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28日－31日，4月7－9日，我与罗兴佐、老田赴荆门高阳五个实验村安排2004年利民工程项目，对2004年农村的诸多变化感到惊讶，特纪要如下：

一、农业技术推广

3月28日一早，我与罗兴佐从武昌坐大巴直接到官桥村刚松家边的路上下车，在刚松家吃罢午饭，即到他屋后油菜地转悠。油菜正处于盛花期，整整一片黄灿灿的油菜花及浓浓的香味，很动人。刚松屋后的油菜地是荆门市办的免耕法油菜种植示范点，油菜的长势很好，与周边耕地传统移载油菜的长势几乎没有差别，甚至略好。免耕油菜种植就是在收割稻谷之后，不再梨地、耙田，然后移载油菜，而是直接用一种特殊的小铲子直接在田里打洞、下肥，同时将移载的油菜种下去。刚松说这种办法较传统移载办法要节省很多劳力，又不影响油菜产量，的确是一项值得推广的技术。

但是，这种值得推广技术的推广过程却不顺利，就在我们转悠的时候，碰到一个40多岁的中年农民也在看油菜长势。刚松介绍说这是他们村民小组的一个村民。我们问他对免耕种油菜技术有何评价时，他说看来还可以，但是谁说得清最后又会怎么样？等这个村民走后，刚松指着这个中年农民所看油菜地说，这块田正是中年农民的田，但这块田没有用免耕法种油菜，原因不仅是这个农民不相信免耕法，而且是他有意为难来办点的市有关部门：以至后来无论上级开什么样的价，如何说好话，他都坚持不搞免耕试点。除这一户农户以外，免耕试点所在片还有一些农户因为移载油菜劳动力强度大，本来要将田空一冬季。市里要办点，同意义务帮他们种油菜，他们却又开价要求有关部门按亩补偿试点费。一句话，本来是好事的免耕油菜试点，农民却提出了很多看来无理的要求。如果不是因为市有关部门推广免耕油菜移载技术的决心很大，这次试点就难以进行下去。

其实，所谓试点，并不是技术不成熟，而是新的种植技术，农民未见到前都不相信，这样就需要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办点，让农民一睹新技术的成果与风采，由此将新技术推广。刚松所在农民小组的耕地正好在公路边上，是一块连片的耕地，正是试点的好地方。前些年，总有一些新技术推广在这块土地上试验，每次试验都由上级试点单位帮助犁地耙田挖沟，投资由试点单位出，收获由农民得，试点损失由上级补偿。因为试点次数较多，村民渐成“刁民”，每次试点，来试点的单位都会被农民气得半死，农民也借每次试点狠狠敲试点单位几杠子。

刚松介绍说，2000年试点抛秧技术情况与之相似。所谓抛秧，就是将谷种种在特制的塑料盘中，等谷种发芽后直接将谷种抛到犁好的耕地上，从而免去了秧苗移载之苦。种水稻的地区，农民劳动强度最大的一个环节正是秧苗移载(所谓“插秧”)，抛秧技术彻底将农民从插秧劳动中解脱出来，具有极大的意义。抛秧技术的推广却不顺利。刚松所在的村，2000年试点以后，抛秧技术迅即推开，并迅速向周边传播，即使只有很小面积的一块田，也没有人再愿意插秧。但在邻近的一个乡镇，农民至今仍然不相信抛秧技术，而继续着繁重的插秧劳动。四年时间，即使没有市县推广抛秧技术的努力，抛秧技术也应该传播到相距不过数公里的邻镇了。事实却不如此，令人深思。

2001年，这里还试点过免耕水稻种植技术，就是在水稻播秧前，不用传统的犁、耙、糙田，而是用水浸泡耕地，然后直接插秧，这个试点的效果也不错。

应该说，当前在农业技术上面，包括种植技术方面，有很多新的技术发明，但当前推广农业技术的系统及办法均存在问题，很多新技术不能及时有效地推广下去。以抛秧技术和免耕油菜移载技术为例，这些技术都是十分成熟且收益巨大的技术，竟然找不到进行推广试点的地方。如果不是市有关部门下定决心(或受到压力)而在气得半死的情况下，“卑贱地”(农民用语)在别人的耕地上劳动试点(进行这些试点时，农民在田梗边上抽烟观看，如看“猴把戏”，而由上面来试点的干部在田间劳动，试点干部的愤怒不满及屈辱情绪跃然脸上)，这种试点就不可能进行下去，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尤其是如抛秧技术这类免费技术)就没有理由可以及时推广开来，这也是2000年就在试点村周边地区产生极好反响的抛秧技术，四年后还没有“走”到邻镇的原因。在不仅得不到收益，而且推广新技术还受气不止的情况下，推广技术的部门除非受到上级巨大压力而选点做个样子以外，不会有快速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

换句话说，推广农业新技术，市场化的路不完全走得通，而需要行政考核的办法。行政考核办法的问题又在于：一旦纳入行政考核，县乡村干部便会介入生产环节，从而将那些适用技术以及不适用技术强塞给农民。

2004年4月10日上午

荆门实验随笔（2004）（三）
时间：2004-5-10 15:00:41

来源：三农中国网

作者：贺雪峰

                                           老年人活动中心

      根据安排，3月29日上午我们到官桥村参加全村老年人代表会议。预定会议时间是9:00，我们8:59分赶到时，村会议室已经坐满了老人，除个别人以外，通知参加会议的老年人代表全都已经来了。官桥村的情况与此后我们在贺集村和新贺村遇到的情况一个样。对比五个实验村的的村民代表会议，到了预定会议时间，总是除了我们这些外来者和少数村干部按时到会以外，其他村民代表总会在此后陆陆续续一个多小时才会来，才来半数多一点。我们下来自然会感慨三番。

      官桥村老年人代表会议由村支书杨必清主持，官桥村共有9个村民小组，每个村民小组通知了两个老年人作代表。开会时，全部老人代表到齐。官桥村的老年人代表都是由此前2003年讨论利民工程项目时村支书推荐、村民代表一致认可的前村支书王文鹏亲自选定，并一一上门通知的。王书记其实已经不是书记，因为他任村支书时曾犯过错误，被开除了党籍。但王书记喜好文艺活动，曾从外地请来花鼓戏，在村小学唱了三天。王书记已经70多岁，身体很健康，家中子女早已独立生活，老人在村中既有威信，又有领导能力，还有时间和兴趣，是支持老年人活动中心很好的人选。

       会议开始后，我首先介绍了本次会议的三个目标，一个通过本次会议，向全村老人说明官桥村即将修建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就是全村老年人的家，老年人活动中心不仅要做到老有所乐，而且应该老有所为，应该让老人关心老人，让老人维护老人的权益。二是由老人代表推选出一个10人左右的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理事会，由理事会作为老年人协会重大事务的决策机关，并由理事会推选产生老年人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三是由理事会讨论决定如何修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及如何开展老年人协会的活动。

       接下来王文鹏书记简要说明了他此前做的准备工作及他的一些打算。王书记的兴致很高，心情很好，坐在会议室前排不断地给老年人发烟。村中一些老人接着发言，说没有想到这么大年纪了还有机会开会(老年人的要求多么低啊：他们竟将开会当作机会，难怪他们会这么早就到了会场)，还有人关心让我们玩，真是没有想到的好事！有的老人说，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都没有考虑让我们玩得快活，现在的社会真是赶上好时代了啊(老年人习惯于将任何好事情都归结为我们的党和政府，他们为自己得到的任何好处感恩戴德)。老人们设想，等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建成之后，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快乐的事情。他们的设想，主要是打牌有了去处，但只是打牌的品位不够高，要订上几份报纸，要读书(村支书马上说村里订的报纸就放在老年人活动中心)，要买一些花鼓戏的碟子来看，要买一些打击乐器，将锣敲起来。同时，要定期关心村中每个老人，要将那些与儿子媳妇吵了架的老人接到老年人活动中心住几天(王文鹏书记讲了这句话后，立即有几位老人开玩笑说，今后我天天与儿子媳妇吵架，再到你这里住)，要关心那些久病而痛苦的老人。还要在年节请戏班来为老人们唱戏。会议开得很欢快。

       接下来按村民小组推选老年人协会理事，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一下子提出四个理事名单，其他老人也就各自提出一些理事名单，其中一些人有些争议，但大致相差不多，很快便一致确定下11个理事来。老年人在人民公社时期长期共同劳动，相互之间很是了解，他们比村中年轻人有着更多共识，也更容易达成共识。官桥村2003年5月村民代表会议上不欢快和意见巨分歧的场面，与此时进行前的老年人代表会议，相差何止千里！

       老年人自建国以来，一直很辛勤，是共和国的建设者，他们也理应安享幸福的老年生活。

        理事选出以后，村支书向老年人代表介绍说村支部根据前次村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和私底下征求青年人的意见，村支部认为王文鹏书记是老年人协会会长理想人选，问老年人们有否不同意见。老年人都说很好，便散会留下理事会，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副会长并讨论决定建老年人活动中心事务。

       11个理事加上我们和村干部，讨论推选出四个副会长，其中一名副会长为妇女。然后讨论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事情。我说总共只有4万元资助资金，建活动中心使用的钱越多，留下来的活动经费就越少，反之亦然。村支书杨书记建议将村部拆掉，然后在村部基础上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我不同意，说要严格将老年人活动中心与村部区分开，不然，老年人活动中心很快就变成了村务中心，老年人协会如何对付得了村支部！刚选出来了老年人协会负责人很赞同我的意见，因此决定在村部旁边的一块空地新建老年人中心。

       接下来，理事会还讨论了以后老年人协会筹资的事情。我说可以利用年节向本村在外工作的人争取捐资款。老年人协会募捐，在外工作的人如何会不愿意呢？老年人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官桥村是一个教育大村，80年代考出过很多大学生，现在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工作，老年人协会一年得到3000元捐款，就可以维持日常运转了。还可以建一个碑，将捐款的村人刻在上面。还可以在今后编写村志时，将捐款事记载上去。与我同去的罗兴佐是江西人，他介绍说，江西农村至今仍保持着村里办大事，在村外工作者募捐的传统。老年人认为，这事在官桥应该做得成。

      会后不久，我们将经费拨入老年人协会，到4月中旬，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工程已经在全村公开招标，老年人协会负责的几位老人天天在工地上监督建设，跑上跑下跑村材料。听刚松讲，这些老人都很负责任。我想也会如此，等过几天再去看一看吧。

       3月28日下午2:00在贺集村部召开贺集村老年人代表会议，我们也是在2:00钟之前赶到会场，也是几乎所有老年人都已坐满村部会议室。3月29日上午新贺村的情况也是如何。贺集村之前推荐的老年人协会召集人是老支书韩书记。韩书记与官桥村老书记王文鹏年龄差不多，70多岁，但身体要差很多。韩书记在贺集村的威信很高，几乎所有老人都对韩书记很服气。韩书记自己讲，前几年得过一场大病，差一点就……，后来花几千块钱，将病诊好了。韩书记与王文鹏一样十分积极于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事情。贺集村支书张宏银通知韩书记召开老人代表会议之后，韩书记也坚持自己逐个村民小组地通知老年人代表来开会。老年人在晚上听有人敲门，一看竟是韩书记骑着自行车在门外通知开会，都是又感动又激动。韩书记通知开会通知了一整天。第二天开会时，全村无一个老年人缺席会议。

       贺集村的老年人会议，除了韩书记比王文鹏表现得更激动以外，其他老年人都与官桥村没有不同。贺集村有老人开笑说，建了老年人活动中心，村中老人“吃挂面”的都会少些。我不懂何谓“吃挂面”，他们解释说就是老年人上吊事。这些老年人上吊喝农药的很多很普遍，一有什么事情没有想通，就上吊而逝。韩书记立即作了长篇回忆，说过去他因为有两个人的工作未做通，别人上吊而令他终生不安宁的事。他说老年人活动中心成立以后，他们一定会将全村老人摸底，经常做一些有思想包袱老人的工作，让他们感到生活有盼头，要让老年人活动中心真正成为全村老年人的家。新贺村老年人代表会上，也有老年人提到“吃挂面”的说法。

       贺集村的问题是这个村以前由两个生产大队合并而成，而有些派性因素。本来贺集村原来的小学教室空在那里，只要出很少一点钱就可以买来作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场所，但这个地方偏向村的东边，西边的老年人不满意，希望在村中部新建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新建中心要钱很多，留下的活动经费就少。我希望他们因陋就简，利用旧村小的空房子做活动中心，多留一些活动经费。但我只能提出希望，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希望新建，新建就新建罢。

       3月29日上午召开新贺村老年人代表会议时，原新贺小学教师，也是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季大奇老师听说此事，以为极好，主动跑来参加会议。季老师是公办老师，但既然他有如此热情，就被新贺村老年人代表选为名誉理事。与季老师同时被选为名誉理事的还有同样是公办教师且同样也已经退休在家的原官桥中学周振林老师。季老师和周老师都是文化人，退休在家，有文化，能写会画，又有时间，一定可以为新贺村老年人协会想出很多有意义的活动方式来。季大奇老师2002年花上万元支持一个村办花鼓剧团，很有影响力。农村文化活动将是我们今后观察的一个重点。季大奇老师今天中午打电话到武汉的我家，说他想好了八种老年人活动的形式。我在感动且激动中……

       新贺村推选理事很顺利，推选会长、副会长时有些麻烦，新贺村没有诸如王文鹏或韩书记这样众望所归的会长人选，便先选副会长。推来选去，理事之间的意见有了明显的分歧，争执起来。我一权衡，不就是有人认为新贺村老支书王书记年龄大了一点，而另有人认为王书记威信高的分歧吗？其他村选一正四副，五个会长，新贺村选一正五副，六个会长，不就可以了吗？我一说出来，老人们都赞同，副会长一下子就确定下来。

        选会长又出现了争执。大多数老人希望原村会计韩成贵出任会长，韩会计不同意。他说，我不喜欢玩，但我非常支持老年人活动中心这样的事情。我也不会玩，因此怕没有能力带领大家玩好。立即有老人说，玩的事情你就不用太操心，我们来做就是，只要你负责任。韩会计六十出头，年龄相对较轻，他当了几十年会计，是当地有名的不搞鬼的会计，为人极正直，也因此有威信。韩又说，我从来没有当过一把手，怕没有能力管好事情。老年人们说，老年人自觉性最高，那里要你天天急着像生产队长一样叫“出工” ！韩便应承下来。

