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进故宫，为什么特权阶级屡禁不止？

乌鸦校尉

如何解决特权阶级，这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说复杂也复杂，好几千年，但是说简单也简单，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因为对于农业社会来说，土地是最主要的资源，往往一个王朝覆灭的时候，都会经历一轮土地重新分配。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的土豪乡绅，就会慢慢地把农民的土地兼并到自己手里，形成特权阶级、贵族、门阀。

农业社会生产大部分靠土地，随着这种兼并越来越多，特权阶级把社会绝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了自己手里，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

本来可以靠土地自力更生的农民慢慢地就越过越活不下去，最终被迫起来造反推翻统治，然后土地重新分配，进入下一个循环。

所以，怎么解决这些特权阶级，就成了封建王朝能延续多久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古至今，干过这种事的皇帝不在少数。

首先是大家熟悉的汉武帝。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刘彻接受中大夫主父偃建议，发布了一道《迁茂陵令》：

命令“郡国豪杰”及全国资产在三百万钱以上者，统统迁到茂陵。

茂陵，是汉武帝在京城附近给自己营建的陵墓。

把大家都强迁到“天子脚下”这个事，其实算不上新鲜。尤其是“郡国豪杰”与富商大贾们，可能要大骂一句：“妈的，又来？”

因为秦始皇刚刚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时候，就“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

为什么要这么大规模搬迁呢？

彼时六国政权初灭，但六国的贵族豪强势力仍不容小觑，放任他们在自家地盘发展肯定要重新坐大，这刚到手的大一统岂不是很快要被威胁？

始皇帝对策十分简洁：那把你们都拉我身边来，一来好看管，二来用你们的人力物力帮我发展京畿，巩固中央政权，一举两得。

话说这么一次数十万精英轰轰烈烈的人口迁徙完了，怎么过了一百年汉武帝又需要再来一次？

因为当年秦皇的人口大迁徙虽然成功一时，但始皇帝一登仙，后继者不力，曾经被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六国豪强就再次发展起来了。

结果，明明时时盯着“亡秦必楚”谶语的秦帝国，最终还是被楚人给亡了。

楚汉相争最终得胜建立王朝的刘汉，于是也要面对着强势的豪强贵族，甚至，他们面临的局势比秦始皇时还要复杂。

首先，从先秦到秦朝累积下来的旧贵族势力仍在；

而秦末大战打出了大量战功卓著的军功贵族，西汉政权不得不为此开历史倒车，广泛分封，尤其是其中的异姓王侯，势力坐大；

更麻烦的是当时随商业发展兴起的大批商贾力量，凭借巨量的财富，能够迅速地带开贫富差距，加剧土地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而与此同时，则是西汉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

经过汉初和文景之治的积累，武帝时，国家大战略产生重大变化，内外都打算放手大干一场。那这么多豪强掣肘，土地在他们手里，当地的钱、权就聚在他们手里。

钱和权力都不能集中，怎么做大事？必须要对他们开刀了。

对付新旧贵族，还算简单。

同样是在元朔二年，同样是在主父偃建议下，汉武帝推出了著名的“推恩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和平实现事实上的削藩。

同景帝时“先莽上去”贸然削藩，最终引发七王之乱，不得不献祭基友晁错相比，高下立判。

但是新兴的商贾群体，难办得多。

虽然几位先帝给武帝留下不错的基础，但要跟这些豪强斗，汉武帝还是必须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才能顺利推进。

动员人民群众当然是有效的方法。

武帝很清楚，这全国上下5000万人口，仇视豪强的可不只皇帝一个，贫苦大众有的是恨不能食豪强肉寝其皮。

有钱是吧？买地是吧？土地兼并是吧？

来，给我交了。

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下“算缗令”。

简单说，就是向富商大贾收缴高额财产税。

收多少呢？

商人及高利贷者，按财产、交易额或贷款额，每两千钱，抽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相当于税率6%；

经营手工业者财产，每四千钱，抽税一算；

非三老（汉代县、乡推举“掌教化”的基层自治管理者）、北部边境骑士之外的私人运输工具，每部车，抽税一算；

若为商人，则加倍，每车抽税两算；

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抽税一算。

与此同时的农业税情况，大家更加熟悉，文景之治时一降再降，到景帝这已经到了“三十税一”，即税率为1/30。

那这公开要从大商人碗里抢食，人家岂能坐以待毙？

对策简单粗暴——瞒报，富商豪强纷纷隐匿财产，对抗算缗。

对此，武帝不用亲自动手，而是“发动群众”——你们仇家那么多，还用得着我出场？

算缗令出台五年后的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祭出“核武器”告缗令：

对于财产隐匿不报或者所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告发。告发属实，被告者将被罚戍边一年，并罚没全部财产，告发者奖励前者被没收财产的一半。

