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根先

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源远流长、辉煌灿烂，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始先民的乐舞表演、口头歌谣、工艺技能、图腾崇拜与巫术活动，是他们最初的文化创造，由此而发展至现代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思想情感，是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社会风尚、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根据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二、表演艺术；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传统手工艺。截至2020年12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共计584个，涉及131个国家；中国入选的项目共42个，是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法国、日本则以23个、22个分列第二至三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于2011年6月正式实施。该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问题，专家意见不尽一致，一般分为十个大类，即：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自2006年至今，国务院公布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其中：2006年518项，2008年510项，2011年191项，2014年153项，2021年185项；自2007年至今，命名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共3068人。另外，国务院决定自2006年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设立为“文化遗产日”。2015年起，由文化部组织、国家财政支持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目前已完成2015年、2016年、2017年度项目评估验收。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虽然出现时间不长，然而，它却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传统，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之本。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始终贯穿着两条主线，官方组织与民间自觉行动，两者相辅而行，共铸辉煌。另一方面，在当今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命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使命，值得高度关注，倍加珍惜。

早在西周时期，朝廷就专门设有负责民间采风的官员，称为“行人”，是中国古代官府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早记录。春秋时期，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晚年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古代先民生产生活、礼仪文化、社会风尚的真实记录。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繁荣，绚丽多彩。《孟子》《庄子》《荀子》《吕氏春秋》等文献，均保存了大量民间流传的故事、神话和传说。屈原创作的《离骚》《九歌》，吸取了楚国民歌、民间祭祀乐舞歌辞。《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之一，《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而《山海经》则熔上古地理知识与神话传说于一炉。

汉代乐府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经官府组织采集而传诵至今。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赵晔的《吴越春秋》，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间文学与民俗资料。“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等神话故事，在《淮南子》中被记录了下来。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对皇家藏书进行了系统整理。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在前人的基础上革新而成。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古代汉字进行了系统整理，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神农本草经》、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传统中医药史上划时代的巨著。应劭的《风俗通义》，是第一部以“风俗”为名的民俗学著作。

三国时期，魏人邯郸淳所编《笑林》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笑话专集。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保存了大量民俗学资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收集了许多流传的民间谚语。自周秦以来延续不断的炼丹术，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道教广为传播的推动下有很大发展，葛洪的《抱朴子》、陶弘景的《集金丹黄白方》中均有记载。后来，炼丹术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成为近代化学的先驱。

唐代文明具有体系庞大、开放度高、创新性强的显著特性。魏徵主编的《隋书·经籍志》，对隋朝遗留文献进行了系统整理。传奇文学佳作纷呈，起源于僧侣讲唱佛经的变文对后世说唱文学有很大影响。音乐、舞蹈精彩纷呈，音乐有“十部乐”之称。壁画与雕塑精品，见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等。书法艺术空前发展，真、行、草、篆、隶精彩纷呈。青瓷、白瓷与“唐三彩”，以及雕版印刷术等，是唐代手工艺高度发达的体现。孙思邈的《千金方》，集唐代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一颗巨钻，其中吸收了大量民间文学养分，有的还来自边地或外域少数民族。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对都城汴京（开封）风土人情的生动记录。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世界印刷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沈括的《梦溪笔谈》对北宋时期科学技术乃至书画、礼仪均有记载，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元曲中杂剧来自于民间流传的“蕃曲”“胡乐”，《窦娥冤》《汉宫秋》《倩女离魂》《梧桐雨》《西厢记》是其代表。钟嗣成的《录鬼簿》，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为戏人立传之作。小令、琵琶词、诸宫调、词话等在民间有深厚的土壤，宫廷舞蹈与民间舞蹈交相辉映。《皇朝经世大典·工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对元代生产与生活状况有真切的记载。

成书于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永乐大典》，被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目前已知存世418册，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224册。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杨慎的《古今谚》《古今风谚》等，对于社会风俗、民谣、谚语多有记载。民间笑话的搜集整理，有江盈科的《雪涛諧史》、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在吸取民间口头文学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十七的工艺百科全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汉族传统医药学的集大成者。

清朝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与保护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康熙年间陈梦雷负责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资料最丰富的一部类书，其雍正版内府铜活字本是中国铜活字印刷史上的旷世奇作。奉康熙圣旨编撰的《康熙字典》，是收录汉字最多的古代字典，也是中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汉字辞书。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昀等多位高官参与编撰的《四库全书》，则收录图书3500余种（含存目计一万余种），基本囊括了当时流传的所有文献。

清代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保护成果众多。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吸取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有的是根据民间口头文学创作而成。杜文澜的《古谣谚》将从上古到明代的民谣和谚语汇编成集，李调元的《粤风》辑录了广西少数民族情歌一百余首。在手工艺的传承方面，“样式雷”不能不提。在清代两百多年间主持皇家建筑设计的雷姓家族（雷发达、雷金玉、雷家玺、雷家玮、雷家瑞、雷廷昌等）其“样式雷”图档保存至今，代表了中国古代建筑技艺的最高水平。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摧残与疯狂的掠夺。河南安阳甲骨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都难逃被洗劫和破坏的厄运。1897年，杨守敬在日本抢救中国遗失古籍的成果《日本访书志》完成。近人王国维著有《宋元戏曲考》《唐宋大典考》《戏曲考源》《古剧角色考》《曲调源流表》等，编制《曲录》收录共3018种，清代以来曲目2200种，对传统戏曲进行了系统整理。1908年，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语文词书《辞源》开始编纂。1913年，周作人将“民俗学”一词引入中国，一批优秀的传统工艺品在国际博览会上获奖。

