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习近平：“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 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 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2014年2月26日，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然，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繁复而庞杂，当如何“借鉴”？故以此抛砖引玉耳。

借鉴易经重在“道德”

《易经》被誉为国学圣典、中华民族文化之源。

“自汉、魏以后，提到五经与文化史，大体都以《易经》做为‘群经之首’。因为历来传统学者，认为中国文字与文化学术的起源，都在伏羲画八卦，为有书契的开始，《易经》就是从八卦 的演变，进为文化学术思想的一部书。”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先由西北高原开始，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到了三代以下，便形成中原文化。这一系统文化的老祖宗，大致都上推自伏羲画八卦做开始，以皇帝轩辕为 中心，终以文王演绎八卦的《易经》哲学，奠定自伏羲，经皇帝，至于文王一系的学术思想，发源于西北高原，展开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区的文化。”

——摘引《南怀瑾选集》第四卷第147、14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故《易经》的核心或精髓则为“道”与“德”，即“道德”，已渐成学术共识。

“道”，即规律，是关于“基本规律”和“现实规律”的统称。

基本规律，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共同属性或普遍特征，即“阴阳平衡规律”，或宇宙及世界自然万物的平衡法则。

现实规律，或社会规律、实践规律，是人们在实践中根据“平衡规律”而归纳、总结、概括出的“规律性”现象，如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教育规律、成长规律、运动规律等。

“现实规律”受制于“基本规律”或“平衡规律”。

《易经》的内涵或构成是象、数、理。象，即图象、卦象，是“理”的承载或图示；数，是“理”的量度变化及“象”的变化形态；理，易理，象、数所揭示的内涵，《易经》的思想原理或 基本“易理”就是“道德”。象、数、理，相互关联，相辅相成。

“阴阳太极图”，就是“基本规律”的图示，即“天道”，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

“八卦太极图”，是地球“平衡法则”图示，即“地道”，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

“64卦太极图”，是人的“道德原则”图示，即“人道”，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德”，即做人的德行、操守，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或标志。

而根据《易经》原理所揭示的“德”之内涵则为：重情重义，礼节礼仪，谦虚谨慎，正直善良，持诚守信。

管子的礼义廉耻（四维），孔子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等“德”之内涵，皆源于此。

周文王演绎八卦而64卦，将天道、地道与人道相结合，从而构成“天人合一”的博大思想内涵，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的“道德”思想内涵，并构成了《易经》完整的思想内容，奠定了中华民 族传统思想文化的源头地位和哲学基础。

“64卦”，就是64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图谱”，或64种重要文化现象的“图例”，或求解64种重要文化现象的“公式”或“定理”，或64篇短小精悍、博大精深的论说文，每一篇（卦） 都包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严谨逻辑程序。

故，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主要文化现象，皆可从64卦中追溯到源头。

而且，更为奇妙的是这些“图例”、“公式”或“定理”等，都有一个基本的“正、误”检验标准，即“阴阳解析”。因为“64卦”的每一卦都有严谨的内在逻辑关系及阴阳对应、阴阳比对 关系等，而判断对某一卦的解释或对卦意的分析、认识是否正确，最根本的就是看对该卦每一爻的“阴阳解析”是否解得通，解析得通则正，解析不通则误（即该卦不支持其观点），这也是 64卦6爻构成的异常神奇绝妙之处。

“64卦”是“八卦”的演绎，是人道与天道、地道的结合，因而也是对《易经》“道”的实践与运用，故由“道”而产生“德”，其“图示”则便是“64卦太极图”。

故，道德==道+德==规律+重情重义，礼节礼仪，谦虚谨慎，正直善良，持诚守信。

所以，借鉴《易经》根本上讲就是借鉴“道德”，依道重德，即遵从规律，按平衡规律办事，重德行，有操守（详细请参阅《易经—开元》一书）。

而至于64卦的“占筮”功能，当属其另外的分支或支流。

借鉴管子重在“规律”

管子是“得道”的大师，驾驭“规律”的高手。

首先，管子居于上下三千年承上启下的“节点”，《易经》传承之关键。

从伏羲画八卦，即《易经》之诞生到管子大约三千年时间，从管子至今又已接近三千年，所以管子是处于中华文明六千年承上启下的“节点”。从《管子》既可看到管子对于“平衡规律”的 娴熟驾驭，又可清晰地看到《易经》的神韵，可以说《管子》是从“治国”和“治理天下”的角度，对《易经》进行的实践和检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块可资借鉴的“ 样板田”，或树立起一块中华道德治理的“标杆”。如：

《易经》“井卦”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到《管子》亲民、爱民、富民、利民、为民，即“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内涵并无二致；

