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反对四种错误倾向
图为2014年习近平9月10日习近平在北师大,北师大教师参加了全国课标的制作,习近平从展台上拿起一本课标书翻看。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如何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牢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以古非今、简单复古,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妄自菲薄、去中国化等四种错误倾向。
一、坚持客观对待、辩证分析,反对全盘否定、虚无历史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全盘否定、虚无历史的倾向,其主要表现是,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把传统文化说得一无是处、漆黑一片。其主要危害在于,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否定了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而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也就成了伪命题。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看待文化与历史问题。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会阻碍和束缚社会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其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和其思想精华在今天依然具有的借鉴价值。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5000多年而绵延不绝,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现实来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向上向善”的、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精华,依然可以对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积极作用,为我们认识并改造世界、治国理政、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否定和无视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不是一个虚无缥缈、无关痛痒而是一个实实在在、关系重大的重要问题,不是要不要回答并解决而是怎么样回答并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反对以古非今、简单复古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以古非今、简单复古倾向,其主要表现是,美化历史,主张复古,照搬古代历史上的做法,甚至提出“以儒治国”“以儒代马”的主张。其主要危害在于,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关系,模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差异,企图动摇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本质上还是如何客观辩证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有益成分并不能代替其思想糟粕和历史局限;中国传统文化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具有的时代价值,也不能掩盖曾长期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导地位并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中的许多落后、消极因素,曾束缚和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事实。因此,对待传统文化,既不能无视其历史作用和时代价值,把它说得一无是处、踩到地上,视之为影响中国进步的万恶之源,又不能忽视其局限性和落后、消极因素,把它说得尽善尽美、吹上天去,视之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妙药。
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革命、建设、改革的一条根本成功经验,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有效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新的实践。这其中的中国具体实际当然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推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必需因素,二者互为需要、不可割裂。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没有区别、不分彼此甚至可以相互取代。实际上,它们不仅有时代性上的差异,更有层次和本质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立身之本,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具有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历史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不是谁强加给我们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多方比较、反复检验后作出的自主的历史的选择。
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要动摇和代替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是要坚持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资政育人的作用,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三、坚持兼容并蓄、交流互鉴,反对故步自封、盲目排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故步自封、盲目排外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自满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文化成就,排斥甚至拒绝学习、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成果。其主要危害在于,看上去“维护了民族文化自主性”,实际上违背文化发展规律,封闭日久难免走向没落。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文化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每种文明和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人群中产生和发展的,都有自己的本色、长处、优点,相应地也就都有需要丰富和提高之处。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各有千秋,只有姹紫嫣红之别,而无高低优劣之分。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文化优越论是不切实际的。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文化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不管它曾经如何辉煌,如果陶醉于过往的辉煌,故步自封、封闭排外、不思进取,必然会陷入僵化、走向衰败。这是文化和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遭受各种磨难而绵延不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特性,注意在同其他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中汲取有益的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因此,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不能故步自封、盲目排斥域外文化,而且还应虚心学习、积极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推动中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四、坚持文化自信、洋为中用,反对妄自菲薄、去中国化
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妄自菲薄、去中国化倾向,其主要表现是,以洋为尊,唯洋是从,盲目追随所谓“现代潮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主张割断历史,去中国化。其主要危害在于,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消除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模糊中华民族的来路,扰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既定部署。
这一问题与上一问题,也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本质上都是属于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与域外文化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是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国家、民族凝神聚力、团结一致的重要前提,所谓身份认同,也就是要知道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和思想灵魂。如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不坚守甚至放弃自己的身份认同,不了解甚至有意模糊自己的来路,不正视甚至全面否定自己的历史,不珍惜甚至彻底贬损自己的思想文化,就会行无依归、丢魂落魄,就会失去方向、陷入迷途,就会丢掉根本、丧失命脉,这样的国家、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其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和突出优势。
因此,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创造的优秀文化成果,既要认真学习借鉴,为我所用,又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坚定文化自信,坚决反对妄自菲薄、唯洋是从,甚至搞削足适履、去中国化的思想与做法。
上述四种思想倾向本质上的错误是共同的,就是在如何看待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功用与局限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关系的问题上,脱离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机械地而不是辩证地、片面地而不是全面地、割裂地而不是联系地、静止地而不是发展地看待问题。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科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处理有关问题,核心的要求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稳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是根本前提;二是始终坚持辩证看待、鉴别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善而从,这是基本方法;三是始终坚持立足当下,着眼于“用”,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将其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最终目的。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两句非常凝练的话:“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强调的“科学”“忠实”,其题中之义至少包含上述三个要求。
(作者:高长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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