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这位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探讨他的生平业绩和身后遗产，从中吸取思想精华和精神力量，这对于新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一切先人留给我们的，根本上说来就是文化。“文化”范畴广义地说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获得的全部成果的总和，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的能力、产品、行为方式，这些成果在人类历史中积淀和展开。“文化”范畴的狭义规定则仅指人类在精神生产中所获得的成果，包括精神生产的能力、产品和行为方式，这些成果集中地表现在现实的精神生活之中。“文化”范畴的广、狭二义是联系着的，二者之间既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又是泛在与精要的关系，共同构成人类和各民族世代传承繁荣的根系。本文主要在狭义上讨论文化问题，认为，深入探寻毛泽东全部贡献的文化价值，确定他在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地位，借此进一步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历史大潮中涌现的空前巨人

　　历史人物的地位是由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历史使命的价值决定的；同时，也是由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使命决定的。毛泽东作为20世纪在中国起了最重要作用的伟人，他处在中华民族历史的根本转折时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贫弱社会向富强社会、从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向消灭剥削的社会前进，其意义超过中华民族历史上任何一个转折。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了这场大转折，奠定了民族新历史的坚实基础。毛泽东一生有两大功绩：其一为成功而卓越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引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其二为开始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艰巨探索，创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初步基础。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以短暂的一生来完成上述历史大转折，但毛泽东以成功的革命和对建设的富有价值的探索开辟了民族历史走向未来美好社会的新时代。由此可以作出结论：毛泽东是伟大的历史人物、空前的民族英雄。

　　中国的历史大转折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性综合性的大转折，它要求领导这场大转折的历史人物具备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的全面才能；这个时代大潮造就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以他的全面才华适应了时代对他的需要。毛泽东是创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智慧卓绝的理论家，是缔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胜了内外敌人的谋略超人的军事家，是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坚毅灵活的政治家。但人们也不要忽视，他又是站在历史潮流之前、开创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文化巨人。毛泽东如同一块多面的巨大钻石，每一面都闪烁着炫目的光华。对这一点，国际国内有识之士都是公认共颂的。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指出：“毛泽东不是一种，而至少是五种类型的人。他是点燃反抗烈火的农民运动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军事指挥家，是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伦理的新形式；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超越了古代和近代的伟人们。毛泽东品评过前资本主义时期民族历史人物，说他们有卓越的文治武功，然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作为新时代的民族英雄却不是这样，其文治武功天翻地覆，同时又有文人气质，诗人情怀，文采飞扬，风骚卓绝。他是不带枪的军事统帅，又是带着笔的千古文才。

毛泽东作为新时代的文化巨人，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大体说来，从1901年上学开始，到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文化上兼收并蓄、不断探求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前期，他刻苦地学习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和研究过西方近代先进的文化思想；后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在各种主义的比较选择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阶段的自始至终，他作了切实有力的文化积累的努力，并贯穿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反叛精神和豪杰性格。从1920年到1957年是第二阶段，作为不断成长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光耀千秋的丰功伟绩。这个阶段的前期，他经过实践和探索，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向；中期，他成为中央领导核心，实践了自己提出的方向，创造了辉煌的理论、文化成就；后期，则是在夺取政权以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和文化批判，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从1958年到1976年逝世是第三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实践发展和文化选择中所造成的思想文化上的内在矛盾逐渐失去其协调性，从而给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工作蒙上灰尘、带来危害。在这个阶段中，他依然表现了不竭进取、力争创造的文化态度，然而也由于他的超越现实的空想、不顾建设使命而仍用“马上夺天下”的方针来对待现实，也曾在一段时间内造成了文化上的荒芜和扭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根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也不能掩盖终其一生成就其为文化巨人的功绩和魅力。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雄文33卷，留下了思想深邃、精神豪迈、文采飞扬的诗词67首；留下了他所领导的革命文化的伟大成就。

　　二、毛泽东辉煌的文化业绩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巨人，有的以其思想之切实、深远而立其功；有的以其诗文之明邃、隽永而显其才；有的则以精神之伟大特立而呈其志。他们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与发扬。毛泽东作为文化巨人则兼有思想的创新、诗文的绝唱、民族精神的昂扬，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新文化的设计者、倡导者、推进者。

