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剖学系列之八发表之际，有必要补充一句，此系列文章意在深入剖析中西文明诸多差异的根源，尝试揭开种种观察和理解之误区，借此打破百多年来中国人业已习惯的定势思维，尤其是“半途思维”(被词语特别是事先设计好的词语截获)。虽殚精竭虑务求客观全面，终就只是一家之言，一文之意，并非普世真理，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读者可秉持自己观点畅所欲言。】

　　有一天，我一边等绿灯，一边漫无目的地望着对面马路。绿灯亮时，对面的一群人朝这边涌来，走到路中央的时候，有一年轻人当街吐了一口痰。由于是在市中心相当整洁的环境和马路中间，那举动十分刺目，他自己却毫无意识。从穿着举止看，他应该是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生活优裕的青年，如果没有这个动作在先，让他站在我面前，我会觉得这是个仪态不错的年轻先生。但这个举动暴露了他的教养以及他可能的生存环境，尤其昭显了一个世纪公共教育的失败。

　　为什么一个一百年都在试图纠正的行为却始终未改掉、还由于新的人口大量涌进城市而欲演欲烈(市中心重点保洁的区域可以做到无灰土无垃圾，唯独做不到无痰迹)?为什么一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十几年的教育却阻止不了他继承陋习?这说明已有百年历史的中国公共教育存在失误，因为不管出自城市还是乡村，三十岁以下的人都普遍受过中小学教育。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就指出中国现代公共教育的第一大缺失是没有属于自家文明的思想体系，用考分的方法强迫学生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或领导人的讲话不是长久之计。而自家文明思想体系在公共教育中的缺席，直接导致的便是外在行为审美权的丧失，进而造成外在行为审美教育(与道德行为教育大不同)一代代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现代公共教育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引入过程不是缓慢地、取长补短地借鉴，而是一次创伤巨大的手术，犹如一个女人为了专宠领养的婴儿，将自己怀着的婴儿强行引产，中止了生命，因为人们反复告诫她反正那怀着的婴儿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与其生下一个必死的腐朽婴儿，不如领养一个健康的。那场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自我“阉割”全盘丢掉了绵延中华文明千年不断的传统教育体系，随着旧水泼掉的第一婴儿就是自家文明的思想体系，第二婴儿就是伴随思想体系的外在行为审美。而这第二婴儿就与我们文章开头的那口痰息息相连。何况这史无前例的“换婴”之举，并未吸取西方现代公共教育的真谛：即首要是人的驯化而非知识的储存。任何一个文明伴随其思想体系的都是与之配套的外在行为审美，在教育的排序上，这应是老大老二，因为直接影响文明和社会的根基，知识与技能是排在第三位的。而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却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怪胎，它让知识与技能教育充斥全部，养着一个无头无脑、身体畸大的婴儿。没有自家文明思想体系的结果是培养的人才知识和技能一流，唯缺自我意识!这使得整个上层建筑由于缺乏自我意识，而变得有体无魂，无魂的突出表现便是不知何为外在行为的审美。

　　外在行为规范教育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也还勉强保持的道德行为教育，诸如做好事、要诚实、爱劳动、拾金不昧等等，而是衣食住行的日常行为审美规范——人应该怎么站、坐、行、食、衣，发肤应保持怎样的整洁度，待人接物人情之外应有的礼节等。总而言之就是外在行为的审美。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谈过“内在人格与外在行为”的距离，并指出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尽可能拉大其间的距离，功夫全部做在外在行为的审美上，将内与外清晰地分在私与公两个隔绝的世界。这样做的结果有正反两面，正面是西方人走出家门一举一动、从头到脚皆不随意，人人意识到何时何境私我结束公我开始，而这两个“我”距离越大越绅士。这一传统虽然自六十年代以后也有所松懈，不似以往那么严苛，但既是传统即为本性，注重外在行为的审美，并为此严格划分公我和私我，且以此作为公共教育的重要目标，并未改变。

