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临时夫妻调查:谈不上感情 就是过日子
江北洪塘下沈村,由于租金便宜,许多“临时夫妻”租住在这里
写在前面的话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丽指出,一些已婚农民工来到城市打工,由于长期两地分居,出现了许多在不影响夫妻关系的情况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的情况。随即,一石激起千层浪,农民工中“临时夫妻”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热议。
在当下,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频繁,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务工。然而在城市里的他们,正常的生理需求普遍不能满足,也很难获得和城里人一样的教育、就医、社保,有的甚至连一个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只能选择一方外出打工一方留守家中。“临时夫妻”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
2011年,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会议上曾指出,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已达430万,外来人口总量超过温州而居全省第一。当时,宁波市户籍人口为574万,外来人口达430万,占到总人口的43%。其中北仑、鄞州、镇海等市辖区的外来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
宁波作为浙江省外来人口第一大市,本报记者历时一个多月,先后走访了江北、鄞州、北仑、镇海等外来务工大量聚居的地方,试图真实还原“临时夫妻”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从而希望能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正视这个存在的问题,思考如何缓解或解决这个尴尬“存在”。
江北洪塘街道下沈村,这里由于租金便宜,住着几千名外来务工人员。
路边杂货店,30多岁的女老板在被问到生活中是否存在“临时夫妻”时,立马笑出了声,“这个是人家的隐私,怎么会跟别人讲呢?”
上句话刚说完,女老板又转了口风:“有也是很正常的,毕竟一个人在外面打工,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心里多多少少总是会有些想法的,只是这种事情知道,也不好说的,开门做生意,怕的就是得罪人。”
下沈村的电线杆上,随处可见贴着写有出租房屋信息的小纸条。按照上面的联系方式,我们找到房东沈师傅。沈师傅一听到“临时夫妻”便直言,“这个我早就见惯不怪了,只是这个是人家自己的事情,也不好多管,只要给租金,不弄坏东西就行了。”
之前,沈师傅就将房子租给过一对“临时夫妻”。“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以为他们是真夫妻,直到有一天,另外一个女的带儿子出现时,我才知道。”碰到这种事情,沈师傅也不会多说什么,毕竟是人家自己的事情,总不好去拆散人家家庭。
同样在镇海庄市街道兴庄路上,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告诉我们,“对面那幢办公楼里就有,男的做保安,女的就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了,一到夏天就经常在我们店门口来乘凉。”
虽说大家早已见怪不怪,但试图让他们讲讲“临时夫妻”的生活状况时,绝大多数人都转过身去,不愿多说。
经过一个多月走访,我们最终接触到了愿意接受采访的“临时夫妻”。
通过当事人的自我讲述,揭开了覆盖在“临时夫妻”上面的那层神秘的面纱,体会到的却是“临时夫妻”背后的辛酸和无奈(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以下人物均用化名)。
记者 郑振国 摄影 记者 高远
A
起初只是想找人说说话
后来慢慢慢慢就在一起
老沈,江苏人,2000年来宁波打工。目前他在江北一家机械厂做电工。在工厂里,老沈有一个独自的办公室,里面没有电脑,只有一张写字台。说是办公室,其实说仓库更合适,因为里面到处摆放着一些电工设备,螺丝、螺帽更是随处可见。
在写字台上,放着一本妇科医院的宣传小杂志,里面有一些性方面的报道及情感故事。翻开杂志,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一行铅笔字:“我爱你,你爱我”。
“无聊的时候,随便写写的。”老沈一把拿过写字台上的杂志,放进抽屉里,看样子他有些羞愧。
