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和中国语文课本的演变看为何成立教材委

鹿  野

“……你心目中净是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尔，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你们受到你们的富尔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

这是苏联老作家柯切托夫1969年出版的著名小说《你到底要什么》里面的一段对话。这部小说揭露了苏联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日益严重的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侵蚀，特别突出了文艺领域和平演变对青年的影响。但是，于1973年去世的这位苏联老作家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倒真的是一语成谶。从1989年到1990年，苏联高校文学专业的文学史教学大纲进行了一次大修。原本22位重点作家中，仅保留了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等八人，删去了富尔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十四人，增加了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等十三人。在文学教科书还没有完全编成的时候，1991年苏联便解体了。

不过，柯切托夫之所以成为“预言帝”，本身也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苏联意识形态，特别是文艺观发生的静悄悄的变化。笔者在这里先简单对苏联中学和高校语文教科书的变化做一下梳理，供朋友们参考。

很多朋友可能一提到俄罗斯文学，马上想到十九世纪的七大经典作家。也就是托尔斯泰第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普希金第三，然后依次是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莱蒙托夫这四人。然而，实际上这个排列主要是西欧和美国的排列方法。在俄罗斯人眼里边，特别是在斯大林时代，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沙俄经典作家序列。也就是普希金第一，托尔斯泰第二，果戈里第三，然后依次是契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这四人。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肖洛霍夫在斯大林时代的地位并不高，是由于西方给了他诺贝尔文学奖他的地位才上升了。实际上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斯大林时代中学语文课本中关于苏联的文学，一共只有六位经典作家，其中高尔基一个人就占了苏联文学总篇幅的的三分之一(130多页，28个课时)，篇幅之多，仅次于俄罗斯文学中的普希金(36个课时)而占第二位。剩下的五位经典作家依次是马雅可夫斯基、肖洛霍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和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的地位虽然远远不如高尔基，但是在苏联文学中也就排在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之后位列第三。当然，斯大林在高度肯定肖洛霍夫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也批评了他的创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其实，这一时期六大经典作家中，被完全肯定的只有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人，但是其所占的课时与篇幅是六人中较少的。这是因为斯大林认为文学成就与思想倾向不能画等号。就好像斯大林时期在俄罗斯文学的七大经典作家中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评价是最正面的，但是篇幅却要比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少很多。

肖洛霍夫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文学教材便开始了修订，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写过《群魔》等一些攻击革命的小说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列入了经典作家的范畴，而且地位越来越高。而具有革命倾向的经典作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涅克拉索夫虽然勉强保持了经典的地位，但是其在教材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当然，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还是苏联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时期开始出现了推崇十月革命前所谓白银时代的倾向，一些虽然拥护十月革命，但是其作品中还带有浓重的旧俄罗斯色彩的作家，如勃洛克和叶赛宁进入了经典作家的行列。

在勃列日涅夫后期，基本上完成了教科书中对于经典作家的再构建。1979年版的苏联中学语文课本关于苏联文学史的经典作家共有九人，也就是高尔基、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其中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肖洛霍夫这前三甲虽然没有变化，但是高尔基的比重大大降低了，由原来的130多页减到42页，从总篇幅的1/3减到1/10。如果说斯大林时代这个经典作家序列中，以高尔基为中心，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些偏左的作家和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这些偏右的作家大体旗鼓相当的话。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代通过增加三位虽然拥护十月革命，但是相对偏右一些的作家，就已经开始导致教科书的失衡。另外，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史也完成了对于经典作家的重构，基本上和西方鼓吹的“十九世纪的七大经典作家”接轨了。

同样，这一时期高校的教科书也作出了重大调整，诸如1974年高校文学史教科书中列了22位重点作家，像叶赛宁和普里什文为代表的一些沙皇时代就成名作家受到高度重视，而像富尔曼诺夫这样的作家虽然保留了经典作家的地位，但是评价不断降低。创作了《真正的人》的波列伏依等作家则失去了经典作家的地位，更不要说坚持社会主义的柯切托夫和巴巴耶夫斯基了。1982年出版的作为苏联高校语文专业的教学参考书的叶尔绍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则走得更远了一步，其重点介绍的八位作家为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革拉特科夫、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列昂诺夫、特瓦尔多夫斯基，著名的红色作家法捷耶夫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第一次不再被作为重点作家。另外，该书还高度评价了普拉东诺夫、左琴科和布尔加科夫等人丑化社会主义的作品。

