为武器，发动和鼓舞民众奋勇抗敌。冼星海说：“我是一个音乐工作者，我愿意担起音乐在抗战中伟大的任务，希望着把宏亮的歌声震动那被压迫的民族，慰藉那负伤的英勇战士，团结起那一切苦难的人们。”延安时期，在我们党政策指引和倡导下，广大音乐工作者通过整风学习和教育改造，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重要改变。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们积极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大批音乐工作者走向内地，走向乡村，走向抗日前线。文艺骨干在延安成立了很多文艺团体，如鲁艺音乐工作团、延安作曲者协会、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星期音乐社、延安合唱团以及延安业余剧社等，掀起群众性的音乐活动。在音乐创作上，他们积极探索红色音乐与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与西方经典音乐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代表性作品，有耳熟能详的《白毛女》《兄妹开荒》《逼上梁山》《王贵与李香香》等。这些文艺作品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直到今天仍是我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

时代孕育了大批红色音乐家，他们又以杰出创作回报了时代。音乐家们用自己的创作实践、理论建树、美学思想、艺术风格等，把红色音乐推向高峰，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开辟了一条新的现实主义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红色音乐承载的民族特质

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的抽象反映，音乐这一人类艺术的永恒主题，其发展始终与人类社会变迁紧密相连。由中国社会历史特点决定的中国革命，具有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的革命战略、策略和斗争形式。中国革命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红色音乐必须适应中国革命的内在规律，从而深深打上特有的民族烙印，形成自身独有的民族特质。

（一）传承性：承续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

红色音乐既是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直观展现。中国传统音乐历经几千年发展，不仅拥有完整独立的思想体系，还拥有多元的艺术形式，为红色音乐创作提供了活力源泉。

20世纪以来，一批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初步掌握了现代音乐知识。他们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在音乐创作中将西方音乐与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相结合，突出爱国主义主题，在借鉴传统曲调客家山歌的基础上，创作了《十送红军》《革命道路要认清》《共产党领导真正确》《十二月农民苦》等大量红色歌曲。抗战时期，广大音乐工作者更是借助民歌曲调创作了大量红色歌曲。如贺绿汀《垦春泥》借鉴了湖南花鼓戏音调；《红军纪律歌（井冈山）》采用古曲《苏武牧羊》的曲调改编而成；李劫夫《歌唱二小放牛郎》和吕骥《新编“九一八”小调》，也都是在民间分节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抗战时期，冼星海更是善于将传统民族风格与西方作曲技巧融合，创作出《黄河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等合唱作品，无数次在延安及国内外音乐舞台演出，广受欢迎。

音乐家们另一擅长使用的创作手法是依曲填词，当时很多红色歌曲都是在借鉴中国民歌曲调基础上汲取民间音乐的营养和精华，通过革命话语改编创作而成，“它的形式是旧的，它的内容却是革命的”。如著名的《东方红》歌词就是由农民歌手李有源演唱并改编，再由公木修改而成。后来，贺绿汀创作出四部合唱《东方红》，作曲家李焕之改编成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为响彻祖国大地经久不衰的经典。1942年后，很大一部分红色歌曲都是通过依曲填词方式创作而成，如安波《拥护八路军》《拥军花鼓》是根据陕北民歌《打黄羊》基调填入新歌词改编而来；《军民大生产》是用“唐将班子”调填写的，《十二月生产》《慰问子弟兵》则借用“打黄羊”调填写，等等。

从审美风格上看，广大音乐工作者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中的家国情怀，立足于革命根据地和抗战前线斗争生活，创作出内涵丰富的红色经典音乐作品。从美学意蕴角度讲，红色音乐“深深根植于民族的文化土壤，格调高雅、内容健康、旋律优美，在人民群众中久唱不衰，能勾起人们对过去峥嵘岁月的缅怀和对未来美好生活向往”。人民群众欣赏红歌不仅能愉悦身心，而且能汲取精神力量。红色音乐成为战争年代承续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宣传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绝佳载体。

