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跟在京务工多年的乡亲们聊天，他们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么多年，我们盖了鸟巢，建了多个奥运场馆，搞了那么多代表国家脸面的大工程，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们一个好听一点的准确称谓？都快两代人了，还是叫我们农民工！”看着一脸质朴和蔼又显得无奈的乡亲，顿觉无言相对。其实他们要求并不高，除了“农民工”之外，应该给他们一个相对规范一点的称谓。

回头一想，也确实如此，这个称谓问题，真的还不是一个小问题。80年代初，土地承包后，农村大批劳动力节省下来，大批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因为当时年轻人多，城市人称他们为“打工仔”。这个称谓还属于中性，但听来也没有多少特别的尊重；再后来，因为这些人员数量越来越多，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从年龄层面说也不一样了，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社会便称这个群体为“农民工”，“工”字前面一定要加“农民”，标定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城市人。

如今，随着这个队伍的壮大，据说在全国六亿工人队伍中，“农民工”已经超过了三亿。在中国工人的庞大群体中，“农民工”已经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并且他们相当一部分人在城市已经生活了两代，拖家带口，或者说，他们已经融入了城市。但是他们的称谓和身份，依然还是“农民工”，啰嗦一点的说法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

今天，如果不是这些乡亲们自己说出来，还真的不知道这个称谓居然是他们一个解不开的心结。其实，按照这些乡亲们的愿望，他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说他们应该已经属于城市工人阶级，为什么还要非要强调他们的农民身份？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据有关理论研究人员说，“农民工”身份不能变为工人阶级的原因，就是因为一般在理论认识上有一个界定，即如果承认农民工属于工人阶级，那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工人阶级理论上又叫无产阶级，而农民工在乡下却还拥有自己分得的土地，因此他们不属于无产者，因为有“田产”，也就不能视之为“无产阶级”。其实，关于无产阶级这个称谓，不要说农民工，就是连城市产业工人这几十年来也已经很少提了。

我觉得前边这个说法是不能说服人的，我们有成千上万的专门吃理论饭的专家教授，关于这个已经变化了的特定阶层，我看给出一个身份的界定并不是难事，但是长期以来，这个关乎三亿人的称谓居然成为问题，足见我们的理论研究多么滞后，已经大大落后于社会实际。

这些年已经产生过不少理论的误区。比如关于“阶级”，关于“革命”，关于“斗争”等等词汇，已经鲜见于报章。所以去年5月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把“革命”二字作为文章的主标题，居然能够成为新闻，在思想界引起舆论波澜，认为这是很少见的文字了。去年2月20日，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动员大会上号召全党“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要求全党“不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经验”时，当一听见“斗争”这个久违了的词汇，立即在全党引起巨大的振奋，特别是思想界，甚至普通民众都备受鼓舞。大家认为，党的光荣传统仿佛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理论表达。

这些关于“革命”，关于“阶级”，连同他们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研究问题的常用词汇，可因为这几十年少见于文件文字，因此今天党的领导人讲话出现这样的表述时，立即在人们心中产生巨大的振奋。感到这是党的正确理论的回归。关于农民工算不算工人阶级，给出一个科学的答案，并非复杂的问题。但是几十年来，硬是对这个具有三亿人的庞大队伍以一个不伦不类的“农民工”相称。三亿人，等于美国一个国家的总人口，超过了欧洲英、德、法三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此庞大的队伍，我们理论研究滞后，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我们难道就不能给这个新时期出现的庞大阶层一个规范的称谓吗？

其实，农民工这支队伍已经属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他们在各方面的特征，已经完全具备产业工人的特征。一个人，几乎把一辈子都献给了一种事业，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人，从事的是高技术领域的特殊行业，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骨干，但是却还没有得到身份界定。不管是在私营企业工作，还是在央企工作，应该说他们都属于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要说不同的话，他们与城市工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们缺乏城市人的那个户口本，缺乏城市人能够享受的某些福利，他们子女还没有完全享受城市人的同等待遇（据说现在已经在改进并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他们的工作却支撑着国家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建设。

说白了，这个问题处于混沌状态，关键在于对“阶级”的认定，处于模棱两可之间。城市农民工，有的几乎已经完全脱离土地，已经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但是依然没有工人阶级的称谓。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阶级的认定，一说阶级，就好像很敏感。

关于阶级问题，非一篇短文可以说得清楚。但是《共产党宣言》早就做过精确的论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今天阶级并没有消灭，这一点可以见诸于党的文件，比如党的三个历史决议。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更是明确划分了阶级分野，指出阶级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一定是客观存在的。随着我们工业现代化的不断发展，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这是客观事实。可是因为关于阶级的理论问题，有人这些年来把一个本来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当作敏感问题，避谈这些词汇。以致连农民工这么一个三亿人的身份界定都成为非常模糊的理论问题。

我觉得，历史到了今天，这是不能回避的。农民工不过是一个权宜之计的称呼，不是一个规范的理论称谓，更不是对一个庞大社会阶层的规范称谓。对这样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完全应该以实事求是精神，加强理论探索。躲躲闪闪不是正确的态度。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有的新事物，我们应该以勇于探求的求实精神，给出新的理论的表述和界定。

如今，进城务工的农民兄弟对自己身份认定提出了要求，确实是给理论界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新问题。对于农民工需要身份界定的新问题，我认为很有必要做出准确的理论解读。总说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完善，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完善发展的新问题。这一点，也是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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