　　（一）毛泽东的“思”——毛泽东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铸就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态度相统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不朽灵魂。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贡献，首先在于他是一位划时代的伟大思想家。所谓“划时代”，是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领袖，在全党的集体奋斗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宏伟体系。毛泽东在进行此项思想创造工程的时候，极其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结合”。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以此观察和解决极其复杂的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实践的规律的认知问题，从而形成非常独特的、极富创造性的科学思想。第二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同现代西方的文化思想的结合。毛泽东既有中国悠久文化的深湛修养，又有对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深入研究，他使二者互为参照系。上述两个“结合”在毛泽东那里是统一的。合起来说，他在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中国古代以来的和传自西方的一切思想资料吸收过来，从事伟大的思想创造工程，取得了建构新思想体系的卓越成就。

　　从文化的视角看，在毛泽东的思想创造成果中，下列诸方面最值得重视：

　　——关于宇宙天地与人的地位的思想。毛泽东自少年时起就探寻宇宙之“大本”，他视域极其开阔，有包举宇宙之心、总揽天地之志、超越时空有限性之意。他见宇宙之浩渺，视地球为无限空间中的“小小寰球”；他见时间之流逝，视历史为一切生命短暂事物的“俱往”的更替。但是，毛泽东注重的焦点是生活在宇宙时空中的人。在他看来，作为价值存在物的人才是宇宙的中心。他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他坚信人的巨大的创造力。“人”和“人民”有一种历史的统一性。在存有反抗社会进步的社会势力的历史时期，他提出了“为什么人”的大问题，从“人”的类和群中排除了他们之后即为“人民”的整体。共产党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在中国，倡导和培育了“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价值观，是毛泽东的突出的文化贡献，也是他的人文态度的集中表现。

　　——关于人的能动性和实践条件客观性的思想。青年毛泽东信奉过强调“心之力”的唯心主义。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把“心之力”作为一个因素纳入了他的哲学思想。第一，把“心之力”看作是实践之能动性的一个环节，不是脱离实践讲“心”，而是把能动性规定为实践的能动性。第二，把实践中的意识的能动性同实践环境和条件的客观性相对举。他譬喻说：人之实践的能动性是“演出”，而实践的物质条件是“舞台”；“演出”是必须在既有的“舞台”上进行的，但人必须也能够发挥能动性而使之成为“威武雄壮的活剧”。这样的思想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毛泽东在新的条件下把握并发展了这一哲学思想，反映到文化上，毛泽东倡导了同尊重人的地位、发挥人的能动力量相结合的科学精神，实现了人文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统一。

　　——关于“动、变、斗”和“静、稳、和”的思想。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毛泽东在哲理和性格上，都是力主“动、变、斗”的。他所说的“能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动、变、斗”的能动性。成熟期的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为实现社会大变动、国家大变革而展开血与火的战斗，他的“动、变、斗”思想有马克思主义作基础，因而获得了科学性和正义性。笔者想指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是联系着“静”讲“动”、联系着“稳”讲“变”、联系着“和”讲“斗”的，在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上论证了能动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他在分析儒家的“中庸”思想时指出：“中庸”有其合理性，“一定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当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维护其安定，防止“过”与“不及”两种倾向。他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求始终维护民族统一战线，其间的“斗”必须服从统一战线整体上的“和”。于是有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三原则。“有节”就是“休战”，达到维护统一战线之目的时即止。再提升到哲学上，他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结论：依一时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反是相对的；依永久说，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

　　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思想的层面上是重“实践理性”（亦称“实用理性”、“经验理性”）而轻“思辨理性”的，一些论者也把毛泽东的思想创造定位在务实的“实践理性”之上，这样他们也就不承认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地位。今天在界定毛泽东的文化地位的时候有必要加以讨论。科学家指出：有两种“基础研究”，一种称“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无实用目标；另一种则是以满足重大实践需求为目标的基础性研究，以实用为着眼点，探索的却是对象世界的本质和规律。毛泽东的思想创造中的“思辨理性”属于后者。他的特点正在于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时引伸地进行基础性思考、思辨性探索并创造出价值巨大的学理。李璜同青年毛泽东多次接触后断言：“以毛之性格而论，可能成为一个革命实行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理论的思想家”。但毛泽东在1936-1945年的10年间，在理论思想上迅速崛起，才思横溢，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理论的思想家”。这是李璜们所始料未及的。毛泽东创立了一系列20世纪中国哲学的珍贵学术思想，毛泽东无愧于“思想家”的称号。