《易经》64卦中的富民思想——到《管子》对“市场经济”的建树，特别是关于“四业”的平衡发展、关于市场与道德的平衡发展等——至今世界范围内无出其右者；

《易经》关于法治的教育与强调——到《管子》关于“道德与法律并举”，“以德依法治国”等——至今世界范围内无出其右者；

《易经》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运动发展的基本规律“阴阳平衡律”——到《管子》之“道”，则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基本规律”，并且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获得了巨 大的成功——两千六百年后的今天，而关于“基本规律”命题，还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更未成为人类的共识，这不能不是导致人类彼此之间、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等，巨大“危机”的根源或 深层原因；

“道德”是《易经》思想的核心——到《管子》警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依法依德治国”等——然而就是到了今天，在西方一些国家，“道德”仍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即便已有数 千年道德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只从道德被“文革”摧残之后，便始终未能登上国家的最高“殿堂”，即成为国家的主流文化或正统文化地位。

《易经》64卦中的“泰卦”和“否卦”，即和谐社会——到管子的平衡和谐社会、平衡和谐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再到今天中国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一脉相承，传承发展。

……

其次，运用“平衡规律”成功治理国家和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管子》是成功运用“平衡规律”治理国家、天下的典范。管子是娴熟驾驭规律的高手，在治理国家，和谐社会、和谐天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大实践中，彰显了“平衡规律”的 巨大魅力和神奇。

民本思想，经济思想，规律思想，道德与法律，治国与治天下，是贯穿《管子》全书的五大主线，或五大核心内容。

关于市场的实质：管子揭示了“货币流通”及其“保持供求关系平衡”的市场经济原则；

关于市场的核心：管子揭示了“价格的规律特征”即“货往高处走”的“轻重”理论；

关于社会的治理：管子提出了富民、利民、缩小贫富差别等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构想；

关于国家的治理：管子提出富民与强国、经济与道德、法治与道德等兼具的平衡方略；

关于国家的发展：管子提出以农为本、四业并举，既重商又抑商，平衡有度的发展理念；

关于两个文明建设：管子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平衡协调思想；

关于人才、教育：管子坚持人才与教育，道德与文化，修身与修德等的平衡发展观念；

关于军队的建设：管子既强调富国强兵，又主张慎战、不战，以政治、经济平衡世界；

关于对外交往：管子坚持“不结盟”，大小国一律平等，反对恃强凌弱，以道义论天下；

为官、为政之道：管子主张以民为本、民生为要，以仁爱、德政平衡官民关系的策略；

为人、处事之道：管子强调做事讲道，做人讲德，以平衡利益关系、人际关系为准则；

治理天下的大事：管子以“轻重”为手段，以“平衡”为原则，实现了和谐天下的蓝图。

……

再次，践行《易经》之“管子模式”：平衡发展，和谐社会，和谐天下。

《管子》在运用“平衡规律”治理国家，治理天下，即“平衡发展，和谐社会，和谐天下”方面达到的历史高度，人类至今尚无人能以逾越。两千六百年前的《管子》，就仿佛是专门为今日 中国而作，是为世界未来而作。如：

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实施仁政，宽刑罚薄敛赋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重用人才，实施人才治国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德法并举，依法依德治国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经济道德齐抓，两个文明建设无人能以逾越；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理论建树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均贫富、追求公平正义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用“平衡规律”治理国家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在用和平手段平衡和谐天下方面无人能以逾越；

……

“平衡发展，和谐社会，和谐天下”，是贯穿《管子》的一条“主线”，全书紧紧围绕这一“主线”展开，形象生动，波澜壮阔，寓意深刻，而其内在之魂，则是“平衡规律，或“道德”。 《管子》与64卦同，从文章排序到每一篇文章，逻辑性都非常强、非常严谨。

正如孔子《论语·宪问篇》赞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意思是，管仲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详情请 参阅《神思佛智话管子》）

借鉴老子重在“道智”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完整的哲学著作，思想内容微言大义，一语万端，故有万经之王之誉。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文学著 作。

《道德经》重“道”、有“德”，讲“智”（辩证法），重在“道“之智慧。

首先，关于“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即：这里所说的“道”并非一般的道，“名”也非一般的名。无形无名是天地的始端，有形有名是万物的根源。

——开宗明义，开篇第一句即为“道”。“天地的始端，万物的根源”，即天道、地道，或天地之道，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

而《道德经》，关于“道”的阐述，最全面、深刻、精辟的，当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