老沈的工作不忙,只要厂里的设备不出问题,他基本都没事可做,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
“起初,我和老婆一起过来的,一起做了两三年,但家里孩子没人管,老婆就回家照顾孩子去了。”老沈说,自那以后,他就一人独自在宁波打工赚钱。为了省钱,他很少回家,甚至好几年连春节都没回老家过。
“过年,火车票太难买了,而且回家,人情世故又多,得花不少钱,索性就不回了,在宁波还能多赚点加班工资。”说起这些,老沈非常平静。
说完了家庭,我们都沉默了一会。毕竟,临时夫妻这个话题,对老沈来说还是稍显沉重。
过了一会,大概是做好了准备。老沈低下头,从裤兜里拿出一支红塔山,点燃之后猛抽了几口。他慢慢打开话匣子。
去年,老沈认识了同个工厂里的肖燕。“当时,她在我眼里只是个老实不爱说话的女人。”老沈说,直到有一天,她出租房里的电灯坏掉,叫他可不可以帮忙修一下。老沈爽快地答应了。
下班后,老沈跟着肖燕一起去了她住的出租房。从那开始,两人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聊天。“那段时间,每天都想着早点下班,不为别的,就为有人可以聊聊天。”老沈说当时的感觉像谈恋爱一样,但又不敢往那方面想。
除了电话,两人也会一起出去逛逛街,但基本属于只逛不买的那种。这种说不清楚的距离,让老沈和肖燕都很满足,毕竟,不用再一个人待着房间里发呆了。“逛的时候,开心的同时,其实也很紧张,生怕遇到熟人。”老沈说,一开始两人都不敢走得太近。
去年8月份的一天,肖燕得了重感冒,打电话给了他。老沈放下工作赶忙来到医院,陪肖燕挂了整整一天点滴。挂完所有点滴时天色已黑,老沈自告奋勇送她回家。
这一送,老沈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从那里出来。“那天晚上,她抱着我,不让我走,结果两个人就睡在了一起。”老沈说,早上天亮的时候,自己就慌乱穿好衣服跑了出去,然后去工厂上班。
之后那一整天,老沈都有意躲着肖燕。
工厂就那么大一点,两人还是碰面了。“她没说什么,就对我笑了一下,就走开了。”老沈说,当时自己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从那以后,每个礼拜他都会去肖燕那里三四次,一开始还会聊会天,到后面就一见面就直接躺床上了。
“和我有关系之前,她已经好几年没夫妻生活了。”老沈说,肖燕的丈夫在云南打工,两人过年才能见次面。其实,老沈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
然而,每当身体上得到满足之后,老沈就不自觉地点上一支烟,埋头猛吸几口。
“每当夜里自己一个人醒来的时候,一直睡不着,心里一直感到自责,心想这样做能对得起谁?能对得起自己的家人,自己的老婆吗?心里特别矛盾,想离开她,但又有些舍不得。”老沈心里的那份愧疚,让他很受伤。
今年春节,老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回到老家跟老婆摊牌了。“离婚了,老婆闹得死去活来,儿子、女儿都不认我这个爹了,有什么办法呢,事情都已经做了,我什么都没要,一个人又回到了宁波。”老沈说,现在连老家都回不去了,老家那边都在讲他的笑话,外面乱搞女人,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每个月赚来的钱寄回老家。毕竟,儿子永远都是自己的儿子。
与此同时,肖燕也离婚了。如今,他跟肖燕同居了。但两人并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彼此都不敢确定,两人的关系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B
怕被人发现不敢同居
一有时间就去小旅馆
虽说都是临时夫妻,但相比老沈的需求,他的朋友建国则更为直接。
建国是山东人,来宁波快十年了,人长得非常魁梧,在工地里做小工。如果老沈还有一些感情在里面的话,建国却过得更为干脆满足性需求。
建国的生活远没有老沈来得舒服,除了下雨天,基本上每天都要干活。干完活,他就只能待在几十个人一间的工地宿舍里。“跟老沈一样,老婆在老家带孩子,只能一个人出来赚钱。”建国说,每当一个人难受的时候,就特别想让老婆孩子也一起过来。但随后仔细算一算成本,就暗自否定了。
“儿子过来上学,三个人得租房子,这里消费这么高,工资根本不够。”建国告诉我们,来宁波一年多后,他通过QQ找了一个女的,对方也有了家庭。跟老沈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住在一起,而是平时电话联系,只要双方一有空,就去城中村那些小旅馆开个钟点房,价格很便宜,就十几块钱。
做完事情后,双方又各自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她也是住在工厂宿舍的,大家其实就是彼此需要,租房子太费钱了,还是这样省。”建国说,他们彼此都不会问对方家里的事情,合的来就在一起,哪一天感觉合不来了,就不再联系了。
如果看到那个女人跟别的男人有过密的动作,心里会不会不舒服?