这项政策可谓效果拔群。“商贾中家以上”几乎全灭，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消灭”了他们，还不算完。汉武帝还要通过中央政府直属的监察系统，持续控制地方的豪强防止死灰复燃。

元封元年（前110年），“中央纪委”直接下《六条察郡之法》（也称《六条问事》，俗称“汉六条”）。

这监察地方的“汉六条”，上来第一条就是：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其实，这套法令，主要针对的是地方行政系统。六条中的其他五条，都是特别针对地方“两千石”高官（即郡守）。唯独这头一条，直接跨出国家官员范围，点名“强宗豪右”。足见汉武帝对豪强问题的重视。

然而，就像秦皇一样，汉武这犀利的打击豪强组合拳，效果似乎也就维持了这一朝。

西汉中后期，不仅地方豪强“春风吹又生”，甚至当年那些被汉武帝作为“打击特权”而强制迁徙到茂陵的山东豪强们，他们的后代反在后来形成了“茂陵子弟”这新的富二代权贵阶层；更增加了宦官和外戚两拨新的特权势力争风吃醋，一直搞到西汉灭亡。

东汉更不必说，那真是地方豪族的黄金时代，直至魏晋的中央失权、彻底分裂。

其实，这之间不是没人采取过行动。汉宣帝也曾激烈对豪强“开战”，效果也不错，但其身后的西汉王朝却反被外戚和宦官轮番操控；东晋后的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刘裕，打击藏匿人口的豪强，杀人如流水，可是宋齐梁陈四朝仍是门阀士族的天下；直到唐朝，皇帝嫁女儿，居然还拼不过崔卢李郑“四大家族”……

发展到了明朝，事情就更复杂了。

大明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能是几千年来中国出身最卑微的叫花子皇帝了。

朱家祖上几代就是四处迁徙，没有“恒产”，妥妥的三代贫农。

到他这一代更惨，遇到大旱灾，蝗灾，大瘟疫，再加上元朝贵族、贪官、地主和乡绅的剥削。

他的父母兄弟都死了，连下葬的钱都没有，只能卷个草席挖坑草草埋了，“贫不克葬”。

他自己也当过和尚，当过长工，街头要饭，落草为寇，体验过世态炎凉。

正是由于儿时的特殊经历，导致朱元璋上台后成为史上吏治最严酷的皇帝。

在反腐领域，朱元璋做了很多制度创新，突出一个“狠”字。

什么“挑断手筋脚筋，剁手，去指，砍脚，钩肠，刖足，阉割”啊等等，这些都只是常规操作。

朱元璋还别有雅趣，整了一种叫“弹琵琶”的新手段。

这名字听着挺优雅，但实际上比凌迟更残忍，就是用刀来回在胸肋部剜割，不用几个回合就能把人“弹”得皮开肉绽，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要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了，久经沙场的武将都招架不了。