这是对《易经》之“道”，即天道、地道的深刻揭示。

“道生一”，即“基本规律”造就太极或宇宙万物；“一生二”，即决定宇宙万物阴阳两种属性；三、六、九，是《易经》非常重要的易数，三构成了三爻“八卦”，“八卦”即代表了世界 （地球）自然万物，故“三生万物”。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总特征，则犹如“阴阳太极图”所呈现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即阴阳平衡；“中气以为和”，即中道、平衡和谐。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地观”、“自然观”、“世界观”，而如果再加上“德”，则兼有《易经》之“人生观”或“价值观”。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一”者“平衡规律”，这就是宇宙的奥妙，天地自然万物的奥妙，“道”的奥妙！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何为大？就人类而言，在于掌握了“道”的人，在于“道法自然”的人，即遵从天地自然平衡法则的人。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即：平衡，再平衡，找平衡。然，惟有“道者”，即掌握或驾驭规律的人方可如此。

其次，关于“德”：

老子重于“道”，孔子重于“德”。

《道德经》并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部论述道德的著作，事实上，道德二字各为不同的概念，道是体，德是用，二者不能等同。

老子之“德”，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道为德，即循道、从道即为德，天地万物皆以道为德；其次，才是人之德行操守方面的内涵。如：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chuò）。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修之于家，其德乃余；

修之于乡，其德乃长；

修之于邦，其德乃丰；

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

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德”，是《道德经》的一个重要内涵，但重在“道”。

再次，关于“智”：

《道德经》是一部关于“道”之智慧，或“辩证法”大全，涵盖了“修身立命、治国安邦、出世入世”等方方面面。如：

“无为而治”——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为无为，则无不治。”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为而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从根本上讲，就是要“遵从规律，按平衡规律办事”，乱作为，瞎作为，不讲规律，干扰、干预、破坏、悖逆规律，违背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包括“治大国，若烹小鲜。”等，即凡事无论大小，皆须遵从事物的规律性。

“上善若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水亦道，平则静，静则缓，失衡（落差）则流，失衡越大水流越激；水亦德，水以自己的平衡品性滋润万物，养育天地生灵，并以其平衡法则通舟楫造福人类；水亦真君子，刚柔相济， 柔则柔情万种，再细密、细小也可渗入，刚则水滴石穿、摧枯拉朽。然，若悖逆了水的自然法则，或不懂得水的平衡道理，就必然要受到水（规律）的惩罚或报复。

故，善治者——“上善若水”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nè）。”

“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

“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

总之，《道德经》是一本关于“道”之智慧的书，即：认识规律，遵从规律，驾驭规律，不违背规律。

《道德经》从“道”的角度揭示了《易经》的“道德”精髓及中华民族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是对《易经》之“道”的丰富和发展。

至于《道德经》所体现的哲学、逻辑、宗教、天体科学、生命科学、文学语言、医学、生理、心理、化学、生物、医药、物理、气象、环境，天文、地理、社会、伦理、宗教等，则同样令人 感佩，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乃至影响到世界。严谨的逻辑，精美的文字，玄妙的思想，倾倒了一批又一批学者，吸引他们不懈研究，穷神探赜，影响了整个中国哲学史的发展。

缺憾的是，老子与管子一样，毫无疑问触到了“道”的脉搏，悟到了“道”的真谛，并成功地运用于实践，然而却未能从理论上捅破“道”的明确概念这层窗纸，所以使“道”显得朦胧而玄 虚，只能从其字里行间去领悟或感受，因而不能不影响“道”的传承和光大。

借鉴孔孟重在“德序”

孔孟的重大历史贡献在于“道德”之“德”的建树。

首先，丰富发展了《易经》道德（德）之内涵，促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孔孟之道”的思想核心，是孔孟道德之德的内涵，也是孔孟传承光大《易经》道德思想的重要表现。

汉代思想家董仲舒亦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仁，仁义、仁爱、仁慈、“仁者，爱人也”，“克己复礼为仁”，亦仁政。

义，仁义、道义、正义、仗义、义气，即“能舍，帮人一把，即为义”。

礼，礼仪、礼节、礼貌，即“礼节礼仪”，如尊老爱幼等，敬人即为礼。

智，知识、智慧、智谋、睿智、涵养等，如尊师重教启智，智者知也。

信，诚信、守信、信用、信誉，持诚守信，德则诚，诚则信，信则立。

从《易经》的重情重义，礼节礼仪，谦虚谨慎，正直善良，持诚守信，到管子的礼、义、廉、耻，再到孔孟的仁、义、礼、智、信，乃至老子的道与德，中华民族的道德尤其是“德”之内涵 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彰显了“人”之文明程度，或区别于地球其它动物的思维高度，即如从生理角度而言，人与地球其它动物几乎无异，然道德原 则的确立，二者的天壤之别立现。