       新贺村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条件很好，原因是以前官桥管理区就建在新贺村地面上，现在管理区已拆，房子还留在这里，正好用来做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场所。

       从三村老年人代表会议的情况来看，老年人较年轻人无欲无求，得到一点好处，他们就很满足。他们也较年轻人负责得多。我想，有洪湖老年人协会的经验，就一定可以将高阳的三村的老年人协会办好。

荆门实验随笔（2004）（四）

          贺雪峰

新贺泵站灌区

新贺泵站是1976年修建的一座中型提水泵站，1978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安装有两台280KW的抽水机组，抽水扬程为24米，设计灌溉能力为1.4万亩。新贺泵站的修建，对于彻底改善我们实验五村的水利条件，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1982年分田到户以后，虽然生产自主权归了农户，但乡村组织仍然有权力介入共同生产的事务，这也合乎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户与村集体双层经营体制的实际。乡村组织介入共同生产事务的主要途径就是按田亩收取共同生产费，并用收取的共同生产费资金来提供公共物品性质的共同生产事务，对于种水稻农村，主要就是提供灌溉用水。

很快，在农户、乡村组织与灌溉当局（如抽水泵站）泵站三方之间达成了这样一个均衡：农户按田亩向乡村组织交纳共同生产费，乡村组织负责与泵站方交易抽水灌溉农田，保护农田不因为受害减产，泵站按国家的定价收钱抽水，农户则按时缴清农业税费。在这个均衡中，农户的收益是为农田灌溉不成问题，乡村组织的收益是因为农户提供了灌溉服务，而可以顺利收取税费，泵站则与乡村组织一手交线一手交水(抽水)。因为乡村组织仍有信誉，且抗旱是政治任务，泵站方有时也会先抽水后收钱。

到90年代中期，这个均衡开始被打破。一方面乡村组织向农户收税收费的数额越来越高，农户越来越不堪税费的负担，农户越来越拖欠税费，并越来越愿意以乡村组织没有及时从泵站抽水灌溉为由拒交税费。乡村组织既因为农户拖欠税费，更由于自上而下压力型体制而逐步欠下债务。乡村组织越来越难以及时向泵站方面缴清抽水费用。另一方面，泵站方面因为抽水时数减少，抽水费用提高，泵站设施不能得到及时维护，越来越多的原灌区村组脱离泵站，另建起小水利工程设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最终，泵站实际可灌溉面越来越小。

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高的同时，中央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的政策不断出台。可以规范的农民负担是那些滥收费项目，滥收费项目被取消或规范起来，乡村组织的支出并不会因此减少，收入也就不能减少。因此，乡村组织普遍借提高共同生产费来弥补其他税费收入项目减少造成收入的不足。共同生产费因此成为农民负担的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农民不堪重负，中央也不满意。1999年前后，中央及地方开始规定，乡村组织收取共同生产费亩平不得超过多少钱(比如30元)，这个规定有合理性。但问题是共同生产费的多少原本应根据实际支出收取，比如有一些旱包子岗地，遇上干旱年景，就要经过三级乃至四级提水灌溉，亩平不超过30元，共同生产费就不足实际开支之需。而有些地方遇到风调雨顺年景，甚至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抽水灌溉，一分钱的共同生产费支出都用不着。因此，这种硬性规定共同生产费上限以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很快便行不通。

到了2002年全国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规定乡村组织不得插手共同生产事务。如湖北省2002年7月5日颁布的《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方案》第八条“改革共同生产费征收和使用办法”规定，“原用于村内统一组织的抗旱排涝、防病治虫、恢复水毁工程等项开支的共同生产费，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由于农村抗旱排涝的水费和电费等属于经营性收费，按照“谁受益，谁出钱”的原则，由受益农户据实承担。用于村组修复水毁工程所需资金，纳入一事一议范围内统一安排”。国务院2003年6月24日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意见”第七条“严格执行村内‘一事一议’筹资投劳政策，要求“充分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多数农民同意的事就办，不同意的事就不办，决不能把‘一事一议’筹资投劳变成农民负担的固定项目。”“农业综合开发中农民筹资投劳应纳入村内‘一事一议’范畴，实行专项管理，其范围只限于受益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建设项目，并与农民商议，由农民签字认可，实行民主决策、数量控制、以村为单位统一组织，不准搞强迫命令”。第八条“切实加强　在收费管理”规定“向农民收取水费、电费等跨越共同生产费用，要严格执行‘收益缴费，计量收费’的原则，因大面积抗旱、排涝难以做到计量收费的，应按直接受益原则据实分摊，不得提前预收”，等等。

这样一来，强制收取的共同生产费被取消，“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事实上将共同生产事务推向市场，试图借市场化的改革来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这当然没有可能做好，因为没有办法克服搭便车的问题。也就从2002年开始，农民因为共同生产事务尤其是抗旱排涝事务，不能得到及时处理，而或者另行投入巨额资金修建小型水利设施（这样就可以防止搭便车），或者生产条件恶化，农业生产因为共同生产环节服务的不足，而持续减产。在这个逻辑下面理解2002年以来全国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和投资热潮及持续的粮食减产，应是一个新的路径。

新贺泵站灌区的故事正是按以上逻辑展开的。一直到2001年，新贺泵站还抽了200多个小时的水，到2002年和2003年，前竟未开机抽水，后一年也仅抽21个小时的水，与前些年年均抽水数百小时完全无法比较。

新贺泵站2003年所抽21小时的水，是由离新贺泵站最近的新贺四组组织抽水的。新贺四组在2002年精减掉村民小组长，而由由新贺村村主任陈井清兼任组长。新贺泵站灌区故事，我们已在“市场还是管理：税费改革后的乡村水利――以湖北荆门新贺泵站灌区为例”中(参见三农中国www.snzg.net)中详细介绍，不再详述。

2003年4月19日
原创]荆门实验随笔（2004）（五）  

4月20日－23日，我与董磊明、罗兴佐今年第三次赴荆门实验五村，安排实验五村的事宜。四天时间，前三天酷热难挡，第四天气温猛降，害得我们三人极不适应，董磊明很有了感冒的前兆。

五、老年人活动中心

我们先到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看工程进展情况。到了现场，计划中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已经耸立在村部的旁边。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由前排三间未隔开的大厅和后排三间分隔开的单间构成，在前排的大厅与后排的单间之间做有围墙，由此形成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天井。前排大厅前另有约400平方的开阔空地，一些人正在粉刷刚砌好不久的活动中心的墙壁。我们从前厅到后面的单间，觉得很有一些气势。从侧门出来，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妇女副会长正在挖地，她认出我们，很热情地打招呼，说正在修厕所的墙脚。同样在现场监督施工的老年人协会王文鹏会长已听说我们到来，也过来招呼。王文鹏会长介绍说，活动中心已经施工8天，工程进展很快，再过二天就全部完工了。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是由老年人协会在全村招标承包的，工程包工包料，由老年人协会的会长副会长们亲自外出跑料，而请本村工匠做工，老年人协会理事则出义务工。老年人协会在中心施工现场搭有一个棚子，日夜守着工地。以前还担心有人偷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材料，但到我们来访，并无一砖一瓦被偷。

王文鹏会长精神十分饱满，显得有些天真而狡诘，气色比我们前次见到的都要好。刚松说，王文鹏最近精神焕发，看来老年人找些事情做才会身体健康。王文鹏自己也说，每天守在工地，不仅不觉得累，相反心情很舒畅。每天工地都有很多村中老年人来访，王文鹏不厌其烦地向每一位老年人解答问题，向他们描绘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前景。官桥村村主任张传发感慨地说，想不到老年人会如此关心活动中心的事情。此后二天，我舅舅、新贺村原村支书聂士贵对我们讲了同样的话，他说，我有几个意想不到，第一个意想不到的就是老年人对老年人活动中心会如此热情。村中老年人天天都在谈论老年人活动中心，人人都在谈论老年人活动中心。也是此后二天，我们到新贺村调查时，新贺村现任村支书陈峰偶然讲起他几天前到沙洋县城，顺便到木材市场看能否为新贺村老年人活动中心购买一些木材，正好遇到官桥村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活动中心购买木材，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几位老人仔细比较每一类木材的价格后，决定购买原价格便宜20元的木材，并说能节约一分钱就是一分钱。陈峰听到之后很感动，回来讲给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的负责人听。我们到新贺村时，新贺村老年人协会正请电工安装电灯，我看到每个房间都装着白炽灯，问为何不安装日光灯?日光灯对于保护老年人的眼睛比白炽灯好。负责当天值班的副会长对我们说，每个日光灯比白炽灯要多20元，5个房间就要多出100元。

老年人办事情比年轻人细致、谨慎、负责任。老年人无欲无求，一旦有些好处，容易满足，他们的做派，有着真正中国农民的美德，他们更愿意不是为利地投入公益劳动。

从官桥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现场来到对面张医生的诊所坐一坐。王文鹏会长介绍说，张医生说到可以免费为全村老年人建立医疗档案，定期为全村老年人做身体检查。我说这可是一个大好事。如果老年人活动中心可以少量筹措一些资金，每年为每位老年人交3、5元体检费，就更好了。张医生说，都是本村的老年人，收不收钱没有关系，反正体检不需要支付什么费用，而自己闲着的时间也很多。张医生是合作医疗时期培养起来的本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解体后，一直在本村开诊所。张医生说现在行医也难，农民看不起病也不看病，本村还有几个个体诊所相互竞争着。乡村医疗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重视。

我们到官桥村时正是中午，气候相当地炎热，估计天气预报又该讲这一天是某年以来创同期最高气温记录了。这些年来，各种天象不断地创历史最高纪录，是否说明我们对大自然的破坏已达极限？谁知道呢！反正我们对各种异常天象都已见惯不怪了。高阳实验五村，2004年以来一直没有下雨，再次遇到罕见春旱，所有堰塘都已干涸，本来长势很好的油菜，正在枯死，而本应育苗的稻田，因为缺水，而迟迟难以下秧。

我们冒着炎热的天气，坐车到贺集村支书张宏银的家中，张正要找我们报告贺集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事情。张请来住在他家附近的两个老年人协会的副会长贺常云、贺家贵和老年人协会的一个理事，一起向我们报告说，因为意见分歧，贺集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究竟是“建”是“买”，迟迟定不下来。本来，贺集村原村办小学被撤销后，还留有两间大教室，有100多平米可以作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场所，当时买来这两间教室准备作剧场的贺集村四组人贺常功并未经营成功，也急于将这两间教室卖掉。贺常功的开价由最初的8000元降低到4000左右。如果买来村办小学的这两间教室，再加以维修，就可以最低成本地建成贺集村老年人活动中心，从而可以为老年人活动中心留下较多的活动经费。但是在原村办小学地址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相对偏向村的东边，村西边的九组、十组村民觉得不方便，而希望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建在村西边村部的对面。

村支出张宏银的家正在村部边上，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建在村部对面，就是建在张书记家的对门。张书记的隔壁就是刚选为老年人协会副会长的贺家贵和贺常云的家。贺家贵是贺集十组人，贺常云是贺集四组人，为了做生意方便，他们都在几年前将房子建在了村部边上，村部前面是一条村际公路，交通比较方便。

村部严重偏向贺集村的东边，相对来说，原村小所在地可以算作贺集村的中心。现在建在张书记家边的村部，以前也和村小建在一起。因为贺集村是1970年代由两个村(黄荡村和贺集村)合并而成，村小建在贺集村靠东的原黄荡村中心上，而现在的村部则建在靠西的原贺集村中心。张书记当上村支书后，借故将村部由原黄荡村地域迁到现在原贺集村的中心，引起原黄荡村村民的不满。

贺集村目前仍有两个中心，一是偏东的村小附近地域，一是靠西的村部。一村两中心的格局，使贺集村的分化更加严重，主要村干部往往要由两边的人分别担任。新建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建在何处，对于强化那一边的中心的意识就显得重要。

村西边的村民，尤其是张宏银书记强烈要求在村部对面新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村东边的村民，包括贺集村老年人协会会长韩书记，强烈希望购买原村小的房子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村东边的贺集村主任支持韩书记的意见。西边村民不同意原村小教室有两大理由，一是村小所在地以前曾是坟场，风水不好，二是村小附近村民好偷。后来村支书张宏银还提出一条理由，说如果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建在现村部对面，村际公路边上，交通方便，万一老年人活动中心办不下去，也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同样的话，官桥村和新贺村老年人说，要将老年人协会世世代代办下去，贺集村也有老人如此说。贺集村却有计算老年人活动中心办不下去后如何将中心房子卖个好价钱，一叹！)东边村民要求买村小教室的理由是，老年人活动中心要的是清静，现在村小离村际公路有约200米，正好清静，适合老年人娱乐的特点。说村小的风水不好没有依据，因为原来的村小一直是全镇的红旗小学，买比建要廉价得多，还可以留下很多的用于老年人活动的经费；村小所在地更接近于全村的中心。

东边和西边村民的争执反映到老年人协会内部，会长副会长之间的意见就大有分歧，会长韩书记主张买，副会长贺家贵和贺常云主张建，争执不下，韩书记只好召开老年人协会理事会讨论。

在理事会上，主张建的理事一开始即发言说要建而不要买。立即有几个人附和说要建不要买，建的意见占了上风。但仍有两人站出来说不能建而应该买。大部分理事没有明确表态。究竟是建是买，定不下来。

张书记主张建，说这是老年人协会理事会的主流意见，韩书记仍然倾向买，他在理事会后的一些天，到各位理事家中走访了一圈，意识到理事会召开之前就有人活动，有意引导理事会的方向，并且走访中发现，不仅大部分理事，而且大部分老年人都倾向买而不是建。他心中有底后，准备再次召开理事会讨论是建是买。

张书记不同意再次召开理事会讨论此事，因为此事已由理事会讨论过。我们到来时，张书记与韩书记正为此事不愉快。张书记等人与我们讨论不久，就提议将韩书记接过来。究竟是建是买，要早作决策了，全村老年人天天都在问着这事呢！

