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

张文木

1．昨天我们常问“吃了没”，今天我们邻居间常问“孩子在哪个国家读书”，明天我们的问候语中就会有“孩子现在在哪国办公司”。

2．所谓“民企”，它与小农民一样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在国家和外国大资本前，它二者必附其一。力图摆脱国家，试图削弱国企的结果只能为海外大财团吞并，反之它必然要依靠国家。集体所有制若再解体并失去国家保护，在国际大资本前，民企包括小老板在内的相当部分员工将很快变成了要么革命，要么蜂拥进入城市的无业流民。

3．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欧洲人的手埋葬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凡尔赛”世界体系；“二战”后，欧洲人也“以其人之道”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了以苏联为主导的“雅尔塔”世界体系的欧洲部分；今天日本人正在借美国人的手埋葬以美国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的亚太部分，目前美国正在这条道上疲于奔命。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

4．叛国者最可悲的下场不是被祖国惩罚，也不是被为其卖命的主子抛弃，而是在被主子抛弃前先回锅“油炸”一遍，然后再作“人渣”处理，比如向彼得大帝告密的变节者科楚别伊戈尔[1]的命运就是这样。比较苏东剧变至今那些彻底背叛自己祖国的政客们，没有离开自己祖国的戈尔巴乔夫的下场还算是比较好的。

5．2012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家中“因胃部疾病的原因”晕倒造成脑震荡[2]。事实上，造成她大脑震荡更直接原因是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2010年3月美国在东海开始为期长达一年的海上演习，演习为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所打断。随后希拉里又隔海向中国发狠话[3]，希望中国出现“利比亚”式的乱局，结果又是一无所获。2012年9月美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又遭到被美式民主“解放”了的利比亚人民的袭击，造成4名美外交官员死亡。希拉里因此表示将引咎辞职。3个月后，希拉里便出现“脑震荡”。

6．可以说，自隋朝开始，东北亚便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意识到却无力解决这一问题，明朝始，它就成为中国政治大动荡的发源地。1950年6月美军登陆朝鲜半岛，毛泽东宣布“抗美援朝”，由此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可能。这场战争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方式并由此将东北亚稳定至今。

7．西方人弱化其他国家的一般方法是肢解它的版图，而实现这一目的的一般方法是肢解这个国家人民的灵魂。比如现实中的印度众神就是其“种族博物馆”特点在天国的反映。美国的种族不比印度少，但美国人坚称他们只有一个神，那就是耶稣，一个民族，那就是美利坚。

8. 中国历代王朝的国都从长安经洛阳到北京的迁动路线，恰好与东西走向的万里长城[4]及黄河的走势大体平行，这反映了中国历史安全压力点由西向东变迁的轨迹。

9．鲜，美鱼也。羊大为美。《说文》：“鲜，鱼名也，出貉（mò）国。”“貉”为我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国家的泛称，貉族喜食生鱼片。《史记》载，商纣王的叔父箕（jī）子在周武王伐纣后，带着商代的礼仪和制度到了朝鲜半岛北部，被那里的人民推举为国君并得到周朝的承认，史称“箕子朝鲜”。朝鲜人偏爱白色，《礼记•檀方》：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5]。

10．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英美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就有更好的地缘条件和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

11．1962年，印度和苏联分别在中国西南西北边陲滋事，中国国内经济困难尚未缓解，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来。美国文件显示“中华民国正在为至少是试探性的行动进行准备”[6]。3月6日下午，蒋介石与即将离任的美驻台“大使”庄莱德会见，向美再次表示其雄心勃勃的反攻计划。蒋认为小规模的行动不会成功，他需要大规模的行动引发暴动。“蒋坚信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任何迟缓都可能使共产党弥补危局。”[7]6月23日，美国与中国在华沙的谈判代表卡伯特向王炳南表示：在目前的情况下，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卡伯特一再表示美国不愿再看到一场世界大战，他甚至向王炳南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8]

12．如果有那么一天——相信这一天的到来不会太久——中国海监会将非法闯入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并将犯有刑事责任的日本人扣压、交与国家司法审判，接踵而至的就是“台独”分子的末日。“台独”大佬李登辉明白这一点，他多次妄称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9]。

