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悲歌歌一曲:你可能没读懂的一句诗
国际悲歌歌一曲:你可能没读懂的一句诗
温伯陵
1
1870年,发动“西班牙光荣革命”的将军胡安·普里姆,向普鲁士发出邀请,想让普鲁士亲王利奥波德继承王位。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很想要,但身体很诚实。他担心法国反对,引起国家之间的纷争,便拒绝了普里姆的美意,表示绝不干涉西班牙内政。
法国当然有理由反对。
原本普鲁士就在法国的卧榻之侧,如果再出一个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岂不是在东西两侧,把法国给包围了?
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拒绝以后,首相俾斯麦不甘心丢失到手的利益。
正好威廉一世让侍从官给俾斯麦写信,说了他和法国大使的谈话内容,让俾斯麦决定是否公开发表。
俾斯麦看到信的内容,随手划掉几句关键性语句,导致正常的外交谈话语气,变成普鲁士简单粗暴的蔑视法国,类似于“我都说了不要西班牙,你们法鸡还想怎样?”
修改内容的后果,俾斯麦门清,他对毛奇说:“公开发表的电文,将起到红布对高卢公牛的作用。”
毛奇也在旁边附和:“原本听起来是退却的信号,现在是回答挑战的号角。”
法国看到普鲁士报道的时候,恰好是国庆日,法国人民大怒:“专门选择国庆日来发表这种口气的内容,普鲁士到底什么意思?”
俾斯麦的一封报道,挑起法国狂热的爱国情绪。
法国人民走上街头声讨普鲁士,呼吁政府向普鲁士开战,短短2天后议会便通过战争拨款,7月19日,外交部向普鲁士驻法大使递交宣战声明,普法战争爆发了。
自始至终,法国都在保护国家尊严和安全,除了有些冲动,其他的没毛病。
换位思考一下,我们遇到这种事情,恐怕比法国的情绪更狂热。
但是开战容易,想结束战争就难了。
法国向普鲁士宣战以后,22万军队编成莱茵军团,准备一举夺取法兰克福,造成先发制人的声势,逼迫普鲁士投降认输。
而普鲁士集结了47万人的军队,计划进攻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然后一鼓作气攻入巴黎,灭了法国。
两国都有灭国的野心,然而法军的战力太渣,9月1日在“色当会战”中被普军包围,再打下去就要全军覆灭了。
拿破仑三世给威廉写信,表示愿意投降。
此战法军损失12万人,普军不过损失9000人,普鲁士完胜。
随着拿破仑三世战败退位,法国也进入第三共和国时代。
但是普鲁士不满足,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攻入巴黎就要攻入巴黎,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投降也没用,继续战吧。
9月19日,普军包围巴黎。
巴黎人民彻底怒了,几个月前普鲁士侮辱我们,那我们就拿起武器和普鲁普拼到底,现在技不如人,我们也投降认输。怎么普鲁士还没完没了,蹬鼻子上脸呢?告诉你吧,巴黎人民不是好惹的。
退无可退,只有血战。
于是30万工人阶级组成国民自卫军,并且选举出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目的便是保卫巴黎、保卫共和政体,防止帝制复辟和普鲁士进城。
他们甚至找来一批大炮,搬到普军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只要普军敢来,就鱼死网破。
就在巴黎工人阶级勇猛奋战的时候,法国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在议和。
他们和普鲁士草签了《法兰克福条约》,规定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普鲁士,并且在5年内赔偿5亿法郎,这个数字折合12.5亿两白银,超过清朝历年签订的赔款数额。
草签是指正式签署条约前的认证方式,条约一旦草签,就说明双方不再对条约进行实质性变更。
说人话就是,这事基本定了,只等最后认证。
消息传出来,巴黎人民根本不管政府做什么解释,于1871年3月18日直接起义攻占市政厅,走投无路的法国政府,迁往巴黎城郊的凡尔赛宫。
而在两个月前,凡尔赛宫刚举办了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皇帝的典礼。
起义成功的巴黎人民选举产生了巴黎公社,并且有一种彻底改造法国的雄心。
比如颁布政教分离法令、给妇女选举权、废除面包店的夜班制度、工人可以接管资本家放弃的企业、甚至规定公社委员最高年薪不能超过六千法郎,只相当于巴黎工人的年收入。
巴黎公社的改革方案,基本是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雏形。
这不是要了资本家的命么,那个资产阶级成立的第三共和国政府,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
于是在5月10日的时候,法国政府和普鲁士正式签署《法兰克福条约》,换来停战的机会,以及普鲁士营地的10万法国战俘。
现在法国政府手里有了军队,立刻调转枪口进攻巴黎,要坚决消灭不走寻常路的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只是刚成立的起义政府,不论领导机构还是战略眼光,都不是太成熟,根本不可能和资本家的政府对抗。
于是经过一场接一场的惨败,1871年5月21日到28日,巴黎公社迎来惨烈的“流血周”,最终彻底失败。
那些积极参加起义的巴黎公社成员,有7500人被监禁或者流放,20000人被政府的军事法庭处死。
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局一样,法国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也是血流成河。
进入巴黎的麦克马洪发布公告:“巴黎居民们,法国军队来解救你们了。巴黎自由了。”
看这语气,活像个还乡团。
算一下时间,巴黎公社失败的时间,正好是150周年前的今天。
2
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起点。