张书记很快便将韩书记接了过来。韩书记仍然坚持要买。韩书记说买是主流民意，江总书记讲三个代表，要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建的话，你(指张书记)我都要背上骂名。张书记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说我就不背这个骂名，“建”是理事会讨论决定的，又不是我张某人的个人决定。张又问韩书记：你到底是听野地里的声音，还是听正式会议上的声音？野地里的话，说了白说，会上都作了决定，你还犹豫，这样没有主张，什么事情都办不好。韩书记反复说明当前全村老年人是如何强烈要求买而不是建，因此只有再次召开理事会讨论决定，张书记及在场的贺家贵和贺常云两位副会长都反对再次召开理事会，说上次已经决定了的，再开会也不是讨论买还是建，而是如何建的问题。张书记更是情绪激烈地近乎指责韩书记办事无魄力、无主张。韩书记因此说要求辞去老年人协会会长一职。

我见争执不会有什么结果，便建议贺集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决定是“建”还是“买”，等一段时间再说。在当前各方情绪化的情景下，贸然作出决策，势必会引起“建”“买”双方的更大矛盾，而引发村东部与西部的更大分裂。

还是等到5月份官桥村和新贺村老年人协会建成剪彩之日再到贺集村讨论“建”或“买”的事情罢！

2004年4月24日上午

荆门实验随笔（2004）（六）
时间：2004-5-10 15:06:59

来源：三农中国网 作者：贺雪峰 阅读445次    

六、新贺泵站管理委员会

4月21日，我们切入到本次赴荆门实验五村的主题：新贺泵站灌区的组织上来。贺集村支书张宏银说21日上午召集贺集村11组开会，我和董磊明吃罢早饭，匆匆赶到贺集11组，却找不到开会的迹象，只好到贺集村6组访问，然后到新贺小学拜访季大奇老师。季老师今年77岁，已退休，是新贺村老年人协会聘请的顾问，他自己出资创办了一个花鼓剧团，可以演几十出戏。花鼓剧团的事情，我们将在它处详述。

1、乡镇干部年轻化之弊

晚上，高阳镇委书记罗少华(刚由镇长升为书记)和刚从邻镇调过来的陈广雄镇长为新贺泵站的事情来，我们住的地方与我们讨论。陈镇长与我是五年前的老相识。陈镇长1959年生，一直在高阳镇的邻镇任镇委副书记，以为年龄大，不再会被提拨担任正职。我也曾与他痛述干部体制存在的弊病。2002年之前，高阳镇所在的荆门市流行干部年轻化，凡是超过40岁的乡镇干部一律不再提拨担任乡镇一级的正职(镇长和镇委书记)，其结果是大大缩短了乡镇干部对未来的预期，不仅使年龄稍大的乡镇干部不再对未来有期望，而且使年轻干部急于在短时间内完成升迁，不然就永无出头的希望。更糟糕的是，乡镇工作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和实践性，没有较长时间的农村工作经验，难以做好乡镇工作。一刀切使农村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没有机会担任主要领导工作，乡镇一级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明显成问题的政绩工程普遍产生，基层组织严重弱化。2002年，高阳镇所在的沙洋县，有些乡镇的主职干部(书记、镇长)均为年轻人，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缺乏，胆子却大得惊人，做出了很多违反政策的事情，其中拾桥镇的书记镇长公然违背中央政策，严重地加重农民负担，被《农民日报》报道，引起湖北省委书记震怒，双双革职，从而引发沙洋县所在荆门市主要领导对乡镇干部年轻化的反省，重新启用那些年龄较大、工作经验丰富的乡镇干部担任正职。陈镇长45岁被提拔担任镇长，正是这一背景的产物。

2、农村基层组织正在弱化，此方面的政策存在严重错误

回到4月21日的晚上，罗书记与陈镇长与我们讨论了新贺泵站的问题，他们同意将镇属新贺泵站产权转让给新贺、贺集两村，但前提是转给两村后，泵站可以正常运转，而不是比由镇里管理时更为麻烦。罗书记说，新贺泵站原来属荆门市水利局直管，那时新贺泵站可以收取大量抽水费，运作很好，市里常有领导来视察。到了90年代，新贺泵站灌溉面积减小，收费越来越少且越来越难，市里便将新贺泵站管理权下放到县水利局，县水利局再下放到镇。罗强调市县无任何油水可捞之后便将这个乱摊子扔到镇里。凡是市县不要的东西都不是好东西。我开玩笑说，你看，现在你们又要将包袱转嫁到村了。

我们向罗书记和陈镇长报告了我们在新贺泵站灌区开展实验的想法，尤其是详细讨论了我们计划在灌区每个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议，根据自愿入股的原则来运作新贺泵站的想法，罗与陈同意按照我们的想法进行实验，他们说相信我们可以做好这件事情。新贺泵站不运转起来，新贺、贺集两村的田就没有办法种了。

送走罗、陈两位，我和董磊明即着手安排明天的工作。先通知新贺、贺集两村书记主任明天上午在新贺村村部开协调会，然后到各个村民小组开户主会，讨论是否加入泵站管委会及推选泵站管委会成员的事情。联系完毕，我与董磊明坐下来起草“新贺泵站管委会章程”，讨论一条，我在笔记本上记录一条，很快讨论出十五条章程出来。我们俩都很兴奋，便打电话给在武汉的罗兴佐，问他是否愿意来参加村民小组的户主会议。罗兴佐蛮有兴趣，一口应承明天乘车过来。

4月22日上午，我们与新贺、贺集两村主要领导讨论了前一天晚上起草的管委会章程，他们没有不同意见。贺集村村主任汪云清因事未来，而由村会计贺诚代他来参加会议。我明显感到汪云清主任或对我们或对村支书张宏银有意见，因为在当天下午及晚上，他都将手机关上，无法联系上，而下午和晚上分头在各个村民小组开会，是最紧张繁忙的时间。新贺泵站事关两村几千亩地，其重要性他当然是清楚的了！

既然两村主要领导都同意章程，我们就决定从下午开始，分别在下午、晚上和23日早晨召开灌区所在各村民小组的户主会议，让各村民小组充分讨论新贺泵站管委会章程，让他们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入股)新贺泵站管委会。23日上午10:00，在新贺村村部召开两村愿意参加管委会村民小组代表的会议，也是第一次新贺泵站管委会会议。

开罢会议，我与董磊明赶往高阳镇上打印章程。天气炎热起来。

打印好章程，并复印了150份，就到了中午12:00，正好罗兴佐从武汉乘车赶到了高阳，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匆匆赶回新贺村的住处。昨天晚上，我与董磊明都因为兴奋，没有睡好，罗兴佐也赶了一个大早，便在住处很快地睡了一会儿。

按上午的计划，我到新贺八组开会，董磊明和罗兴佐到贺集村各小组开会。我们在下午2点多钟分头出发赶往开会的村民小组。4月22日是农历3月3日，所谓风雨节，但今年的这个风雨节既无风又无雨，倒是如盛夏一样骄阳如火。我们仨光头顶着烈日，走在光秃秃的村道上，每个人都有了活雷锋的感觉。我的这种感觉尤其强烈，因为我碰见的村民就是这样对我说的。有了活雷锋的感觉，便有些舍我其谁的慷慨感，如火骄阳也就不放在心上。不过，我还是很快清醒起来，我哪里是什么活雷锋？不过是在高阳五村通过实验进行自己的农村研究！村民以为我们是高尚的，我们有村民想的那样高尚吗？

到了新贺八组，没有人在会场。赶快与村主任陈井清联系，陈正生着闷气，原来上午开过会后，陈井清便骑着摩托车在全村跑了数圈，找到新贺八组包组村干部周光家，让周通知新贺八组下午二点开会。而过了下午二点，陈井清主任到新贺八组一问，他们竟不知道下午开会的事情，再打电话找周，到处找不着。

我心里也生气闷气来。辛辛苦苦冒着大太阳过来开会，竟然还没有通知村民。我站在新贺八组边上的新贺村村部等村干部们过来，等了一个小时，周光家终于匆匆赶来，连说抱歉抱歉，然后去通知村民开会。一问原因，周光家所在村民小组连续抽水，将一条小巷的水抽干后，忙着抓鱼去了。

周光家忙着抓鱼而忘记通知开会的事情，成了当前农村基层的常态。农民正为泵站抽水的事情急得吐血，正因此，农民一边花巨资打井，一边等着泵站可以抽水，他们宁愿白出打井的钱，而愿让泵站运转起来，同时，他们明知我们在尝试盘活泵站，却仍然花着巨资打井。还是前次我们到高阳五村时，就已与新贺、新集两村村干部商量好召开各村民小组会议讨论盘活泵站的事情，十天以后我们第三次过来，这个会议仍然没有开成。2004年是一个春旱严重的年成，没有泵站抽水，村民甚至无法下秧，更不用说再过20天以后的插秧了。高阳五村实验期间，我们时时强烈感受到村干部这种不负责任的问题，好似一只铁拳砸在棉花上面，有力无处使。村民小组长在2002年已经取消，农村基层组织指的就是村干部了。当前村干部所构成的农村基层组织严重衰败，这样下去，农村的情况将变得十分糟糕。举例来说，农村税费改革之前，村干部还必须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因为农民可以要挟村干部说，如果村干部不能为农田提供灌溉用水，农民就不会在秋季交纳税费。税费改革后，村干部也没有了向农民收税收费的义务(或权利)，村干部也懒得烦村庄事务了。村干部现在习惯的口头禅是“他们自己不团结，不能收钱灌溉，关我屁事！”村干部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极力主张将公共事务市场化和私人化，正如官桥村会计在自己兼任小组长的村民小组开会时，村民要求合作起来集体抽水，他却极力主张将抽水机台卖给私人，由农民自己抽水一样（参见罗兴佐的调查报告）。农田灌溉因为具有公共物品性质，合作抽水明显比私人抽水更能节省劳力和资金，但合作抽水为克服搭便车问题，又需要村干部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抽水是农民自己的事情，在农民没有办法约制村干部的情况下，村干部有任何理由去做这种艰苦细致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农民形象地将这种村干部极力推卸责任，对农民抽水漠不关心的现象比喻成“农夫心中如汤浇，公子王孙把扇摇”。何况今天自上而下宣传着要合村并组，要减少村干部，自上而下以为之所以农民负担重或农民收入增幅不快，都是因为乡村两级干部养得太多，村干部又如何不会有临时思想，他们又如何会负责任呢？！

而一旦基层组织成为棉花，自上而下的国家铁拳将来如何可以打入农村社会？自上而下及有力的政策如何可以在农村得到回响？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当前学术界系统地对乡村组织泼脏水的做法，可以休矣！

到了下午4:00，终于有些村民来开会，却这里坐几个，那里坐几个，不像开会的样子。陈井清主任发了10多份我们印的新贺泵站管委会章程，村民认真地看起来。很不容易来了近20个村民，代表全组约一半的农户，便边开会边等。陈井清主任逐条对该章程进行解释，村民则议论纷纷，有村民很积极，说要赶快将泵站盘活，不然没有办法种田了，有村民则反对说，除非如何如何，我们才加入管委会。会上争执很多，其中一些村民冷冷地坐在离会场很远的地方听，似乎对会议讨论的主题漠不关心。

我详细介绍了入股新贺泵站的好处，尤其是只要入股，就可以用成本价从泵站抽水。这样下来，一亩田一年的灌溉费用最高不会超过30元，而打井的话，不算打井成本，也不算买潜水泵的开支和自己从井里抽水的劳动，仅仅抽水电费，每亩就会超过30元。我又说，从泵站抽水，只要汉江有水，新贺泵站进水港就会有水，进水港有水，入股的农田就会有水。一旦离开泵站，打井一多，都无水可抽。我又说，现在稻谷价达到0.90元每斤，一亩可以产1400斤，去年因旱减产20%，就是每亩减产了300斤，减少纯收入270元，足够入股新贺泵站后10年的抽水量了。去年还算风调雨顺，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遇到大旱，打井更是无用，唯有从汉江调水的泵站可以解决灌溉问题，不盘活泵站，新贺、贺集两村就没有出路。

我的介绍减少了村民的分歧，但仍有村民觉得不放心，且有村民开始离场而去。已经打井的村民觉得花几千元打了井，不抽水可惜了，问能否只参加一半，就是只出其他村民一半的钱向泵站入股，村支书陈书记反问说这如何可能办得成。

有村民动员少数持疑虑者说，就当赌了一次博，今年出了钱，不行明年就退出。大多数村民附和，终于在加入泵站管委会上达成一致意见。便推新贺八组加入泵站管委会的代表。村民一致推荐前年被减下来的原组长贺永新作为代表。被推作代表的贺永新及其妻子都不同意，但村民坚持推选贺出来。有村民说，既然我们推选了代表，今后就不要事事为难他，该出钱的时候不要装歪。村支书也劝，贺便不再反对。但下来贺对我讲，不要听村民会上讲得好听的(指村民不要为难代表的话)，我当过多年村民小组长，知道到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情了。

好不容易开完会，村电工招呼村民不要走，要考虑是否按户平摊电费，原来，农村电网改造后，每户都安装了电表，但当前抗旱，家家户户买了潜水泵，搭线抽水，耗电未进自家表，就空在村电工的总电表上。电工威胁说，如果不同意平摊，他就晚上到处抓搭线抽水的村民，抓住一个罚款500元。或者每天只送2个小时的电。看来农村电网改造后，电力的商品化仍未完全成功。

我与村支书和主任立即赶往新贺三组开会。新贺三组只有20多户，比新贺八组小了一倍。三组的会议开得十分顺利，没有村民反对入股泵站，仅仅是在推选代表上，有村民坚持选一个年龄较大的张姓村民，因为这个人办事牢靠，经济上尤其过硬。但张姓村民推荐较年轻的贺常龙作代表，他说自己的孙子才三个月，的确搞不过来，贺常龙也就被推选出来。

开完新贺三组的会，已到晚上8:00，天已漆黑。陈峰书记用摩托车找到住处，董磊明、罗兴佐刚回来不久，便吃晚饭。

董磊明和罗兴佐介绍他们在贺集十组、十一组、七组和六组开会的情况。村干部原以为贺集十组不会参加新贺泵站管委会的，因为贺集十组可以靠村边的一条小河抽水灌溉，没想到贺集十组参加的积极性却很高，原因是今年天旱，小河的水很快便被抽干，不加入新贺泵站，怕不保险，因此情愿再出一些钱加入新贺泵站管委会，作双保险。贺集七组和六组会议讨论很激烈，特别是六组，有村民说你们修好了我们小组内部的渠道，我们才入股。董磊明不客气地说，村民小组内部修渠道，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入不入股新贺泵站，也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讨论半天，没有结果。有村民说，无论如何还是加入新贺泵站好，不然牛都没有地方喝水了。

