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

刘润为

一

近年来，我到各地的高校去，经常会有老师和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自信是否应当有两个支撑点：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是红色文化？

从感性层面上讲，这个提法似乎很有道理。不是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文化名人若灿烂群星、文化蕴藏似汪洋大海、文化影响如日月经天。这一点让我们想起来就觉得自豪。自豪是什么？不就是自信的表现么？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对于今天的中华民族来说，这种文化自信是怎么来的？

不错，在古代，我们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文化是很有自信的。比如说唐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文化的发达、社会活力的迸发以及善气迎人、海纳百川的大国风度，使得中国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成为许多国家和民族心仪的对象。应对方请求，文成公主、鉴真和尚分别越过高山、大海，传播中华文明。东邻新罗全面学习唐朝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一衣带水的日本则频频派出大批遣唐使。至于各国的使节、商贾、访问学者，更是络绎入朝、不绝于市。在各国人民学习中国榜样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也虚心学习各个国家、民族的长处，以至创造了玄奘西行取经的奇迹。“天下朋友皆胶漆”，诗人杜甫曾用这样的诗句形容众望归唐的盛况。至今，世界上不少国家仍习惯于称中国人为“唐人”，就是大唐文化软实力的遗响余韵。

然而到了近代，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则表现得很不自信。岂但不自信，简直是文化自卑。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种不自信的总爆发。例如胡适就认为“我们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因此，他“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即使是一些挚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造诣精深的学者，也难免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鲁迅曾主张“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钱玄同甚至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这就是说，不但中华传统文化要不得，连承载中华传统文化的汉字也是要不得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激的倾向呢？这固然有五四前驱们思想方法上的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大气候。当时的世界，正在实现由传统到现代、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中走在前列的资本主义列强，已经通过掠夺和征服，把资本主义变成了一个世界体系。面对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在农业文明中一直领先的中国一下子被甩到了世界发展潮流的后头。

然而，这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罪吗？不能这样说。罪魁祸首是日趋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他们，日甚一日地阉割、窒息传统文化中的生机与活力；是他们，日甚一日地尊崇、放大传统文化中的僵化、腐朽因素。到头来，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似乎只剩下“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的枯槁信条，而“自强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等鲜活的元素则被抛到了九霄云外。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冲击，他们依然顽固地抱定“不易者三纲五常”之类的陈腐宗旨。更有甚者，竟然连学习一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都不能容忍。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曾公开指责洋务运动“上亏国体，下失人心”，强调万万不可动摇“尚礼义不尚权谋”的“立国之道”。这种文化上的倒行逆施，不但窒息了传统文化，而且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僵化、经济上的衰微和社会创新活力的阙如。而经济、政治上的落后，又导致文化软实力的丧失。于是，世界历史进入了看不起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时代。

问题就是这么严重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要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起弱振衰，就必须对它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和发展，就必须有新的文化元素的植入和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这种新的文化元素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经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就脱胎换骨，变成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通常我们统称为红色文化。比如“实事求是”，原本是《汉书》作者班固称赞河间王刘德的话，意思是说刘德在古籍整理方面不尚浮辩、严谨扎实，但是到了中国共产党人这里，则被作出全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由此，这一词语也就从特指“修学好古”的学风上升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才使得中华传统文化重新成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和智慧源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经自豪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通过对于近代历史的这一简单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中华民族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中为中华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之后的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中华传统文化就极有可能因为僵化、腐朽元素的持续扩散而归于消亡。当然，我们也就不可能重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甚至很可能比五四时期更不自信。因此，我们说：红色文化，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如果把我们的文化自信搞出两个支撑点，则很容易产生模糊认识，甚至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到头来，非但不能有效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反而有可能把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来的生机与活力搞掉。这岂不成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么？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说红色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有没有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思呢？没有，丝毫没有。从一定意义上说，红色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质的飞跃，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对于红色文化的自信，自然包含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这好比吃面包。你说这面包好吃，难道不包含对于做这个面包的小麦的肯定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精神价值之后，又着意归结强调说：“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这样的严谨论述，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文化观。

二

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存在。要实现对它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必须能够正确地区分精华与糟粕，进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来辨别精华与糟粕。在这里，必须反对片面地、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比如，有人主张像挑苹果那样把中华传统文化扒一扒堆：一堆是精华，一堆是糟粕，留下精华，丢掉糟粕。这种简单化的办法在实践中是根本行不通的。

首先，精华与糟粕往往彼此融合、交叉和渗透，构成一个整体。比如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个“志”就是要在东方复辟西周的奴隶制。你说它是精华还是糟粕呢？其次，文化往往显现出一种动态的特征。彼时彼地是精华，此时此地就有可能是糟粕；和那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是精华，和这样一种时代需要相联系就有可能是糟粕。比如说古代的跪拜礼，对于今天来说基本上属于糟粕。我们会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为什么要给你下跪呀？可是在秦汉以前，尽管它包含等级差别的内容，也不能完全看作是糟粕。那个年代没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桌子、椅子，更没有“呷哺呷哺”那样的高凳、高椅，人们开会、办公、会客、吃饭都是曲腿坐在席上。因此，对对方表示礼貌，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欠起身来，这就形成了跪的姿势。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站起来给对方行礼的话，会给对方心理造成一种震慑。对方会怀疑，这个人站起来想干什么？可见礼节是与一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相反，今天我们坐在椅子上，站起来鞠个躬、握个手也是非常方便的。在常态情境下，如果再噗通跪下去,那动作就未免太夸张了。当然，在非常态情境下，即需要高强度地表达恭敬、感恩之情的时候，比如在祭奠父母的时候，行跪拜之礼也是无可厚非的。