虽然存在的时间非常短,结局也很惨烈,但巴黎公社是一粒火种,在阶级矛盾和国家矛盾并存的19世纪末期,这就是一粒最耀眼的火光。
只要时机一到,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
欧仁·鲍迪埃是法国的诗人革命家,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把15首诗集合成《年轻的诗神》出版。
长大成年以后,欧仁·鲍迪埃一边参加革命一边写诗,有什么感想就用诗歌写下来,发现社会上有什么不公,也用诗歌来表达愤怒。
巴黎公社起义的时候,欧仁·鲍迪埃已经是56岁的老人家。
他被选举为巴黎公社的领导人之一,每天除了正式工作,还要和战士们一起作战,即便在“流血周”里受伤导致右手残疾,欧仁依然战斗在第一线,拼命精神和年轻小伙子似的。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仁·鲍迪埃想不明白。
法国人民为了国家尊严战斗,有什么错吗,为什么首都巴黎要变成普军的欢乐场?
巴黎的工人阶级要改造不平等的社会,提出的改造方案不好吗,政府怎么就不接受呢?
巴黎公社为保卫巴黎而战斗,怎么就被资产阶级的政府给出卖了?
一系列疑问出现在欧仁的脑海里,简直让他怀疑人生,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终极答案:
法国人民必须自己做主,资产阶级政府必须推翻。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是写诗。
1871年6月,欧仁·鲍迪埃在一所老破小房子里,把满腔热血凝聚于笔端,写下一首名为《L'Internationale》的无产阶级战歌。
翻译过来就是——《国际歌》。
欧仁把自己的思考,以及巴黎公社无数烈士的鲜血,都写入这首诗歌里,语句动人感情充沛,属于欧仁·鲍迪埃诗人生涯的巅峰之作。
哪怕只读开篇第一段,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世界上伟大的文学作品,读起来总会有一种心灵的震撼。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身处什么地方,都能在文字里读到自己,然后发出感同身受的共鸣。
毫无疑问,《国际歌》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1887年,包括《国际歌》在内的很多革命战歌,被欧仁·鲍迪埃收录到《革命歌集》里出版,这是《国际歌》第一次公开发表。
第二年,法国工人党里尔支部要排练一首歌曲,在卖报工人纪念会上演唱,于是支部负责人把欧仁的《革命诗集》,交给合唱团指挥皮埃尔·狄盖特,让他选一首诗歌,并且谱曲。
皮埃尔·狄盖特翻阅诗歌集,一眼就看中了《国际歌》,太特么有力量了,这不就是给世界穷苦人写的么,这才是无产阶级的歌啊。
皮埃尔·狄盖特热血沸腾,马上对着诗歌哼哼起来,仅仅用了一晚上时间,便给《国际歌》谱上曲子,让只能读的诗歌,可以用声音唱出来。
这也是文艺作品最重要的东西。
你写出来的内容、想表达的思想和观点,必须面对最广大的受众群体,内容普世才有足够的传播力。
如果作者太自嗨,那就不要怪受众不买账。
《国际歌》也是这样,诗歌和文字是有门槛的,无形之中就减少了受众的数量,可一旦谱曲变成音乐,那么知识分子和穷苦工人,都可以直截明了的唱出来。
这才是最广大的受众群体。
古代有“凡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现代有“无产阶级高唱《国际歌》”,这个道理在古今中外都是相通的。
从诗歌变成音乐的《国际歌》,至此有了生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歌。
1900年,流亡西欧的列宁听到《国际歌》,极为震撼,同年12月便在《火星报》上原文刊登了《国际歌》的一、二、六段以及副歌的歌词,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介绍回俄国。
2年后,俄国诗人柯茨将其翻译成俄文,迅速引起俄国工人的传唱。
可以说在苏联成立之前,《国际歌》已经伴随俄国无产阶级战斗了很多年。
每当遇到牺牲的时候,他们高唱着“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走向死亡,而出现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给与他们极大的鼓舞。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苏俄政府决定以俄文版的《国际歌》,做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国歌,直到1944年,才被《牢不可破的联盟》取代。
在这27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布尔什维克党员们,在《国际歌》的陪伴下翻越苏联的高山大河,努力建设他们心目中的地上天国。
二战开始,近千万红军唱着《国际歌》、喊着“为了斯大林”的口号,操纵钢铁洪流一路向西推进,最终把苏联红旗插上柏林城头。
那时候的苏联,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
《国际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相当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给中国人营造的精神殿堂。
《国际歌》传入中国是1920年代。
现在普遍认为,最早是耿济之和郑振铎翻译成中文的,但是只有歌词没有曲子,没有办法演唱出来。第一版能唱能读的中文《国际歌》,是瞿秋白翻译出来的。
1920年11月,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去莫斯科的瞿秋白,暂时停留在哈尔滨,顺便参加了俄国人的庆祝会。
他后来在《饿乡纪程》里回忆:
“看坛下挤满了人,宣布开会时大家都高呼万岁,哄然起立唱《国际歌》,声调雄壮的很,这是我第一次听见《国际歌》。到俄国之后,差不多随处随时听见,苏维埃俄国就以这歌为国歌。”
经过俄国的工作学习,瞿秋白明白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无产阶级,并且在苏俄感受到《国际歌》悲壮和激昂的语境。
1923年瞿秋白回到北京,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翻译了《国际歌》的歌词,并且在风琴上边弹边唱,不断修改润色。
这也是瞿秋白厉害的地方。
别人不懂音乐知识,就不能根据曲谱的音调,来翻译歌词。
瞿秋白的文学和音乐俱佳,便可以根据曲谱中的节拍,翻译出恰当的歌词。
比如法语中的“国际”,翻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曲谱中却有八拍,怎么补足呢?瞿秋白就没有直接翻译成中文的意思,而是把“国际”翻译成“英德纳雄纳尔”,于是歌词和曲谱完美契合。
这是第一首能读能唱的中文版《国际歌》。
3
我们现在传唱的《国际歌》底本,是1923年萧三翻译、陈乔年配唱的版本。
瞿秋白版的“英德纳雄纳尔”,改成更加顺口的“英特纳雄耐尔”,于是那几句激动人心的副歌就成了这样: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此后十几年在中国传唱的,就是这个版本。
自从《国际歌》在中国传开以后,便有了两种极端的身份:在商讨国家民族未来的党代会做闭幕曲、在烈士牺牲前夕做送别挽歌。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起,《国际歌》就成为全国和地方党代会闭幕时,必须奏唱的歌曲。
这个惯例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其实就是党歌。
论规格是全国最高的。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效仿苏联,选定《国际歌》做国歌。各级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唱着这首歌冲锋陷阵,只为歌词里说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是信仰,也是现实利益,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绝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会爆发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
不论是党代会闭幕曲还是国歌,《国际歌》在这种环境下出现,都代表了党和国家不断向上突破的雄心,以及追求人类美好未来的初心。
这是开拓国家、民族和人类的上限。
另一种身份的《国际歌》,则是无产阶级战士向死而生,不断向下开拓人类精神和肉体能承受的最低点。
1928年6月,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杀害,他对周围的人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说完临终遗言,陈乔年唱着《国际歌》走向刑场。
1935年6月的福建长汀,拖着手铐脚镣的瞿秋白,也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盘膝坐下,说了一句“此地甚好。”随即饮弹牺牲。
在那个革命年代,能唱着《国际歌》离世,对于死者来说是荣耀。
因为开拓未来的理想需要牺牲,牺牲必然能换来理想落地,这样不断开拓上限和下限,一定能留下巨大的精神和物理空间。
这就是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广阔天地。
这就是两种身份的《国际歌》,所代表的意义了。
2021年5月22日,中科院院士吴孟超去世,第二天,东方肝胆医院举行悼念仪式,灵堂上没有放寻常哀乐,而是响起《国际歌》。
很多人纳闷,为什么啊?
我们明白了《国际歌》的来龙去脉,就能明白,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的荣耀,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浪漫。
这种浪漫其实就是12个字:
物质永恒、理想不死、精神永存。
4
1930年,李立三定下“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彭德怀和红三军团的任务是进攻长沙,然后向北进逼武汉。
彭德怀一度趁虚攻入长沙,但是在何健的优势兵力下被迫退出,随后毛泽东带兵与彭德怀会和,又打了一次,结果损失更惨重。
9月13日,毛泽东下令撤退。
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在马上填了一首《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遭遇惨重失败,毛泽东还有填词的心情,而且词里的气势非常宏大,让人感觉毛泽东没有失败,反而真的饮马长江一样。
尤其是“百万工农齐踊跃”,很容易让人想到《渔家傲》里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把前文对《国际歌》的分析放到这里,就很容易知道毛泽东的情绪了——征战和牺牲、奋斗和失败、最光明和最低谷。
两种极端的情绪混在一起,就是毛泽东的词意,也是《国际歌》的浪漫。
所以毛泽东写了那句,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那些高唱《国际歌》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战士,必须用一把枪对着自己、一把枪对着敌人,才能缚住鲲鹏。
毛泽东是这样的人,吴孟超院士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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