我们三人讨论村民小组大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村民小组是由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生产队演化而来的。在荆门农村，耕地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承包与调整的，主要的共同生产事务，尤其是农田水利，也大都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安排的。虽然分户经营以后，村民小组作为一级生产组织不再存在，但因为共同生产事务和村民小组作为生产生活一体化的基层社会单元的实际，村民小组有诸多事务需要处理，村民小组长也因此大都没有，村民小组长作为村民小组的代表，构成了与村委会一级的互动，并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最基层的源头，(我因此认为，观察农村最好的窗口是参加村民小组会议，一个农村研究者如果可以参加50场村民小组会议，他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对农村实际有真了解的学者)。村民小组一般30－50户农户，比单家独户来讲，就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一个每户农户都相互了解的熟人社会，一个生产、生活和娱乐三位一体的农村基本单元。而只要中国农民可以以30－50户的规模组织起来，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就会成为一个相对有力的社会，而非完全原子化的小农。村民小组的重要性就在于，当农村社会被组织成为以数十户为单位的村民小组时，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就不至变成为国家与数亿户小农的互动，国家也不可能与原子化的小农进行互动。

问题是，农村税费改革，不仅以取消村民小组长为改革方向，而且以合村并组为改革方向。取消村民小组和合村并组的目的，都是为了减少村组干部，从而减小村组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取消村民小组长可以减小多少村组支出及减轻多少农民负担？看起来，一个村有10个左右村民小组，也就有10个左右村民小组长，全国70万个村，就有近700万个村民小组长，这么多的农村干部，数目的确很大。但是，这么多村民小组长都是不脱产的，每人每年误工补贴500元左右，全国也只有35亿元支出，相对于9亿农民，每个农民仅减轻4元负担。

但是，取消村民小组长以后，因为没有村民与小组长的互动，而无法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形成一个具有活力的基层社会单元，这就使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行政的、财政的措施，在到达村民小组一级时，无以立基，也就是前述铁拳砸在棉花上的困境。

取消村民小组长，还使村民小组内部的各种事务得不到及时处理，纠纷得不到及时调解，很多本来可以在村民小组内部解决的事务，必须由乡村介入才能解决。一些小事因不能及时解决，很快便酿成大事，甚至打斗伤人事件(这次在实验五村调查，也碰到诸多实例)。

当前农村税费改革后，不仅取消村民小组长的行为是有大问题的，是为了得到短期的很有限的好处(减轻农民负担)，而失去了农村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提，而且合村并组的做法也是有大问题的。一个村民小组30－50户，是历史形成的，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共同劳动形成的，村民小组内部的人情循环和娱乐交往，都十分频繁，一旦合并，就打破了传统的人情交往网络，使村民小组内部的舆论、利益复杂化，并使村民小组内部更加难以达成一致行动，也就更加难以成为一个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基层社会单元了。

从我们在新贺泵站灌区召开会议的情形来看，超过30户的村民小组，内部意见就难以集中，集体行动就难以达成。而少于30户的村民小组，会好开，话好说，决定容易作出，事情也就容易做好，如新贺八组和新贺三组这次开会的情况，就很典型。贺集各村民小组的情况也基本与之不差。新贺村支书陈峰同意我关于村民小组大小对于村组治理作用的以上判断，并列举新贺村其他村民小组的例子加以证实。

越是乡村组织缺乏资源，就越是需要乡村基层组织有能力积极行动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就越是需要有强有力地具有行动能力的农村基层社会单元，而能够支撑起来的具有行动能力的基层社会单元的规模也就越小，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农村税费改革后，村民小组及村委会应进一步变小，而不是扩大，是进一步的分开，而不是合并。

4、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的形成过程

不过，大的村民小组也有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这就是调动社会情绪形成强有力的村落舆论来迫使少数反对者合作。这次新贺四组在讨论是否参加新贺泵站管委会时，积极性很高，钱也一下子收齐了，并无人搭便车说自己田里不需要水，因此不同意交钱的情况出现。考虑2003年新贺四组从泵站抽水时搭便车的情况，这次开会收钱如此顺利，实在值得讨论（参加贺雪峰的2003年的调查纪事）。

仔细想来，新贺四组2003年之所以可以有人搭成便车，是因为全组村民将那次抽水作为一次性事件，在一次性事件中，村民计算自己利益时，就仅从一次性的支出与收入来计算，这样算起来，即使损失很大，也因为是一次性的，而可以忍受。相反，是否加入泵站管委会，则涉及村民的长期利益，村民小组内若因有村民反对而不能加入管委会，从而不能从泵站得到廉价的灌溉，村民计算利益的损失就会极大，他会以长期损失的计算，来责怪那些想搭便车从而使自己利益受到巨大损失的村民。因为计算的长期性和利益损失的巨大，而调动起村民的巨大愤怒，这些愤怒在村民之间相互传递，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村庄舆论，形成一种竭斯底里的情绪，形成一种集体意象，也就是形成了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这时候，以理性的面目出现的想搭便车的村民，不敢去触犯这种情绪，甚至那些本来水源条件好或者不种水稻而种旱作物农田的户主，都受到这种强有力的社会情绪的挤压，村落的集体行动因此达成了。这一点，在新贺八组、贺集四组的讨论中，都曾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贺集四组有村民提出异议，被其他村民群起反对的情绪，在我们看来正好构成了涂尔干讲的社会的特性。实际上，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也经常有这类基于情绪的行为，如生产队社员骂懒汉说，我们凭什么来养你这样的懒汉，不仅触动了懒汉本人，而且防止他人再成为懒汉。我想这可能正是人民公社顺利运行二十多年的原因罢！只是当前学术界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而不是基于对农村实际情况的理解，得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结论，其中尤以林毅夫的讨论影响大，问题多。

4月23日一早，竟然下起雨来，气温猛降10多度，前一天还酷热难挡，现在却冷得不行。我们三人都只穿了一件衬衫，好在我们带有雨伞。便从住处出发，前往贺集余下的村民小组召开户主会议。贺集三组和五组已在我们来到之前开过会议，都愿意加入泵站管委会且已推选出代表。贺集三组和五组是贺集村比较团结的村民小组，贺集村干部说，这两个村民小组的村民都很老实。贺集三组今年开春以来，几乎户户打井，打了几十口机井，一直到现在，还有农户在忙着打井。他们的意见是，如果将新贺泵站盘活了，就用泵站的水，但盘活新贺泵站不是一个村民小组的事情，还是打一口机井更为保险。贺集三组村民的保险意识，与贺集十组的“双保险”应是异曲同工。　

贺集四组的会议，也很快就结束了。虽然有人提出自己田间无法灌水，要求村民想办法解决不然就不交钱的要求，这种要求也很合理，但这并没有影响村民一致同意加入泵站管委会的决定。村民的意见是组内的事情，组内讨论摆平，加不加入新贺泵站管委会是村民小组与泵站灌区的事情。我们在他们一致决定加入泵站管会委并推选出代表之后，便离开贺集四组，赶到新贺村村部召开愿意加入新贺泵站灌区的10个村民小组推选出来的管委会第一次会议。新贺村和贺集村的村主任都到镇上参加人代会去了，两村村支书参加了新贺泵站管委会的第一次会议。

9:30分，新贺泵站管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正式开始，我首先说明了此次会议的三个议题，一是讨论修改“新贺泵站管委会章程(草)”，二是推选产生新贺泵站理事会，三是讨论如何尽快开始新贺泵站抽水的各项准备工作，特别是修建零级站，维修泵站渠道以及作好接管新贺泵站的其他工作。

讨论章程时，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仅仅是新贺村支书陈峰建议，在第十三条“新贺、贺集两村村委会协助泵站管委会开展工作”之后，加上一句“在管委会内部出现矛盾时，由新贺、贺集两村村委会出面协调。”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毕竟，离开正式乡村组织的事情，没有人心中完全有底。另一处修改是，有人建议将按实际灌溉面积交清泵站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改为按计税面积交清泵站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这一处修改十分重要，因为如果按实际灌溉面积交清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就会出现对实际灌溉面积的测量问题，也就会因此在整个灌区范围出现各种争执与讨论。为了管委会以后开展工作的方便，根据计税面积来分摊管理和维护费用，就可以大大节省管理成本(计税面积有现成数据)。与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相反，参加管委会的各村民小组内部以成本价从泵站抽水时，分摊抽水成本，则可以根据本组实际灌溉面积来收取。村民小组内部是一个熟人社会，监督成本很低(也就是获取管理信息的成本很低)。有代表对这一处修改提出异议，担心无法收上来那些计税但未实际用水耕地的基本费用。管委会经过讨论，排除了这种担心，一致同意进行以上修改。

管委会上，代表对如此运作新贺泵站的热情和信心很高，超出了之前我们对盘活新贺泵站的预期，更是远远超过了新贺、贺集两村主要干部的原有预期。代表的这种热情和信心，与召开村民小组会议时被调动起来的社会情绪是一致的。代表的这种热情与信心，又触动了村干部，新贺村支书陈峰本来不准备召开处于灌区尾端的新贺七组和新贺一组的户主会议，因为他认为新贺七组和一组村民不会感兴趣从泵站抽水，因此不会有兴趣加入泵站管委会。但在4月23日上午新贺泵站管委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陈书记找我说，他明天就组织新贺七组和一组开会，讨论他们是否愿意加入的事情。“即使他们现在不加入，我开过会后，他们也不会责怪我。”

在管委会上，代表就如何修渠及如何维护放水秩序作了讨论。非常有趣的是，贺集七组和六组的代表强烈要求修好先后经过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的水渠，因为水渠不修好，处于灌区尾端的贺集七组和六组从泵站抽水的大部分就会漏到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的田里，但这种水渠的漏水，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破坏造成的，比如贺集七组抽水流经贺集四组时，贺集四组村民就用铁棒在水渠与稻田之间的渠道梗上钻洞，这些直径数寸的洞，多不胜数，贺集七组抽水的大部分就流到贺集四组的田里了，贺集四组也就不用从泵站抽水了。为了防止贺集四组人偷水，贺集七组和六组村民就要求贺集四组(以及新贺四组等)先从泵站抽水，当贺集四组稻田已经灌满水时，他们就用不着在贺集六组和七组抽水时偷水了。但是，贺集四组(以及新贺四组等)不愿意出钱抽水，就与贺集七组和六组比耐心，比那个村民小组的稻田更能耐住干旱，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庄稼都因旱减产，打井挖堰建小水利的冲动也就无法遏止。在1990年代，贺集七组和六组数次强烈要求贺集四组先抽水，而致贺集七组和六组组长与贺集四组组长多次吵架，甚至成仇。

进一步到1980年代，吕集村、官桥村和季桥村之所以先后退出新贺泵站灌区，也与这些村处在灌区尾端，从新贺泵站抽水时无法避免流经村民小组偷水的困境。新贺泵站的灌溉面积也因此从1.4万下降到目前加入泵站管委会10个村民小组的不足3000亩耕地。

但是，一旦不仅吕集村、官桥村和季桥村，而且贺集六组、七组，新贺七组等村组都离开新贺泵站灌区之后，处在灌区中心的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就不得不从泵站抽水了，而泵站灌区范围减少，均摊到每亩耕地上的日常管理和维护费用就越高，泵站就越是得不到基本的维护，最终，泵站难以正常运转起来，以至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耕地的灌溉成为最大的问题。

因此，管委会上，有代表提议，今后由管委会安排抽水调度时，应坚持近处先抽的原则，先由泵站抽水必经的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抽水，再向外扩展。这一提议获得了包括新贺四组和贺集四组代表在内的管委会成员的一致同意。如果泵站管委会可以如此通过抽水调度来防止村民小组之间及村之间的搭便车问题，从而将那些不得不“愤”而重建小水利的其他村民小组及其他村吸引进新贺泵站管委会中来。

在灌区干渠本身就不能排除偷水者，从而不能防止搭便车行为的情况下，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抽水调度安排权威就十分重要，泵站管委会正好可以解决此一问题。村民小组内部因为土地的细碎分割，使村民小组由内部耕地建立排地性完善渠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搭便车行为因此无法克服。但是，管委会制度通过调动村民小组内部成员不是一次性地，而是长期地计算抽水收益与成本，从而有效调动起村民的社会性情绪，来制造出强有力的村庄舆论，防止少数试图搭便车在村民的搭便车行为。当村民的利益计算不是一次，而是长期性的反复进行的时候，这种利益计算就会暴发出强大的力量来。甚至有村民在搭便车者危及全体利益时，愿意挺身而出，与搭便车者吵架、打架，乃至向搭便车者喂的猪投毒，将搭便车者的草堆烧掉。一旦如此，村民小组内部灌溉成本的分摊就不会成为太大问题了。

注意，因为村庄社会性质不同，村民在计算总体收益时，从理性的行为中产生出社会性力是量出来的可能性大不一样。仅就我们从实验的新贺泵站灌区的观察，也可以发现村民总体性计算与社会情绪之产生的关系。当村民一次性计算时，村民都是现代的理性人，但当村民对灌溉进行总体性的反复计算时，村民又成为了社会人(涂尔干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因为交往的大量增加，交往越来越成为一次性化，从而越来越理性化。但是，我们不能完全从理性人的视角来理解仍然处在村落生活中的村民，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村民的行为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反过来说，现代社会灌溉给村民的文化意识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到中午12:00，第一次管委会结束，我们请全体管委会成员吃了午饭，便赶往镇上，而管委会全体成员则到灌区现场看渠道，并研究如何维护渠道的问题去了。在镇上，与镇委书记、镇长及生产农业的副镇长见面，细致讨论了管委会的章程，他们同意按此办理。

到下午5:00，天气仍然很冷，但全天仅早晨下了一点小雨，不能解除严重的春旱。我们坐车回到武汉，已是晚上九点钟了。

贺雪峰：老年人协会纪事（之一）
时间：2004-8-24 11:18:23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贺雪峰 阅读750次    

之一、洪湖老年人协会

自从2003年5月我们倡议成立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以来，已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期间，我曾四次到老年人协会访问，认为洪湖老年人协会的运作情况不错。2004年8月12日，我第五次访问了洪湖老年人协会，特记下洪湖老年人协会的一些片段。