　　西方公共教育，尤其私立学校，基本上可以通过若干年教育让一个人抹去或至少藏起出身或所处生存环境为其外在表现打下的烙印。这也是西方社会一个普通人要得到社会承认的必要途径，因为这是公共教育的最基本目标。在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最初一百多年里，他们做这种事曾经非常严苛，从体罚到精神压制，无所不用其极。何况他们早有宗教传统垫底，在现代教育出现前，教会已有如此“格式化”人之精神与行为的漫长历史。1949年后有不少人控诉“育婴堂”(西方教会经营)的残酷，其实就是中国人受不了西方式的“格式化”驯养。而中国向西方学来的公共教育恰恰忽略了这一目标，以致受过义务教育的孩子若未迈过高等教育的门槛，在其后的社会人生中，很难重塑一个有别于父母和出生环境的“公我”。何况即便受了高等教育，也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除了知识技能的传授根本没有其他目标，如果个人毫无意识，通过外在行为审美规范重塑一个“公我”这一本应具有的目标，同样是遥不可及。

　　所谓“公我”不是“无私的我”，而是通过外在行为审美规范尽可能纠正或掩饰其生来俱有的本能和习惯状态。公共教育如果能改造“私我”，培养一个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此高远的目标，必然完成的比例不会大。与改造“私我”相比 ，用外在行为审美规范修饰“私我”，则相对容易和现实。

　　检验一个文明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就看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外在行为的审美规范，这个审美权还在不在自己手里显露的不光是一个社会风貌的美与丑，也透射出这个文明的肩膀上是否顶着自己的头颅还是早已空空如也。丢失这个审美权与丢失自家文明的思想体系是前脚后脚的。在东亚国家中(何止东亚国家)只有我们彻头彻尾地丢掉了祖先的外在行为审美规范(从言行到服饰)，以致整个社会失去了外在行为规范和规范之下的美感。其结果便是这个社会外在行为的审美不是向上走，而是一天天往下坠落，一方面是城市白领小资的洋化和与本文明的割裂，另一方面就是广大人群(包括原来尚存的市民社会)的乡村化。我这么说可能有人不解，他们会说如今是城市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何来总体的乡村化?城市化不光是建高楼大厦和离开土地，它的另一重要体现是外在行为审美的提升。我们现在是海量人口涌入城市，不是城市改造他们，而是他们用其外在行为将城市变回大农村。

　　我小时的中国市民社会虽然没有什么奢侈品还可能衣着有补丁，但人们普遍注意外出衣饰的整洁，头发和脸面虽不讲究但干净整齐却是最起码的。不信你去看看老照片，城市居民不论是职员还是工人，外出的衣着和发型都避免脏乱。将上世纪五十年代电影中的人与今天写实电影中的人对比，会更惊心，好像人种都换了。童年少年时的生活给我留下了周围人群虽不富有但也绝无贫贱的总体印象，如今这么富了却不敢保证能留下这样的总体印象。我那天在王府井大街闲走，一路都是现代化大都市的风采，唯独几个漏洞。首先是当街叫卖，有用喇叭叫卖的，更有雇人站在店门口甚至店外扯着噪子吆喝，让人恍若走在集市上，我年轻时的王府井可没这架势。那时的服务员可能热情不足，但没有这种腆着脸的纠缠;其次是街道色彩日益浓艳，大金大红，都说中国人喜欢红，可我看汉唐的服饰并不喜艳，幼时在城里也没见过这么艳俗的阵势。恢复传统是重拾文化传统，可不是城市倒退回农村;再就是周边小胡同的乡村化，与主街的时尚鲜亮形成刺目的对比。比如我一离开王府井大街拐进多福巷没走几步，就如同进了废品收购站，一群人把一截胡同变成了堆集和收购废品的场所，污渍遍地。回收废品是环保的表现，但不能把街道变成收购站。从前北京的小胡同也不是什么光鲜所在，但没有如今的乱与脏，脏乱的集中表现就是公共空间也变成了私生活的场所，脏东西可以乱丢，脏水可以乱泼。由于各种食摊、小铺一家接一家，烹煮洗漱不少都放到了室外进行，这使得路上到处布满三迹：油迹、水迹、痰迹。油迹是把街道当厨房或流动餐桌的“杰作”，水迹是把马路直接当下水道的结果，痰迹则更进一步，干脆把公共空间当自家痰盂，在全世界能把人送进太空的国家中，这无疑是绝无仅有。有些爱国者可能爱之心切，对这些弱点颇不以为然，他们的思维非常直线，认为有弱点怎么造出了原子弹还把玉兔送上天?其实这根本是两件不可比的事，行为缺点与聪明才智没有因果关系，只是前者会阻止后者效益的最大化。

