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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打工者、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随着城乡一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拆迁便是首要问题。城市化是一个地区的人口在城镇和城市相对集中的过程,简而言之,即把乡村变为城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多数。城市化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那么,城市化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不禁反思:为什么要城市化,拆迁的目的是什么?中国经济安全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江涌在其新书《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吗》中指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误入歧途,拆迁只能是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以下是文中节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中国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4%提高到2009年的46.6%,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6.22亿。超过1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已有118 座。按照现有的增长速度,到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真正迎来“城市中国”时代。

  在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这当中更多的出于“自发”、“市场化”的原因,实现城市化用了三、四百年,矛盾逐渐积累,也渐次释放。但是,中国城市化“人为”因素异常突出,城市化不只是一般的规划出来的、建设出来的,更多的是“经营”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营城市”,城市化在“大道理”层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城市经济增长就是城市发展,而在“小算盘”方面则成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的生财捷径。

  为了经营好一个城市,首先要制定一套能够忽悠的理论与思想——宣称“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简单将“城市化”理解为,把“乡村人”转化为“城市人”,农民变为市民,如此就表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这种论断与表述非常浅薄,经不起推敲。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任何民族既立足在自己的经济实力里,更立足在自己独有的文化中。首先代表所谓现代文明的西方,正在“逆城市化”,城市郊区化,在发达国家、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有关城市化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与此同时,日本的“一村一品”显示出农村的巨大生机与活力;法国的葡萄酒与香水产业的繁荣表明农业同样是高附加值产业,是永不凋谢的朝阳产业。

  在欧洲历史上,城市多数时间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甚至整个国家就是城邦国家,城市兴则国家兴,城市衰则国家衰,城市亡则国家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人们躲避战乱、瘟疫(如黑死病)、灾害往往是逃往城市,而不是乡村,这与中国恰恰相反。

  西方的乡村以及相关产业(农业)并非是落后的标志,中国的乡村更应如此。中国有数千年灿烂而辉煌的农业文明史,乡村一直以来就是这一文明最重要的载体。数千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城,商业经济中心在市,军事国防中心在镇,而经济基础、文化基础、秩序维护的基础在农村。当城市被外族与反叛力量侵占时,国家并不会灭亡,因为农业支撑着国家命脉,在农村潜藏着最庞大的力量,是农民革命推动朝代更替变革。近代以来,在城市与农村的“博弈”中,农村并不处于劣势。农民进城往往将传统的宗法观念、风俗习惯、大家庭的生活方式,以及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际交往方式带入城市,而近代城市中的市民意识、商品意识、法治意识以及城市生活方式却未能传播到乡村。直到新民主主义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被证明是成功道路。所以,在当今中国,用本来就被反复证明为不成功的西方城市化理念与政策,来指导中国城市化、农村现代化的实践,注定要碰壁、要失败。

  近现代以来,农业文明即便被那些幼稚浅薄之辈百般诋毁,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直至今天,乡村所积淀与承载的传统文明,无论是硬件(各类建筑、历史与自然文化遗产)还是软体(纯朴民风、地缘血缘网络等),依旧远远高于当今中国的“四不像”城市文明。同样,即便在功利主义者所竭尽颂扬的现代都市中,农业文明、乡村文明的遗迹如北国的长城,西南边陲的茶马古道;广州的陈家祠,漳州的土楼,苏州的周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浙江兰溪诸葛八卦村等等,依旧受到城市居民与人文学者的钟爱。

  其实,经营城市的理论思想能不能成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种理论下出台的政策,也就是如何经营好土地,实现相关政府与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因为“土生金”,所以就有“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新规划不仅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而是直接关系级差地租的产生,关系土地增值收益的流向。新规划不管好坏,建筑不管优劣,也不管是否“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只要产生级差地租,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就行。

  资料显示,2001-2003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9100多亿元,约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35%;2009年达到1.5万亿元,相当于同期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6%左右。在很多县市,土地出让金占预算外财政收入比重超过 50%,有些甚至占80%以上。实际上,土地出让后,地方政府还能获取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财政预算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归地方支配。因此 “土地财政”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土地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更是一些官员谋取私利的“终南捷径”。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事多钱少”,因而地方政府与相关利益集团“同流合污”的事实也被中央长期默许。“土地财政”直接导致楼价不断攀升,中产阶层愈发望楼兴叹,“看来只有中彩票才能买得起房子了”。

  正是本着要经营城市的理念,在利润最大化目标驱使下,经营者往往不顾一切要把城市“做大做强”。据统计,目前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兴建“国际大都市”,有三五十个城市提出要建设中央商务区(CBD),有十多个城市瞄准要建成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雄心勃勃的规划背后,其实都有一个简单的“谋利”动机。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没有市场需求,最终的级差地租与土地增值都将无法实现。于是,“城市经营者”不断地编制故事——“城市梦”——“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引诱着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广大乡村青年、高校毕业生,来到城市,成为房地产的需求者——购买者或租赁者。

  城市经营者的基本套路是,首先用各种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得廉价的土地,截止到2009年,失地农民多达4000万。然后,通过廉价、放量供应工业用地(工业用地价格往往只有市场价格的1/5-1/3,甚至更低),吸引各类资金尤其是外资,为“城市梦”的追寻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通过控制住房建设用地规模,采用招拍挂的形式(一些地方政府与利益集团通过关联交易哄抬地价),推高房地产与住房价格,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如此,中国的城市化被不断异化为房地产化,异化为利益集团掠夺城市潜在中产阶层的过程。

  如今,随着畸形城市化不断推进,资本下乡,土地流转,城市扩张,农民纷纷失地,赖以安身立命的小块土地逐一丧失。衰落的乡村、裂变的社区、游走城乡的打工者、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等等,都在指向一个目标:中国的城市化歧途还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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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RC 更新时间:2013-05-02 关键字: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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