而那些贪污超过60两银子的贪官，还要被活着剥皮。

这些贪官的人皮也不会被浪费，里面塞上干草放在官府的公堂两侧，做成“充草娃娃”以儆效尤。

比起现代那些让“贪官痛哭流涕”的反腐纪录片，这震慑力强了何止百倍。

在明洪武年间发生的“空印案”和“郭恒贪污案”中，真正的主犯可能就那么几十个人。

但朱元璋手段狠辣，做事做绝，有一些无辜的官员仅仅是被怀疑有受贿可能，就被抓的抓，砍的砍。这两起大案中无辜被冤杀的人达到了数万人！

以至于杀到最后，两浙，两广，江西，福建等地不少衙门直接空了，没人主事办公，机构衙门陷入瘫痪。

朱元璋不得已，只得从大牢里临时抽调了328名“犯官”，让他们带着镣铐留任。

堂审的时候场面非常奇葩：堂上的判官带着镣铐枷锁，审问堂下带着刑具的官员，旁边有隶属于皇帝的“监察机构”锦衣卫看着。

朱元璋还“发动群众”，他在午门设立“登闻鼓”，鼓励百姓击鼓鸣冤，举报贪官污吏。

凡是发现贪赃害民的官吏，平民百姓也有权举报，可以聚众擒拿，将其押送京师。

根据《大诰续编》记载，当时江苏常熟县有个叫陈寿六的农民，带领3个亲戚一起把当地县太爷五花大绑，拉到京师告御状，结果被朱元璋通报嘉奖，赏赐了20锭钞票。

朱元璋还严厉警告当地官府，若有敢捏造罪名打击报复这个农民的官员，直接杀全族。

在这种雷霆手段下，大明的官员一度压力山大，不少官员上朝之前，都要跟家人安排好后事。

而那些向官员行贿，企图用资本置换政治权利的商人，豪族，也被打击得很惨。

在洪武十八年的“郭恒”案中，除了数万地方官吏被杀，还牵连追查了全国很多富户，以至于“中产之家大抵皆破产”。

除了贪官和富户，朱元璋还向那些勋贵老臣们开刀，杀了很多开国时立下大功的功臣。

但说到底，朱元璋的“重刑反腐”，“镇压权贵”，本质上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固然能起到一时的效果，但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随着朱元璋本人的去世，官员被高压逼出来的“清廉”很快就消失了，明朝中后期官场的腐败急速反弹，特权阶层还是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了。

而且，封建王朝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也注定了朱元璋将无功而返。

朱元璋为了朱家皇室的利益，铲除了一些开国贵族，但他的皇室宗亲，自己的龙子凤孙，本身就是一个吸血的大肿瘤，最大的特权阶级。

朱重八的皇子皇孙上百万人，每年皇室和各地藩王的开支用度，可以占到朝廷税银的1/4！

到头来，特权阶层吸血过多，朝代更替还是逃不了。

到了清朝，雍正打击特权阶层，可以说是所有皇帝里前无古人的存在。

也正是由于得罪的人太多，太广，他也被黑得很厉害。

在民间小说和野史里，雍正经常被扣上“暴虐”“昏庸”的帽子，包括乱搞男女关系、性情反复无常、实行恐怖政治等等。

最夸张的是，居然还有人编造了血滴子的传说。

说雍正专门组建了神秘组织血滴子，他们拥有一种独门暗器，长得很像帽子，里面藏着锋利的快刀，只要趁人不备，罩住对方的头，拨动机关，就能立取首级。

不得不说，这些创作者的脑洞真的是很大。

雍正被黑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康熙在位期间，为政比较宽松，官吏们的生活惬意滋润，贪污钱粮不亦乐乎。

而雍正一来，这些人的好日子就到头了，该杀头的杀头、该抄家的抄家，他们当然不会给雍正留一个好名声。

为了对付这帮特权阶级，雍正采用一套组合拳。第一招叫“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有功名在身的知识分子，都有一项特殊待遇，就是不用参加义务劳动，不用服兵役，不用交税。

在康熙时代，平三藩，灭准噶尔，都是需要大量银两支撑的，但是国库征收钱粮的对象大多都是穷苦老百姓，时间久了，也搜刮得差不多见底了。

而清朝统治了几十年，逐渐恢复了明代的旧制，以南方大地主阶级代表的Old money又要回来了，江南的富庶地区提供了全国将近百分之五十的税收。

士绅阶层偷税漏税，隐瞒田地，已经成了日常操作。再这样搞下去，清朝的财政就准备完蛋。

思来想去，雍正准备拿这帮特权阶级开刀了。

不过，这可是风险很大的，康熙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勇气解决，不敢对这些老伙计们动手。

雍正不一样，他充满了斗争，而且认死理。他认为，士绅阶层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可居然却不用交税，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说干就干，雍正发布了一个命令——不管是官员还是有功名的读书人，全部都要交税，统统都要当差。

“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仅仅只是在河南试点的时候，就遇到了极大的反扑。

雍正手下有个得力干将，叫田文镜，调任河南当布政使，这次的试点工作就由他来主抓。

田文镜同志的执行力很强，做事雷厉风行，做事毫不留情，又善于搞经济建设。

那时候，田文镜正在修黄河大坝，需要人力、物力、财力。

正好，“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政策推行了，于是就把那些秀才和地主都抓来参加义务劳动修大坝。