　　城市乡村化的另一表现，是陌生人之间称呼的亲属化。我注意到现在有不少商店，你一迈进去便莫名其妙地被人以兄弟姐妹相称，还叫得特别亲，这是以前的城市商店里从未有过的。这种把陌生的、本应保持一段适当距离的关系一下以亲属称谓拉近，让人极不舒服。这些年轻店员要么习惯这么称呼，要么以为直接将关系拉近，会有利销售，也有利于自己，所以对陌生人显出过分亲昵。殊不知这么做并不能拉近关系，还可能让有些顾客感觉不自在，一般人不习惯随时随地被人以亲戚称谓招呼，他进店东西还没仔细看就已经被你用这种感情收买的方式套近乎，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让他感觉你急功近利、不是实诚的售货员，那么你其后的推销也会让他觉得不真反假。人类文明设计出尊称，并在血缘之外避免昵称，就是为了让社会之人保持一份距离，并由这份距离而保持尊严。人人互称姐弟的社会并非大同世界，而是虚情假意的社会。卖东西并不一定要将尊严也搭进去，随时奉出自己的尊严也是对他人尊严的冒犯。

　　城市乡村化还有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人多了，这与日益加快的现代化也构成鲜明对比。我在久违多年之后再进北海公园就留下了这一印象。如今的公园不到旅游季节或外地游客光顾的时间，相当冷清，可能是门票太贵，也可能是即便持有公园年卡，进去也只能享受一点绿化环境，古迹和名景一般都须另交费，更有可能是城市青年觉得在老公园里约会游玩不够时尚，因而中青年市民进去的不多，至少按比例相对稀少。这造成你若在四、五点钟进园，映入眼睑的主要是两类人：园内雇佣的保安;来锻炼或参加别的聚会的老年市民。如果说后者还是衣冠随意、蓬头而不垢面，前者用衣冠不整、蓬头垢面来形容绝不为过。这些人不知从何处招来(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尚能提供多余青壮人口的地区只剩落后贫困地区)，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最起码的作人教育，雇佣者也没对他们进行职业之外的最基本培训，比如脸要洗干净，头发要梳整齐，比如制服要穿正、要洁净，而不能吊尔郎当、一身污垢，既作保安就要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否则有辱自己这个职业。但就是这些最基本的作人规范，在他们身上也一丁点看不出来，可见家里、学校到用人单位无一处对他们进行过这种必不可少的最低标准教育。当一个社会最低标准教育都未完成，满大街地悬挂再美好不过的道德口号又有何用呢?

　　那群公园的主要使用者老年人也有不注意言行仪表的倾向，他们把公园当成了自家后院，不光把在自家厨房穿的衣服照样穿出来，而且好象在里面什么都能做(放录音机、听收音机、用麦克风，直接把园子当自家客厅)，根本没有公行为与私行为之间多少应有个界限的概念。就算如今人人有能力买麦克风和收、录音机，也并不意味着时时处处都能使用。由雇来的保安(自己管理园子却不懂得爱护自己的工作环境)、城市退休老人(最经常使用园子也不知爱惜自己的娱乐空间)和外地游客组成的吐痰大军，在昔日纤尘不染的皇家园林留下斑斑点点的痰迹。

　　城市乡村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公生活与私生活的混合，中国社会较之西方社会本来就是公私模糊的，街头生活一直在模糊着中国社会公行为与私行为的界限。西方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事的一大事业就是驯化个体，为此强行将街头生活驱除出公生活舞台。中国社会虽然没有将之作为大事业，但城市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街头生活进行了规范，市民生活逐渐建立了一些公私概念，然而这个一点点分开公私的市民社会，却被近三十年海量涌入的新人口冲得七零八落。之所以不是城市以其行为规范让新来人城市化而是他们让城市乡村化，就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早已丢失外在行为的审美。

