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周  立 

     城镇和乡村是中国的两副面孔，城市建设和乡村建设如同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仍大量存在，而且在2050年之前，很可能进入城乡均衡互动的稳态。二元结构是中国长期存在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因为要搞现代化，就把农村“化”掉。城乡一体化不是要消除二元结构，而是变恶性的抽取型、隔离性的二元结构为良性的互助型、开放性的二元结构。

一、二元结构不会消失，农村经济将长期存在

     按照人口学家的中位数预测，中国2050年人口规模为14.9亿到15.3亿不等。我们且以2050年15亿人作为测算依据。有三个城镇化模拟方案：一个是保守方案。城镇化率达到70%，那么仍然有4.5亿生活在农村，人口规模相当于一个美国（3.09亿），加上一个日本（1.29亿），再加上一个加拿大（0.35亿。第二个是中等方案，城镇化率达到80%，仍然有3亿人口在农村，相当于一个美国。第三个是乐观方案，城镇化率达到90%，仍然还有1.5亿人生活在农村，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澳大利亚。

     到2100年，在可预期的生育政策调整下，中国人口规模约为13亿人，即使城镇化率达到95%，即使不考虑中国能源、地理、水、光、热等基本国情条件，也仍然会有6500万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为业。即使我们保住了18亿亩耕地，农村人均耕地也只有27.7亩（1.85公顷），只是当前美国劳均耕地的1/67。很多人以美国为样板，去改造中国农业，这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和美国当前的劳均耕地差异是357倍，也就是人家一块地保住一个人生活，咱们得保住300多个人生活。美国农业永远不是中国农业的模仿样板。我们要认识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一定是中国式道路，而决不是美国式道路。

     上述我们关于城镇化的测算，还只是在“化”掉农村的城镇化方向上做出考量。实际上，另外一个规律也在发挥作用，即逆城市化规律。如果考虑正在兴起的逆城镇化潮流，那么2050年可能是3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并且呈现出稳态。这30%的人口可能不以农为业，但一定是以农为家。这种稳态如果持续到2100年，中国就是1.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这相当于我们在农村还有一个美国加两个韩国。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两头兼顾，一头建设城市，另一头建设乡村，而不是简单地用城镇化来“化”掉乡村。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只能是小规模农业

     除了简单的人口统计模拟外，中国地理环境，如地形、气候、耕作条件等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将长期采用小规模农业，长期保留以家户制为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的农村。

　　中国的地形为“七山二水一分田”，我们只有12%的土地适宜耕种。美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和中国一样大，但是耕地却是中国的3.6倍，人口却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为了尽可能地节约劳动力，可以浪费土地，我们是尽可能地集约使用土地，不惜投入过量的劳动力。中国的丘陵与高山地区适合小规模农业，开不了大机器。水稻生产本身就是一个以小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品种。还有蔬菜、水果，都要靠人工采摘。美国加州是世界上最好的水果出产地，比如说加州的橙子、红提是很出名的，但是加州水果也要人工采摘。本地人的价格太贵雇不起，就开放边境，让墨西哥人非法进入美国打工，这样劳动力价格才能降下来。总之，蔬菜水果、牧业、渔业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小规模耕种。

　　中国还有占国土面积41%的草原畜牧业。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无法集中居住。我们去内蒙古、新疆、青海调查，发现牧民的来回游动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定居是不行的。一是因为牲畜会来回踩踏，导致草场退化。第二，游走半径小了，对牲畜和人的健康都不利。所以他们并不适合城镇化。

此外，还有水光热分布极不均衡问题。所有这些客观条件决定，中国小规模农业和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是近百年内不会改变的基本事实。统筹城乡，是长时期的战略性任务。

三、逆城市化潮流的出现

　　必须看到，在城镇化进程中，已出现了逆城市化潮流。2.7亿的农民工“用脚投票”，主动选择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但又有相当大一批人口开始回流乡村，这体现为“4+4”两种类型、八股力量。

