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毛主席先后发表了两次讲话。座谈会后，毛主席对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作了进一步阐发。1943年10月19日，在鲁迅先生逝世7周年之际，《解放日报》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发表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的讲话稿。同时，延安解放社出版了《讲话》单行本。《讲话》发表后，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国际上立即引起各方的广泛关注。先后有几十个国家以50多种文字竞相出版，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朝鲜文版《讲话》

国外最早翻译出版的《讲话》单行本，应该是1945年12月发行的朝鲜文本。1946年8月，汉城（即现在韩国的首尔）大学中国文学系再次翻译出版讲话》单行本。1946年日本的《新日本文学会》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本。1951年，日本近代政治和中国文艺研究家鹿地亘重译了《讲话》，出版时用《1942年延安毛泽东文艺讲话》作为书名。

波兰文版《讲话》

从1949年-1950年，先后有英国、印度、蒙古、法国、德国、美国、古巴、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巴西、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越南、瑞典、芬兰、波兰、意大利、匈牙利等30多个国家先后翻译出版了《讲话》的文稿。

匈牙利文版《讲话》

因为广受重视和欢迎，有些国家甚至还多次重印。从1946年-1954年，《讲话》在日本总共再版了6次，比本国同类书籍再版的都要多，且间隙短。印度除印制出版英文版《讲话》外，还以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文字大量出版《讲话》单行本，使印度各民族都能看到《讲话》的内容。《讲话》译文传到意大利和拉丁美洲国家后，他们先后用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出版。在美国，《讲话》不仅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还被波兰文、匈牙利文、意大利文、古巴文等多种文字同时刊载，并印发了大量的单行译本。在苏联，用俄文出版《讲话》的同时，还将延安文艺工作者创作的优秀作品，如《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等翻译出版，展现给了苏联人民。从1952年-1953年，《毛泽东选集》1-3卷出版后（《讲话》收录在第3卷），《讲话》译本的种类和数量更是突飞猛增，几乎80%的国家都有了译文本，影响更加广泛。

《讲话》在国外大量发行后，引起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家、评论家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研读《讲话》，召开《讲话》的讲习会、研讨会、评论会，认为《讲话》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红色文艺具有划时代意义，也对世界文艺也具有指导意义。

法文版《讲话》

首先，《讲话》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影响非常大。

苏联评论家费德林在《现代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写道：“毛泽东的讲话体验到中国人民命运中的伟大的历史进程。他代表着亿万人民——工农兵讲话，工农兵意识到自己在严重的战斗生活中是真正的主人，他们愈来愈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一定能战胜敌人。”

朝鲜一位著名作家在书中写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不仅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是具有划时代的巨大历史意义的文件，而且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文学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文件，这一历史性的文件，对于朝鲜革命文学的发展，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蒙文版《讲话》

蒙古作家协会主席达姆丁苏在《文艺工作者的战斗纲领》中写道：“《讲话》我感到它有了不起的惊人之处，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给我们新的创作内容，更重要的是把我们从模糊不清的道路中引导到正确的，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革命道路上来，使我们明确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让我们看到了灿烂美丽的远景。”“《讲话》对我们来说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它不是古圣贤的珍贵，而是我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的战斗纲领。《讲话》不仅给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也给世界各国的先进文艺工作者和蒙古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密切结合实际的工作方向。”

捷克文版《讲话》

古巴著名诗人纪濂指出：“毛泽东的《讲话》在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的概念里，是一个具有非常大的价值的文件”，“确实是一篇散发着万丈光芒的科学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的纲领。”“它得出的结论对各国人民，特别是对古巴人民所生活着的这个历史时期来说是一个行动指南，这个结论有利于理解和确定艺术家和作家在古巴革命中的任务。”

古巴著名作家在《波希米亚》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从而找到了这条指导路线”。

古巴《今日报》发表评论《讲话》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实际上是科学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极其光辉的概括”，因此“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相信它的“这些观点是持久不变的”。

罗马尼亚作协负责人说，《讲话》指出的“文艺道路是光辉的”。

斯里兰卡《爱国者》周刊发表文章认为，《讲话》是文学艺术的“不朽的宝库”。

印尼的一位作家在《革命机器的螺丝钉》中写道：“在创造为印度尼西亚工农和人民武装力量服务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中，毛泽东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锐利的思想武器。”

在孟买发行的英文版《讲话》

印度的一位作家和评论家说：“我是在我的第26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著名的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像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谈话。”

还有一位印度作家也说：“当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我感到它不仅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

其次，《讲话》在发达国家的文艺界和学术界所收获的关注度和评价同样非常高。

日本一位文艺理论家说，《讲话》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

日本著名作家德永直在《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写到：“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

柏林《世界论坛》认为：“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分析目前德国形势并从而找出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

在纽约发行的英文版《讲话》

美国密西里根大学在用英文翻译《讲话》的导言中写道：“毛泽东作为中国第一个把读者对象问题提到文学创作的重要地位的人，以及在其他许多方面，是高于他的西方批评者，也高于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

西班牙文版《讲话》

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

德文版《讲话》

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读过《讲话》后，深有感触地写道：“谁要是慢慢地，彻底地读一遍这个《讲话》，一定会发现他以前所不知道的，但希望知道的许多问题，谁要是把它读了二、三遍，就会得到所有问题的正确解答，毛泽东的听众们来自不同的，相隔很远的地区，毛泽东坚定地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对我们说来也象是坐在延安会议厅里的听众一样是适合的。”

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引起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

最后，《讲话》成为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工作指针，也成为许多国家进步文艺社团的工作指南。

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热情地学习《讲话》的精神，他们运用《讲话》精神，改变思想，转变立场，提高艺术。早在1946年的4-5月间，朝鲜的文化领导机构——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就组织朝鲜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戏剧家学习《讲话》，召开《讲话》的讲习会、研讨会。1972年5月还举行隆重的纪念《讲话》发表30周年大会，并重新印制了《讲话》的朝文版，下发给各文艺团体。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曾把《讲话》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首要研究课题。德国在1952年5月举行《讲话》发表10周年纪念大会，同时召开第三届作家代表大会。会上，将《讲话》的德译本作为每个代表的学习文件之一。德国人民戏剧协会在《人民与艺术》创刊号上，摘登了《讲话》中“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作为创办这个杂志的根本宗旨。苏联在50年代、60年代初期也把《讲话》作为发展进步文学的重要资料，大量印制，组织学习，苏联的各大刊物也大量宣传《讲话》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促进作用。

80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重要文献。她不仅使中国红色文艺走向世界，例如《白毛女》等作品成为传世经典，也为发展、繁荣世界各国文艺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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