　　（二）毛泽东的“诗”——毛泽东以其辉煌不朽的诗文，诗化了他的广博深邃的思想，塑造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崇高品格。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大诗人，这一点是举世公认的。他的不朽的诗词，满含时代精神，渗透英雄性格，大气磅礴，壮怀激烈；他的雄健的文章，挥洒着科学的思想，涌动着诗性的文字，读来令人情动于怀、志壮于心。对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情景，他写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对红军斗争的前途，他写道：革命高潮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些，难道不是诗吗！依笔者之见，单就诗文而言，毛泽东就已经是一位文化伟人了。应当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诗”和毛泽东的“思”是互为表里、交相辉映的。本杰明·许华杰说：毛泽东的诗比他的辩证法、认识论更是他的哲学的核心。胡乔木则指出：毛泽东好的诗词比他的有些文章更有生命力，更易流传后世。这是很有见地的。还应当指出：毛泽东对新文化的贡献，不仅仅因为他是思想家兼大诗人，而且是由于他以其“诗”化的“思”和“思”深的“诗”形成了一种具有新时代精神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气质，这就是他所说的“有理想的现实主义”，或者说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同现实主义相统一的风格和气质。

　　——毛泽东有包举宇宙、掌控历史的理想主义思想和超越时空的浪漫主义诗风。对于这一点，学术界和文艺界几乎是公认的。他有着宏伟博大的宇宙观和主体能动的人学观，这才在诗中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浩叹；他有着无穷进取的历史观，这才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咏唱；他有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才有“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的绝响；他有着英雄主义的壮美性格，这才有“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游仙”的潇洒。屈原和“三李”的浪漫主义是毛泽东所颂扬倾服的，然而他们的浪漫主义只是“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而毛泽东的浪漫主义则融入了新宇宙观的广阔情怀和新历史观的深远理想，诗情驰骋之所指是他心中的博宏世界、理想王国。

　　——毛泽东有坚韧奋斗、不懈进取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描画现实、咏叹悲怆的现实主义诗风。不是毛泽东所有的诗词都归为浪漫，在他的笔下，现实的战斗、困苦的奋进都带着悲情壮志，奔泻于字里行间。翻开他的诗词集，从1928年秋写的《西江月·井冈山》到1935年2月写的《忆秦娥·娄山关》，共12首词，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词作。身处艰难的环境，面对浴血的战斗，毛泽东满怀着悲怆的情怀，绘就了现实的图景，展现了坚韧的斗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力透纸背的是革命者的不屈意志和悲壮感怀，它同“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情趣形成鲜明的对照。

　　——毛泽东的“诗”和“思”中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统一的。毛泽东在评论词作的“豪放”、“婉约”时说：“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毛泽东诗词作品中多是这样的“意境苍凉而又优美”之作。我把毛泽东诗词分成浪漫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或豪放的和婉约的两类，但它们不是绝然划分的，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有现实主义内涵，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有浪漫主义倾向。《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大量诗词可资证明。

　　（三）毛泽东的“志”——毛泽东高扬了代表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的坚韧意志，促成了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现代民族精神的形成和提升。

　　青年毛泽东像他的同时代许多青年一样，立下了救亡兴国之志，所不同者，他向往古训所提示的英雄之心、豪杰之志、烈士之风，决意做“有大气量”的人。同伴赞扬他“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俗学所可比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毛泽东得益于马克思的宏阔宇宙观的启示，其志更加博大；得益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确立，其志更为科学；而在艰苦曲折的革命实践的反复锤炼中，其志如高山大海，越发巍峨浩荡。

　　——毛泽东的“志”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振兴之志，他始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毛泽东强调：“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依毛泽东论述之意，近现代以来，民族先锋队不只共产党一家，但“最彻底的”却只能是共产党。毛泽东本人正是这样一个最彻底的民族战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不但为反抗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而作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听命于、屈从于外来力量，力主党决策方面的“独立自主”、实践方面的“自力更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坚定地捍卫民族独立，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在对苏联关系上，他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地决定中国的国家事务，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的民族独立之“志”也就是捍卫和发展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志”。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除无产阶级之外，“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列宁的革命活动开始于俄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而这个革命是要依靠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的，他把二者的总体称为“人民”。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突出强调“人民”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人民至高无上，人民就是上帝。在他看来，这个“上帝”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党的奋斗的唯一价值目标。