洪湖老年人协会是由我们在洪湖市洪湖渔场建立的一家老年人协会，洪湖渔场即洪湖村，因为近年将全部耕地挖作渔塘养殖螃蟹，而改称渔场，与一般村庄没有区别。洪湖渔场位于洪湖岸边，共有1500多人口，居住在一条引水河的两岸，中间以引水闸相联，全村长约1.5公里。据2003年5月统计，洪湖渔场共有133位60岁以上的老人，到2004年8月我们访问为止，全村60岁以上老人共有135岁，其中有4位60岁以上的老人去逝，有6位村民年龄达到60岁。60岁对于老年人协会十分重要，因为60岁是洪湖老年人协会的会员最低年龄。

洪湖老年人协会是湖北新闻出版局驻洪湖渔场小康工作队的窦洪潭在2002年冬与我策划成立的。我以为，当前农村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奔小康的潜力并不很大，且大多数增加收入的主意，都是一些劳命伤财的坏主意。另一方面，如果从当前农民闲暇时间很多，精神文化生活贫乏的角度来增加农民的福利，尤其从老年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文化娱乐及权益保护角度来考虑农民们奔小康，则有很多可以作为的空间。我与窦一拍即合，由小康工作队每年拨出一定经费(每年5000元)，由我当时所工作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协助作一些经济及理论支持，共同创建洪湖老年人协会，经过近5个月的调研，并与各方面的协商，老年人协会在2003年5月24日正式成立。

2003年5月老年人协会的成立大会，共有50多位60岁以上老人参加。大会发言中，有很多老人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说没有想到现在的社会，还会关心老年人的玩。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上级和党的关怀，要世世代代将洪湖老年人协会办下去。因为没有经费建老年人协会的活动场所，洪湖老年人协会就借用村会议室作为全村老年人的活动中心。村会议室共约50平方米，相对于洪湖渔场，一百多位老年人来说，这个活动场所实在是小了些。尽官如此，洪湖老年人协会却定义利用这个场所，将老年人协会办得越来越红火。

根据我们的设计，由省新闻出版局第一年出资1万元，作为洪湖老年人协会的开办费及第一年的日常运作费用，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资助了一套电视和影碟机。此后每年，由我们从村外筹集5000元钱作为老年人协会的日常活动经费。

老年人协会成立以后，洪湖渔场老年人普遍评价极高，不仅洪湖渔场老年人评价好，而且洪湖渔场所有村民和村干部(村支书曾在有限的时间对老年人协会有些微词，主要原因系老年人协会的权威似乎超过了村支部的权威及老年人协会会长的风头似乎超过了村支书的风头)，邻近村的村民尤其是老年人，都对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好评如潮。

老年人协会的好处我曾在其他记述中讨论(可以参看贺雪峰“荆门调查纪事(四)”，邓瑾“农村长者的Ngo试验”，均见三农中国网：www.snzg.net)，以下仅对本次访问洪湖老年人协会的情况予以记述。

我们是中午12:00左右到达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的，到达时有40多位老年人正在活动中心打纸牌、下象棋及看电视，电视正在演播一出地方花鼓戏。花鼓戏是当地农民爱看的传统戏剧。洪湖老年人协会现在共购买120多张光碟，其中的大部分为各类地方戏曲，尤以花鼓戏、楚剧、京剧、黄梅戏为多。也有一些电视连续剧，讲中国古代历史的。若连续剧中有一张光碟坏掉了，老年人协会就会派人到购买的地方换好的回来。听老年人协会放映组组长，82岁的崔维织老人讲，光碟已经放坏很多张，因为每天从上10:00到下午4:00都会不间断地放映，每张光碟很便宜，每张价格在2.5－4元之间，4元的光碟就是最好的光碟了。

在老年人协会的墙上，重新张贴满了成立一周年以后的新诗歌。这些诗歌用红纸贴在墙上，抒发和表达了老年人自己的感情(可以参见三农中国网王习明整理的洪湖老年人协会诗歌选编)。

我们先找村支书胡书记和渔场熊场长座谈。胡书记一改之前对老年人协会的微词，认为老年人协会的确已上轨道。以前每次访问，胡书记总会抱怨老年人协会的一些毛病。其中之一是老年人协会内部有矛盾，形成了派别。村支部参与调解也不是，不参与调解也不是。而更严重的一次危机是在2003年底，老年人协会购买回垃圾清运车，计划将全村垃圾清运的任务承担起来。之前，渔场虽然按每月2元收取了垃圾清运费，实际上却从来没有清运过垃圾。老年人协会则希望通过清运垃圾，并因此收费，来解决老年人协会资金。清运过一次垃圾后，向村民收费，有人说渔场已经收过了，老年人协会将渔场所收费用转过来就行。老年人协会找村支书，村支书认为老年人协会太过份了：村里支持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却要将以前一直由村里收取并使用的费用拿走。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村支书因此发了脾气，说一些不满的话。会长是以前村里的老支书，全村100多位老年人，就有25位党员，因此，很快便传出老年人要将村支书选掉的消息。村支书很着急，打电话向我寻求帮助。胡书记自己也很快转变策略，与老年人协会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度过了这次危机。

胡书记介绍说，老年人协会现在的运作，较刚成立时更为兴旺，也更加有序。具体地说，第一，村支部与老年人协会的关系处理得很好。村支部一般不会介入老年人协会内部的事务，老年人协会有什么事情，村支部则会出来帮助。比如老年人协会请村支部出面，劝说不是会员的中青年人不要到活动中心活动。

第二，老年人协会内部一度出现分派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以前决策及内部权威结构上的不确定，经过一年多的运转，基本确定下来。

第三，老年人协会成为全村老年人的习惯性去处，现在洪湖渔场老年人往往是每天都到活动中心看一看，不去看一下，感到没有完成当天的任务。或者说，老年人协会成为洪湖渔场老年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因此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下雨天，活动中心竟然达80余人同时活动，，以致拥挤不堪。

第四，老年人协会参与了一些家庭纠纷的调解，尤其是在保护老年人权益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工作，但老年人协会没有一次因此引起村民的不满。全村也没有一例因为老年人到老年人协会活动，而引起家庭纠纷的情况发生。

接下来，我们与老年人协会的主要活跃分子座谈。因为有了多次座谈的经验，我发现，洪湖村老年人协会确已形成一个凝聚力极强的由主要积极分子组成的核心领导班子，这个班子成员主要由村中70岁左右的，或者当过主要村干部，或者文化比较高，或者善于出主意，或者子女在外工作的老年人组成。有了这个核心领导班子，以及他们热烈希望老年人活动中心办下去的热情，洪湖老年人协会才会想出很多办法来吸引村中老年人，并将老年人协会办成老年人的中心。这些核心的积极分子，有10多人，无事每天都来，一般最后离开。正如其中会唱和编渔鼓的肖姓老人所说，每天下午四点左右结束全天活动后，一些老人走在村里，很有一些人气，老年人自己也似乎有了年青时代作为村中中心人物的感受。

全村老年人的核心活动分子，主要包括会长、副会长和每个村民小组指派的一名协委会成员。因为有核心成员及以此组织起来的网络，老年人协会对村中事务十分了然，而村民对老年人协会亦十分接受，认为是一级组织自然而然，村民对老年人协会的领导人也十分接受，认为是一级组织的领导。也因此，老年人协会主要人员参与调解家庭纠纷，指责某些子女对父母不好，村民都没有异议(即认为老年人协会做诸如此类事情是合理合法的)。

座谈会开始后，肖会长大致介绍了最近老年人协会的一些活动，便由各位在座老人谈个人体会与想法。以下择要记录之。

1、目前洪湖老年人协会内部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刚成立老年人协会时，其内部组织为会长、副会长的结构。现在老年人协会内部新建了两个层面的结构，一是前述协委会委员，即在每个村民小组选派一个积极分子为老年人协会协委委员，由协委委员负责所在村民小组老年人的工作，通过他们来参加会议和活动，将所在村民小组老年人的情况报告到协会等等。协委委员与协会会长、副会长一起参与老年人协会重大事务的决策。二是成立了七个功能小组，如财务组、宣传组、放映组、书法组、评书组、象棋组和卫生组。其中宣传组包括2004年春节，组织老年人协会玩龙灯，即在春节期间，以老年人协会的名义，组织一帮年轻人到各村各户舞龙灯，并打着洪湖老年人协会的旗子。这次舞龙灯活动，共筹得资金1.4万元，其中有6000元用于各种支出，净得8000元收入。老年人协会设想，今后还要将农村税费改革等政策及法律向全村人进行宣传。

放映组是活动最为经常的小组，放映组的任务是每天上午10:00开始放映影碟，主要是地方戏曲，直至下午4:00结束，每天如此。现在放映组组长是82岁的崔维织老人。崔姓老人戴一幅老花眼镜，有几份孩子气，又很认真，很象梁漱溟老先生。几乎每天都会准时到活动中心放映。放映组副组长是担任协会副会长的已经83岁的胡姓老人(人称胡爹)。协会以前放映时，实行值班制，时间不长，就常因为安排上的漏洞，使放映无法进行，便将放映的事交给几乎每天准时到中心活动的崔姓老人负责。

书法组与诗歌组合为书法组。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有一些读过私塾的老人，喜欢写旧体诗歌，并且书法也很不错。尤其一位舒姓老人和一位肖姓老人，一个读过10年私塾，一个是祖祖辈辈教书匠家庭出生。因为有这两个书法和诗歌爱好者，全村老人中，便有10余人经常写诗抒发自己的感情，并将这些作品张贴在活动中心四周墙壁上。自老年人协会成立，洪湖渔场老年人诗作可能已经超过百篇。

评书组是以洪湖渔鼓为基础组织起来的，负责人为一肖姓老人。评书组本来定在每周六将评书，讲过级次，不敌放映组放映的地方戏曲，听众越来越少，讲不下去，便中断了。

卫生组即垃圾清运组。虽然为收费的问题与村支书闹出矛盾，老年人协会还是决心将清运垃圾提上议事日程。我们本次到访前不久，老年人协会卫生组已在全村各村民小组建立固定的倒垃圾点，现在1－4组村民已开始定点倒垃圾。老年人协会计划每10户建一个倒垃圾的水泥池，这样就可以极大地改善全村人的卫生条件。只是建水泥池需要的资金，现在还没有着落。

财务组。老年人协会建立了严格的财会制度(见附件)。到目前为止，老年人协会共收到1.2万元现金捐款和0.8万元玩龙灯的现金收入，其中购置设备花费约1万元，为全村老年人购买礼品约0.2万元，其他支出0.3万元(尤其是水电费支出)，尚有0.5万元现金留存。

因为有了健全的组织结构，及一群敬业的积极分子，洪湖老年人协会运作十分良好，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地方太小，特别是由下雨农闲时季，活动中心无法容纳足够要来活动的老年人。访问期间，有一个老人以毛主席的诗“宜将剩勇追穷寇”比喻洪湖老年人“是有一丁点时间也会到老年人协会这边来看一看”。又有老人从“几十年如一日”借过来说老年人协会成立一年又三个多月来“一年多如一日”，没有一日老年人协会不热闹非凡。

2、  到活动中心玩已成活动洪湖渔场老年人生活的一部分。老人们介绍现在老年人到活动中心已成为习惯，只要没有事情，一般都会到老年人协会来消磨时间。其中的主要活动是边看电视边聊天。有事情要做的，也往往是赶早起来将事情做完，然后到活动中心看一看。老人们介绍说，到了活动中心，有家的感觉，又仿佛回到青少年时代，年轻了几十岁。老年人在一起，相互有话可说，说话都不嫌对方罗嗦，什么话也能讲出口，说起笑话的机会也多。在老年人活动的时候，经常可以有一些老人大声说笑，笑出声来。这种老年人可以自由笑出声来的环境，是村内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存在的。

本次访问中，我们曾到一个有四个儿子的建国前参加解放军的退休军人家中访谈，这个退休军人已经78岁，身体很健康，与三儿子住在一起。老人四个儿子除老二在外工作，其他三个儿子都在村内养鱼贩鱼，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他所住三儿子家是三层楼房，不仅宽敞，而且装修也相当不错，不过，这位老人每天的活动场所并不在漂亮而宽敞的三儿子或其他儿子的家中，而是在拥挤不堪的活动中心。

来老年人协会的人，大都是70岁上下的老人。也有少数不满60岁的人曾到中心来娱乐一下，但老年人们似乎不欢迎这样的“年轻”人，有时会让副会长适时提醒“这里是老年人活动中心”，搞得不满60岁的人不好意思再来。倒是周边一些村的老年人经常过来娱乐娱乐。

常来中心活动的年龄最大的是1组88岁的一位老太婆，隔三差五过来。有一次，这位88岁的老太婆正在活动中心，刮起了大风，她的儿子熊哲生很快拿来雨伞帮她挡风，接她回家。村中有一舒姓盲人，已经81岁，也几乎每天都到活动中心来一下，虽然看不见，却可以用耳朵听其他老人在讲起什么事情，或听电视中的戏曲。

有一些老人因为年龄大或腿脚不方便，而不愿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协会负责人便会上门做工作。有一些不常到中心活动老人的子女，因为担心协会上门说自己不孝，隔几日便动员自己的父母到活动中心走动走动。

老年人到活动中心，除正式的娱乐活动外，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可以化解老年人可能存在的不良情绪。座谈时，一位老人说，前几天在家生气，到老年人协会来了讲几句，气就消了，心情也好了。一个苏姓老年妇女以前不常到中心来，后来被协会领导劝来玩过几次，回去对邻居说：“有了老年人协会，都舍不得死了。”有一个老人说：“老年人协会是我们的天堂，因为老年人协会内说的有，看的有，玩的有，笑的也有，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老年人协会的成立，不仅使全村老年人的精神变好了，而且使全村的气氛也变得活跃起来。有一个老人说，过去人要老了就不值钱了，就成了“老东西、老家伙”，现在有了老年人协会这个家，精神焕发，寿命增加，价值也增多了。因为老年人相互帮助，现在在村里，老年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了。

3.老年人协会正在成为维护老年人权益的组织。老年人协会在提高自己在村中权威地位的同时，提高了村中老年人的地位。

洪湖老年人协会成立不久，即开始介入老年人权益保护的事务之中。老年人协会先后多次批评或指出有些家庭对父母瞻养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批评一老太婆儿子，因为这个老太婆所住地方太潮湿，以致被子潮乎乎的。六组一个殷姓老人的儿子与老人吵架，肖会长上门将其子骂了一顿，殷姓老人的儿子连连认错。