“讲不舒服是假的,但要说很难受,也是没有的,其实大家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谁也甭想对方对自己有什么责任这些玩意,这根本就不现实。”建国说得很直白,老婆不在身边,他又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去洗头房不但费钱,而且又不安全,找这个,大家彼此都有需求,彼此也不讨厌,就在一起了。
让人有些吃惊的是,建国跟在家里的老婆关系非常好,很恩爱。
只要一回老家,建国肯定会给老婆买一堆东西回去。“自己在外面做这种事,心里总是会觉得亏欠。”建国说,每次买东西给她,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心里也多少会好受一点。
在宁波这些年,建国先后找了近十个女的,一起过过“临时夫妻”生活。
对建国来说,“临时夫妻”很简单,根本没什么感情,有的就是彼此对性的需求,如同相互帮忙一样的简单和平常。除了对老婆的愧疚外,建国丝毫没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C
住在一起谈不上感情
一起搭伙过日子罢了
跟老沈、建国不同,江西人丽娟却找了一个男人,而且还住在了一起。
丽娟,在镇海329国道旁边一家小菜馆当服务员。为何独自来宁波打工,丽娟说,老公在河南一建筑工地打工,前年儿子上了高中,听老乡讲宁波工作机会多,待遇也不错,就来了。
来到宁波,人生地不熟的,租不到合适的房子。为了省钱,她跟一个男老乡国良合租了一间房子。租的是那种仓库隔成的房间,面积比较大,有近30平方米。一个房间里,放了两张床,床跟床之间拉着一张红色床单做遮挡。
独自在外的生活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工作苦点累点倒不怕,在老家,干农活还要苦,怕就怕晚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丽娟说,国良家里也有老婆孩子,再说孤男寡女住一起,又不好表现得过于亲密。
一开始,丽娟做饭的时候都会多做一点,留给晚归的国良。这个举动对早来宁波几年,一直独自生活的国良说,让他感到了家的温暖。
去年中秋节,国良厂里发了箱粽子。下班后,他买了一些熟食和啤酒,拎上粽子急忙回到家中。
让他失望的是,丽娟还没有下班回家。国良先把粽子煮上,然后坐在房里抽烟,虽然肚子饿得直叫,但他还是忍住了,并没有先剥个粽子吃吃。
晚上9点多,丽娟带着一身疲倦回到家中。“看到锅里冒着热气的粽子,还有桌上的饭菜,心里热热的。”丽娟说,一个人在这么大的城市,生活又是在最底层,心里的那种感觉,真的说都说不出来。
那天,两个人喝了很多啤酒,也讲了很多话,聊得非常开心。丽娟起身想去自己床上睡觉时,国良一把从后面抱住了她。
“起床后,前天晚上的美好感觉立马没有了,坐在床上不停地哭,脑子想的都是对不起丈夫和儿子。”那天,丽娟故意很晚才回家,她怕国良还没睡。
开门一看,国良早就躺在床上。丽娟衣服都没脱,轻手轻脚爬到了自己床上,躺在被窝里,她怎么也睡不着。
“说没有需求,那都是假话。”丽娟说,那个晚上,他其实并没有睡着,后来又爬上了自己的床,她再一次选择了默认。
从那以后,虽然帘子一直没有拿掉,丽娟却再也没有睡过自己那张床。
两人如同夫妻一样生活,但谈不上有感情。一起的时间越来越久,丽娟心里反而有了一种更加清晰的感觉,“他对我的生理需求远大过感情。”
也正是因为这个,每当丽娟打电话给老公或家人时,国良便会自觉地走出房间。同样,国良打电话时,丽娟也会默默地走开。
每到春节,两人便各自回家过年。过完年,他们又先后回到宁波,再次住在一起。说起这种生活,丽娟自己也知道不对,但心里又似乎很难摆脱,为了孩子,在外打工总比家里赚得多。
对于心里的那份愧疚,丽娟只有每个月给儿子汇钱的时候,心里才会舒畅一些,真正感觉到快乐。
样本透视:心灵在矛盾中挣扎
浙江省每年输入近两千万农民工。作为服装生产基地的杭州乔司,是个典型的农民工集聚地,在这里存在大量“临时夫妻”现象。
在乔司的一个出租屋里,记者见到了一对“临时夫妻”张伟和陈丽(均为化名)。由于是周日,俩人没有上班。陈丽坐在床上绣十字绣,一边的张伟则看着电视。十字绣上面有五个字:家和万事兴。在陈丽心里,家有两个:一个远在安徽,一个就在眼前。她没想好,这幅十字绣完成后该挂在哪个家里。
张伟和陈丽承认是对“临时夫妻”,对于这个身份,他们内心挣扎了许久。张伟30岁,安徽阜阳人。2007年,因为杭州工资高,他来到乔司一服装加工厂做小工,妻子在老家照顾孩子和父母。为了多赚钱,张伟只在过年回家几天,平时每周给妻子和孩子打个电话。
