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毛泽东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就是一个不可回避而又特别重要的课题。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特征与四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特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的是三特征，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毛泽东强调，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是它的特征。首先，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与此同时，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其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与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再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紧接着，在《中国文化》第2期上，张闻天发表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他对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概括是四特征，即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其具体表述是：所谓“民族的”，即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所谓“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所谓“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和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所谓“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入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于大众的文化。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张闻天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三特征和四特征的概括，两者的关系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问题是不能也不应该回避的。对此，龚育之在《中国新文化性质的概括》一文中是这样回答的：从时间上看，毛和张的论述基本是同一时间，同一场合。1940年1月4日到1月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张闻天在1月5日的大会上做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概括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四个特征；毛泽东在1月9日的大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报告，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毛的讲话发表在2月15日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和2月20日的《解放》杂志（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上，张的讲话则发表在4月10日的《解放》杂志和4月15日的《中国文化》第2期上。这就是说，毛是报告在后发表在前，张是报告在前发表在后。从内容上看，龚育之认为毛泽东三个特征的概括是丰富的和深刻的，而张闻天四个特征的表述，由于把民主与科学一起概括进来，也有自己的长处。笔者是同意和欣赏这一判断的。龚育之还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邓小平和毛泽东大概也认为四特征的概括有长处。比如，邓小平1941年5月在《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的报告中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用了张闻天四个特征的概括。又如1952年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论》也作了一些修改，其中一处修改就是把原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修改为“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应当说，上述分析是中肯的、有说服力的。

关于三特征与四特征的关系，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有人完全否定两者的联系，认为两者代表了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有人丝毫不承认两者的差异，认为两者是完全一致的。笔者的看法是，三特征和四特征的概括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作出的，两者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否认其联系是站不住脚的，这似乎无须多说。关于两者的差异则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大都满足于在方向上和思路上是完全一致的解说而缺乏具体分析，因此就需要多说几句。完全一致论的论据主要有两个，一是首次论，即是毛泽东首先使用了四特征的说法，这是指1939年12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为召开陕甘宁边区文代会做准备工作的会议上指出，“新文化用下面四个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这表明，根据现有文献，确实是毛泽东最先提出四特征的，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文代会的报告是沿着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但问题是，四天后，毛泽东的报告并没有继续沿用四特征的提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述，个中原委，令人费解。由于毛泽东论述四特征的那次讲话，一般民众知之甚少，而大众熟知的《新民主主义论》则用了三特征的概括，并约定俗成。这就是说，虽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四特征，但后来实际上被放弃，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二是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毛泽东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为根据。笔者以为，一方面无论包含也好，代表也好，意味也好，都不如直接表述为“民主的”来得明快、直截了当。另一方面他们恰恰忽视了“因而即是民主的”这几个非常关键的字是1952年修改原文时毛泽东新增的。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大众的不等于民主的，三特征不等于四特征；否则，毛泽东增加这几个字岂不是多此一举。毛泽东所以增加这几个字，正是看到了四特征的概括有长处，三特征的概括没有明确表述“民主的”有缺陷。结合我国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更表明民主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国长期进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在文化观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应当有同样的态度呢？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是这样说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周恩来也曾经把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特征表述为“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胡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也说：“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主流的方向一直是朝着民主与科学的方向……人们懂得了中国新文化的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一定是民族的形式，民主科学的内容。”把民族性当作形式，在过去和今天的文化讨论中是一种常常能够听到的流行的说法。冯契曾就这个问题阐述了看法，他说：“所谓地域性的特色或民族风格，决不仅是形式方面的问题而已。普通讲到中国气派，常只提到民族形式。其实，形式与内容决不能分成两截，而风格正存在于内容和形式的统一。”[6]民族性是形式，又不仅仅是形式。它不仅体现在形式中，也体现在内容中。而且只有不仅体现在形式中，同时也体现在内容中的民族性，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因此，仅仅把民族性作为形式，是远远不够的。

    比如，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即一是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一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这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了中国社会实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同时，马克思主义改造与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也要注意中国的具体情况，顾及中国的特殊国情，考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积淀，或者说得更清楚，是中国人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习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两种情况，前者可称做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后者可视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者的结合，就是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性就决不仅仅是形式，而是渗透、体现和包含在内容之中，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有生命力。

再比如，关于实事求是，我们都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根本点、出发点，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而实事求是正是借用了中国的古语，即《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描写汉景帝刘启的儿子刘德治学严谨，谓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新解，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里的实事求是也决不仅仅是民族形式，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和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