老年人协会除上门调解婆媳关系维护老年人权益以外，最经常做的事情是入户请老年人到活动中心来娱乐。一般子女，在父母较长时间没有到老年活动中心去时，便会动员父母到老年人活动中心看一看。

老年人协会对老年人的照顾，还表现在介入丧事和疾病治疗。自老年人协会成立，全村60多岁以上的老年人去逝，协会协委会委员以上10多人都会到去逝老人家奔丧，送花圈、放鞭炮、致追悼词，及与去逝老人告别。老年人协会置办有锣鼓，在办丧事期间，老年人协会负责为办丧事农户无偿提供锣鼓服务，并陪同去逝老人到火葬场火化。

村中有六位老年人患血吸虫病。血吸虫病的治疗很贵，一个疗程要180元。老年人协会出面，向治疗血吸虫病医院请求降低本村老年人治疗血吸虫的费用，医院将180元的治疗费降低为130元。老年人协会请村委会帮助承担部分老年人治疗血吸虫的费用，村委会答应了这个请求。最后，全村六位患血吸虫病的老年人，分别从村委会和老年人协会各得到50元的医疗资助，每位老年人仅出30元，就可以完成一个疗程的血吸虫病的治疗。

洪湖老年人协会还计划在2003年底评选十佳敬老户。后来村支部抢先评出全村十好家庭，就使老年人协会评选十佳敬老户显得多余，而没有评成。

从洪湖老年人协会一年又三个月的实践来看，老年人协会完全可以正常地运作下去。当前老年人协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独立的活动场地及缺少基本的经济来源。从经济收入方面，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想出一些办法，他们还会想出更多的办法。比如他们计划向在外工作的本村人发邀请，请这些外出工作的本村人在春节期间参加老年人协会主持的座谈会、茶话会，也顺便向这些在外工作人员争取一些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出租丧服也有一些收入。

老年人协会不仅在本村扎下了根，而且为当地社会所认同。2004年六·一儿童节，洪湖渔场所在小学校长就邀请老年人会长副会长共同庆祝“六·一”。

正如以前我一再说的一样，假若能从外面每年筹资5000元日常活动费用，平摊到洪湖渔场130多位老年人身上，每人每天仅0.10元，就可以为老年人增加如此多的生活的意义和福利，则这种转移支付实在是最有效率的投资。如果国家财政愿意出这样一笔钱，则全国70万个村，每年35亿元，就可以使全国所有农村老年人享受到这个虽然品位可能不高，艺术价值也不高，但却非常实在的福利。

正值雅典奥运期间，我国已经保持六天金牌榜的第一位。奥运体育当然也是精英体育，是训练出世界第一名的体育。但我却如洪湖老年人一样，不断地想起毛主席的话来。毛主席说：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毛主席还说，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958年7月1日，毛主席读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挥笔写下“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诗句。我们如何从全国人民的福利来考虑我们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虽然我们不应该排斥精英体育、精英文化、精英医疗及精英教育，我们却更应该关注全民的、大众的体育、文化、医疗和教育。我的意思是，如果每个村只要5000元的经济资助，就可以为一个村的全体老年人提供如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一样多的福利的话，这个经费就应该由国家财政来出。

2004年8月19日

贺雪峰：老年人协会纪事（之二）
时间：2004-8-25 16:37:47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贺雪峰 阅读627次    

之二、官桥村老年人协会

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是在2004年7月10日与老年人活动中心开业一起正式成立的。因为7月10日外出，未能参加成立庆典，但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庆典是很热闹的，不仅镇委书记、镇长参加了庆典，而且官桥村在外工作的诸多人士也应邀回村参加庆典，并总计捐了1.6万元钱。在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时候，官桥村一直是我们实验三村中最好的，原因是官桥村老年人协会会长王文鹏十分积极。官桥村会计杨刚松说，办老年人协会这类事情，关键是态度，只要有热情，能力差一点，也可以办好事情。何况王文鹏不仅有热情，而且能力不错。

让人遗憾的是，成立庆典结束后，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却问题不断。不断有电话打来，告诉关于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坏消息。7月14日到陕西调查，却放心不下官桥村的情况，从武汉绕道到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了解情况。到了老年人活动中心，倒是有些人在活动，只是老年人不多，年轻人很多。因为庆典刚结束不久，老年人协会正在算帐，会长王文鹏，副会长兼会计杨国祥及村支书杨书记都在。杨书记见到我，有些意外，因为之前我多次提醒杨书记，尽量不要管老年人协会的事情，且村中充满着关于杨插手老年人协会事务的传闻，在打电话给我的知情者中，主要便是杨操纵老年协会的内容。杨书记正斜躺在活动中心值班室（兼办公室）的床上，他赶紧坐起来，解释说是正好路过这里，进来看一看。

我因为要赶往陕西，不能在官桥久留，便单独找王会长了解情况。王会长一改以前每次都十分客气且热情的常规，而表现得十分消极。当我说老年人协会应该独立运作，不要受他人干预时，他显然知道我的所指。他说：“贺老师，你不了解情况，农村的事情比你所想的复杂多了”。言外之意，有了对我的不满。

我知道一时无法解决问题，便缓和口气说了些老年人协会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有什么困难，我们来解决的话。然后离开官桥。

8月13日，我们从洪湖来到高阳五村，首先再到官桥村，结果，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情况比预想的更差，这尤如一瓢凉水迎头浇下。尤其相对于洪湖老年人协会运作的良好。

我们到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时间是下午1:00左右，约有20多人在活动中心打麻将，其中年轻人居多。据说上午还放了戏曲影碟，因为停电，下午无法再放。活动中心值班人员是女副会长陈中香，王会长和副会长杨国祥知道我们将在这一天过来，而到中心等我们。这次支书倒是不在。我们便在办公室开会讨论协会运作的情况。

王会长诉苦说，第一，村中有人讲老年人协会过不了“三七”，即过不了几天就要关门。听说这话还是一个副会长讲的。这样下去，我看协会也过不了几天就要关门；第二，协会领导不团结，大家也不关心老年人协会的事情。安排值班，五个会长（一正四副），开始还有三个人愿意值班，没过几天，就只有我与女会长愿意值班。这样下去，我也熬不住；第三，现在老年人协会总共只剩下3200元现金，这些钱用完之后，就不再有资金来源，将来怎么办？

我问了协会的一些情况，加之之前听过的传闻，便直接问王会长，为何以前所有协会领导都十分积极，现在却如此消极？是否与村支书的插手有关系？王会长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解释说，我是一个老百姓，又是小姓，没有书记的支持，怎么展得开工作？王会长事后又说，我是老百姓，书记要管得事情，我不让他管行得通吗？

杨书记插手老年人协会事务，比我之前估计额更为严重，带来得破坏性也更大一些。2003年我们在官桥村建拦水坝时，按规定，建拦水坝工程必须做到：a，招标；b，包工不包料；c，村干部不介入工程事项。结果，杨书记将项目管理小组甩到一边，独断专行让社会上得一个“混混”以包工包料得方式承包料拦水坝工程。我们知道后，罗兴佐专门到官桥村开会纠正，杨口头答应，实际不改。因为领教过杨的这一手，我们在老年人协会建设上一再请杨回避，我都以为有些话说得过于透明了。不过，杨依然是热衷于与工程有关的任何事务。在2004年初建老年人活动中心之初，杨建议将村部办公室拆掉，在此基础上重建，并一再表示，反正村部用不着，拆的砖瓦可以节省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支出。我断然否决，说老年人活动中心与村办公室还是开得好。在建老年人活动中心过程中，老年人协会本来有一个建设班子，却都被杨撇开，他为老年人活动中心找来工程队，为老年人活动中心购买木材，购买一应杂品。他将以前村卫生室的旧房子拆掉，将其砖瓦用于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总之，杨完全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当作自己的事情。而那些本来应该负责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协会负责人，除王会长里里外外应承外，无所事事。

杨不仅热衷于老年人活动中心建设的事务，而且热衷于协会成立之日的庆典。他开始向外打电话联系，请人回村作捐献。他成为庆典仪式上最为中心的人物，在庆典会前，因为官桥村外出工作人员回村不多而焦虑不安。他联系了庆典仪式后请客的餐馆，在庆典结束后，一杯又一杯地与回村人员喝酒。杨书记在庆典前几天，安排一位村民拖来碎石子，将回村道路中的大坑填平。

杨的行为终于引来恶果。官桥村老年人协会一些副会长宣布不再参与协会事务，要退出；村民打电话给在外工作的亲友，不要在庆典时回村捐钱；回村参加庆典的在外工作人员，也大大减少了捐钱的额度。村民中则盛传老年人活动中心过不了几天就要关门的消息。

杨的行为，还破坏了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存在下去的经济基础。本来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是按国家标准设计计算建筑费用，而实际建筑费用应该较设计费用低很多。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实际建筑费用竟然超出数千元，与同样建筑标准和面积的贺集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相比，实际支出却高出1万元（这是总共3万多元的一项建筑工程！），而之前我们承诺说，从建筑中节省出来的费用，全部用作老年人协会活动经费，贺集村因此节省了5000元，官桥村却超支5000元。官桥村是一个大村，在外工作人员也多，收到1.6万元捐款，却仅招待费一次即支出7000多元。杨书记将村卫生室的砖瓦算作现金，从村老年人协会帐上提走（却没有进到村会计出纳的帐上）。杨安排人拖碎石子修路，却由老年人协会出修路款2000元，有村民暗中统计，修路实际拖碎石子的车数不及应拖车数的一半。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支出。有人计算后说，至少有7000元条据不应由老年人协会报销，这些条据却出现在老年人协会的帐上。

以前预计活动中心建成后，至少会有1.5万元现金留存的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经过以上支出，仅留下3200元，而这将是今后所有的老年人协会可以活动的费用。这些费用，还不够杨书记再来帮忙支出两次的了！（写到此处，十分郁闷）。

因为没有了经济基础，且不知何日杨会将这剩下的钱支走，所有协会领导都丧失了办好协会的信心，王会长也一样失去了信心。

问题还不止此。

为了获得一点收入，老年人协会向村中年轻人出租场地：凡愿来老年人活动中心打麻将的年轻人，每人收一元桌子钱，这样一天可以有10多元收入。不几日，镇派出所到官桥村检查工作，发现年轻人在老年人协会用麻将赌博的问题，便很善意提醒王会长，这样会改变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性质，也不能允许。派出所的干警不仅对王会长讲了这样的话，还对镇委书记讲了同样的话，对一些村民讲了同样的话。村中立即有了派出所要来查封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传闻。老年人协会过不了“三七”的说话，尤其有了市场。

必须彻底改变此种状况，因此必须召开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理事会。我让王会长通知老年人协会理事，在8月15日上午召开理事会。

8月15日上午，我们来到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会议由王会长主持，自上午9:00一直开到下午2:00，这次会议开得十分成功。通过讨论，既明确了老年人协会的职能及其运作制度，又重新调动起老年人的积极性。在协会领导之间，也因为有了沟通，而增加了理解，并为以后行动提供了方向。

我首先对官桥村老年人协会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作了评论，强调老年人协会必须独立自主、独立运作。我批评王会长说，你们不应该将老年人协会的钱支出给村里安排的修路。我知道你的苦衷，但这是原则问题，是全村老年人的人心所向。今后不应再有类似的支出。且目前这笔修路款，老年人协会要追回。今后，凡是老年人协会的事情，要制定一个制度，即大事比如超出500元支出的决定，必须由理事会作出；一般性的事务如超出50元的支出的决定，必须由会长、副会长共同商量决定；日常性的小事，也必须由会长决定。绝对不再允许出现事先会长不知情的支出。

针对年轻人收费问题，我说今后不应再允许年轻人到老年人活动中心活动。年轻人可以活动的地方多得很，不能让他们占领了老年人活动的地方。如果向年轻人收钱，让年轻人来协会活动，就会出现两个严重与老年人活动中心宗旨相背的后果，一是因为年轻人是交钱的，活动中心的服务自然偏向年轻人。我举例说，8月13日我们到活动中心访问，就有打麻将的年轻人对值班的副会长说，快去下面条来吃，已经饿了。其结果成为老年人为年轻人服务，这成什么样子！二是因为年轻人在活动中心，老年人就不愿来。老年人会以为自己年龄大了，说话罗嗦，行动缓慢，而引起年轻人讨厌。老年人喜欢的是互不嫌气的同龄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我的这句话，引起参加理事会的诸多老人的强烈赞同。

我接下来讲，建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宗旨是让官桥村老年人老有所乐，有一个去处，一个家，结果为了获得一点点收入而将老年人活动中心变成了年轻人打麻将的地方，不是与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宗旨相违背？这样下去的结果，是老年人活动中心既无法赚到钱，又不能为全村老年人提供一个可去之处，而无后者，则无论是我们这些投资资助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人，还是官桥村那些在外工作的捐款人员，都会倍感到失望。

那么，如何解决老年人活动中心必须要有的日常支出经费？我问开会的理事会成员，老年人活动中心每年日常开支需要多少钱可以维持，他们讨论了很久，认为每年5000元就足够了。我于是许诺，今后每年由我们来想办法解决官桥村（以及新贺村，贺集村）老年人协会5000元日常运转经费的问题。听到这话，王会长及全理事都很高兴，说这样就好办了。

接下来由参加理事会的老年人发言，几乎所有老人都或明或暗提到老年人协会必须独立自主，不能再受村支书的操控，并表示会积极参与协会事务，包括活动中心值班。

以下是一些老年人发言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大致分为三类记录如下：

一、老年人协会的确应该成为老年人的家，以老年人活动为主，要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基础上老有所乐。老年人活动中心的活动要多样化，要想出新办法，比如学习其他村组织中老年妇女舞蹈队，搞小型乡土剧团，写写画画等等。这方面的主要发言是围绕老有所乐做文章。

二、老年人协会自身要善于民主决策。遇事多开会，反正农村老年人的时间也多。开会可以增加沟通，减少误会，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民主决策还是老年人协会独立决策，自主办事的强有力保证。要将民主决策作为老年人协会的一项基本制度。要利用和开发老年人的积极因素。目前参加理事会的老年人，以前至少都当过生产队长或队会计，既有能力，又有威信，还有热情，只要老年人协会遇事多开会，凡事民主决策，就一定可以充分调动起所有理事及全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今后理事会至少每月要召开一次，常务理事至少每半月召开一次。老年人协会是民间组织，就应该充分调动老年人的参与精神，利用他们的所想所为，不为外来力量所干预。协会领导及领导与老年人之间，要多交心谈心，经常沟通，要做全村老年人的思想工作，还要经常召开全村老年人大会，讲一讲形势和政策，问一问疾苦，同时也娱乐娱乐，叙说叙说，等等。