13．政治家是实践地缘政治学的主体。历史上，能够批判性地吸取和运用学者研究成果，充分认识不同地理空间的不同特点，较好地把握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能力的匹配及其矛盾转化关系的政治家，一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为他们的认识会使国家培养元气，行稳致远，而这样的学识恰恰是麦金德、凯南、布热津斯基等地缘政治学者力所不及的。

14．稳固的权力是长在土里的，可许多官员却认为它是上司赐予的，结果不服水土的官员或政权被当地人民打倒，而那些扎根于人民土壤之中的干部则得到人民的拥护。斯大林说：领袖来复去，人民却留着，只有人民是不朽的；毛泽东说：将来如果右派上台，我断定他们是长不了的。

15．国力的大小在于节制。把握好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匹配关系：目标大了国力小，目标小了国力大。故而没有辩证分析的“国力对比”是不靠谱的。基辛格明白这一道理，他说：“美国必须小心，在她执行全球外交政策的财务、军事资源都被削减之时，不要去增加道德承诺。皇皇大言，没有能力或意愿做后盾，会使美国在其他所有事务上的影响力消退。”[10]

16．诱倒拳手的最佳时机是其双脚悬空后身体失重的瞬间，而击倒敌人的终极方法是使之脱离群众。

17．历史就是斧头即阶级专政的反正。

18．人生最不能做的就是赢的不多输则破底的事。

19．美元的特殊性就在于构成美元要素的二元对立：美元是美国的，而美元上的资产却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的而是华尔街的。华尔街如果财产转移，美元剩下的就只是一个空壳。

20．外交战略如搭积木，使形势有利于本国，而不是将积木砸烂或打散。16世纪法国大政治家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年）说：“要加以支撑的事物和支撑事物的力道之间，应该互相保持几何比例。”[11]基辛格也说：“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12]

21．历史是必然的，但表现却是偶然的；思维是辩证的，但行动却是片面的。

22．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13]为墟。”[14]这是说琉球、台湾地区和朝鲜半岛齿唇依存的关系；但如果将日本1895年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连贯起来，其展现出的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也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将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多出自从新疆至东北三省乃至朝鲜半岛的“广大条形地区”[15]；这一地区两端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定鼎于此线的长安、洛阳、北京等国家京畿中枢，如果中枢对发生于这一地区的事变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退向中国长江一线。而中原政权退至江南引发的必然结果要么是国家分裂，要么是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毛泽东对打过“三八线”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美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深层原因；明乎此，也就明白毛泽东告诉周恩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

23．在人们思维中，不同的是对概念的定义而不是概念本身。故而，接受他人的概念而另做解释，是许多政治人物贯彻其意志的巧妙方法。

24．在资源稀缺的沙漠地区，国际边界多为直线，这说明此地没有什么好争的；而在资源富饶区域，国际边界曲折多变，这说明这些地方是必须要争的。

25．强不在霸，而在自强。中国强起来的目标是争权利，而不是争霸权，它不是要走向世界跟人去争个高低，而是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立于民族之林并为世界人民做出较大的贡献。

26．今日的欧洲人已有了“前度刘郎今又来”[16]的自得，而此时的美国在不断堆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却有了一种被逼出欧洲的莫名失落。螳螂捕蝉，黄雀在后。2007年，就在欧盟统一欧洲任务接近完成并准备向地中海南岸即北非推进、其政治版图基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的前夕，美国人所获得的诺贝尔奖大幅增加：2007年至2012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7]。此后美国经济似乎得了“肾衰竭”，在危机中日益不能自拔，国力不振，政治上出现人民“占领华尔街运动”。欧盟——2011年利比亚内战中反政府力量的支持者——获得2012年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欧洲人对欧洲大陆接近统一的庆贺。

27．战略能力，本质上说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转化矛盾而不是消灭矛盾的能力。矛盾不能消灭，只能转化。有唯物论而不掌握辩证法的人立场坚定却没有能力，有辩证法却无唯物论，其能力因无根底终会转化为机会主义、风头主义、神秘主义或折中主义。

28．中国文化中对“天”的敬畏就是对自然法的敬畏。自然法是阶级法权的抽象，它本质上是人民法。毛泽东说：“上帝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18]中国洋派文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只敬由阶级法权派生并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成文法，结果必然要受到自然法——比如大小人民革命和运动——的一次次惩罚。