    三、批判继承法与抽象继承法

    所谓批判继承法，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即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要有所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批判地继承，而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所谓抽象继承法，则是冯友兰1957年提出的。当然，这一称谓是他人概括的[7]。关于前者，以上已有所论述，大家也比较熟悉。关于后者，笔者就要多说几句了。

    要不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五四”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人的问题。在“五四”及其以后的文化论争中，一般说来，是文化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成为主导。因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有人提出过废除汉字，扔掉线装书等极端的主张。在对“文化”的“大革命”中，所谓“破四旧”，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空前的荡涤和摧残。这种“左”的影响与表现，实际上在50年代已见端倪。针对当时哲学界简单否定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批判过多，不讲继承的倾向，冯友兰在1956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题为《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史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内容丰富的哲学史变得贫乏、呆板。”1957年1月8日，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认为“我们近几年来，在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中，对中国古代哲学似乎是否定的太多了一些，否定的多了，可以继承的遗产也就少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作更全面的了解”。他强调，对中国哲学史中的命题，应当注意到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历史上的哲学命题，它的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可以继承的。他举例说：“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看，孔子教人学的是诗书、礼乐等传统的东西，从这方面去了解，这句话对现在就没有多大用处，不需要继承它，因为我们现在所学的不是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从这句话的抽象意义上看，这句话就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及时的经常的温习和实习，这些都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的了解，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对我们现在还是有用的。”

    对中国古代哲学命题，应当区分其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具体意义是不能继承的。冯友兰的这些见解，回答了对中国哲学继承什么和怎样继承的问题。后来，他把“抽象”和“具体”这对范畴改换成“一般”和“特殊”，一般即共相，特殊即殊相。冯友兰的新理学强调“实际世界”的现象界是变化的，而“真际世界”的“理世界”则是不变的。从“理”到“共相”，再到“抽象继承”，冯友兰的思想是一贯的、一致的。

    当然，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无论是抽象继承法本身，还是它同批判继承法的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文化遗产的继承，毛泽东的标准是精华与糟粕，冯友兰的标准是抽象与具体。从理论上看，应当说前者更具有合理性。因为一般来说，凡精华都应该取，凡糟粕都应该去；但不能说凡抽象都要继承，凡具体都要抛弃。因为抽象并不等于精华，具体也不一定都是糟粕。问题是从历史上看，讲批判继承，结果往往是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讲抽象继承，又往往不加分析，对民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的区分比较忽视。总的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行批判继承法，拒斥抽象继承法。80年代抽象继承法强势反弹，长期盛行的批判继承法则被搁置一边，很少提及。90年代有人重提批判继承法，指出抽象继承法的不足。比如，针对90年代前半期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回归，有的论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批判继承法不能否定，抽象继承法则有严重缺陷，撰文指出：“关于‘仁义’‘天道’‘天人合一’之类‘一般’概念的‘现代意义’之发现……这种把古代社会作为统治阶级进行思想统治工具的概念做超历史、超时代、超阶级的理解，是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解？”并批评有人“把对传统应持的‘弃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态度，变成了一种特定的抽象继承法，即把某一命题所包含的只适应封建制度的具体内容淘汰掉，仅仅从命题的字面意义去发现命题的现代价值，并以之为弘扬传统的一种途径”。该文涉及并突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争论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如何看待批判继承法（该文肯定“弃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批判态度），如何看待抽象继承法（该文是否定的）。该文发表后在学术界有一定反响，并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鸣。

    关于批判继承法，有研究者指出，“‘批判继承法’重在批判，这种方法运用的实际后果是传统文化在社会中几乎被人遗忘；‘抽象继承法’则重在继承，其抽象性不过是达到继承的一种手段，这种方法的提倡为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争得了一定的地位”。而有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反省以往那段历史时，往往以为是批判什么、继承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而实际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此，因为上述两个问题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这就是唯物唯心的划界和阶级分析法。应当说，在几十年中起作用的并不是作为一般性原则的‘批判继承’，而是唯物唯心的划界和阶级分析法，它们是批判继承原则的具体化。……建国后的三十年，‘批判继承’之所以完全成为一句空话，不是由于此一原则太抽象，而恰恰是由于此一原则太具体（通过唯物唯心和阶级分析）”。