河南封邱县委书记唐绥祖同志，坚决拥护中央政策，并努力执行，要求每户根据田地亩数来出工，有多少地出多少人。

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奔走相告，拍手叫好。

读书人可就不干了，以前哪受过这种委屈？封邱学生代表王逊、范瑚等，要求唐绥祖取消这项政策。

唐绥祖的回应非常简单，两个字：滚蛋。

吃了闭门羹后，学生们并没有放弃，反而愈挫愈勇，他们决定以罢考的方式抗议。

田文镜认为，群众都是支持自己的，就想严打这些考生，并惩治带头大哥。但科考毕竟是国家重器，搞砸了估计也吃不了兜着走。

于是，田文镜就找来当朝宰相张廷玉的弟弟、主管河南教育工作的张廷璐同志来处理。

张廷璐一到任，就接到了秀才们的投诉信，个个都是群情激愤，于是按照程序交给下级道员陈时夏去办，希望让他劝劝考生，不要搞事，老实参加考试。

陈时夏是个好脾气，他可能误解了领导的意思，过去就和考生们坐在一起，谈笑风生，还互称年兄。

这下，学生们得到了错误的信号，以为他们的抗议有效，朝廷做了让步，于是学生们更加有恃无恐，到处煽动人罢考。

在朝廷上，确实有不少高官替他们说好话。毕竟利益捆绑，同气连枝，又哭又闹，就是反对这项政策。

最夸张的是，河南的封邱举行县试的时候，竟然只有23名考生到场，范瑚等人居然还在考场上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走，当众撕毁。

这还得了，田文镜赶紧把情况上报中央。

雍正听说此事后，大发雷霆，他决定杀鸡儆猴。

结果，王逊等十余人在一个星期内被全部抓获，首犯王逊、范瑚等人被判斩立决。

霹雳时段，立竿见影，学生们都被吓破了胆，不仅不再敢罢考，还都参加了补考。

雍正还规定，以后但凡有邀约罢考的，直接永远取消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

雍正的雄心震慑朝野内外，无人再敢反对。

在他的强推下，千古以来的官绅的免税特权纷纷被铲掉，甚至还废除了自宋朝就有的“贱藉”制度，清朝社会阶层悬殊逐渐被拉平。

雍正的努力，给清朝攒下了殷实的家底。

然而，封建王朝剧本都一样，人亡政息，雍正去世以后，乾隆继位。

乾隆跟他爹不一样，他是个贪图安逸的人，雍正一辈子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跟特权集团作斗争，太苦太累，他并不想这样。

所以，乾隆皇帝刚即位，他老子还尸骨未寒，“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直接被废止。

不仅不严厉打击，乾隆上任之初就送了士绅们一份大礼，他下令“一切杂色徭役，则绅衿例应优免”。

“祖宗成法”回归了，士绅们的揪心日子终于过去，曾经的特权一夜之间又归还给了他们。

在影视剧里，帝王们这些种种举动，常被视作为民请命的符号，甚至被认为是精英心忧百姓的典范。

但实际上，哪怕他们不畏艰难，冲破阻扰，其实也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以求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央，自家江山永祚，千秋万代。

只是在客观上，他们的做法起到了为民除害的部分作用。

但就算是这样，他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少数与异类，在强大的特权集团面前，不过如流星一样短暂。

大多数改革者，敢于向特权阶级进攻的人，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不是身首异处，就是死后被清算，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经过无数次尝试，然而特权阶级永远是个顽疾，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因为说到底，特权阶级是人性的必然，所有人都讨厌特权，但是假如每个人都有用特权的机会，大多数人都顶不住诱惑。

故宫开车的那位，以前的微博里也是各种喷体制喷国家。

但等到她真的傍上了某个特权阶级的人，马上就觉得自己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大摇大摆地炫耀自己沾到的一点特权。

放到整个国家，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少数，这是根深蒂固的人性，彻底解决谁也没见过。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教育家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曾有过一场著名的窑洞对话。

黄炎培提出自己了疑虑——“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初起时意气勃发，人人奋进，一旦成功之后，逐渐懈怠，惰性逐步取代活力，最终走向僵化，乃至无药可救的灭亡……共产党会不会重蹈前人的覆辙？”

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一条新路，可以走出这历史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政府的松懈，让人们各负其责，避免产生“人亡政息”的情况。

让人民监督政府，也许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民群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参考资料：

深圳特区报：朱元璋反腐存漏洞：以法治之名行人治之实

凤凰网历史：朱元璋得天下后封34位开国功臣 仅一位得善终

搜狐网：雍正的“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相当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