　　随地吐痰究其根源也是公行为与私行为不分的表现，扣上其他道德指责都未挖到病根。吐痰的动作和吐出的人体垢物在一个公行为和私行为截然分离的社会，是绝对不应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最大区别是公生活与私生活的隔离，哪些事、哪些行为能在人前做哪些不能，在西方社会是有着明确划分的，其高度的精神集体主义在公私分隔上表现得淋漓尽至，城市整洁有序这一隔离功不可没。以法国为例，“吃”这种行为一般是不在大马路上进行的，天好的时候餐馆、咖啡馆可以设露天座以供顾客沐浴阳光，但城市严格禁止流动食品商贩(只有度假的海滩或特殊聚会例外)，三明治和煎饼都只能在定点商铺购买，且一律不能在露天售卖。公司或机关雇员则不得在办公室用餐和喝茶，一般设有专门喝咖啡或茶的空间，而不得在自己办公桌前进行，午餐没有在办公室用的，若无食堂，一律去餐馆，经济拮据的人则带着在家准备好的午餐躲到某个公园一角去吃掉，无论寒暑。分隔得如此一丝不苟就是为了从根上斩断公私混合。我认识一个白人店主，自己开一家小店，按理没人管他，在自家店里做什么不行?但他硬是一只矿泉水瓶子都不会露在顾客看得见的地方，店内更不会放置水杯水壶等任何暴露私我的物件，口渴了宁肯关店去旁边咖啡馆喝。后来他生意不景气，我以为他会破破规矩在自家店里吃中饭(餐馆破费大)，谁曾想人家情愿外面去买一个三明治冷着吃下去，也不会让店里飘上丁点儿饭菜味。那内外、公私分得之清，外在行为的审美规范把守之严，让我感叹不已。换个中国人自己开店，吃喝拉撒谁管得着，热水瓶、茶杯、甚至锅碗瓢勺都可以不避人眼，我就见过那些商品动辄上百万元价格的店铺，毫不掩私，可以杯盘狼藉，当着顾客的面吃吃喝喝。

　　我新近去座落在万寿寺内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几百年的古迹配上艺展的功能真是高雅的天仙配，然而如此场所却被一群毫无公私界限的管理员搞得有辱头衔。一进寺内尚未入展厅便被两个女人的高声闲聊(大葱价格、晚上吃什么)搅得仿佛走进市场，二人也真有能耐，一个站在东展厅门口(雇她们看守室内展品，她们站在门外聊天)，一个站在西展厅门口，隔着十多米长的庭院，旁若无人地大声闲扯。待走进一间展厅，看守的女人一边听收音机，一边与另一工作人员聊着家长里短，参观者走过，如若无物，毫不影响她们把工作场所当自家客厅，闲聊不停，音响不关。前不久我去北京宦官博物馆，也遇类似情境，一共四个展厅，还有一间锁上了，问为什么不能参观，答里面放了东西。古老的寺院、公共的场馆好像不是雇他们把守而是供他们私用。

　　缺乏自我意识的中国人，几乎也毫无公私、内外概念，人后做的事，人前也一样能做，在自家厨房穿的衣服，可以毫不羞愧地穿到大马路上，甚至走进肃穆而正式的场合。公私不分的最大弊病是工作场所被挪作私用，不要说一个看守千年古刹的管理员可以把古迹当成他自家私宅，就是一个购物中心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也可以在里面凉衣鞋放私物。说中国人自古如此，我是怀疑的，不如说随着自家文明思想体系的崩溃，与之紧密相连的行为规范也土崩瓦解，一代一代，外在行为的审美荡然无存。

　　我不知美国这个新移民国家怎么做，在老欧洲公行为与私行为的分离是家庭和公共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小孩学作人的起点。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写过，教育小孩将公行为与私行为分开，是培养自我意识的捷径，因为教育他们拉开公私的距离，实际是让他们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距离，以及与他人的关联。所以以分开公行为与私行为为起点从儿时起便进行驯化，很可能比我们一惯做的道德行为教育(可以并行)有效。中国社会的很多不文明举动根源就是毫无公行为和私行为分隔的概念，人群几乎没有在人前必须收掩私行为的意识，围绕着“吃”这个私行为尤其如此。我在《解剖学系列之四：“世界上层社会”的门槛》一文中谈到西方人划分“世界上层社会”和“世界下层社会”的标尺，标尺上也有公行为与私行为是否分隔这一刻度。看一个社会是否讲究礼仪，观察它怎么规范“吃”(场合、方式、内容)就能测个大概。