又比如，19世纪末，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附会儒家的公羊学派，力倡“通三统”、“张三世”之说，主张用和平方式推动社会进化。为此，他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素王改制”的改革家。应当说，在敬天法祖的古老封建国度里，在“纲常名教亘古为昭”的思想文化氛围中，在守旧势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用这种理论来制造舆论，推动资本主义性质的变法，相对来说，可以减少一些社会阻力，也相对容易被最高统治者接受，因而它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进步的。然而在事情过去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有几位自称“康党”的学者聚在一起，吹捧“通三统”的汤武“革命”，主张“张三世”的和平进化，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指责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判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没有合法性”，要求“回到康有为”，重新“将儒教立为国教”，这就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了。也就是说，所谓“通三统”、“张三世”之说在今天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糟粕。

毛泽东曾经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说，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一切用得着、有好处的东西，就是精华；一切用不着、有坏处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糟粕。实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也必须以变化了的实践需要为转移。

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并一再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进一步深化，是在新时代建设文化软实力强国的必由之路。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呢？

答案仍然是实践。必须根据实践的需要，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种文化的转化和创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就是人的活跃的思维能力。

从客观上说，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某些文化产品所含历史内容的关注度，往往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唐代诗人宋之问的《渡汉江》：“岭外音书绝，经冬复立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宋之问品行不端，曾以小道诡行趋附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为时人所不齿。武则天死后，宋之问被中宗皇帝流放到岭南，因不堪其苦于次年春逃往洛阳。这首诗就是写他作为逃犯，在接近洛阳时生怕被人告发又担忧家人或遭不测的复杂心情。设若时人，大概会对它嗤之以鼻，至少不会说这是一首好诗。然而数百上千年过后，人们已经不大关注其中的个人化情感，而仅仅留意字面传达的一般性情感内容，因此这首诗也就成了抒写游子归乡情思的代表性作品。孔学等传统文化至于今日更为远矣，其具体的历史内容已经变得相当稀薄，这就为我们抽取它的一般意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主观上说，人的大脑完全可以对认识对象进行抽象性的处理。但是，当我们从传统文化的某种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切不可让它停留在抽象层面。如果是那样，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就会成为另一种“普世价值”，成为超越一切时代、一切阶级的永恒真理。而这，正是那些叫嚷“回归孔孟道统”的人所欲所求的结果。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超阶级、超时代的文化，越是声称“普世”的东西越不普世。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时所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他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是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而设计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比如孔子的“泛爱众”，曾被儒家泛化为普遍的伦理原则，然而在事实上，毋庸说他人和其他时代，就是对孔子本人也不是一贯适用的。冉求背离孔子的政治立场，转而支持新兴封建势力进行农田制度改革，孔子便毫不留情地动员弟子们“鸣鼓而攻之”。这分明是有所爱有所不爱，哪里有什么“泛爱”呢？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绝不进行虚伪的“普世”说教。我们在从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中抽取出它的一般意义以后，必须为其注入社会主义时代的内容，广大劳动群众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时代广大劳动群众可以实践的内容。即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为例，如果将它原有的“其为东周”之“道”改换成马克思主义之“道”，就可以成为理论工作者的座右铭：我们的责任是让马克思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让马克思主义来光大自己。对于忠、仁、爱、义、礼、孝、节、智、信、耻等等儒家的许多概念和命题，都可以进行这样的创造性转化。例如1939年4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开展国民精神总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就曾明确提出：“一个真正的孝子慈孙，必然是对国家民族尽忠尽职的人。这里唯一的标准，是忠于大多数与孝于大多数，而不是仅仅忠于少数与孝于少数，违背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不是真正的忠孝，而是忠孝的叛逆。对于仁义也是一样，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8—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版）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后，习近平同志在这个方面又为我们作出了新的表率。众所周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比如，习近平同志从《大方广佛华严经》和老子《道德经》中吸取营养，把“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和“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熔铸在一起，进而提炼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警言，以告诫全党毋忘自我党成立之日起就确立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国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又比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二十国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轻关易道，通商宽农’。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所引古典出自《国语·晋语》，是作者左丘明对于晋文公政绩的一个重要总结。意思是晋文公重耳在复国以后，革除积弊，减轻关税、简化手续，整修道路、打击路匪，便利商贸、减负劝农，使晋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很明显，这些政策措施贯穿着一个“通”字。轻关易道也好，通商宽农也好，都是要让经济畅通起来、流通起来，这是“穷则变，变则通”的中华传统哲理在施政方面的生动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提出这一重要论断，既是对尚易求通的传统思维和治国经验的借鉴，又是“一带一路”这一和平开放发展战略的对外宣示和倡导。近100年来，古老的中国智慧就是这样源源不断地渗入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的沃土，滋养出一枝又一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艳花朵。

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肥沃土壤，有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迎来社会主义文化的更大发展与繁荣。而强大的文化力量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社会主义中国必将赢得更加辉煌的发展，必将对全人类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因而也必然会成为举世向往、万众倾心的文化软实力强国。对此，我们抱有充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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