29. 人民，是一个多数主体的概念，而主体认可——不管这种认可采取的形式如何——是法权产生的法理基础。法权本质上是不需其他阶级认可的天然正当的权利[19]。

30．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同彭真、陈伯达、王鹤寿等谈话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共产党宣言》，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的。《诗经》《论语》，孔夫子那些东西，还有《道德经》，谁给他稿费呢？《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什么人写的？也不是因为稿费。这些都是因为有一种需要，才写出来的。”[20]故此，毛泽东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概念。法权，意即无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权利：有资产阶级法权，也有无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比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和无产阶级法权——比如“造反有理”的观念，都是在本阶级中无须论证的天然合法的权利。

31．1958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万人到三万人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都将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21]1959年年底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注道：“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22]

读了这些，使人联想到2015年5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讲话，习近平说：“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也是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23]

两次讲话虽时隔57年，但其缩小“三大差别”和城乡“共同富裕”的思想内核仍一脉相承。

32．工作上要抓铁有痕，政治上，尤其是对敌斗争上则要刺刀见红。

33．历史上还没有离开拳头就能做生意的事。生意做到最后还是由拳头定局。有人不同意，说世界秩序是由法律奠定的。但法是由自然法和成文法组成的，自然法在相当的时候是力学表现，力学结构确定后，才有成文秩序。力学的事在人类历史中就是拳头的事。

34．日本右翼若真要睁眼说瞎话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那最好同时也否认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的事实。

35．清人严遂成作咏李克用和李存勖的诗《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1962年，此时中国社会主义处在“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境地，12月22日，毛泽东默录此诗[24]。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再次手录严成遂《三垂冈》一诗[25]，其意高深，当为今人认真领会。此时中国已经崛起且抗住并战胜了帝国主义一百多年的飞扬跋扈和软硬施压；尽管如此，中国一面对苏，一面反美，无力单枪匹马地改变世界，但只要能固守“昆仑”，坚持地区性守成，“深挖洞、广积粮”，不搞世界性扩张，我们就能“阅尽人间春色”[26]，最终看到世界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改变。

36．平原与山地具有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功能。前者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成建制的装备及其部队军力合成，而后者则有利于分解成建制装备和部队的合力，这给游击战留下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中国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地和高原占全国总面积的2/3，这样的地形围绕华北平原由西向东形成半月形包围，它们犹如耸立起的一簇簇铁刃，将进入其中的形成于平原地带的集团军战斗合力瞬间以碎片化的方式予以消解，而使能发挥当地人民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游击战的优势成倍增加。这不仅是将欧洲军事理论生搬至中国境内作战的西方入侵者无不以失败告终的重要原因，也是模仿欧洲军事理论的国民党军队在与军事理论完全本土化的共产党军队作战时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

37．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的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27]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28]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中世纪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中亚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南向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来的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中亚伊斯兰诸国和中国（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国、蒙古帝国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英国、沙俄、苏联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试图填充中亚，其结果也都是短命和失败的；但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的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接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38．想联合贫农却不“打土豪、分田地”，想联合工人而又不斗资本家，研究“人民内部矛盾”而又不知敌人在哪里，搞社会主义却又有意回避人民民主专政，搞马克思主义而又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其结果无异于戈尔巴乔夫式的痴人说梦。

39．右派是左派的磨刀石；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左右两派是靠其对立面的消磨而成长强大的。右派如是刀刃，左派就是刀背，刀刃越磨越薄。刀刃越薄，刀背就愈厚。左派依靠的是人民，而右派依靠的是资本。资本的一分胜利，就会为左派送去十倍的力量，因此，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

40.政党主宪，为护大宪可越过法律；政府主法，变法不可违宪。1906年列宁指出：“专政就是不受限制的、依靠强力而不是依靠法律的政权。”[29]卢梭说得更明确，他说：“如果危险已到了这种地步，以致法律的尊严竟成为维护法律的一种障碍；这时候，便可以指定一个最高首领，他可以使一切法律都沉默下来，并且暂时中止主权权威。在这种情况下，公意是无可怀疑的；并且很显然，人民首要的意图乃是国家不至于灭亡。”[30]

41．折中，当以“折重”待之，没有重点的持中，凡事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是要误事的。

42．准确测评自己的方法不仅要看你的朋友，更要看你的对手，对手的“段位”就是你的水平。

43．英雄的高度即民族的高度。战后日本政要将一堆有战无略的“二百五”供奉为“靖国神”，这使大和民族更加没有出息，使日本国更加没有前途。

44．毛泽东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他曾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31]