有人用思维、使用工具，以及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界定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然而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表明这些并非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有说服力的界定，道德则是专门为人量身定 做或打造，故合道德则为人，道德缺失，或缺德，则人性泯灭。

比如：自由，乃动物之天性，人之自由则在于“度”或“节”；平等，群体动物，平等角逐，实力为“王”，群体内部则平等相处，亦如人之平等基础在于“公平”；民主，动物内部既等级 分明，“王”亦尊重群体，尤其尊重资历深之母性，人之民主则在于“公正”；法治，法即规则，动物界亦普遍存在，人不仅讲规则，亦讲道德等等。——“度”、“节”、“公平”、“公 正”等，即道德范畴。故，道德者，与动物之区别。

我们当今社会出现的极端物欲、拜金、贪婪而不择手段，无道德、无信仰、无敬畏，不就是道德失落或道德沦丧所导致的吗？

所以，孔孟的仁义礼智信究竟是应当像“文革”那样全盘否定，还是应当传承借鉴？

而如果没有了道德，如根除仁、义、礼、智、信，那么还是中华民族吗？还是中国人吗？

其次，建构了独特的“道德”（德）秩序，促进了中国两千多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孝悌忠顺”等，是孔孟道德（德）之延伸或拓展，是德之社会组织形态，或德之社会秩序建构，是孔孟建构的国家社会“道德模型”。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韩非子·忠孝篇》：“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五常，孝悌忠顺，是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被用于教化天下、维护社会伦理。

“孝悌”，孝，指对父母回报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和朋友之间的友爱。

“三从”，是指：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意思是说女孩子在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胡乱地反驳长辈的训导，因为长辈们的社会见识丰富，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出嫁 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先己而去，就要坚持好自己的本份，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

“私德”，是指：德、容、言、工，就是说做女子的，第一要紧是品德，能正身立本；然后是相貌（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言语（指与人交谈要会随意附义，能理解别 人所言，并知道自己该言与不该言的语句）和治家之道（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生活方面的细节】

这些，是最为现代人批判或诟病的“孔孟之道”的重要内容，认为是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们的自然欲求，在中国历史产生了消极影响。

然而，如果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即“历史地看”，或许就不这样认为了。

纵向看，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很多地区特别是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尚处于原始的蒙昧时代，就是两千多年后的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乏见之报端的一些偏远闭塞山区，仍保持着刀 耕火种等原始的习俗（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子的赞誉便可窥其一斑）。所以，孔孟的这些道德秩序对于中华文明的进程而言，是进步了、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横向看，即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其后的秦汉魏晋唐宋等，与同时代的西方文明相比较，又处于何种地位？总体上是领先于世界，还是世界之愚昧落后？

然而，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满清王朝之衰亡，西方工业文明之兴起，中国落伍了！但是，其根源是否就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或孔孟之道的“道德秩序”呢？

而另一个历史事实则是，数千年来，中国始终难以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即便孔孟之道居于中国正统文化地位之后的两千五百年间依然如此。而长期处于“兴亡周期律”的历史进程中 ，相较于西方国家而言，无疑既有超越，也会有落伍，有高峰，也会有低谷，然为何独满清之衰落、衰亡而归咎于传统文化或孔孟之道呢？

历史的规律告诉我们：有道则昌，无道则亡，道者“仁政”或“德政”，无道者“暴政”或“恶政”。所以，兴亡之道，在于统治者“道”之得失，即“兴亡周期律”根源在于执政至于“道 ”，又如何能怪罪于“道”呢？如此，岂不是自己迷失了道路而怪罪于道路？

而且，从根本上讲，难道中华文明之“道”或“道德”真的不适于工业文明？换言之，难道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就可以不遵从甚至违背宇宙或世界自然万物的平衡法则了吗？

建立在掠夺和牺牲弱者利益基础之上的“强盛”，即弱肉强食，或所谓的“丛林法则”，违背了世界自然万物的平衡法则，是导致当今人类面临资源、环境、战争等生存危机或压力的内在根 源或罪魁祸首，因而是一种“极端”或严重“失衡”的错误“宇宙观”、“自然观”。而中国百年的“师夷”、“反古”，则无疑是要将西方“弱肉强食”的宇宙观、世界观，取代中华数千 年“道”之宇宙观、世界观，即悖逆“天道”之举，实误入“民族复兴”之歧途！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或深层次根源。