    关于抽象继承法，有研究者指出，“肯定有某种一般性的道德，也就是肯定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肯定某些文化价值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根本否定这一前提，所谓‘继承’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的意义就在于此”。针对有人对抽象继承法的批评，认为抽象继承法“已不是传统内容的继承，而是使现代精神附着于传统命题的语言外壳，甚至给古代观念贴上‘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现代标签，希望通过这种语言外壳的‘民族化’、‘普适性’和‘历史性’，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有的论者回应说：“这段话确切地道出了抽象继承法的实质，但这不是它的缺点，而恰恰是它的优点。……真正地继承只能是以现代精神去改造传统命题，这种改造自然少不了‘附着’的做法。同时还要以现代精神赋予这些命题以现代意义，这种赋予也并不完全排除贴标签的做法。而且，正是由于抽象继承法能够伸张语言的民族性、普适性和历史性，传统文化才能走进当代中国，即达到历史与现实的交融。而按照……批判继承法，传统的内容只能（绝大部分地）被拒于当代中国之外。”

关于“批判继承法”和“抽象继承法”的论辩，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批判继承也好，抽象继承也好，落脚点都是继承。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建设当代中国新文化，尽快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上取得共识，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近百年来的文化讨论来看，一些相同的主题往往过几年就被重新提起，总是在批判传统——重建传统——再批判传统——再重建传统里兜圈子，如同西西弗斯似的重复。说实在的，在如何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再三心二意、犹豫彷徨了。

    四、古今中外法与综合创新法

    毛泽东在谈论文化问题时，多次表述了既继承历史遗产，又不兼收并蓄。既吸收外来文化，又不全盘西化的思想。徐特立曾把毛泽东这一辩证的文化观表述为“古今中外法”。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古今中外法，把古今结合，中外结合，变成我的。像吃牛肉也好，狗肉也好。吃下去了，把它变成我的肉，这就对了，绝不是说吃了狗肉我就变成了狗肉。”这一表述，形象地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当然，至于在文化工作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那完全是对“古今中外法”的背离，应另当别论。应当说，毛泽东的古近中外法和张申府、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法，在基本思路上是一致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固有文化，源远流长；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进，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那么，中、西、马这三大文化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呢？张申府（张岱年之兄）提出要孔子、罗素、列宁三位一体；张岱年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即“综合创新”。张岱年关于文化综合创新的主张，是一种极有价值的探索，也是一种颇有影响的学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他就既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又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指出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无论是国粹主义还是全盘西化，都走不通，只有辩证的综合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坦途。方克立接受和赞赏张岱年关于“辩证的综合创造”即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主张，并运用毛泽东关于“古今中外”和“批判继承”的思想加以发挥，指出“综合创新论是经过现代人总结和概括地表述出来的。我们可以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简要地表述这种文化观的基本内容，这就是我们对古今中西问题的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回答”[12](P490)。从张岱年到方克立，综合创新论在内容上不断丰富，形式上逐步完善，影响上日趋广泛，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同时，由于这“十六字诀”的前十二个字都是毛泽东的原话，因此，毛泽东文化观与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综合创新的大思路无疑是对的，并且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综合创新论也面临不少挑战，无论在宏观把握和微观操作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而且由于宏观把握上难以确定，在微观操作上甚至难以进行，或者进展不大。这里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即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有的学者在新近发表的著作中指出：“这个模式表面上包罗万象，但又在事实上回避了问题的核心。就是说，在命题中，人们看不出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矛盾是什么，也看不出论者的基本立场是什么，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一切都要好的’这样一个立意。……看来，回避中体西用，只讲抽象的‘综合创新’，尽管有着全面性的外表，但由于不得要领，难以使人们找到明晰的真正出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比上一个问题更重要、更关键，处理起来难度也更大。张岱年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结合，应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这当然没有错，但是接着还要再问：在这个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优秀传统谁又占主导呢？这个问题不解决，综合创新恐怕很难进行。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存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两者是一回事。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和前景问题上，“可以有两个提法，一个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发展出一个适合现代化要求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文化。……这两个前景，也许是一回事，也许不是”。

    提出“综合创新论”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不是要否定它，恰恰相反，正是为了使之更加丰富和完善。笔者觉得，国内外学术界新近提出的“文化自觉”和“文明对话”两个概念，就对“综合创新论”的丰富与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文化自觉是实现综合创新的前提，文明对话则是达到综合创新的途径。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如果都能自觉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积极的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多元文化综合创新就是有可能的，我们应当为此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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