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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承志:墨浓时惊无语

生存于复杂的时代又面临复杂的命题,人需要一种更充分的自由。特别对于作家而不是理论家的思想而言,阐述为自己良心感知的内容,特别要求环境的规矩,以限制有意的曲解和误导。可悲的是,强权的愚蠢干涉,其实往往可以成为避免误解的条件;而来自依附体制的知识份子、即鲁迅所谓智识阶级的攻击,却会导致真正的思想压迫。  

  当然文学就是限制中的创造。前人都是在时代的可怕限制中,完成了辉煌的业绩。因此我从来不赞同文学的政治化。今天我依然不会变我的道路为政治,我甚至不是为了抗议,而仅是为著备忘。  

  只是,我不知道,先贤和前驱们是否都曾经遭遇过这种命运:不仅背负著上百年的屈辱的被殖民史,不仅承受著残暴的强权压迫,还不得不与一群如同今日中国智识阶级的人同生共伍。  

  二十世纪是个发生了许多革命的时代,我本人只是一个这个时代的婴儿,就本质说并不是它的参加者。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我们在追寻革命后果给我们的教训的同时,也要究明革命的原因。但是,智识阶级制造的流行思潮,在揭露旧革命的   悲剧和不人道的同时,正剥夺著人拥有的权利的一种,即在压迫的极限上选择革命的、永远的权利。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压迫对革命的想像,压迫任何对更理想的社会的想像。  

  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反对青睐和豢养他们的体制。他们无视特权官僚制度对民众   实施的压迫和恐怖,也无视世界新体制对贫穷世界的威慑、歧视和压榨。他们一心倾倒于对西方体制的讴歌,全然不顾西方的国家富强与精神自信,乃是建立在百年   来血腥的殖民史之上;也建立在贫穷国家和民族的从属、窘境、以及受辱之上。他们否认文学的天职,以及知识份子的天职本身拒绝任何从属;这种天职仅仅是表达人的自由、仅仅是向一切不平宣布正义和良心。  

  没有理想的和完全人道的革命。是的,革命往往与人的恶性孪生,遗留下满目的废墟和无数的悲剧。革命是被人世的苦难逼迫而诞生,并成为正义的人心的向往的;但它确实又往往在人世的腐蚀中变质,因此被人恐惧和舍弃。

  在这样的革命的世纪末,总结革命和诸如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严肃性和复杂   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恰恰是在这时,今天的智识阶级抡著棍子,压制著言论的自由   和思想的表达。循环之后没有改变,他们一如迫害过他们的棍子前辈。  

  出于这样的思想,十几年来我一直思索著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思索由于红卫   兵时代的原罪即肮脏的血统论,甚至渐渐成了痛苦的内心折磨。但是今日批判血统论的危险,比起 60 年代的思想先驱和牺牲者所面对的,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关于这一点,请原谅我不能更细致地论证。  

   1993 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当时日本岩波书店的《世界》杂志约我写一篇   纪念文。对一个作家来说,我初次体验了不能使用母语写作的滋味。由于心头的阴影,我甚至有意对一些汉字只用日文假名。对人的权利,对政敌和阶级之敌的人道,   也许是毛泽东和他的时代必须面对的置疑。我对毛泽东提出这个根本的置疑,但是仍然用我的语言对他实行了必要的辩解。因为人依然可能依靠他的革命和造反思想来解放自己。  

  同样,我在日本出版了一部关于早期红卫兵历史的著作,我不能用中文出版。   因为,无论是我对从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存在的,可以称作 60 年代的最大罪恶的血   统论的自省和揭露;还是我对青年以及民众的反体制权利的坚持──两点都被今日的霸权所不容。我特别强调的是,智识阶级的话语霸权。  

  我不从属于任何政党或运动。我拒绝一切政治形式。我仅仅用文字表达了这种   思想。我认为在这种前提下我拥有一切表达的自由。但是我准备面对的是因此遭受   的围攻;智识阶级在竭力教唆。昔日受难的牺牲者,会因为公开的思想,和这思想的被丑化,而觉得找到了仇敌。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   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著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   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余的「四人帮」份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革命的反省的自由。  