崇尚不破不立的革命者们，不“砸烂孔家店”，又如何能树立起西方的“洋庙宇”？

另外，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成果是人的社会化，有社会化才有精细的分工，而社会化的最大特征则是秩序，或有序。数千年来，西方的社会化秩序靠的是“法治”（法强德弱），而中国的社 会化秩序则是靠孔孟之道的“德序”（德强法弱），这是两千多年东西方文明区别的重要特征。而今来看，东西方建构的这种社会文明秩序，都并非十全十美，各有其缺陷或不足，却适合彼 此所处的价值观或世界观，存续了数千年，符合人类的认识发展或文明进程。

人类的认识发展或文明程度，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曲折过程，绝非一蹴而就，如果以今日看数千年前的历史，无异于以一个成年看待幼儿或少年，不能以其天真幼稚而横加指责甚至完全否定 ，没有这种天真幼稚又何来成长的智慧和成熟？就像不能以今日之文明去比较原始的野蛮、裸露、甚至乱婚群婚等。

所以，完全否定“孔孟之道”或两千多年中国相对稳定的“道德秩序”，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不仅是对两千多年中华民族文化的否定，也是对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否定，如 此同样也是对自己的否定！没有伟大的历史，何以伟大的民族？没有伟大的民族，又何以伟大的个人？

然而，如果让国人重回“孔孟之道”时代，或重拾孔孟的社会“道德秩序”同样不可！如此就像让人们重穿秦汉服装、乘坐古人轿子，留上满清的大辫子等一样泥古僵化而可笑，这就是不可 “照抄照搬”历史的道理。故，无论对于历史或外来文化，既不可“全盘否定”，亦不可“照抄照搬”（难免不闹出南橘北枳、东施效颦的历史笑话），这就是“借鉴”。

如借鉴孔孟之“德”、之“德序”，讲德行，重操守，重视当今国家社会“道德秩序”的建构或建设，建立起上下各级领导以及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秩序，重形象，做表率，一级做给一 级看，官员做给百姓看，形成像孔孟时代那样稳定的新时代道德秩序、道德氛围、道德环境，即和谐社会，岂不妙哉？

或扬长补短，借鉴西方之“法治”，借鉴民族之“德治”，德法兼具，“依法依德治国”，更彰显人类社会文明历史进程之高度，岂不美哉？

再次，两千多年孔孟思想的社会全方位浸润，已成为中华或东方文明的最重要特征。

“孔孟之道”据于中华民族正统文化地位达两千多年，不仅“克己复礼”传承光大了《易》文化，丰富发展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亦深刻地塑造了中华民族，塑造了每个中国人，如：儒商， 儒将，君子，义士，侠士，仁人，志士，智者，德者，谦虚谨慎，温文尔雅等。特别是“君子”之塑造，影响最大。再不然，看“文革”前中国广大的村镇、普通的家庭、乃至每一个普通的 人，其所表现出的最鲜明的孔孟文化印记或特征，就说明了这一切！所以，中华民族是一个被传统文化深深浸润、甚至每一个细胞被烙上道德印记的民族。因此，只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 君子，就撇不清孔孟仁义礼智信的文化血缘，包括当今亦非常“西化”的中国人。比如：

丈夫是否希望妻子善良贤淑，妻子是否希望丈夫忠于爱情家庭有担当？

是否重视家庭和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而看不惯老不尊，少无形？

是否希望自己的子女品学兼优，而非早恋早性，集体外出先备避孕套？

是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推崇极端自我、利己、极端自私？

是崇尚“节俭内敛，含蓄包容”，还是推崇奢侈、奢靡、张狂、张扬？

是崇尚“刚柔相济”中道平和，还是推崇极端、“亮肌肉”，弱肉强食？

是欣赏重德性、有操守，还是崇尚物欲、拜金、贪婪、缺德不择手段？

朋友交往是重“义”，还是信奉“只有永久的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

……

鲁迅对传统文化最“无情”，然而其“投枪”、“匕首”闪耀的却是传统道德的光芒，如讨伐无道，鞭挞无德，崇尚君子风范等；毛泽东对传统文化最“决绝”，然而毛泽东的“表”是洋马 列（阶级斗争也只是手段），“里”却是传统的道德，如政治上仍困惑于“兴亡周期律”，军事上尚未超越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的谋略思想（即便是人民战争思想也并未超越管子），哲学上 未跳出中国古老的辩证法范畴等，特别是毛泽东的传统文化底蕴最厚，民族骨头最硬。