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老年人协会要形成一个关心和维护老年人权益的组织。其中官桥七组理事作了长达40分钟的发言，十分重要，也获得了理事会其他成员的呼应。他发言的核心内容：要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权益和发现老年人问题的组织网络。他举例说，在成立老年人协会庆典前，他按照老年人协会的要求，到本组通知老年人参加会议，这样到了有20年未到过的一位94岁高龄老太婆的家中。到了之后，才发现，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家啊：床是用树枝搭起来的，凸凹不平，且没有床板。在床的一头就是土灶，没有烟筒，烧饭时整个房子全是烟雾。没有水缸，只有一个小水桶，要靠老人自己到井中提水。这间房子并不是正规的住房，而是搭起来的小棚子，人走进去之后，根本无法站直身体。没有椅子，没有其它设施。老人抱怨说，自己总是吃不饱，因为每月她的三个儿子仅给她20斤大米和一斤油，其它一概不管。七组这位杨姓理事没有想到自己村民小组竟然还有如此困难的老人，当即流下眼泪。到老年人协会向王会长报告，并建议由老年人协会对全村老人的情况进行一次调查，给所有90岁以上老人以物质帮助。

杨姓理事因此建议，今后协会应在每个村民小组安排1-2名老年人协会成员为理事，负责了解和掌握本人所在村民小组老年人的情况，每年到了老年人的生日，都去看望一下，帮那些无力可使，有声发不出的老年人出一点力，发出一点声音来。要对所有去逝的老年人的死因进行调查并记录在案。现在老年人去逝，还不如一条狗，很多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关注，老年人必须自己关注自己，只有老年人自己关注此事，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才会有所改善，对于那些因为子女不孝引起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要调查并报告上级进行查处。中央提倡“以人为本”，这是最重要的，人的生命都不重视，怎么以人为本？如希望今天到会的理事也不只是说说而已，而要行动起来。过去说子女骂父母时，说“谁人封你这么大的官，打又不能打，骂又不敢骂”，现在子女骂父母成了家常便饭，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

这个发言，引起理事会成员强烈共鸣。理事会认为，老年人协会一定要形成年轻的老人为年老的老人服务，有能力的老人为没有能力的老人服务的机制，真正使那些发不出声甚至没有能力表达自己意愿的老年人的处境有所改善。理事会决定，今后每年给90岁以上的老年人100元的资助，虽然目前老年人协会只有3200元钱；凡是年满60岁老人生病，都由老年人协会派人探视；70岁以上老人的生日，由所在村民小组理事登门看望；凡60岁以上老人去逝，老年人协会会长或副会长亲自赴丧；定期组织全村老年人到活动中心开会；理事会定期报告所在村民小组老年人的状况。

因为已经将参加理事会的20位成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且达成一致共识，王会长便重新提出值班的事情。这次理事会成员反应积极，都表示愿意参与活动中心的值班。我建议，是否另外增补两个副会长并推选4—5位常务理事。在座理事同意，便推选出两名新的副会长及四位常务理事，加上以前一位正会长四位副会长，就有了一个11人的常务理事班子。

因为时间已到下午2:00点钟，我们还要赶到新贺泵站参加新贺泵站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便与王会长商量，理事会是否开到此为止，接下来再由王会长主持召开常务理事会、安排值班及其他各项具体事务，当然，首先是煮一些面条让留下来继续开会的老人吃饱。

过几天打电话问王会长，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的情况如何？王会长乐观多了，说办好协会应该不成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组织一些人为如官桥村七组94岁老人处境一样的老年人捐钱捐物，而由老年人协会将这些钱物分配给全村最困难的老年人。我相信，老年人协会在分配钱物时，一定不会如某村村委主任将上级分配下来的困难救济款分给自己（以其妻名字领走几百斤救济困难户的大米）一样。

2004年8月20日

之三、新贺老年人协会

在洪湖被刺激起来的对老年人协会的信心，被官桥村的一瓢冷水泼得所剩无几。新贺村的情况怎么样呢？8月13日下午，我们到达新贺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看到活动中心有20多人在打牌，副会长兼会计的贺庆平正在值班。从精神面貌上看，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的状况应该不错。贺庆平副会长说，协会明天开会长会议，总结一个月来老年人协会的工作，已经通知下去了。我们正好参加新贺老年人协会的总结会议。

8月14日上午，新贺村召开了会长会议，除一正五副六个会长以外，退休的周老师和季老师作为顾问，也参加了会议。与官桥村的情况完全相反，新贺村自从2004年7月3日成立老年人协会以来，一直运作甚好。具体表现有以下一些：

第一，协会理事会集体讨论制定值班制度，由一正五副六个会长及四位理事参与管理，每人一天，一月三次。一个多月来，这10位值班的协会责任人，一位不缺，都严格按值班日期及时间，认真负责地值班。值班人每天早晨到活动中心的第一件事情是打开高音广播，播放流行音乐，全村几乎都可以听到广播的声音，这是告诉全村老年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天的活动开始了。值班人均做了认真负责的交接班，没有因为交接组错位，而影响活动中心的开放。

第二，村民及村中老年人对老年人协会的评价都很好。在设想建老年人活动中心时，新贺村很多村民怀疑其可行性，尤其在荆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家务劳动较多，竟然会有老年人到活动中心玩而不挨儿媳骂的情况？！老年人活动中心建成开放以后，每天都有约40位老年人到中心来娱乐，活动中心的人气也一直很旺。活动中心不仅吸引了本村的老年人，而且邻村（季桥、贺集）及学校退休教师也来中心娱乐。新贺村老年人协会因此计划对外村老年人收取一定费用。

不仅如此，村民和村中老年人认为，老年人协会在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缓和家庭矛盾方面，都有比较大的作用。有村民反映说，自从有了老年人协会，村中老年人做家务的积极性明显提高，原因无它：赶快做完家务以后到老年人活动中心娱乐娱乐——也就是打牌和看电视，及重复他们天天讲不完的年轻人听起来就嫌罗嗦的老话。

第三，老年人协会内部十分团结，协会与村支部关系处理得很好。新贺村支书陈峰40多岁，他在处理与老年人协会关系时，真正做到了不越位又不缺位。老年人协会每有难题，陈书记总是帮忙出点子想办法，而老年人协会有好处，他又并未去得。老年人协会会长韩承贵，虽然并不喜欢“玩”，在如何让老年人协会运转上的办法不多，但他将协会的事情当作个人的事情，十分负责。刚松讲，办老年人协会这样的事情，能力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热情。用到韩会长身上，仍嫌不贴切，因为韩会长主要具有的是责任心，是对全村老年人期待的“不敢马虎”。另外两个常务副会长，一个是兼会计的贺庆平，话语不多，十分负责；一是兼出纳的段行全，同样话语不多，却句句都有份量。新贺村老年人及村民，对这三位德高望重的老年人（也不老，都刚过60岁不久）十分信任和放心。会长带头，一般理事也就不会有什么抱怨。

第四，在7月3日成立老年人协会的庆典中，新贺村一位中年妇女从邻镇请来妇女健身操表演队表演，给新贺村民留下深刻印象。这位叫金兰的中年妇女，以前身体有病，到荆门跟人学练健身操，不久治好了病，而且以前太胖的身体也瘦得合适。村支书建议老年人协会出面在全村妇女中推行健身操。老年人协会与金兰接洽，金兰愿义务当教练。很快，健身操训练就在老年人活动中心前的空地上开始，有老年妇女，有中年妇女，也有青年妇女。不过没有过几天，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就只剩下2位，其他年龄大的妇女跟不上年轻妇女学习的进度，韩会长妻子对我们说，学过三天后，就整夜睡不着觉地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么笨，而学不会健身操呢！老年人协会则商量，先让年轻一些的妇女学会，再在全村普及。如果真可以在农村普及妇女健身操，这实在是一项了不起的全民体育活动（再次想起了毛主席说的“发展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制”的话）。

无论如何，新贺村妇女健身操的训练有了一段时间，已经初步冲破了“不好意思”跳舞的制约。从我们看到的（也有很多其他村民围观），现在跳健身操的妇女表情自然，动作也可以用优美来形容了。

新贺村老年人协会出乎意外地比官桥村运作得好，实在要归因于村支书及协会领导人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农村的很多事情，没有村支部的支持，很难办成，但往往又是因为村支部书记私心太盛，而将事情办坏了。

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的成功运作，还要归功于罗兴佐所讲“第三种力量”的贡献，也就是新贺村在外工作人员的支持。与官桥村老年人协会王会长相比，新贺村老年人协会韩会长的经验、热情、能力甚至时间都是不足的，王会长也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王会长在面对村书记严重越位时，表现得过分软弱。相对来说，新贺村韩会长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被推选为会长（推选的时候就有争议），当了会长后，韩会长在荆门石油公司当经理，又是湖北省有名诗人的韩少君却十分支持。韩少君1963年出生，是诗坛某一派的代表人物，诗界人士应该知道这个人。韩喜爱乡土，他却是一个现代诗派的代表人物。事情往往是奇怪的。

韩十分支持老年人协会，在新贺村老年人协会成立庆典时，专门回来参加庆典，并捐了最多的钱。在外工作的人，父母在农村，就会牵挂，而如果现在农村有一个老年人的好去处，心中这份牵挂就变得踏实多了。每一个外出工作的人都是乡土养育出来的，虽然荆门人在外工作时，普遍对乡土没了感情，却割不断这份联系。如果所有在外工作的人都来支持老年人协会，都来为老年人创造老有所乐的场地，这不也是一个十分自然的城乡统筹吗？

回到8月14日上午，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的会长会议，先由韩会长作一月的总结报告，韩会长是一个认真的人，足足写了两页。然后讨论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的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决策的细节。我以为，会议上，作为顾问与会的周老师的建议十分重要，值得记述下来。

周老师原来是官桥中学教师。周老师办事认真负责，曾错划为右派。他经常到新贺村老年人活动中心来，因为他退休的官桥中学现在改为官桥中心小学，就在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的边上。周老师写了很多名言警句，贴满新贺村老年人活动中心的屋里屋外，这些名言警句大都恰到好处，相信见过的老年人和一般村民，都会留下很深的印象。

周老师建议的核心有二，一是目前到老年人活动中心来娱乐的老人，主要是看影碟播放的戏曲和打麻将两次，这样的活动太单调，且不甚健康。二是村中有相当部分老人很少到活动中心来。他说据他观察，全村一半以上的老年人不常来。而活动中心是全村老年人的，应该让全村老年人享受到老年人活动中心的乐趣。

周老师因此建议每月农历初一、十五为全村老年人规定的活动日，无论这一天多么忙，也要让他们到活动中心来开开会，玩一玩。他说，国家规定每星期休息两天。敬祖（当地传播的一种上帝教）的每星期集中活动一次，老年人活动中心当然可以每半月集中全村老年人活动一次，要逐步让全村老年人将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当作规定休息日，当作他们的节日，这样，老年人每月才都有一点盼头。一旦老年人习惯每月聚会两次，就会让由老年人协会主导的正统的文化生活占领农村文化的市场，而不是让那些巫婆神汉上帝之流占领农村的文化市场。

那么，每月两次集中全村老年人来活动中心干什么？不能让老人们白来一趟，老年人协会就要有全面规划，要提前“备好课”。具体地，可以在这一天表演妇女健身操，这样的表演，多少次老年人都不会厌烦；要请人讲一讲时事，农村老年人都是人民公社时期过来人，也对国家大事有兴趣；要发现本村中善于吹拉弹唱的人，到时来演一把；可以再搞一个腰鼓队，每次表演起来，都会有一些声势。这时，同为顾问的季大奇老师插话说，他可以负责教练腰鼓；当然，也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台球、乒乓球、影视和棋牌娱乐的空间。总之，要将活动内容搞得丰富，使老年人一次来后，天天想来。

周老师的建议，获得了其他会长及顾问的一致赞同，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将协会活动经常性地扩展到全体老年人，而且有效地提高了老年人协会目前过于局限在棋牌中尤其是麻将中的低品位，而使老年人活动中心活动，看起来更象是文化活动。

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看起来很美。事实上的确也美。

2004年8月20日下午

贺雪峰：老年人协会建设纪事
时间：2005-12-13 9:19:13 来源：三农中国 作者：贺雪峰 阅读2317次    

自2003年开始，我们先后在湖北荆门和湖北洪湖四个村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到目前为止，洪湖实验已近三年，荆门实验也有一年多，积累了一些经验，以下作些介绍。

成立老年人协会的想法，缘于我们在2000年前后对温州农村两个月的调查。在温州农村调查，发现几乎村村都有老人协会，老人协会不仅从事经营性的行业（主要是垄断村内搬运市场，又称老人搬），而且为老年人提供了交往空间，维护了老年人的正当权益，从而提高了老年人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老年人地位的提高，使农村中的中青年人感到未来有奔头，从而对生活有了较好的预期。

温州老年人协会是由宗族的族老会演化而来，又是温州小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村庄有诸如搬运等事务，老年人组织起来垄断村内搬运，从而获利。有些村的老人协会竟因为垄断搬运，而有了数百万元的积累。

那么，温州老人协会的经验能否移植到中部缺少民间组织且村庄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2002年底，我们到湖北洪湖市的一个渔村（洪湖渔场，又称挖沟子村）调查，找村中老年人开会，他们都对成立老年人协会的想法很感兴趣，认为可以搞得成，只是提出不要叫老人协会，而叫老年人协会较好，因为在农村，老人的另一层意思是“老了人”，即人老去逝。在2003年一开年，我们即运作成立了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

当时我们缺少办老年人协会的经验，且不知老年人协会能否办得下去，因为就在洪湖渔场办公室的门上，还挂有80年代湖北全省村村都建有的老年人协会的旧牌子，而实际上，1980年代老年人协会建设的硕果无存。

在村支书的支持下，我们找来村中有威望的老年人座谈，确定了如下几条组织原则：一是全村年龄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是协会当然成员；二是由全村老年人选举产生协会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约20人；三是由理事会推选产生一名会长，四名副会长，其中至少一名为妇女；四是老年人协会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决策。实践中，以上组织原则都得到了较好实施。