45．1973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回答基辛格“目前中东的问题是防止苏联取得统治地位”的问题时，指出了苏联的短板。毛泽东说：

苏联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它要对付这么多方面，从太平洋讲起，有美国，有日本，有中国，有南亚，往西有中东，有欧洲。统共只有一百多万兵，守也不够，何况进攻？要进攻，除非你们放它进来，把中东、欧洲让给它，它才放心。这样才能把兵力往东调。我们也牵制他们一部分兵力，也有利于你们、欧洲、中东。比如在蒙古，它就驻了兵。我的意见是这个苏联野心很大，就是欧洲、亚洲两个洲都想霸占，甚至非洲北部，但是力量不够，困难很大。[32]

历史上看，苏联的边界不能走得太远，在远东形势稳定的条件下，它力量延伸到乌克兰东部，一点问题也没有；到东欧，也还勉强说得过去。正因此，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到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了关于分割东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从1815年迄今的欧俄边界进退变动线可以看出，丘吉尔和斯大林划定的这份《百分比协定》，与欧俄战略力量的平衡点大体相符。

46．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

47．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是地下的七尺厚土——它滋养了这个民族上千年，而非地上的房产——它只能养活一个国家几十年。高科技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而且随各国科技能力的迅速发展，其产权寿命越来越短，因此，它与实体经济相比，并不具持久优势；只有“自己的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33]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48．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尽管有墙的邻居也有矛盾，但这种有界限的矛盾总比那些没有墙的邻居矛盾好调节。今天中俄关系的改善，除了利益交合点增加外，还有边界问题基本解决。与此不同，中美矛盾上升的原因并不是中国对美国让渡利益不够，而是可让的都让了，剩下的（比如台湾）已是不能再让了。与北约东扩进入乌克兰将威胁到俄罗斯的生存底线的道理一样，美国将中国利益边界压在台湾以西，会使经济总量已相当可观的当代中国失去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当然是我们不能接受并必然要与美国斗争的。这是中美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中国争取包括台海统一在内的西太平洋利益，解决这个新的利益边界，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他则无从谈起。

49．国际公法，亦称国际法，调整国家之间相互关系有约束力的原则和制度的总和。公法与私法的关系，实质上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所以国际公法又称万国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始于罗马法学家乌尔披亚努斯，其标准是：规定国家公务的为公法，规定个人利益的为私法。前者如政府组织、公共财产管理等，后者如涉及双边或多边利益的诸如调整家庭、婚姻、物权、债权、债务和继承关系等的法规。公法是组织内全体参与者要遵守的，私法是其中部分人群协定或协议后要遵守的。

如此类推，国际公法适用于国际社会所有或大部分被承认的主权国家，而国际私法，是其中若干国家以双边或多边条约等形式确定的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它仅适用于参与其中的国家。部分从属整体，私法低于并服从公法。公法和私法既有区分又可以相互转换。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轴心国之间或同盟国之间缔结的各类条约或协定等，相对于《凡尔赛和约》来说就是各方的私法。轴心国失败后，同盟国的条约、协定和公告等便上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公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雅尔塔法权体系。与此相应，其中只有部分国家参加和承认并因此仅适用于这些国家的《旧金山和约》[34]，也就成了低于且从属于雅尔塔国际公法的国际私法。

50.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在成都游览杜甫草堂时，望着陈列在橱内的杜甫诗集说：“是政治诗”[35]。诗言志，其实，我们在读毛泽东的诗词时也应有“政治诗”的视角。1935年10月，红军越过岷山，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这首诗是理解毛泽东在1972年提出的“不称霸”思想的较早版本。诗曰：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36]

注 释：

[1] 马泽帕为了控制乌克兰，同瑞典国王查尔斯密谋反对沙皇彼得一世，科楚别伊向彼得一世告发马泽帕与瑞典勾结反对彼得一事，彼得为了把马泽帕争取到自己一边，就把科楚别伊“告密”一事告诉了马泽帕，结果马泽帕处死了科楚别伊。

[2]《希拉里脑震荡仍未痊愈 正在家中康复休养》，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2/3427236.html。

[3] 2011年5月13日，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主动谈到中国，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徒劳的）。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英文原文：“they are trying to stop history, which is a fool's errand. They cannot do it. But they're going to hold it off as long as possible.”）