传统的中国官员，大多饱学之士，文化底蕴很厚，很多高官或政治家就是文化名人，儒家教化功不可没。故，不似当下，假文凭，虚文化（函授充数等），又不注重学习和提高，特别是对传 统文化近乎无知，只知道市场、赚钱、GDP，满脑子铜臭，既缺乏涵养又无修养，所以不腐败、不浅薄才不正常。缺少文化的厚度，必导致官场的浅薄，缺乏传统文化的底蕴，充其量官场的混 混（无道德，无信仰，无敬畏，不是混混是什么？）。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被鞑伐了千年，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争议或批判之声也不绝于耳，然而看历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而形成的重要思想或流派几乎都完好地流传下来， 墨子、黄老学说等还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儒释道”则更成为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核心。

而诡异的是，表面上“孔孟之道”居于中国长期正统文化地位，而核心或内在之要，却是《易经》之魂，或道家的“道统”之精髓，即“表”为孔孟，“里”为易理，实质则是对于“道德” 的全面传承。而相较于道家，儒家强于“德”而弱于“道”，故儒家与道家，道与德互补。特别是，儒家误将“中道”为“中庸之道”，留下了一个千古之遗憾。

故真正的“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甚至“文字狱”则是发生在“文革”，因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千年史上真正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断层或断代，直至改革开放几十年（市场的 形形色色，意识形态或特色主义的“独尊”）。故，任何的文化“独尊”或“文字狱”都会成为历史的笑柄。

历史不可以“极端”，对待历史同样不可以“极端”，发展历史（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更须警惕“极端”！

凡事不可“极端”，“极端”则百害而无一利！

借鉴佛家重在“善恶”

信佛不等于一定要“出家”。尊崇“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不等于就要“入教”。这就是中国人的信教观，或对待各种宗教的态度，务实、辩证、理性、理智。

笃信神在心中，“信则灵，诚则灵”，“抬头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文革”前，再向前推，哪家哪户不供奉神？男女老幼，谁个不信神？信神者，神佑之，敬畏神，莫作恶， 积德行善。神敬畏，祖先敬畏，大自然敬畏，天道（道德）敬畏，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特征。

自佛教进入中国，扎根于中国本土，与中国的儒、道文化相结合，于是便结出了一个硕大的“善”之果。博大精深内涵亦非常庞杂的印度佛教，为何到中国后却独结“善”果？

重要原因，则在于中华民族善良的本性。

仔细考察便会发现，在世界上中国人很聪明，也很善良，非常能忍、让，如若不是被欺负得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一般不会还手，而且一般也不会主动进攻别人，包括侵略等。所以 ，中华民族数千年都是“守疆”而鲜有“侵略”，“长城”便是象征。而目前，之所以世界形象欠佳，动辄丢人丢到了世界，原因就在于抛弃了自己优良的道德文化传统，品行素质差，在国 内失德，张狂、张扬、不知感恩、无所敬畏，不择手段，何况出了国门？

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善文化。

64卦就有专门讲“善”的两卦，“损卦”和“益卦”，即：善人善己、善己善人。

两千六百年前的管子就明确地提出了善与恶的因果观。如《管子。枢言》：“先王重荣辱，荣辱在为。天下无私爱也，无私憎也，为善者有福，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在为，故先王重为。”意思 是：先王重视荣辱，而荣辱却取决于自己的行为。天地间没有偏私之爱，也没有偏私之恨，行为善者得福，行为不善者有祸，祸福全取决于自己的行为，所以先王非常重视自己的行为。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善文化历史和善文化环境，成为了肥沃的善文化土壤。

所以，佛教之善，与中华民族之善，一拍即合，从而结成天下最大的“善缘”，造就了中国独树一帜的“善文化”，深远、深刻、辩证，而且与孔孟文化一样，异常广泛而普及，妇孺皆知， 从而成为中国人道德观或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如：

因果相应，有因必有果。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蒺藜长出刺）

好报，帮人如帮己。

报应，害人如害己。

善人善己，善己善人。

德者，得也。

“找平衡”，“无论善恶，老天爷最终都会给找平衡”。

又如当今流行的：好人一生平安，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时间已到，一切必报。

……

积德行善。合道、有德，道德者即为善。

“儒释道”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DNA，即检验中华民族文化是否断层或断代，关键看“儒释道”（根本则为“道德”）。

借鉴墨家重在“知行”

墨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哲学派别之一，是与儒家、道家并列的三大哲学体系，从而奠定了诸子“百家争鸣”繁荣局面的基础。

第一，“兼爱”。“兼爱”是墨子思想的核心，其基本思想是“兼相爱 交相利”，即包含有平等与博爱的意思。所以，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等，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 若爱其身”，并提出“天下之人兼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辱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他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所以，“兼爱”强调的是大爱、互爱、普天下之爱，如大同世界，对中国后世影响很大。