  在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地区,以及高加索的车臣地区发生流血危机时,我非常盼   望读到更多的消息,但是不能。我感到不可理喻,因为多民族的中国更应该让人人   都思索这种问题。自由与和平,没有比它们更重大的一对命题了。我深知中国存在   著的矛盾,比起它们远远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史证明,在这类危机发生时,人常常显得更嗜血。已经迫不及待,已经千钧一发,应该及早地告诫人们,必须注意寻找   未来的、共存和平和相互敬重的道路。  

  奇异的是,可以说是和平主义伟大导师的列夫.托尔斯泰有一本《哈吉.穆拉   特》。重读时,我惊异地发现正是这位百年前的高尚作家,为我们从源流到结论地,   解释和指导了车臣问题。  

  《哈吉.穆拉特》是一本小说,我非常想为它写一篇读后感。不用说托尔斯泰   对包括车臣部在内的、高加索诸族的知识、他对伊斯兰苏菲派内部的熟悉令人感动;   托尔斯泰对国家恐怖的批判基点,以及对反抗者一方的施暴的批评,还有他对脱离武力和暴力的第三种选择的文学化描写,使我得到了深深的教益。  

  但是使我没有动笔的原因是,中国的一些知识人,在我的涉及中国回族的作品   《心灵史》出版后,一直致力于把我丑化和漫画成一个宗教狂。时值日本发生了奥   姆真理教施放毒气的事件,这个新闻使他们如获至宝,他们不求甚解就马上用来隐   喻我。他们的攻击,已经离开对我的作品的哪怕是曲解,而开始编造莫须有的、所   谓我的观点。无论日本的奥姆教份子,还是激烈地讨论奥姆教风波中引发的,世纪末的信仰丧失与新兴宗教社团、科学主义与迷信思潮、国家权力与宗教管理法(因   毒气威胁而补订日本《破坏活动防止法》)的权限、讨论国家与自由民主之间关系   的日本舆论界,都不会想到:奥姆教的放出的毒气,正在经过一些中国知识份子的   扩散,窒息著艰难地维持著信仰传统的中国伊斯兰教。也许,奥姆教的最大恶行,   就是它为针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至少是思想上的压迫,提供了一种候补罪证。  

  作家蒙受怎样的命运并不值一提。我无权因为我个人的文章,使得倍受压迫的   中国伊斯兰教的处境更困难。因此,我对他们对于我的批判,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我有意回避这个题材,在整整一个 1995 年,没有在写作中涉及我熟悉也是我感情所   系的中国回民及其宗教。 1996年和 1997 年,大概也会大致如此。何止关于《哈吉.   穆拉特》的读后感,我在许多散文中删去人的故事和思考,只留下风景描写。我为   了肮脏的火不至于烧到穷苦的信仰者的身上,规避三舍,压抑抒发,写了许多实际上是半截的文章。  

  我只想说:在中国,在有著长期的歧视少数民族、以国家恐怖主义压迫底层和   民间信仰的历史传统的中国,在话语霸道的支撑下,大谈特谈他们根本不懂的奥姆教、原教旨,是助纣为虐,是知识份子的良心不能原谅的卑鄙行径。  

  同时,把在民主政治的宗教法原则下出现于二十世纪的、多如牛毛的新兴宗教   团体(其中一些只是竞选的工具、漏税的公司,或黑社会式的集团)的个别犯罪,   故意地与有著十亿第三世界信者的、自久远以来就是世界文化传统之一的伊斯兰教相联系,也显示了这些智叟的无知。  

  应该说明:他们的原意要小得多,他们不过是对我的作品进行消毒而已。除了把我导读成一个「四人帮」主义者之外,他们的第二枪是把我宣传成一个伊斯兰教   原教旨主义者。当然,甚么叫原教旨主义,他们是不打算搞明白的。关键在于这个   恶谥符合当今国人对大众传播媒介制造的、对国际伊斯教的舆论和坏形象的不求甚解的口味;这个恶谥如同密告,它翦灭著作家赖以存身的有限天地。  

  本来我企图以对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苏菲派的介绍,来探讨中国的信仰问题。   我幼稚地以为这是一条救助中国文明的有益建议。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当代的中国智识阶级为求挽救垂死的文学、保持体制给予的既得利益,以及控制中国的文化   霸道语境,根本不惜牺牲民众的艰难信仰权利。  