2011年9月30日，在中国国庆前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代表美国向中国发来“贺电”，说：“我们两国正在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时刻，发展两国领导人所展望的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美国致力于中国的成功，因为一个繁荣的中国有利于美国，一个繁荣的美国也有利于中国。”“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2周年之际，无论你们与家人还是与亲朋好友一起庆祝这个节日，请记住美国作为一个坚定的伙伴和朋友与你们站在一起。”

资料来源：

1. Close Hillary Clinton: Chinese System Is Doomed, Leaders on a 'Fool's Errand'，By Jeffrey Goldberg，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5/hillary-clinton-chinese-system-is-doomed-leaders-on-a-fools-errand/238591/3/。

2.《克林顿国务卿的声明》（2011年9月20日）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chinese/texttrans/2011/09/20110930161747x0.561195.html#axzz1ZU1uCpV7。

[4] 长城是古代中国在不同时期为抵御塞北游牧部落联盟侵袭而修筑的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的统称。长城东西绵延上万华里，因此又称作万里长城。现存的长城遗迹主要为始建于14世纪的明长城，它东起横贯辽宁东虎山，经河北、天津、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至甘肃嘉峪关，全长8851.8公里，平均高6至7米、宽4至5米。

[5]［唐］孔颖达疏：“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谓三统。”陈戍国撰：《四书五经校本·礼记·擅弓上》，岳魔术麓书社2006年版，第365页。

[6]《国家安全委员会罗伯特•柯莫致邦迪函》（1962年1月29日），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0页。

[7]《驻中华民国大使馆致国务院电》（1962年3月6日下午2时），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3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8] 转引自苏格著：《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页。

[9]《李登辉出卖钓鱼岛“丧权辱国”被控外患罪 最高可处死刑》，

http://news.hainan.net/guonei/guoneiliebiao/2015/07/28/2471341.shtml。

[10]［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版，第785页。

[11]转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2页。

[12]［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13] “三韩”是指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后4世纪左右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三个部落联盟即马韩，辰韩和弁韩，后亦指朝鲜半岛。

[14]《名人名家抗战诗词选（1932年5月～1945年9月）》，《党的文献》2005年第5期。

[15] 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16]［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17]“从1901年首设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去年为止，总计有71位美国公民单独或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梳理2007年至今年，美国经济学家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人再次拿走诺贝尔经济学奖》，《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6日第4版。

[1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0页。

[19] “法权是反映在法学上的、由法律承认和保护的社会全部利益、具体表现为各种形式的法定之权。”“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法权实际上是掌握了立法权的那个阶级即统治阶级主观认定的利益，只不过采取了全社会的整体利益的形式。”“在法学的范畴体系中，法权处在核心地位，其他范畴，包括权利、权力和义务在内，都处在相对次要的地位，认为在各种利益分析单元中，法定之全部利益是一国之最高利益，个体利益、公共利益和其他利益都不能与之比肩；认为在一国的全部财产中，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虑，应当是归属已定之财产总量的保存和增殖，如此等等。”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6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6～467页。

[2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2～423页。

[2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60页。

[23]《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http://www.shm.com.cn/ytrb/html/2015-05/02/content_3095783.htm。

[24]诗的原文为：“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页。

[25] 参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459页。

[26]毛泽东：《念奴骄·昆仑》（1935年10月）。

[27] 上古史在欧洲一般是指最早国家出现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这段历史。

[28] 中亚帝国，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34～前323年，笔者认为，它本质上是欧洲人建立的中亚帝国，是希腊人对波斯帝国西扩的逆推和重演，这与后来的沙俄帝国是对蒙古人西扩的逆推和重演一样）、安息（公元前249～226年）、贵霜帝国（公元1世纪至5世纪）、阿拉伯帝国（公元7～11世纪）和蒙古帝国（12～13世纪）等。

[29]［俄］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30]［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0页。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4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33]《习近平：饭碗主要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

http://www.zj.xinhuanet.com/newscenter/rb/2013-07/22/c_116633018.htm。

[34]《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48个战胜国与战败国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所签订的条约，并于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该和约主要是为了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领土及国际地位问题。和约签订时，身为主要战胜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美国、英国、法国等国排除在外，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和约签订至今均未承认过该和约。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9页。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