“兼爱”——确立了中华民族重要的“博爱观”。

第二，“非攻”。墨子认为当时社会的“大害”、“巨害”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人与人之间的争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的不相爱。因此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 应当“兼相爱，交相利”，即“非攻”，他反对侵略主义，但认为自卫是必要的。故墨家子弟，人人身兼力行，个个都有好身手，以自强助弱，急人之难，解人之困，爱众亲仁，推衣解食， 视人如己。

墨子主张“非攻”，特指反对“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而且，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区分为“诛”（诛无 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 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在人类史上首次明确提出“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概念，并强调“止戈为武”，反对弱肉强食、恃强凌弱，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思想基础。

“非攻”、“止戈为武”（以战止战）——确立了中华民族正确的“战争观”。

第三，“尚贤”。即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并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 善罚暴。所以，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要求君上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并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的主张（亦符合当今政治或民主理念）。

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墨家强调“节用”， 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同时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

“尚贤”——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人才观”，也是世界最早的“天赋人权”观之一。

“尚贤”还表现出了非常先进（现代）的“民主观”，如“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等。

第四，“三表”。这是墨子提出的检验认识正确与否（或真理）的标准，即：

（1）“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以历史记载的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为依据。

（2）“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众人的感觉经验为依据。

（3）“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以政治实践的结果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依据。

这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检验“正确与否”，或“真理标准”的命题。

“三表”——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早的“认识论”或“真理观”。

第五，“知行”。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亲知。

闻知，墨子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 即在听闻之后，要加以思索、考察，辨别真伪而得其真（义）。

说知，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即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判断、推理）。

亲知，墨子所说的亲知，乃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 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睁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 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 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

墨子把认识或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故，奠定了中国“认识论”或“方法论”的思想基础。

墨子不仅善思，亦善行，身体力行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其成果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数学、物理、科技、军事等许多方面，很多方面奠定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墨子对数 学、物理学、逻辑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如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在世界研究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知行”——“知行统一”，是墨家最重要的哲学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为后世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另外，在科学研究方面，墨子不仅重视“术”的研究，亦重视“学”的研究，提出了很多科学的概念，以及独树一帜的思想理论。然，墨子的这一良好传统未能保持下来，重“术”轻“学” 即轻视基础或基本理论的研究，是中国长期包括至今仍然存在的普遍现象。这些，是否都是我们应当借鉴之处呢？

黄老学说重在“道统”

黄老学派，最初流行于齐国稷下学宫。它既讲道德，又主刑名；既尚无为，又崇法治；既以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强调“道生法”，要求统治者“虚静谨听，以法为符”，不受任何干扰 ，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

“细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每一个朝代，在其鼎盛的时候，在政事的治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秘诀，简言之，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接下来宋、元 、明、清的创建时期，都是如此。内在真正实际的领导思想，是黄（皇帝）、老（老子）之学，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所标榜的，即在宣传教育上所表示的，则是孔孟的 思想、儒家的文化。但是这只是口号，只是招牌而已，亦可以旁借‘挂羊头卖狗肉’的市井俚语来勉强比拟，意思就是，讲的是一套，做的又另外是一套。”

——（《南怀瑾选集》第二卷第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这里本人与南怀瑾先生所不同的是，非“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是黄老与儒术并用，只是儒术作为长期国之正统文化地位，显得过于强势而成世之表象，而黄老之“道统”虽非正统地位 ，也未被抛弃或冷落，因为中华之“道”太渊远了，无“道”亦不可能有孔孟之“德”。故从下面的记事时间，便可窥其一斑。

仰韶文化“阴阳太极图”六七千年前；

伏羲：画八卦、作《易经》约6000年前；

炎、黄二帝：公元前2697——前2599年；

周文王：公元前1152——公元前1056年；

管仲：公元前725——前645年；

老子：公元前571——前471年；

佛释加牟尼：生于公元前566年；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年；

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

玛雅文明诞生于公元前10世纪；

耶稣：约诞生于公元前6至4年。

……

从仰韶文化之“阴阳太极图”，即“道”之形成，到伏羲完善“道”而创“天道”、“地道”法则，即《易经》的初始问世，到周文王演绎八卦而64卦，创“人道”而完善“道德”，即《易 经》的完善。“道”统领或主宰中华三千余载，而期间“炎黄”亦不例外，故完全可以推断，皇帝乃以“道”成功治理天下而获得后人的推崇。