  我以为,对于健康的民族而言,历史纵有浮沉,但文明的魂核一直没有受到大   的伤残。在文明发生划期的更迭时,应该注重感受那些长久永恒的文化因素。我为   此写作了一批与中国古代精神有关的散文,当然,我以我的个性和好恶选材,表达   的也是我偏爱的情感。比如我描述了《史记.刺客列传》和它的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带给我的感受。  

  其实我还遗憾自己没有本质的创造。我不过重复前贤,甚至重复一种常识。我不过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了「清洁的精神」,歌颂了许由、屈原、荆轲、海瑞和高   渐离。强调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耻」、「信」、「义」,关系著中国的信仰,是文明的至宝。  

  我不能想像就是这样的旧式文字,也要被今日中国的智识阶级所不容;居然连   这样一点抚旧的抒发、感受的自由,也要遭受政治告密式的批判。文化的抒情成了   被诱导向恐怖的政治。我被他们漫画成「死不悔改的红卫兵」,我的宗教著作和文学散文,被说成是专制主义、民族主义的煽动。在这样的卑鄙的导读之下,我必须考虑可能的文字狱。  

  他们从来不引用我的原文,哪怕一个完整的自然段。久违的莫须有,居然在强   权专制之外的文学评论中出现了。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信仰的建议的自由。  

  如今的好文章如凤毛麟角。读《第十二座雕像》后,觉得真应该印发北京老百姓人手一册,把梁思成的北京古城墙环城公园的设想图,贴在北京的每一个建筑工   地、每一个公共场所门口。  

  终于有了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也许,怀念都要在羊亡牢毁以后才能举行。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虽然在今天人们终于明白了北京故城的郭墙不仅是亡羊般的文   物,而且是空荡荡的乌有之后,而显示出其意味的冷峻与庄严;但是,也许还可以等到明天。等四城内的市井和街区全都化为乌有,等骨架之间的血细胞、以及千年   传统都荡然无存时,再来纪念梁思成。那时不仅是建筑界和考古界,那时人人都会理解梁思成,甚至人人都会尊重地翻看梁思成关于中国古代地面建筑的图册,会有那么一天,只是那时人人都会觉得此恨绵绵。  

  只是今天忧国者不仅仅被笑为忧天,至少要被打成文化冒险和专制主义。学习梁思成的责任感,至少对于我,是更难了。  

  如今的毁坏,已经越过城市的门墙骨架,进入了血肉之间。南在云南,北在北京,到处看著古式的街道,从屋到街,在喧嚣的机械轰鸣中,不几日,就被推土机成排地掀翻消灭。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方是权力和金钱,一方是古老的文明。我们已经看见   战后的废墟。它们就是覆盖一切混凝土方块,就是些怪兽般的商厦,就是那些永世   也嫌不够、拆又修的汽车道、水泥桥。  

  但是谁敢反对?市民们缄口于放下一张饮的可怜梦想。太久了,我们已经不习惯理直气壮地追求更具人性的理想生存。智识阶级呢,他们在忙著把自己打扮成洞   达潮流的智者,如当年牺牲古城墙一样,看杀丰富的街区。  

  恕我举例之僻:应当说这一场默默展开的环境大战中,抵抗的又多是一些古老   的穆斯林街区。自古以来,他们的社区还不仅是一个屋顶和一张饮,那里有著他们   赖以为生的行业、有著他们生活中一切特殊的婚丧食用的文化、有著他们的亲族和社会结构,当然,还有著他们的精神寄托。  

  无疑他们更加无援;有谁理解他们呢,有谁同意他们的斗争其实也是对这衰老文明的护卫?他们绝望的斗争(其实只是争辩一番),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知识份   子哪怕一声的正义支援。  

  根本不存在他们的语境。拆除他们的古来社区,也许不仅是建设的原因。拆除它们所引发的,不仅是环境或文化问题。同样,讨论包括这个特例的城市和环境的   问题,马上就会被我们亲爱的智识阶级抓住辫子,使喜庆的城建小论,变成阴森的政治。沉吟再三,这不是一个时髦的环境保护问题。  

  不,我没有表达关于环境的担忧的自由。  

  以前,人们常说,书被催成墨未浓。但是提起笔来──一个个黑沉沉的窟窿像   眼睛般地在盯著,如陷阱如枪口,我迟疑地抚摸著手里的笔。或者不提及甲和乙,   只写丁?写大自然的抚慰,写百姓的人生?可是跳过甲乙、一步到丁的写法是困难的,用甲的认识和情感来描写丁,一句句不伦不类。  