　　——毛泽东的为民族、为人民之“志”在更远大的意义上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志”。毛泽东和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怀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持有这种理想，才能对资本主义以及各种“物化”、“异化”现象采取批判态度；才能明白现实的斗争是为实现未来没有阶级、没有政党的美好社会所必需的；才能给被剥削的人民大众，以剥削将被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的希望。但是，他更强调的是正确处理“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的关系，要求共产党员为当前阶段的实践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

　　（四）毛泽东的“事”——毛泽东规划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模式和指导方针，开拓了新文化的建设大业。

　　毛泽东是现代中国文化战线的统帅。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说过：“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鲁迅逝世之前，鲁迅确是中国文化战线的总司令；毛泽东从这以后，介入了文化战线的斗争，他在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他成了中国文化战线的统帅。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作了正确的选择。毛泽东的文化态度是辩证的和鲜明的。其一，他坚持以中国的当代实践为基础，把文化当作是实践的产物来对待。作为思想家，他坚持以实践为基础，从事理论创造；作为文化巨人，他坚持一切文化、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其二，他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当代的全部实践和文化创造，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并把它的科学的、人文的精神贯彻在新文化之中。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在内容上要反映中国的国情，反映中国的革命、建设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价值要求；在形式上要融入中国的语言，使之带上“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三，他正确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对于他来说，在中国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这是毫无疑义的；对传统文化的成果，要在批判并改造的基础上加以利用，这也是毫无疑义的。毛泽东借助于历史主义，给一切历史人物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借助于从“片面真理”到“全面真理”的认识论范畴，把孔子的能动唯心论，改造成为实践的辩证的唯物论，也给他的“中庸”之道以应有的历史评价；借助于发掘人民性、批判封建性的辩证法思路，给历史上优秀的文化成果以大力的开发和倡导。他曾说：“中国的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以至王充等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等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都应得到肯定。其四，他正确地对待西方文化。他反对否定西方文化，指出“当资产阶级对封建革命时候，他们是代表了社会进化利益，他们也爱好他们所知道的真理”，如同他反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肯定“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一样。毛泽东借助他的“亦此亦彼”的中介思想，将这四个方面的选择综合起来，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模式作了正确的规定。如果说文化选择解决了新文化的资源问题，那么，文化模式则是解决新文化的实质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明这个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新文化在文化性格上是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的；在文化形态上则必须具有民族的特性、民族的风格；以此为基础来吸收外来文化。“科学的”——新文化“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贯穿着科学精神，也成为对待中西文化的客观标准。“大众的”——新文化在内容上应当反映人民群众的实践并且为人民群众服务；在形式上应当具有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风格。这种文化模式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初步地解决了民族的和世界的关系，科学的和人文的关系，大众的和精英的关系。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确定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模式。

　　——毛泽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建和发展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这里，包括正确处理新文化和中西文化关系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正确处理各科学学派和艺术流派关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展科学和艺术的“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保持文化方向的“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等等。迭经实践的考验，这些方针是正确而有效的，同时又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

毛泽东为落实文化选择、实现文化模式、贯彻文化方针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以身作则，在自己熟悉的文化领域内施展才能；他领导文化事业，发展了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他通过同文化工作者的交往以及对他们作品的评论，推动这支文化大军的创造性活动。毛泽东自己虚心地学习鲁迅，高度地评价鲁迅，号召全党发扬鲁迅精神。他对李达、艾思奇、高亨、冯契等人从事的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谦敬学习，并同他们切磋。他对郭沫若、范文澜等一大批文学家、史学家的科学、文学活动给予鼓励、支持、倡导。他支持周谷城研究逻辑，支持谈家祯研究摩尔根生物学说。章士钊晚年修订《逻辑指要》，写《柳文指要》，都得到了毛泽东的关切。

　　三、毛泽东崇高的文化地位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建构和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已如上述。我要指出：他的文化贡献，不仅是伟大的，并且是极其独特的。从共时的视角说，毛泽东是同时代文化人物中最杰出的人物。其一，他贡献了创新的、优秀的、为他人所不可企及的文化产品。应该说，鲁迅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张扬了鲁迅，继承和发展了鲁迅的文化思想和文化精神，他们共同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他们是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双子星座。其二，他承担了规划、领导、推进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统率责任。在中国现代新文化领域内，毛泽东既是创作家，又是设计师。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的文化地位要高于鲁迅。