春秋战国时期，道、儒分流，形成各自的流派或分支，老子至于“道”，孔孟至于“德”，佛家则综合道、儒两家，亦即“道德”之为“善”，故强调“积德行善”。

相传“道统是指原道德传脉络。原道，也称天道。”“天道的传播脉络，起源于黄帝。”因而不难结论：形成于齐国稷下学宫流行于战国时期的“黄老学说”，既推崇皇帝治理天下之“道” ，又尊崇老子“道”之思想，同时又受到齐国管子的影响。故，重于“道”，尊于“德”，兼以“法”，从而构成了“黄老学说”的主要思想内涵，同时也是中华“道统”之完整内涵。

文王完善“道德”，管子则首次全面成功实践，然遗憾的是未能直接光大于后世，而却以“黄老学说”的面目出现。

然而，由于秦朝“法治”之极端，而儒家“德”之渐趋强势，故“黄老学说”至西汉之后便日渐衰微，然其追求的“道统”思想，并未在中华民族消失，而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这就是“仁 政”或“德政”。

换言之，构成“仁政”或“德政”者，“道统”或“道德”。

借鉴商鞅重在“法治”

商鞅是秦汉时期法家杰出的代表人物，商鞅协助秦王朝以“法治”治理天下，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居功至伟。

然，却好景不长。

因为，商鞅推行“法治”却排斥“道德”，从而走上了极端的法治化道路。在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道统”历史的国度里，从皇帝之“道”，到老子之“道”，已深深扎根于中华沃 土，文王之道德即西周之道德文明昌盛，加之管子成功的道德实践，而儒家之“德”也影响渐广，并逐渐被广泛认可或接受，在此历数背景下，罢黜“道德”而独尊“法治”，其结果便可想 而知了。

所以，商鞅变法的失败，并非“法治”的错误，而是“极端”之祸，而且祸及“法治”达两千多年，不能不是之后中国长期重人治而轻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讲“法治”，又讲“道德”，德法兼具，或法德并举，即“依法依德治国”，方才符合中华民族的治国之道，这一点已被管子所充分证明。

——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当借鉴之处呢？

借鉴治国重在“道义”

无论国家或个人，从道则行遍天下，有道则自立于天地间。

道义，国家内政外交的基石，有道义，行道义，天下亲和。

道义者道德，表现在政权则便是“仁政”或“德政”。然，道德或仁政离不开“自律”和“他律”，自律是“根”，无自律就无道德自觉，则难有真正的道德或仁政；他律是“本”，无他律 ，则道德或仁政则难以保证和持久。所以，无论道德或仁政，自律、他律是“根本”，缺一不可。

自律者，自觉、自动、自发，积极主动。

他律者，民主监督，法律保证，法治实践。

故，为何数千年的中国跳不出“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回答：缺少“他律”保证耳！

数千年来，就像中华文明之精粹在道德，西方文明之精粹在民主与法治。故扬长补短，借鉴西方文化之精粹，即：道德（仁政）+民主+法治==长治久安！亦为“依法依德治国”。这就是中国 跳出千年“周期率”的根本之道，同时也是人类的希望之道。

有道则昌，失道则衰，无道则亡。然，有道而无保证，终将“失”或“无”。

所以，恒久的道德、道义、仁政，离不开恒久的民主监督、法治保证。

借鉴精要重在“精粹”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善人善己，善己善人。

天道不可违。

违背规律就要受到规律的惩罚。

善恶有报，因果报应。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得民心者的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成由勤俭败由奢。

大同世界，天下为公，和谐世界。

……

这些精粹是浓缩的文化，闪烁的文明，是中华民族长期实践中提炼、升华、高度概括的警句，就像凝聚的“宝玉”，不仅光彩夺目，内涵丰富，且具有无穷的魅力和凝聚力，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比如，中华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 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 患寡而患不均”，等等。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 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结束语

以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讲话做结束语：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 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2013年11月26日，在 曲阜调研时的讲话）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5,000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多年 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 ，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 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

“积沙成塔，细胞会丰满起来。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研究要起到引领风尚、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最近中央将下发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意见》，弘扬传统美德，倡树社会新风，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教育人们服务社会，推动社会发展。”（2013年11月26日，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201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欧洲则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正如中国人喜欢茶而比利时人喜爱啤酒一样，茶的含蓄内敛和酒的热烈奔放代表了品味生命、解读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但是， 茶和酒并不是不可兼容的，既可以酒逢知己千杯少，也可以品茶品味品人生。中国主张“和而不同”，而欧盟强调“多元一体”。中欧要共同努力，促进人类各种文明之花竞相绽 放。”（2014年4月1日，在比利时欧洲学院的演讲）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不久前，我访问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在其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 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这句话揭示了一个真理，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也好，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也好，关键是要让各国人民充分认识和平与发展对人类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明交流 互鉴，而民间外交则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2014年5月15日，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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