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为:天爵与人爵
刘润为:天爵与人爵
这两个概念是孟子提出的。所谓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所谓人爵,就是高级的官职。平头百姓把当官的叫做大人,就是承认这类人的身份要比自己高贵。但是这个高贵是人为的,是少数当权者意志的产物,所以叫人爵。与此相反,有德者在社会上享有的崇高声望,则不是靠上级下文任命,而是在百姓中自然形成的,所以叫天爵。简而言之,百姓的心碑是天爵,官家的纱帽是人爵。
那么,天爵与人爵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应当放到不同的时代中去考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章句上》)这就是说:在古代,天爵与人爵是统一的,只要品德修养得好,虽然无意于做官,堂皇的官冕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在你头上;在今天,天爵与人爵是分裂的,人们修养品德仅仅是为了制造一块敲门砖,用它去敲开爵禄之门;一旦敲开这个门,便要丢开这块砖。看得出,孟子是天爵与人爵的统一论者。不管这位老夫子的思想有多么僵化保守,我们毕竟还得承认这个干部理论的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就在于,所谓天爵中包含着民本观念。说白了就是,看一个人的品德怎样,不能不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怎样。当然,孟子不是格瓦拉主义者。他不否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别,只是反对把这个差别无限制地拉大,反对“劳心者”成为不顾百姓死活的独夫民贼。在他看来,领导可以爱财,但是也要让百姓富足,而不能一人独吞;领导可以修建游乐场所,但是要“与民偕乐”,而不能“独乐”;领导可以喜欢流行歌曲,但是要“与众乐乐”,而不能“与少乐乐”,更不能“独乐乐”;领导可以好色,但是要“与百姓同之”,而不能搞得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由这样的观念出发,他认为,一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坐视“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一个纵容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穷苦百姓粮食的领导也不是好领导,而对于不好的领导,百姓们则不妨给点儿颜色看看。邹国在与鲁国的冲突中,有33个官吏丧生,而百姓则“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说起这件事,邹穆公很是恼火,孟子却说:“活该!谁叫你和你的下属平日残忍地对待百姓呢!你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你。这回,你的百姓算是找着报复的机会了。”正因为天爵中包含着这样的观念,所以百姓们肯定欢迎修得天爵的人上台,而不喜欢只有人爵的人当道。
然而,在专制制度下,百姓的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难就难在人爵的分配权不掌握在百姓手里,难就难在掌管人爵分配权的人有私欲而无监督。倘若那是个顾及百姓又能对私欲有所节制的人(如周公旦),他就会留意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倘若那是个虽私欲膨胀但又对百姓有所顾及的人(如武则天),她就会既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又选用缺少天爵的小人(各有各的用处);倘若那是个私欲膨胀又昏天黑地的人,他就会只管人爵而不管天爵(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不管上边怎样选用,百姓都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碰到好一些的呢,算你走运;碰到坏的呢,活该你倒霉。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选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趋之前之欲试之,因此上演出一场场一幕幕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热闹非凡的官场活剧。孟子就曾蔑视地指出,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发财(人爵)的行径,能不让他的妻妾引为羞耻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见的。至于孟子以后,这种无耻更是日益扩大与深化。陪球、陪棋、陪票友的,治曲学、写谀文、建生祠的,吮痈、尝尿、做干儿的,送春药、献房术、充当男妓的……最为卑鄙的当是送上自己的老婆或女儿。北齐的“弄臣”徐之才回家,恰巧撞上朝霸和士开正在强暴其妻,于是急慌慌回避,一边走一边向和士开道歉说:“妨少年戏笑,妨少年戏笑……”结果以妻子的耻辱换回了宰相与西阳郡王两顶桂冠。在这样一种昏暗的天地中,即使是修得天爵的正派人,为了寻求报国之门,有时也不得不曲道应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唐诗一万首》[上]第43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诗圣杜甫壮年时代的痛苦!由此看来,在官场登龙术中,“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路数还不能说是最坏。即使那个天爵是敲门砖罢,你毕竟还得摸一摸这块砖;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你毕竟还得挂上这个羊头。然则上述种种,却是连那样的砖或羊头都不要的。
现代心理学有补偿的动力一说。小人在极端扭曲自我之后,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扩张自我。这些心理变态分子一旦上台,在聚敛、施威、纵欲等方面的疯狂,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结果是百姓倍加遭殃。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爵在人爵中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权生命力的尺度。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占据优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健康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处于劣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已经微乎其微,这个政权的丧钟便已经敲响。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是蔡京、王黻、朱勔、高俅四大奸臣和童贯、梁师成、李彦三大宦官。其中,蔡京、王黻初始还算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之类,其余五位则从钻营的第一天起,便走在旁门左道上。像宗泽那样修得天爵的正派人已经极少,而且靠边站。于是,生灵涂炭、民怨鼎沸,便有宋江、方腊等揭竿而起。这个政权尽管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不久即被国外敌对势力颠覆。宋徽宗这位喜欢吹拉弹唱的“风流天子”,也被从李师师的被窝里拉出,成了北国冰冷囚室的“昏德公”。
孟老夫子早就警告:“弃其天爵”,“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但是,听的人有多少呢?
1998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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