（二）革命性：彰显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20世纪以来，由于同国内外敌人坚决斗争的现实需要，红色音乐从其诞生起，就与社会发展过程相呼应，彰显出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随着中国共产党诞生和革命运动高涨，音乐家们将革命斗争精神融进简洁明快的旋律，用歌声启迪民众，团结对敌。服务当时革命斗争、反映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红色音乐作品应运而生，成为宣传革命思想、发动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广大音乐工作者以音乐为武器，宣传、动员、组织和教育民众抗击侵略、保家卫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冼星海说，歌声“是一种新的力量，一种敏锐的武器，用她可以保护国土，唤醒民众。而且还可以粉碎敌人”。1936年4月，左翼音乐家吕骥、周巍峙等提出“国防音乐”口号，认为音乐应成为国防文化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吕骥提出“国防音乐应以歌曲为中心”。在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下，作为革命武器的新音乐逐渐成为成为音乐创作的主旋律与最强音。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一批音乐家创作出《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长城谣》《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等作品。其中反响最强烈、艺术成就最高的是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该曲通过歌颂以黄河母亲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痛斥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破坏，集中展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领导全国人民夺取胜利，音乐家们坚持同时代共命运，把音乐活动和全国人民革命事业紧密相连，从激愤澎湃的民族情感中吸取营养，从血与火的战场硝烟中发出时代呐喊，再从人民群众集体智慧中汲取灵感，谱写了中国音乐史上的辉煌篇章。革命性始终是红色音乐的重要特征，每一时期的红色音乐都融进了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

（三）先进性：凝聚团结奋进的开拓精神

红色音乐之所以能发展迅速、受到人民喜爱、唤起人民团结起来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是因为它鲜明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以来中国新音乐的直接领导，以及近代以来中国进步的音乐艺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对先进性思想的积极追求与影响”。

首先，红色音乐承载着中国人民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来源。中国共产党注重借助红色音乐来团结和鼓舞各族人民，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最具代表性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唱支山歌给党听》《保卫黄河》《团结就是力量》《歌唱祖国》《不忘初心》《义勇军进行曲》等，正是这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音乐，激发起中国人民顽强的革命斗志和强大的精神力量，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其次，红色音乐承载着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无论在多么艰苦的战争年代，红色音乐始终保持着不畏艰险、奋力拼搏、积极进取、斗志昂扬的精神，激励人们战胜困难、勇往直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专业音乐工作者较少，绝大部分歌曲作品是通过各地民歌小调、学堂乐歌和外国歌曲曲调改编而成。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克服重重困难，印刷出版音乐刊物，促进根据地音乐普及和提高。在音乐创作方面，音乐家们借鉴秧歌剧、歌剧等传统形式，创作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等，在延安等抗日根据地演出，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最后，红色音乐承载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红色音乐家们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极端困难的生活条件下，怀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红色音乐作品。如20世纪30年代流传于中央苏区的红军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以通俗易懂的歌词、简洁明快的旋律，反映了工农红军官兵平等、军民一家亲的精神风貌，备受红军战士喜爱。1938年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以轻快流畅的曲调、生动活泼的手法，表达了游击队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和英勇豪迈的英雄气概，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四）人民性：展现雅俗共赏的大众属性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也是事关文艺创作的核心命题。红色音乐从产生到走向成熟，始终以创造具有鲜明大众化、民族化、革命化特质的革命宣传武器为使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创造“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冼星海认为，“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应是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出发，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人民性”成为红色音乐创作和评价的重要标准。

红色音乐来源于人民。在战争年代，音乐家们来自人民群众，红色歌曲来自民间，并带有广泛的地方色彩，歌词内容贴近生产生活，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随着大量经典作品涌现，音乐家专业化程度得到很大提升，他们通过贴近人民审美习惯的音乐表现方式，创作出《东方红》《拥军花鼓》《南泥湾》《白毛女》《绣金匾》等优秀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曲目。

红色音乐服务于人民。音乐家们深入民间，走近群众，以雅俗共赏、通俗易懂为原则，创作出易于理解和接受的音乐作品，深受群众喜爱。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创作就是为抗战救亡发出呐喊，红色音乐在群众中的传播空前高涨。解放区不管大人或小孩，无论是否受过音乐专业训练，都能唱一段革命歌曲。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军爱民，民拥军”的“双拥”运动，延安鲁艺成立秧歌队，在延安各地表演“打花鼓”“推小车”“赶毛驴”“跑旱船”“挑花篮”等民间秧歌舞及秧歌剧《兄妹开荒》、快板剧《二流子变英雄》等，引起轰动。抗战时期延安文艺创作的一批优秀红色剧目，立足革命生活，把人民的奋斗精神融入歌曲，用大众喜闻乐见方式呈现出来，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三、红色音乐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国家认同作为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人民群众的国家认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色音乐真实记录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天辟地、改天换地、自强不息、创造伟业的生动历史。国家认同包括的内容众多，有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语言认同等，而红色音乐提升国家认同尤其表现在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三方面。

