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具有伟大的包容精神，它是世界上少有的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母体文化。从晚明以来，中国正经历着第二次伟大的文化吸收和融合，即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形成中国自己的现代文化。在这期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而使中国文化有了新的形态，新的内容。

　　第一个阶段：从晚明万历年间到乾隆年间约三百年，是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和学习。从晚明以来，中国文化和思想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消化经多种方式传入的西学。在明末清初之际，西学还是以一种平和的态度在中文话语环境中扩展影响，文人举子们也是以平和的态度看待西学。虽然期间也发生一些文化的冲突，但士人在读“西儒”的书时，尚有自己本土文化的底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汉学家李约瑟将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称为“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将其称为这是“中西关系史上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时期，这是中国和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高层知识界的第一次接触和对话”。在这个阶段，中西方文化在一种平等状态下相互学习，中国文化也开始了它的重要变迁。

　　第二个阶段：从晚清到新中国诞生，是中国在西方的压迫蹂躏下，痛苦地学习西方的过程。西方以殖民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使中国传统文化从制度上瓦解，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藉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在学术上，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这个阶段的最大成果就是中国人通过学习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中国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国家独立，完全摆脱了西方的压迫，中国的半殖民地时代结束了。

　　第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这是中国在学习西方，探索走自己的路的阶段，也是通过文化自觉使中国文化获得新生和伟大复兴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赶走了占领中国领土的西方殖民者，恢复了国家的独立，并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做了重要的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新的阶段。中国经济以每年8%的增长速度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其成就之巨大令世界惊愕，其发展之快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的逻辑，它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并非空中楼阁，中华文化是其伟大成就的思想支撑。中国的古代、近代和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断裂的文化，中国古代文化并未死亡，它以新的形态存活在当代文化中。中国不需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西方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而是学习西方乃至世界各种先进和优秀的文化为我所用，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新的文化。

　　中国文化从晚明以来的四百年历史有着一个一以贯之的逻辑和思想：学习西方、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自觉性使得中国文化获得新生。

　　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沿着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也可以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但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扩张，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70页）中国原有的自然成长的道路被西方所打断。从而，被动、急迫、短促构成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特点。

　　作为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国近代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走出了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样一条独特的道路对中国当代文化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当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之路时，西方已经开始有了“后现代”的问题，即后现代的思潮对现代化的批判与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本点展开的社会理论。对中国来说，双重性问题同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一方面，要走现代化之路就要学习西方现代化的理论和思想，批判封建主义，克服农业社会的思想和观念；另一方面，我们又要面对西方后现代思潮，对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思想保持警惕。对于在被西方侵略与凌辱的过程中开始现代化之路的中国来说，接受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是有其历史根由的。中国主要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或者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现代化的，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理解西方的现代化思想和历史。

　　上述这种双重性问题，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认识西方的现代道路时产生了困惑，从而在对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理解时比过去多了一个视角，但也带来彷徨乃至混乱。梁漱溟和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一些认识就是摇摆于二者之间。这种双重性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近现代优秀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命运的理解。如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所说：“中国知识界还没有来得及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历史进步性取得较深入的认识和应有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的各种批判已纷至沓来。……由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作为工业社会的共同特征缺少认识，也就很难对现代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具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中国现代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弱点。对于现代世界新文明，不论是西方人创造的还是东方人创造的，要想拿来并不那么轻松，必先认真学习，只有深入理解，才能吸收，只有融会贯通才能超越，这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大概已成定论。”（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的论争文选》，黄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

　　这种双重的矛盾和双重的使命，也使得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能照搬西方的道路，从而开始有了文化觉醒。虽然这样的觉醒常常伴随着彷徨，在两种使命、两种任务面前常常使中国人对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看得不太清楚，并因此常常出现摇摆和争论。但正是在这样的争论中，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始自觉，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日渐明朗。因此，在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绝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它还是上面提到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双重矛盾的一个当代解决的方案，它的提出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根基。

　　一般认为，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必然造成传统和现代化的冲突，传统文化愈深厚的国家这种冲突就愈加持久。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却证明：“中国的现实思想生活却正是沿着折衷的道路在走着，具体表现在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亦中亦西，甚至是倒中不西。这说明民族传统事实上是既离不开，也摆不脱的。传统与现代性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体’，背弃了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化或半殖民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自从中国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落了自己天朝传统以来，中国知识界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艰苦的历程，最后才达到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认识。……但什么是‘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国情’？到底也没有很好解决。要么是鼓吹中国事事不如人，而唯洋是崇；要么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而盲目排外。前者导致思想浮游无根，产生精神失重现象。后者导致闭关自满，甚至盲目至大。”（同上书，第39、42页）

　　百年探索，百年争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和中国现代化道路，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中国文化的现代变革面前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前所未有的彷徨，前所未有的分裂和矛盾。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对自身的不断反思和批判，已经开拓出了新的道路，使中国文化呈现出了新的气象、新的局面。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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