当然，更根本性的变化还是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我们本文开头中所说的。1989-1990年的高校教科书大纲调整中，原有的22位重点作家中只保留了8人，也就是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普里什文、肖洛霍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像别德内依、富尔曼诺夫、绥拉菲摩维奇、革拉特科夫、特列尼约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马卡连柯、伊萨科夫斯基、维什涅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吉洪诺夫、波戈廷、法捷耶夫和费定这14人全被删去，其中不仅包括富尔曼诺夫、法捷耶夫、马卡连柯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几乎全部比较激进的红色作家，甚至包括普罗科菲耶夫、费定等很多中间偏右的“同路人”作家。新增的扎米亚京、曼德尔什塔姆、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施瓦尔茨、阿勃拉莫夫、索尔仁尼琴、阿斯塔菲耶夫、特里丰诺夫、舒克申和拉斯普京这13名经典作家中没有一个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除了舒克申和拉斯普京等个别人以外，新增作家的代表作品全都是激烈反共的。严格说起来，调整以后的大纲中比较激进的革命作家只剩下了马雅可夫斯基一人，强烈反共的作家则占了一半以上。

在苏联解体以后，教科书为了彻底清除苏联的影响又做了一次大调整。1993年的高校文学史教学大纲中将经典作家一下子增至49人，新增了布宁和茨维塔耶娃为代表的一些长期流亡在国外的作家。经过这次调整，强烈反共的作家大约占了十之七八。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学语文课本与此类似，经典作家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九人增加到26人，但是删除了斯大林时代就存在的三大经典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和阿•托尔斯泰。这样一来，信奉社会主义的作家在经典作家中只占了1/10，强烈反共的作家占了十之七八。可以说到此为止，苏联语文教科书的和平演变最终画上了句号。

回顾苏联这一段教科书改编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语文教科书也有类似的变化。不要说是赵树理、贺敬之这样根正苗红的作家，即使是民国时期就已经出名的茅盾，也因为其左翼的思想而在课本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而诸如像沈从文、张爱玲为代表的就有反共倾向，甚至当过汉奸的作家地位不断上升。其实如果单纯论文学水平来看，今天的作家恐怕加在一起也写不出茅盾的《子夜》这样的作品，但是诸如像沈从文和张爱玲这种缺乏社会价值的言情小说，在网络上都可以一抓一把。事实上，中国专家们所谓的“纯文艺标准”不过是“另一类型的政治”罢了。

据统计，1978年高中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占了选文总数的7.44%，其他革命作家的作品占了选文总数的34.71%，而非革命的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只占了6.61%。到2000年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中，这个比例则颠倒了过来，三者分别占选文总数的3.96%、3.96%和20.79%。新世纪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狼牙山五壮士》、《谁是最可爱的人》等红色经典与鲁迅的部分作品退出教材均引发了很大争议。特别是最新的2016年“部编本”教科书中，胡适、钱穆和梁实秋等连作家也很难算上的逃往台湾的反共文人的作品大量入选教材，茅盾和赵树理等倾向革命的名家却一篇也没有。这种打着去政治化名目歌颂反共文人的“民国范”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高校语文教科书与中学类似，几乎所有版本的现当代文学史都充斥着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漫骂和对“民国范”的吹捧，笔者就随便摘取两段对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变化的描述：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制约下，文学观念由军事轨道转入政治轨道，两军对阵的思维模式具体地表现为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的教条模式。在文学外部，通过一系列的政治批判运动，改造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积极性，努力实现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设想;在文学内部，则要求将文学变成“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像“齿轮与螺丝钉”的关系。这些文艺思想和政策，都可以从这一时期的战争文化规范上得到解释。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有不少研究者把这一时期有些违反文艺创作规律的现象归咎于当时中共党内一度占主流地位的“极左路线”，但是，政治路线并不是主观凭空设想出来的，它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文化心理与路线制定者思想感情的投合。(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

这一时期作家的“文化素养”，也与“五四”及以后的现代作家有着不同的侧重。后者中的许多人，经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传统私塾或新式学堂)，许多人曾留学欧美日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学，有较多的了解。不管他们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持何种态度，这种较为深厚的素养，提供了开拓体验的范围和深度，和在艺术上进行创造性综合的可能。五六十年代的“中心作家”，则大多学历不高，在文学写作上的准备普遍不足。他们的生活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方面，在以后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对文化上的缺陷加以弥补，来保证其写作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因此，如果要是比较苏联与中国的中学和高校语文教科书，就会发现中国现行的语文教科书已经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攻击革命和美化旧中国几乎成了教材编订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因此，国家成立教材委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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