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模日趋增大，用于种粮的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在一些粮食主产省尤为明显。很多地方将流转土地用于发展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或用于发展休闲农业，导致耕地的“非粮化”呈发展态势。导致“非粮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土地流转与耕地“非粮化”趋势之间有无联系？怎样缓解“非粮”耕地比例上升的趋势？土地流转对保障粮食安全起到了多大作用？围绕这些问题，光明网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风田教授，以下为访谈实录。

　　在种粮收益低的现实背景下，要警惕土地流转加速中国耕地“非粮化”趋势

　　现在各地土地流转中的“非粮化”现象是很明显的，我们曾经做过多次调研，结果显示不少地方流转中的土地比例是很大的，有的地区可能40%都是非粮化，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那么，土地流转与耕地“非粮化”的趋势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认为，就目前情况来说，各地贸然扩大土地流转的比例，甚至政府下达指标“硬性摊派”，确实会加速“非粮化”趋势的发展。这个结论的得出有三个现实背景：

　　一是现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存在着一种“新功能剪刀差”现象，也就是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种粮与出外打工的收益差距也越来越大，粮价上涨的速度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的速度。这个“新剪刀差”导致了种粮获得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低。很多人讲，中国的粮食生产已经成为一种“福利产品”，农民种粮其实是为其他人做福利。在所有的农产品中，小麦种植的经济效益是最低的，种大豆、玉米、大米等也不赚钱。

　　二是参加土地流转的农户是要给予其一定的租金的。由于各地经济水平不同，租金的给付标准也差别较大，例如北京农村一亩地的租金已经达到2000元，东北农村一亩地租金普遍是1000元，河南农村一亩地的租金在600-700元，但总体来说，土地流转付给农户的租金也是很大一笔费用。我们可以算一笔账，目前在一年两熟的地区，种一亩小麦一年大概能取得1000多块的收入，那么除去劳动力成本和土地的租金，基本上赚不了钱。在东北这种一年一熟的地方，收益就更少了。所以当企业和种田大户拿到土地以后，如果单纯种植粮食，往往会亏本。

　　三是“反向关系”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生产经常遵循一种规律，就是粮食单产和每亩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刚好跟土地面积是反向的，国际学界称之为“反向关系”。如果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越大，那么粮食单产反而会越低，每亩的收入也会越低。如果农民经营的土地面积小，反而可以精耕细作。打个比方，就像你家里有一个孩子和你家里有十个孩子一样，自然是对一个孩子的照顾比对十个孩子的要好。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粮食生产扩大规模经营的，基本上不会产生所谓的“规模报酬递增”的问题。也就是说，你种五十亩小麦和你种五亩小麦相比，并不会带来每亩产量的提高。如果通过土地流转，种粮大户将小户的土地集中租用，扩大粮食种植规模，单产和每亩收入反而不会增加多少。

　　所以在新功能剪刀差导致种粮收益低、租金无法消化、反向关系造成无法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这三个背景之下，流转的土地如果都用来种粮食的话，无法获得经济效益，只能转为种植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或者用于发展休闲农业等产业，这也是造成耕地“非粮化”趋势的最主要原因。

　　划定基本农田、补贴种粮大户可缓和 “非粮”耕地比例直线上升趋势

　　现在我国各地土地流转的规模都在迅速增加，粮食种植越来越少，如果不采取措施来遏制“非粮化”现象，就会对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造成影响。首要的就是要通过制度保障粮田面积，政府在开展土地流转前就要划定基本农田，严格保护起来，做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无论是否流转，无论由谁来经营，都只能种粮食。

　　基本农田的质量也要有所提高。2013年，国务院批复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将改造中低产田、建设高标准农田4亿亩，主要建设内容有改良土壤、建设灌排设施、整修田间道路、完善农田防护与生态系统、配套农田输配电设施、加强农业科技服务、强化后续管护等。这个规划要是真能落实下去的话，不仅能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激发他们种粮的热情，也可以进一步保障主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对种粮大户进行一定的流转费用补贴也是必要的。现在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这些大户多种了地，多生产出了粮食，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个人收入却没有提高多少，自然要给他们一定的补贴和奖励，来化解土地租金等一部分的经营成本，这样，“非粮”耕地比例直线上升的趋势会有所缓和。

　　不能“为流转而流转”，提高社会化服务水平比推行土地流转更有利于粮食安全

　　其实，对于鼓励粮食生产来说，土地流转的作用并不显著。我个人认为，与其扩大土地流转规模，不如提高社会化服务特别是农机化服务水平。

　　目前农村有两类农民，第一类是平时出去打工，家里的田则通过购买农机化服务，雇佣其他人来帮忙耕种和收割。这样打工赚的钱和粮食生产的收益加在一起，一年的收入还算不错。另一类则是在家种菜、搞养殖，他们的收入比单纯种粮食的要好一些。那么对于第一类农民来说，如果农机化服务很差的话，外出打工期间还必须中间回来播种，回来收割，那么很多农民就不愿意种粮食了，只能把地流转给别人。

　　现在，全国每年拨出200多亿用于农机补贴，还是很起作用的，大大激发了农民购买农用机械的积极性。他们购买了大型联合收割机以后，就组成农民粮食收割联合社，从南到北跨省去收割。由于各地粮食成熟的时间不同，一干就是一两个月，收入也是比较好的。农机化服务的发展越来越好，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外出打工的农民在农忙时也很少回家了，老一代的农民自己手工劳作的也越来越少。

　　我建议，以后各地可以以行政村为单位，组织开展农机化服务。也就是说，不要求每个农户都购买一套农机设备，而是集中全村的力量来购买，并组织成立农机合作社，这样就可以把全村各户的粮食耕种和收割需求都解决了。这样一来，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就有人用农机来帮忙种和收，自己也可以放心在外面打工，种粮的积极性自然也就提高了，比通过土地流转人为地把土地集中起来效果会更好。

　　有人说进行土地流转还有个诉求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必太过担心。我国农村平均劳动力年龄是57岁，而日本是67岁，还比我们大10岁。如果社会化服务建好了，即使家里只有80岁的老人，只要有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一样可以继续种粮。土地流转却往往出问题，企业和一些种粮大户要租用土地，首先就要付出租金，所以说种粮成本比一般农户要高得多，他们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会将粮田改为它用， “非粮化”的冲动会很高。

　　每一年的两会上，有关城市“资本下乡”的问题，中国农业产业部办公室的回答一直很慎重，都会强调“现在农业经营的主体仍然是家庭经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目前家庭经营的成本其实是最低的，小农户们自己也吃粮，所以把土地留在原本种粮的农户手中更安全。很多地方政府是“为了流转而流转”，不讲方法，不问结果，不管成效。但现在我国尚有2亿的小农户，完全可以保障粮食生产的需要，实在没有必要大范围地再推行土地流转了。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结构是最稳定，最有效率的，不应该被轻易打破。

　　（光明网记者 田文姝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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