  在选择了对政治的规避,在选择了对官阶和俸禄的拒绝之后,甚至选择了对任何派门阀党的区别和独立之后,我已经选择了我的文学道路。我以为文化、学术、   艺术的领域已经足够辽阔。但是,现实告诉我不是这样。  

  世界被推向民主,无论如何也只能被推向民主。而今天我们愈来愈感到,民主的最后的敌人就深藏在人的自身、特别藏在人反对异己的行为之中。  

  是否左翼思想的表达必须为左翼甚至极左的政治负责;是否关于毛泽东或革命   问题的思索必须为毛泽东或革命以及政治运动的一切后果负责;是否关于荆轲的审   美等于支持一切「国际恐怖主义」和一切流血;是否描写了受尽歧视、压迫和屠杀的中国回民的一点心情,必须对世上的伊斯兰世界的一切现实负责;是否歌颂古代   「洁」的精神就必须对现世的一切不洁负责?  

  是否理论就等于与这个理论相关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的运动;被社会的运动裹挟的个人,是否就等于运动本身;人生而有之的权利,是否包括「极端」的感情表   达;如果作家不是使用行为、而仅仅是在王法之内以笔写作,那么究竟能不能达到表达的自由?  

  究竟人们是否真地承认作家的──写作的天赋之权?  

  但是如今是究明这些原初问题的时候么,读著我迂腐的疑问,那些炎黄精英可能早就哈哈狂笑了。近日作家韩少功的遭遇,深刻地说著思想的环境。  

  韩少功并无如我的历史劣迹和可疑背景,但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处此群类   也难免浩劫。他为屈原怀沙自沉的汨罗,他为文献之邦的楚地和中国,沉吟心血献   出的《马桥辞典》,换来的回报竟是一盆污水。只是因为一部外国小说的书名在译   成中文时也被叫做「辞典」,于是他对这病弱的文明的举献就被一笔抹成了一个滑   稽的丑鬼。纷纷扬扬之中,他被丑化成了小报上的国际小偷,对外国人的书临帖拟作、全盘照搬!我想,若要打倒一个作家,最妙的战术大概不过如此。  

  韩少功选择了愤起自卫。然而,面对著韩少功的受辱,卑鄙的公允照例慢条斯   理地出现了。韩少功被劝解、被开导、被闲话、被憾意十足地摇脑袋、被教育以宽容谦虚的文字常识。已是一张淋漓的花脸,又被粗粗地涂上一个黑边。就像他的同乡谭嗣同所说,因此而中国所以不倡。  

  从韩少功在遥远的南国发出的嘶吼中,我又一次听见了良知的痛苦和溅血。我屏息听著,无法感到一丝轻松。至少,很多人比我更清楚;本来这些毒箭曾经原样地、阴沉地瞄著我。  

  沉吟良久,放下了笔。对于任何真正的作家,对于追求批判的思想,对于一切   企求价值的心来说,如今是墨到浓时,方惊无语。在这个谁都并没有被人强制,每个人都写著他要竭力宣扬的文字,每个人都享有历史漏给的契机的二十世纪之末,   我处在依附体制的文化的重逼之中,心中吃惊,不可理喻,找不到我的语言。  

  我不愿补充说,文学化的思想表达不仅需要自由原则,还需要神领意会,需要   心有灵犀。我拒绝由于自己的处境,被迫地逐句解释自己的作品。我不会为了个别的恶意,就急著申辩说,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份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  

  我并不奢想以孤单的微力,获得声音的传播。我准备在他们占据的时代,活下   去而且尽力而为。我并不太看重这种语境的压迫,我只想记上一笔备忘,把一切都   托付给遥遥的明天。无疑明天会有公理,良知是伟大而洞察的。会有平和但更是严峻的评判──评判历史曾经给予机会时,称为知识份子的人们的观点和行径。  

  也许我会不幸言中,如此的民族如病在膏肓,如此的文明会步步衰败。但是人类的公理会感伤地叹息,更会正义地谴责。我相信历史的希望。我坚信人类的良知。   我信仰不流血也没有地狱、但是有悲痛批判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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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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