（一）增强民族凝聚力

近代以来，民族存亡危机不断加深，社会矛盾空前尖锐，整个社会一盘散沙，整合程度和国家认同感极低，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实现国家认同，首先必须解决民族认同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政策，不断研究和推进民族工作。1922年党的二大就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1928年党的六大专门作出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红军长征时期，我们党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成为当时党和红军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行动指南。1945年中共七大专门强调“少数民族问题”。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红色音乐以纯真质朴的民族情感和旋律优美的音乐特质，宣传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激励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投身革命。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八月桂花遍地开》《送郎当红军》《红军来了救穷人》《盼红军》《松花江上》《救国军歌》；抗战时期《军民大生产》《南泥湾》《解放区的天》《遵义会议放光芒》《嘉陵江上》《拥护八路军》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歌剧《白毛女》等。这些红色音乐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全面提升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所体现出的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是空前的。中国共产党积极努力建设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红色音乐开展动员工作，加强民族团结。音乐家们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游击队歌》等红色歌曲，号召民族团结抗战。所有这些对于促进和深化民族团结，夺取抗战的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了中国现代国家认同的发展。因此，有学者认为，抗日战争最大功绩之一，就是“把中国国家、中华民族统一起来了”。

（二）增进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对国家、政党、政治思想在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形成需要领导者有效整合影响和作用于政治认同活动的一切因素与力量，形成政治认同基础。中国共产党运用红色音乐加强政治认同的进程可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增进民众对政策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展土地革命，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解决民生的政策，不断提升广大民众对新世界、新生活的向往，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如瞿秋白创作的我国最早的工农革命歌曲《赤潮曲》，深切表达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和不满。井冈山时期《土地革命歌》：“打倒土豪，和劣绅；我们要做主人，分田地”！《红军来了救穷人》：“月亮出来像明灯，红军与我们心连心；大家一心团结紧，挖掉穷根载富根。”歌曲用最为通俗的语言，表达了翻身农民打倒土豪后扬眉吐气的心情。《解放区的天》表达了国统区和敌占区的苦难人民逃到边区后，受到党和边区政府关怀的感激和欢乐之情。红色音乐广泛传播，使我们党获得广大民众支持，推动了革命事业发展。

第二，增进民众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这就需要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各阶层、各方面爱国人士，带领全国人民，通过长期艰苦奋斗，不断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了红色音乐的宣传、普及和引导作用。音乐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音乐艺术形式，让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深入人心，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先进阶级力量。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民主主义的深刻体验和广泛认同，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奠定了基础。

第三，增进民众的意识形态认同。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的科学指南。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了一系列宣传教育工作的技巧、方式和策略，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红色音乐来发挥其宣传教育作用。红色音乐正是在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中，实现了两者的共同发展和进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揭示了音乐艺术的本质，为广大音乐工作者明确了红色音乐创作的一般规律、创作导向和创作理念，推动红色音乐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红色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将革命理论熔铸于音乐艺术，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能够通过红色音乐熏陶，接受党的先进思想与政治主张，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可以说，红色音乐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促进革命文化认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是凝聚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心理基础。因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深刻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利用红色音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普及和推广中国革命文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精神力量。

长期革命斗争实践锻造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革命理想、革命传统、革命品质、革命精神，这不仅是革命文化的具体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有力彰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创造和培育出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并通过红色音乐在广大党员群众中宣传、推广和普及，让音乐的力量转化成文化的力量，用音乐培铸爱国爱党之情，进而转化成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磅礴伟力。广大党员、干部、战士和人民群众正是通过红色音乐，坚定了革命理想，承续了革命传统，锤炼了革命品质、锻造了革命精神，从而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事业的文化认同，使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旗帜下共同团结奋斗，克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红色音乐是中国革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革命影响巨大而深远，不仅极大鼓舞了革命斗志，对夺取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不断凝聚共识，增强了全民族的国家认同，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气质、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我们要更为主动地推动红色音乐创新发展与传播，充分发挥红色音乐对国家认同建构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