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民俗学调查与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国立中央研究院专门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民间文艺组，负责收集和整理民间文艺和民俗资料。郑祖荫、刘天华的《俗乐谱》，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等，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民俗学调查与研究成果。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辞海》于1936年正式出版，对中国语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国立北平图书馆派向达、王重民等赴欧洲，搜集流失海外敦煌文献，许多珍贵古籍得以保存。

早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运用歌谣、谚语、传说、民歌、戏曲、曲艺等民间文艺形式为革命斗争服务，创造革命的新文艺。1934年，中央苏区整理出版了苏区流行的《革命歌谣集》。抗日战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等派专人对西北民歌进行搜集整理，出版了《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陕北民歌选》。文艺工作者自觉地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如贺敬之、丁毅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李季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等，都吸收和借鉴了民间文艺素材与创作手法。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等专业组织先后成立，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曲、歌谣保护成就显著，出版了多种民间文学、民间文艺类图书，一大批优秀曲艺作品得到了抢救与保护。1964年10月，集歌唱、舞蹈、戏剧于一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公演。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绩突出。世代传唱的英雄史诗，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的《玛纳斯》等，蒙古族的《嘎达梅林》、撒尼人的《阿诗玛》、苗族的古歌、回族的“花儿”、壮族的“欢”等民间音乐作品，都得到了收集与保护。这一时期还出版了《少数民族简史》《少数民族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等丛书，拍摄了《黎族》《佤族》《大瑶山瑶族》《赫哲人的渔猎生活》等民族民俗纪录片，对《格萨尔》进行了长达五千多小时录音，整理了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曲谱。

即便在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没有完全中断。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得到修订与出版。1965年首次公演的现代京剧《红灯记》，以其独特的方式，为京剧这一古老艺术觅得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各地区、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以及手工艺、工艺美术、传统医药等都在曲折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集与整理，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学术研究，成果丰硕。1979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音乐家协会发起编撰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中国戏曲志》《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中国曲艺志》十部丛书，是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快速发展，建立了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的四级保护体系，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然而，随着全球化、现代化浪潮席卷世界各个角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消失或濒临消亡的危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未留下任何影像、档案资料就已消失、消亡，其文化谱系就此断裂。

以传统戏剧为例。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统计数据，20世纪50年代末60 年代初，全国有367个戏曲剧种，时至今日，仍在演出的剧种仅 267个，不少还是“天下第一团”（即仅有此团）。其中，山西省20世纪80年代有地方剧种52个，如今除了“四大梆子”，即中路梆子(晋剧)、蒲州梆子(蒲剧)、北路梆子(雁剧)、上党梆子以外，仅存剧种 28个，原有的青阳腔、目连戏、赛戏、平陆花鼓戏、芮城拉胡戏、弦子腔等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剧种业已成为戏曲史料，有的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录音录像材料。安徽的地方剧种，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7个衰减到现在的7个；河南民间戏剧民国末期有80多个，现在只剩下30多个，消亡速度十分惊人。 

传统舞蹈类，20世纪80年代进行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个省市《中国民间舞蹈集成》中的有2211个，目前仅保留下来 1389个，已消失或已无传承活动的高达 853项，占当时统计总量30%以上，河北、山西两省有近三分之二的传统舞蹈已经失传。

传统手工技艺濒临消亡的现象十分严重。福建的脱胎漆器、刻纸技艺、竹纸制作技艺、宁德木拱廊桥制作技艺，江苏扬州的传统花灯技艺，宁夏的贺兰石刻技艺，山西的清徐彩门楼技艺，四川成都的银花丝制作技艺，云南的西蒙傣族造纸技艺，贵州黔南荔波县永康水族乡尧古村纯手工造纸技术，浙江杭嘉湖地区的桑蚕技艺，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等，数不胜数。我从小时候在农村家家户户妇女绣的萧山花边已于2005年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小时候交学费，很多时候是靠母亲、姐姐们绣花边挣钱交的。

不少手工艺品流失海外。20世纪60年代以后，肩负着艰巨的出口换外汇任务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间接成为民间工艺美术精品流失海外的主要窗口之一。最初出现在广交会上的工艺品，主要以陶瓷和抽纱制品，到后来出口种类逐渐繁多，诸如宫灯、手绣、印染制品、挂毯等均在出口商品目录中。这些早年亮相广交会的工艺制品，多是从全国各地搜集来的精品和珍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间工艺制品的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得工艺美术一度成为我国出口创汇代名词。以工艺美术重要产地广东为例，广东曾一度占据中国工艺品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额。鼎盛时期，广东90%以上的工艺美术制品用于出口，仅潮州抽纱一项最高时每年能创汇两亿美元。以端砚为例，黎铿、刘演良等工艺美术大师在正当盛年时用最好的石材创作的作品，主要出口到了国外，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不少甚至超过肇庆端砚博物馆藏品水平。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物质文明，还通过口传心授、世代延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是我们民族的生存之根，立世之本，传承之本；是智慧的结晶,精神的象征，值得我们永久地珍藏，更需要我们精心地守护。法国作家雨果说：“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当历史的洪流奔腾向前时，晶莹的珍珠也会被泥沙裹挟而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任重而道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使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重现蓬勃生机与活力，闪耀夺目的光辉！

202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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