　　第一种类型是四股逆城市化人口潮流。第一股力量是大学生。大学生村官在2015年会达到40万，其中还有其他类型的大学生下乡，会在2020年之前累积达到200万，在农村形成新的知识和劳动的结合。第二股力量是告老回乡者，很多人从城市退休之后又回到农村，他们带来很多社会资源和丰富阅历与经验，将对农村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第三股力量是候鸟式的游动者，即都市农民。他们于周间在城市上班，周末到农村休闲并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这类人在北京、上海、广东很多。这种都市农民不仅中国有，在欧洲、日本、美国，也是常态现象。我前几年去意大利访问，接待我的是一个律师，他在农村里有农场，还带我到农场里走了走。第四股力量是农民工。他们是主体，一种是年老回乡的，一种是返乡创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年农民工跟踪调查发现，2.7亿农民工中， 83%的农民工在家乡有自建房。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年农民工人数将会迅速增多，超过1亿的农民工将基本确定在本乡工作生活。

　　第二种类型，是四股组织化的力量。第一是资本下乡；第二是产业下乡；第三是部门下乡；第四是社会下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提到这样的力量下乡，一方面是鼓励，一方面是有所限制。

　　总之，逆城市化潮流，将导致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必然在未来某个时点走向稳态。我们要通过调控，让恶性二元结构变为良性二元结构，让经济增长与道德水准提升同步，让对农村的抽取之手为反哺之手。

四、中国的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的居住形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有九种聚落类型。第一类是散居，包含定居和非定居。第二类是自然村落，南方地区有冲、寨、社、岙等叫法。第三类是村庄，即更为集中的村落。第四类是行政村。以上四类都在村一级建制之内。此外，还有集中居住的村镇（第五类）、集镇（社区，第六类）、镇（市镇、城镇、乡，第七类）、城市（小区、社区、街道，第八类）、城市群（第九类）。

　　这九种聚落类型决定中国人大体上有五种居住形态：第一是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第二是中等城市；第三是小城市及小城镇。第四是小村镇，至少大于40%的人口生活在小村镇。第五是分散居住，尤其是西部和草原牧区，应该说中国国土面积大于99%的面积是农村，而且绝大部分是分散居住的。全国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有4.3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0.45%。我们若只把视野聚焦到这不到0.5%的国土区域，我们就犯了一叶障目的严重错误。

五、五条城镇化道路之争与就地村镇化的提出

     围绕着五种居住形态，产生了五种观点。第一，大城市化的观点，主要是经济学家们持有的。第二，小城镇的观点，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持有的。比如费孝通，早在1984年就提出小城镇大战略，而且成为国家战略。第三，异地城镇化，这是目前较为普遍的现实。据统计，大约有1.7亿农民工处在“离土又离乡”的异地城镇化状态。也有统计说，中国有3.9亿人是流动人口，他们处在半城镇半农村的两栖状态。第四，就地城镇化，主要是安置1亿“离土不离乡”的当地农民工，还有大量城中村的农村人口。第五，就地村镇化，这是我们课题组提出的主张。就地村镇化后，将会出现多元城市生态。大城市化、中等城市化、小城镇化这三股潮流将依次兴起，最终呈现稳态的多元城市形态并存的格局。大城市将会经历人口集中加速、人口集中减速、人口净流出的过程，与此关联，中小城（村）镇也将经历人口净流出加速、人口净流出减速、人口净流入的过程。

六、城镇化统计口径应考虑三个层次

　　为了照顾到中国城镇化的不同状态，我们应仿照货币政策的M0、M1、M2，设置一个U0、U1、U2这样一个新的城镇化的统计口径，U0是狭义口径城镇化（按照户口统计），U1是常用口径城镇化（按照居住地统计的常驻人口），U2是计入小村镇化的广义口径城镇化（即把适度集中居住的地区，也当作城镇来建设，并纳入统计）。如果按照U2的广义口径的城镇化，中国可能已有80%左右的城镇化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努力重点就不应是一味地推动造城运动，逼农民上楼、进城，而是让农民“把根留住”，真正着力于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七、.基本结论

     1、大量农村人口，长期从事小规模农业，是我们必须尊重的基本国情。城乡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我们需要的不是消灭二元，而是将劣性二元转化为良性二元，从而实现真正的城乡一体化。

     2、多元城市生态，需要就地村镇化。城乡人口流动不会一直是单向的，双向流动的潮流不可避免，而且已经出现。政府及社会力量应与广大农民工、在乡农民形成巨大合力，在建设美好城市的同时，建设好美丽乡村。

     3、建立三层次城镇化统计口径，走出追求数字的城镇化误区。城镇化的努力重点，不应再是追求数量，而是提高质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才能真正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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