　　从历时的视角说，毛泽东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超越前人的最杰出的人物。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末日，在20世纪初的特殊国际条件下，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屡挫的中国人，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最终取得了成功。这场大变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动；而完成这场大变动的历史人物就具有超越前人的历史地位。再就毛泽东本人说，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统帅，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成为人民掌握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独特的是，他同时具有思想家、著作家、诗人的品质，从而取得了与政治、军事并驾齐驱的文化成就。这就使他具有了超越前人的文化地位。

　　对毛泽东的文化评价是有重大争议的。这里，首先要看评论者的立场和世界观。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主流，因而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被他们奉为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化人。中国的新儒学家认为，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终胜利者，因而新儒学的著名人物，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化人。中国的当代青年人中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新儒学都是失败的。因而，现代中国没有什么伟大的文化人，这个文化人还有待创造。判断上述种种论点的是非，要看历史实践本身提供了什么证明。自由主义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思想派别，它为我们发展民主、自由、人权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我们毕竟不是以自由主义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的，也不以自由主义作为主导性的价值观。新儒学也是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思想派别，它为我们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民族历来就有的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但我们毕竟也不是以新儒学来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我们是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说自由主义是胜利者，或新儒学是胜利者，历史实践并未提供任何的证明。

　　对毛泽东的文化评价的争议还来源于对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不同评价。1981年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此所作的基本结论，被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错误，这确有其文化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毛泽东的文化思想的主流，是坚持人的能动性与实践条件客观性相统一、事物的变革性与维护它的相对的稳定性相统一的新唯物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新文化风格，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新民族精神。这样的文化思想，整合了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辩证的统一。同时，也就有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条件下会离开它们的统一性而发生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并走向极端的对立性。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正是这样发生的：片面地强调人的能动性，结果引起了不讲客观条件、不遵客观规律的“大跃进”；片面地强调变革性，结果导致生产关系不以生产力为基础的不断变革，直至发生“人民公社化”；片面地强调理想，使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脱离现实主义，结果发生了空想主义的“共产风”；片面地强调斗争性，使斗争性脱离同一性的制约，结果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在发生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文化思想中的主流并未消失，它曾阶段性地发生作用，试图纠正某些偏差错误。如1961年提出“搞调查研究”、“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文革”后期，面对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提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要求。这些，在毛泽东晚年只有有限的意义，他终于没有纠正自己的根本错误。在文化的意义上，毛泽东的错误是对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所创造、所倡导、所坚持的思想、精神的背离，因而不能以此抹杀毛泽东作为文化巨人的历史地位。

　　笔者赞同这样的分析：毛泽东是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倾向很强的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特别是承担起领导艰难危险的中国革命以后，他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性格同现实主义作为有了一个很好的结合，从而极其成功地领导这场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在自己的政治事业中，非常理智地将自己的浪漫激情压抑下去，在政治家与诗人两种性格气质中保持了一种必要的平衡”，“他最辉煌的政治生涯，同时也是浪漫主义诗篇创作的高峰时期（按：笔者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诗词中也有现实主义的精神风格）。毛泽东在两种性格、两重世界之间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这是一种千古罕见的人生艺术”。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就了革命大业的毛泽东遇到了自己完全不熟悉、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扎扎实实、没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浪漫，只有一天又一天勤苦的垒砖似的现实的建设。这就会发生矛盾。从前，探索民主革命道路，难免由于无知而犯错误的是其他人，毛泽东也是探索者，但他的成功在于，总结和吸取了沉重的历史经验。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领头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时，付出代价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辉煌的胜利和崇高的威望，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发挥到极致而与现实主义要求脱离，这种代价就更显巨大。

中国的历史大转折是漫长而艰难的事业。只有当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得到完全的成功，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我们才能说，这场历史大转折是完成了。毛泽东只能完成其第一阶段即进行人民大革命、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设社会前提；而之后的阶段——创建社会主义新体制，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则只有交由他的后继人来完成了。在历史赋予的前一方面，毛泽东出色地完成了，他从而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一身的超越式的伟大人物，同时成为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的文化巨人。他曾试图完成更多的历史任务，但心有余而路不明、力不足，历史局限性使他如此。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历史根本转折点上的伟人，把握住这一点，就会给他以公正正确的评价，就会认识他的文化贡献的久远的价值。作为后人，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和严肃承继毛泽东的宝贵文化遗产，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事业进行到底。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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