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与圣母:消费主义的逻辑
导读:留守儿童真的是个问题吗?如果是,那么是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建构了这个问题?所有的政策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良心、骨肉亲情等多重压力,都指向了在外打拼的父母们,他们愧疚感爆棚。无处不在的消费主义发现了这一点,建立了庞大的母婴产业帝国,同时也主导和加剧了这种愧疚感。
上周末,我回老家看孩子。暮色苍茫中,火车行驶在中原大地。我十分感慨,这条火车线路,我走过无数遍。读书时候,都是和同学们一路喝酒吃肉打牌,看茫茫田野,想一些“仗剑踏雪一路西行”之类的故事。书生意气,好不豪迈。
在北京的名校读书十年,风光毕业,去了一家中央事业单位,拿了集体户口。不温不火地活着,孩子却不得不扔在老家留守。放在身边,着实养不活。家中老人出于种种原因,不能来带;我们自己,每天都得上班。只能请阿姨,一个阿姨每月至少6000,吃,还得住,我们至少得把现在租的一居换成两居,统统加起来,一个月多出一万二,都打不住。算上其他,月支出得超两万。
每每同学、朋友问起,我都理直气壮地说,在老家留守。他们总是很奇怪,哪里来的勇气。我说,为了生存。
留守儿童是问题吗?
一般都认为,毫无疑问,留守儿童问题多了去了。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但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也在留守,我开始思考,留守儿童真的是个问题吗?如果是,那么是谁的问题;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建构了这个问题?
我曾看过一个纪录片《180台DV的故事》,这里我看到了西部山区留守儿童的群像,孩子们拍出来学校、家庭、村庄、田野、自然,与我们想象得很不一样。有一个叫做王俊康(化名,以下均为化名)的男孩拍摄了自己的妹妹常常呆在电话旁边,或者拿起家里的电话,在话筒里跟妈妈讲话,她希望听到妈妈的声音;她还常常跑到村口,朝着远方呼唤妈妈。晓纯连续四天,都在河边拍摄河里的水草、枯草、落叶、河水,日复一日……孙小兵记录了他每天和家里动物的对话,让我动容。他对牛说:“你一下吃这么多啊?”他对小狗说:“你真孤独,一个同伴也没有……你到底在吃什么?你又要走了,再玩一会儿嘛……”他对鸡说:“好可爱的鸡!”他对猪说:“好可爱,你们生活的环境怎么这么脏啊,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有没有听我说话?”……
过年是残忍的相聚,本该是日常的普普通通的家庭生活,不过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看电视,在孩子们的镜头里,却成了庆典与狂欢。分别时王俊康妹妹的嚎啕大哭打动着每一个观众。因为,她可能一年或者两年之后,才能再看见她的妈妈。
这样的一个群体,能不是问题吗?尤其是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不好的“留守儿童”事件,由于隔代抚养他们无法享受父母的关注和呵护,在情感、心理、生活、学习乃至人格方面都容易出现诸多问题,甚至走上犯罪道路。甚至有极端的言论,说他们就是社会的一颗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
留守儿童,谁的问题?
父母,是被责备最多的角色。
2010年修订的《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主要围绕留守儿童、校园安全、网瘾等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并作出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还要与未成年子女和受委托监护人保持经常联系,关心未成年子女生活、学习和身心健康情况。
父母想要和孩子在一起,是天性,这竟然还需要法律法规来规定?这是社会的荒谬,还是人伦的悲哀。很多朋友跟我讲,在北京打拼,压力好大。可是再苦再累,每天晚上下班回家,孩子冲过来叫爸爸、叫妈妈,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一家人在一起,这是多么温暖的画面,也是多么底限的诉求,可是真的很难做到。于是,来了空洞的法律,说你们必须在一起。但我们为什么不在一起,您知道吗?
在国家层面,今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从家庭监护、政府责任、教育任务、群团组织、财政投入五个维度着手,建立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新闻称,这是“标本兼治”,是“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
什么是源头?责备父母、贴一些宣传海报、给乡村教师增加压力、再搞一些慈善、撒一些钱,就是源头?这种两难的困境,与当年农民工何其相似,一方面他们为城市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城市却说,你们呆这儿干嘛,素质低,快走快走。这也与“中国式扶贫”何其相似,我给你钱,还怎么还不富起来,我给你钱,你怎么还不感恩?这说明,你懒你差。
试问,这种施舍的、表面的文章,作得越好;留守儿童,就真的快要成为问题了。
留守儿童不容易,留守儿童的父母也不容易。
对于大多数的家庭来说,是不留守过不下去,为了更好的生存。“不打工没有出路”,选择把孩子放在农村是成本最低的一种生活方式。消费水平低,有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照顾,毕竟有亲情在,有爱。而且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每天都可以视频,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作为一个学过多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博士,我深深知道,留守儿童之所以被看成是问题,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为了支持美国人民资源消耗型的生活方式,中国人民必须勒紧裤带,为他们提供劳动力和能源。我还深深地知道,中国国内城乡之间倾斜的社会结构,或者干脆说直白点,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不平等,结盟的资本和权力对中产和工农的剥削和不平等,造成了一部分人生活的困境,来供给另一部分人生活的奢靡。
可是,我又奈之若何?
圣母情结:见缝插针的消费主义
由于政策法规、社会舆论、道德良心、骨肉亲情的多重压力,在外打拼的父母们,愧疚感爆棚。
我身边就很多朋友质疑我,你为什么不把孩子接到身边?你知不知道孩子由父母带大,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有多重要?你生下来又不带他,你生他干嘛?
还有一个长者跟我说,在家庭里,一定是要有人牺牲的。牺牲你的事业,牺牲你夫人的事业,或者把孩子放在老家。言下之意是,第三种选择,就意味着牺牲孩子,第三种选择是父母的自私。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众多的留守儿童的父母,并没有从此就积毁销骨了,而是一个又一个满心愧疚的圣母,在朵朵祥云中,冉冉升起了。
接下来,种种怪现象出现了。
奶粉全球限购,只要有中国代购的地方,就有奶粉代购,从香港开始,逐渐蔓延到日本、欧洲……留守儿童的妈妈们因为不能母乳喂养,内心呈现出极大的撕裂感和崩溃感,在满心的愧疚中,借进口奶粉,聊以自慰。
一个又一个的婴幼儿游乐场、游泳池,在农村地区大兴土木。既然不能陪在孩子身边,那就只能多给孩子钱,让孩子“天真、自由、烂漫”的玩耍,农村的商业“先行者”抓住了商机,收入颇丰。
我这一代已经牺牲了,我要让我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素质,告别农村,到城市中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也是圣母们的心结。于是,农村到处是钢琴班、古筝班、国学班、跆拳道班……
高举道德、亲情的大旗,让留守儿童也能享受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成果,是圣母们普遍的心声。
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1980年代,中国第一代打工者群体,所持的想法,与他们今天何其相似。如果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真的那么好,为什么第二代打工者群体比第一代更为漂泊,更没有安全感与归属感?
不管怎样,京东、天猫、腾讯等互联网巨头,通过电商的方式,将母婴产业做大做强。现在的留守儿童,谁没有火火兔,谁没有磨牙棒,谁没有几件全棉时代,谁不吃鱼肝油?你需不需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是你土,你不需要别的小朋友就不和你玩耍。
霸道,就这么简单。
然而,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孩子们依然在留守,圣母们依然在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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