　　人并不需要随时随地吃东西，也不需要只要满足嘴欲什么都吃。人有别于动物，此为一大分界线。文明社会需要规范外在行为的审美，西方社会对外在的我与内在的我划分极清，能不外露的私我尽量不在公共场合显露，因为外在的我经过克制和装饰，而内在的我则是赤裸裸的。穷困潦倒的时候为了活命什么都吃、什么场合都吃，情有可原，可如今的中国却是因吃喝有余而满大街飘着煎、炸、熏、烤的食味。我走在国内的街上，时常有一种城市变成了私家厨房的感觉，人不分场合、不分钟点、不顾仪态地什么都吃，年轻人尤其如此，因为满街诱惑。再看一些电视节目也不例外，热衷于介绍各种稀奇古怪的吃食和吃客，大快朵颐之下，无论是采访者还是受访者，无人考虑在镜头前的吃相。记得我儿童和少年时代的中国大城市，并没有随处可见的鸭脖鸡爪麻辣烫，瓜子更不会嗑到大街和店铺里。最令人惊异的，是奢侈品店里嗑瓜子、啃零食，而卖的是标价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宝石、红木!我某天走过一个陈设豪华的家具店，从价格看是地道的奢侈品店，只见两位女店员(也可能就是私人老板)坐在门口标价十几万的桌椅上大嗑瓜子，一地垃圾。毫无内外、公私意识的二人，一点也未想到奢侈不仅仅是高高的标价，还须优雅和尊贵去衬托，才能自圆其说，否则就是人贱物亦贱。

　　我们一直强调西学，可中国西学有个天生的毛病，就是理想化进而道德化对方优点，这阻止我们看清表皮下的真传。外在行为的装饰乃他们的真传之一，这样的行为特点故然有伪善的一面，但将公行为与私行为完全分离，也是西方社会许多令我们艳羡的优点的源头之一。与其笼而统之地道德化他们呈现在外的一面，同时一句“素质差”把自己一抹到底，不如细分源头，学到实处。

　　中国并不是自古就不讲究外在行为的审美，没有一个文明不对它的外在表现制定审美标准，而吃相是这一审美的基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第一步，否则我们的祖先要先于所有文明创造那么精美的青铜器和瓷器干吗?啃、磕这类形同野兽的吃态，在家里做倒也罢了(在西方，中上层社会家里饭桌上都不能做)，满大街众目睽睽下做，跟在没有门的厕所方便本质相差不大。西餐刀叉的出现要远远晚于中国人用餐的筷子，也就是说当我们已经斯文用餐的时候，他们还在茹毛饮血，但他们后来居上，用上刀叉后，就严格让人的吃相有别于动物，比如用叉送食是为了人的身体不直接俯向食物(用餐时身体必须坐直，俯身于餐桌餐盘上是没教养的表现)，用刀在盘里切、剔是为了人的牙齿不直接去啃咬食物(除了便餐没有条件，正式用餐时忌用门牙)。记得小时母亲教餐桌礼仪，胳膊肘也是不能放在餐桌上的，食物要用筷子送进嘴里而不是嘴直接伸进碗里，吃时嘴不能发出响声。这些规矩都只有一个目的，让人的吃相有别于动物，因为人有耻辱感。法文有一个词叫pudeur，译成中文可以叫廉耻或害羞，意思是人有私密和不雅的一面，在人前显露他会感到羞耻。一个文明失去了耻辱感，完全没有私我与公我意识，这不是洒脱和豪爽，而是精致文明向原始文明的倒退。

　　这种倒退是一步一步下坠的，从宋灭明亡就已经打响了发令枪，十九世纪后更险峻的世局和内乱，愈加赶着这匹只顾逃命和活命的“疯马”在下坠的跑道上狂奔。特别是这个文明的上层建筑几经毁灭，每次重生都多少带点负不了全责的继父身份，一代比一代撒手不管，一代比一代失去主人意识，以致现如今，单从外在行为的审美审视中国社会，上层建筑连继父之责都难以担待，因它自己就已失去了外在行为的审美框架。中华复兴，单有高科技和财富是不够的，还须重建外在行为的审美。如果上层建筑自身丢掉了这一审美权且连“丢”这一事实就意识不到，那就不是复兴而是下坠到底的问题了。那些上层建筑被屠刀炮火或被暗地篡变连锅端掉的国度，都面临外在行为审美的缺失或危机，好象人死前衣饰先被暴力扯掉一样，黑压压的人群只剩下生的本能。我理解的“中国梦”，除了富足强盛，还要人人知耻，知耻的第一步是把内我、私我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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