“一个人常常觉得孤单无聊。电话里,老婆不说关心我,只是常常要钱,感觉不到夫妻温暖。”张伟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努力坚守着对婚姻的忠诚,直到遇到陈丽。
陈丽比张伟小两岁,安徽亳州人,有两个孩子,丈夫在老家务农。2008年,陈丽来到乔司服装工厂做熨烫女工。她和张伟在同一条加工线上工作,张伟时常帮陈丽整理服装,清理线头。时间一长,俩人相互产生好感。2009年,张伟向陈丽表明了心意,想要跟她组成“临时夫妻”,表示不会破坏其家庭。
“一开始,我很为难,一边是家里的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阿伟对自己的照顾,挣扎了很久。”陈丽说,一个月后,她答应了张伟,理由是丈夫曾经背叛过她,加上周围姐妹不少都组成了“临时夫妻”,过得很幸福,她因此减少了负罪感。
至今,张伟和陈丽在一起已有4年时间。但是,他们都不想影响与老家“那一位”的关系,毕竟已经有小孩了,所以维护得小心翼翼。他们会按时给家里寄钱,甚至以寄得更多来作为补偿。
不过,很多时候纸是包不住火的。“临时夫妻”发展到最后,造成家庭破裂的例子并不少见。显波的妻子赵颖(均为化名)在四川老家照顾孩子,显波在浙江余杭打工。两年后,显波与打工者刘梅(化名)成为“临时夫妻”。2011年,刘梅怀孕,赵颖知道后赶到杭州质问显波。最终,显波选择与赵颖离婚,和刘梅在一起。
“临时夫妻”冲击婚姻,伤害孩子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2年发布《新生代打工者婚恋交友、两性观念调查报告》显示,打工者普遍觉得“空虚寂寞冷”。这份超过1.8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在已婚夫妇中有62%的人处于异地状态中,一年到头难见面的达13%,仅有38%的人和另一半在同一座城市打工。但是,因为工作地点相隔过远、休假日过少,夫妻双方即使同城打工也难以见面。
对于“临时夫妻”现象,部分网民表示,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应该给予理解和同情;也有网民认为,这种婚外情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应该被唾弃。专家分析,这是当前社会环境中打工者正常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反映,也是陌生环境下道德约束失效产生的结果。
“临时夫妻”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一方面,会对农村传统婚姻生态带来冲击,在一些地方,离婚率达到50%以上,名存实亡的婚姻数量更多;另一方面,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影响到他们的成长。
一位14岁的河南籍留守儿童告诉记者,自从知道爸爸在外面组建“临时家庭”后,父亲的“英雄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真不想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从小得不到关心,老爸现在又这么没骨气,觉得很丢脸。”令他更为难过的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选择和父亲离婚。他说,自己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员杨建华认为,“临时夫妻”现象影响最大的是下一代。父母离异后,很多孩子疏于管教,从而走向犯罪道路。另外,“临时夫妻”会影响到孩子的婚恋观,在未来的婚姻中出现类似行为,形成恶性循环。
刘丽认为,消除“临时夫妻”现象,关键在于让打工夫妇能够团聚。她建议,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对农民工的申请标准,让农民工住上廉租房,使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
杨建华则表示,这个问题完全靠政府解决不太现实,政府、社会以及当事人都要一起想办法。比如社会多为他们提供一些文化娱乐活动,解决打工者精神空虚的问题;企业要保障员工的探亲休假权,让夫妇多一些团聚的机会和时间;另外,打工者也要意识到,做“临时夫妻”虽然解决了一些心理与生理方面的需求,但从长远看,必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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