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新型农业合作社是破解西方现代化无解难题的钥匙!
引言:目前,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经济研究,助力乡村振兴,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联合芜湖市乡村振兴学院,于2023年10月29日成功举办“理解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研讨会暨《政治经济学报》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在会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就中国式的现代化进程与未来农村发展为题进行了探讨,以下为演讲实录:
过去我对农业的了解不多,这些年做医改在农村调研比较多,对农民的创造力叹为观止。特别是我在家里的阳台上种了一小块地,只有亲身体验,才能进一步了解中国5000年基于农耕的文明:是春播、夏种、秋收和冬藏所带来的天人合一的轮回。
实际上,在现代工业化之后,人们就像螺丝钉一样,呈现出线性、周而复始、简单的重复。反而农民,尤其是中国农民保持创造性,因为农民总是在适应天时地利的变化。在农耕经济中,他们不可能被要求像工业化那样进行标准化运作,他们要不断地因地制宜,要系统全面地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相对应的是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仅是实现方式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在5000年文明中孕育出的农耕文明和智慧,是可以解决西方现代化所无法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
大家看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这5大特征:
1.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2.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3.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5.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是在用中国智慧解决西方现代化尚未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现代化的:“化”,应该成为动词。这个“化”就是重构与工业化新型生产力相匹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后对我们农耕文明的降维打击。因此无论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都希望实现工业化,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
但是近代以来,在所有工业化探索中,中国并没有系统性地解决工业化新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的问题。而新中国成立后,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先进的政党组织,先进的政党建立了先进的国家制度:人民共和国。在追赶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组织起来,不断动态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匹配,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不断地“化”,更新组织形态和能力的过程。
我们的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和不平等交易获得工业化发展所需资金。但是从农业跃迁到工业化需要巨大投入,我们当年依靠农村新型生产关系:人民公社去实现向工业现代化的跃迁。而目前所有发展中国家所能走的路只有中国式。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里,农业的剩余是极为薄弱的,且历史上历朝历代一直以来都是提倡轻税薄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一般财政税收的GDP占比都不超过1%,即使在民国政府所谓“黄金十年”时期也没有超过10%,这与工业化所需的巨额资金完全不匹配。
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税收占比迅速提升到超过30%,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农村新型生产关系:人民公社是最有效的收税制度。政府可以通过公社的组织形态,将原本分散的小农集中起来以降低交易费用,用交公粮的创新型方式,提取农业最大剩余用以发展工业。
同样,当年毛泽东同志所规划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也是必须分阶段、分步走的。这个工业化战略可以分为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国家建设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农村则在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大搞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力水平;
第二阶段:粮食问题基本解决后,农村开始由以粮为纲向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拓展,起步公社工业化,进入国家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公社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使公社逐渐成为经济中心,具备集聚经济和人口的能力,带动农村城镇化,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
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在赶往抚顺前,就近视察松陵机器厂(沈阳飞机制造厂),询问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歼击机(歼-5)的性能等情况。
我认为这其中充分发挥组织的力量确实是一种创造性思维。
例如在基础设施层面,我们当年集体组织人民公社为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全国所修大小水库有8万多处。像安徽黄山一带的太平湖就是其中代表,包括很多我们现在假期去的一些旅游景点,如千岛湖等,都是当年所修的农田水利,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享受当年的“遗产”。
从另一层面来说,那一时期,也同样锤炼出了中国工业化所需的人才。毛泽东同志曾说:“农民以农为主”,“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
这一阶段在工业化进程中,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在各个领域为我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目前之所以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与这些成熟的产业工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为农民提供了什么?
基于集体经济产生的民办教育、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这些都是基于组织形态解决农村教育、医疗等基本问题。到1978年,我国人均寿命达到68岁;全民教育普及率达到94%,文盲率降至22.8%。同时我们可以和同样体量的印度去对比,印度1978年人均寿命仅52岁,超过60%的人口是文盲,这可以解释现在印度为什么还是农业国,而中国已发展成为强大的工业国。
从1950年开始,全国性的扫盲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大规模地推展开来。
它的差距就在于农村的组织形态有没有把庞大的农业人口转化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所以人民公社对中国现代化的支撑,它不仅仅是为我们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把当时是占人口90%的农民,变成现代化的人。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
同时要认识到我们曾经的人民公社不是一个经济主体,它是个政治和经济组织,是一种社会组织生态,因地制宜探索出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所需的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我觉得这是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今天的农村确实有些不同,现在面临的新机遇是信息化和智能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农村人民公社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可能和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有点不匹配,但是今天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走在生产关系的前面,现在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是落后于生产力水平。我们需要的是智能化、信息化的智慧大农业,再也不是传统的小农业。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需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重构迭代。
因此,我认为未来中国的农业一定是智慧农业,并且已经在路上。这次我们看到,芜湖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做得非常好,再组织起来的新型合作社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目前在基层,芜湖政府已根据当地各自的基本情况分发了合作社工作指导手册,这还属于传统的方式,毕竟处于起步阶段(2年)。
后续可以建立农业合作社平台,把现有成功经验变成可复制的,形成一个个模块,使其平台化、数字化和智慧化,我们现在有更好能力手段将农民再组织起来,建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目前我们各项技术都已具备覆盖的条件,是可以借助智能化来实现农业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对接智能化,如果中国农业能走上这条路,我们将真正走上中国式现代化。
期待与各位未来一起共同探讨。谢谢大家。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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