因为缺少经费，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借用村委会的会议室作为活动中心。成立老年人协会以后，开展什么活动并无定规。当时我们想，首先要搞好“老有所乐”的活动，主要是利用老年人活动中心提供的场所开展文娱活动。洪湖渔场是湖北省新闻出版局的奔小康驻点单位，由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和当时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共同出资，为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购买了彩电、影碟机及其他一些娱乐设施。因为有了活动场所及娱乐场所，村中老年人自然往活动中心聚，很多老年人一日来一次，一次一个小时或更长、更短时间。这样，村中老年人就有了去处。一旦有了去处，老年人聚在一起就增加了交往。以前村中老年人没有一个固定的去处，交往较少，以至于我们召开老年人协会成立大会时，有老年人感慨已经有几十年没有参加这么激动人心的活动了，也感慨虽是一个村的人，却已有十多年没有再见面。老年人的见面、叙旧及对村中事务、对家庭事务的叙述，使他们找到了听众，也交流了感受，从而将心中想法（包括抱怨、愤怒、不满）表达出来，心情就好了。

洪湖渔场老年人活动中心每天都有40—50个老年人在活动，主要是看电视、打纸牌和聊天。在下雨天，活动中心的老年人数量可能同时达到80—90人，实际上，活动中心最多只能容纳这么多人，不能用拥挤不堪来形容，而实在是无立足之地了。洪湖渔场老年人活动中心还吸引了周边几个村的老年人来中心活动。

一旦“老有所乐”的日常活动开展起来，洪湖渔场的老年人们便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在“老有所为”方面做文章。“老有所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老年人协会中的各种能人利用协会这个舞台来表现自己。比如，在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的墙上，贴满了村中一些能写会画老年人写的字画、诗歌，村中会唱渔鼓的老年人也每周为老年人表演一次渔鼓等等。老年人也是愿意表达自己和表现自己的，关键是要有机会和场所，老年人活动中心正好为那些愿意表现自己的老年人提供了这个机会和场所。

“老有所为”的第二个方面是那些进入协会理事会的老年人充分发挥自己所长，组织起来为老年人服务，甚至为全村村民服务。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会长是老村支书，具有很高的威望，又有管理经验。老年人协会成立以后，协会逐步介入到对村中老年人权益的保护之中，一旦老年人因子女不孝而告诉协会，协会就会派人介入，凡村中老年人生病，协会会派人去看望（至少是副会长级的人物去），村中老年人去逝，协会会送花圈并悼念。协会还在2004年春节玩了龙灯，不仅让老年人“玩了味”，而且搞到数千元收入。总之，老年人协会使得农村老年人在村中的地位再次由边缘走向中心，年龄大了，也还可以有所表现和有所作为。

除了常规的活动，老年人协会还经常举办全村老年人参加的大型活动，其中包括请外来戏班子唱戏，每年集体庆祝重阳节，每年协会成立日的周年庆典。此外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还曾组织评出全村10佳敬老户，组织老年人垃圾清运队等。老年人协会还曾将全村老年人请到市区游览，并请老年人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老年人协会还组织全村老年人做了一次体检，等等。

洪湖渔场老年人协会成立至今已有近三年时间，一直运转良好。活动中心每天上午10点钟开门，下午4点钟关门。老年人们形容有了协会以后，不仅“心情舒畅了”，“时间过得快了”，而且“身体变得好了，因为每天来来回回，路走得多了”。应该说，洪湖老年人协会建设是成功的，成功就成功在，老年人协会不仅为全村老年人提供了活动场所和作为空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而且对村中中青年人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使中青年感到未来有预期，生活有奔头。村中一些年近60岁的村民，甚至期待过60岁，以尽早加入到协会之中。

而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作用大致有三，一是倡导成立；二是作为观察者，有时提出一点建议；三是承诺按每个老年人每天5分钱提供资助，也就是每年给老年人协会5000元的活动经费。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洪湖及荆门农村进行的老年人协会实验，是十分轻松、愉快的，是最少介入、而较多旁观的，基本上是放手让协会运转。而事实上，农村老年人不仅具有强烈的组织起来的渴望，而且有各种各样难得的人才，从而可以有效地自我组织起来。只要有第一推动力，老年人协会就可以运转下去。

从洪湖实验中，我们认为建立老年人协会关键是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有一个好的组织制度，二是有一个活动场所，三是有一笔年年都有的活动经费。其余的事情就让老年人们自己去发挥、去创造，他们具有足够发挥、创造的能力及主动性。

受到洪湖实验成功的鼓舞，2003年底，我们到湖北荆门三个村调研建设老年人协会的可能性。相对洪湖渔场来说，荆门农村老年人的地位更低，相对处境更为恶劣。尤其是，在我们的实验村，几乎每年都有数位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主要是喝农药和上吊死亡。在调研中，老年人普遍对建立协会寄与期望，说要是建了老年人协会，“今后吃挂面的人都会少些”，所谓“吃挂面”，是老年人自我调侃，指上吊死亡。同时，老年人又对能否建立协会及建立协会之后能否正常运转，抱有深深的疑虑。三个村的中青年人则认为，建立老年人协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其一，老年人没有需要，其二，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允许老年人去“闲逛”。

无论如何，我们在荆门三个村建立了三个老年人协会，选举了理事会及会长、副会长，因为我们为每个村弄来4万元钱用于修建老年人活动中心。2004年初，三个村的活动中心都已建成，老年人协会正式开始运作。就在老年人协会正式运作的活动中心落成典礼上，三村外出工作的村民，分别为三村老年人协会捐了一万多元的款，这刚好可作为老年人协会的活动经费。在新贺村落成活动中心的庆典上，老年人协会不仅自己表演了节目，请地方花鼓剧团表演了节目，而且从邻镇请来女子健美操表演队表演了节目。庆典中的节目不仅给老年人，而且给所有村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荆门三村老年人协会成立以后，一如洪湖老年人协会一样，运转良好。所不同的是，荆门三村居住较为分散，每天到老年人活动中心活动的老年人较为固定，村中相当部分老年人很少到活动中心活动。为了让所有老年人到中心活动，老年人协会逐步形成每月1日和15日为全村老年活动日的制度。每月到了这两天，老年人协会就通知老年人到活动中心来娱乐娱乐。开始的时候，老年人到了中心无事可做，就请曾教过中学政治的一个退休教师给老年人开会讲时事。不过，时间长了，讲时事就太单调。老年人协会受到成立庆典时表演女子健美操的启发，认为可以将中老年妇女组织起来学习表演健美操，既可以在每月老年人的聚会中表演给老年人看，又可以锻炼身体。很快，荆门三村老年人协会以健美操、腰鼓、秧歌等妇女参与为主的文艺活动就开展起来，并逐步培养出一批坚定的基本群众，甚至那些性格十分内向，从来不参与村庄活动的中老年妇女，也参与到这些文娱活动中来。文娱活动还与一些邪教组织争夺群众，并且是十分地成功。这就使荆门三村的老年人协会建设，具有了与洪湖老年人协会不同的特点。

荆门三村相邻，老年人协会建设一开始，即面临三村竞争的架势，每个村的老年人协会都不愿示弱。这种竞争是友好的，又是激烈的。三村所在的高阳镇政府在2005年的五四青年节和七一建党节，邀请三村老年人协会到镇上表演节目，后来我们去调查，三村都说本村表演的节目得了第一。不在于谁得第一，而在于以前不仅在村庄中，而且在家庭中，均处于边缘地位的老年人，他们现在在为着集体的荣誉而战，他们不再自顾不暇，而是希望通过参加文娱、参加老年人协会的活动来表现自己。

在荆门三村，多次出现70多岁老太太表演节目，且表演相当出彩的例子。很多人认为，农村的老年妇女心如止水，已经没有表现自己的欲望了，只要日子过得平稳就可以了。我自己也曾这样认为过。现在看来全错。只要有着生命存在，生命就有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冲动。我数次观看70多岁老太太表演节目，她们不仅认真表演，而且如少女一般的害羞。她们过去没有表现自己，只是因为没有表现的场所。而在围观表演的过程中，围观村民包括中老年妇女没有机会上到舞台，在下面都不由自主地比比划划，大有跃跃欲试上台表演的架式。

荆门三村老年人协会建设的状况，不仅令那些认为不可能建好老年人的村民大跌眼镜，而且老年人自己也觉得意想不到。高阳镇政府也觉得老年人协会建议是大好事，而开始在全镇推广。

从以上我们在湖北洪湖和湖北荆门四村进行的老年人协会建设的实验来看，在中部地区的农村，只要提供很少的投入，就可以在老年人协会建设上取得很大的成功，这就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此方面的路子还很宽很广。

2005年10月27日晚

  

贺雪峰：2005年春节回乡见闻

05年春节回荆门老家，也是我们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高阳镇过春节，遇到一些问题，顺手写下来。

1、  惠农政策问题

中央惠农政策深受农民欢迎。但有人评价中央的惠农政策是“形左实右”，农民收入虽然增加了，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物品供给却反而减少了，农村道路、水利设施、各种涉农部门均出现严重衰败。长此以往，农村的情况会变得更糟。

2、  水利投资问题

建于1970年代的黄荡湖泵站，是一个灌溉面积有十多万亩的大型泵站，泵站设施有些老化，04年国家投资1000多万元更换电机与水泵。据说在最近10年，国家将总计投资1亿元改造黄荡湖泵站。问题是，现在泵站运作出现的麻烦是大型水利设施无法与千家万户的小农的结合，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不再允许乡村组织收取主要用于农田灌溉的共同生产费，泵站就无法再为小农抽水。在国家投入巨额资金改造泵站的同时，泵站所在灌区的农户，因为不能保证从泵站获得灌溉用水，也在投入巨资（相对于小农的收入）打井、挖堰，泵站的渠道被农户的小型水利设施所毁。纵是国家投入水利的资金再多，不解决小农与大型水利设施的结合问题，这种投资也是无效投资。此外，据知情人讲，投入1000多万元更换下来的电机与水泵，其实都是仍然运转良好的设施。

3、  牲畜损害庄稼问题

在高阳农村，冬季种植油菜，为了防止牲畜危害，特别是为了防止家禽危害，到处都是纤维网围栏。牲畜损害庄稼，是农村的普遍问题，那么，全国不同农村地区，农民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有无差异？由谁出钱来建围栏？家禽是否允许散养？家畜特别是猪羊能否散养？所谓“鸡口田”，不同地区都是如何解决的？

4、  合村并组问题

据说湖北省今年要布置大规模的合村并组，高阳镇官桥片所在的六村，会合并为三个大村。农民大都认为，税费改革后，取消农业税，村干部的事情不多，合村并组，正当其时。不过，我以为，合村并组绝对是一件坏事。合村并组的初衷，也许是想减少村干部，从而减少村级支出，但是，在税费改革前后，湖北省已经取消绝大多数村民小组长，合村并组后，大的村，村民人数有3000多人，仅仅是村干部，不可能如小范围熟人社区一样方便管理，涉及农民利益调解等众多事务，村干部无法作为。此外，产权是形成的，频繁的合村并组，不利于村民形成村庄集体产权意识，目前湖北省村均债务近百万元，合村并组，会涉及很多复杂的问题。不顾后果地硬性合村并组，也是可以的。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农村传统组织的进一步解体，国家无法直接面对千家万户的小农，几个村干部也无法面对数千村民的在各个方面的需要，尤其是村干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本身的需要，我们可能不得不再分村分组，或重新设置村民小组长。一合一分，所产生的问题将数十倍地大于合并村组所减少的村级支出。

5、  集体意识问题

虽然农民都说中央政策好，却也一致担忧地认为，农民的集体意识越来越弱，什么事情都只顾眼前和个人，不顾长远和整体，这样下去，农村将出大问题。因为所有农村的集体事业，都没有办法做成。这两年农民得到实惠，购买摩托车的很多，道路却越来越差，即使国家可以投资修乡村公路，国家也不可能来维护这些乡村公路，一旦国家投资修建的乡村公路损坏，国家能否再修？

6、  乡村教育问题

这次回乡，听学生家长抱怨学校教师不管学生，不负责任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的一所重点初中，无论学生如何调皮逃学不听讲，教师都不闻不问。原因为何？据说有一个学生逃学，班主任告诉了这个学生家长，学生家长在学校打了这个学生几巴掌，这个学生服毒自杀。学生家长找学校的麻烦，将学生尸体堵在校门口，还到处打这个学生的任科教师，学校没有办法，赔了学生家长数万元了事。同样是这所重点初中，三名在校学生将自己的任科老师打了一顿，学校也毫无办法。因为强调不准体罚学生，及有报道学校上体育课，学生运动出现意外，现在学校甚至不敢上体育课，做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得过且过。

7、  老年人协会

我们在新贺、贺集和官桥三村建立的老年人协会，在当地产生很大反响，均为正面评价。尤其是新贺村老年人协会，更是成为全村人农闲时的主要去处。新贺村老年人协会组织的妇女腰鼓队，甚为出色，已经数次被荆门和沙洋电视台报道。老年人协会坚持为每一位去世的老人送一个花圈，探望生病的老人，更是得到村民的极大认同。

8、  经济作物的风险问题

03年，棉花价格达到3元以上，04年是全国棉花产量最高记录的一年，棉花价格只有2元左右。吕集村的约半数农田是沙地，适合种植棉花。03年吕集棉农收入很高，04年的收入就很低了。吕集附近有一个农场，有一对夫妇承包了约60亩沙地种植棉花，全是雇工经营。结果，因为棉花价格太低，雇工的支出，已经支出去了，棉花价格太低，卖了棉花后，亏本数万元，夫妇吵了一架，女方难过，喝农药自杀。与棉花的高风险相比，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市场价格波动相对较小，种植水稻的风险就较小。以家庭为基础的非雇工种植水稻，市场风险就更小了。新贺村、贺集村主要种植水稻，吕集村一半的耕地种植棉花，吕集村民因此与贺集村民和新贺村民在性格上就有了一些差异。当然，除了种植水稻与棉花的市场风险不同以外，水稻种植的劳动量较少，种植棉花的劳动强度相当大，也是构成不同种植结构影响村民性格的一个原因。

9、年轻人的出路问题

新贺村和贺集村有一些精养鱼塘，前些年偷鱼的问题很严重，最近两年好多了，一问原因，原来那些好偷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了。又听说，高阳镇有不少的年轻人在荆门黑道，说者神神秘秘，听者（本人）心惊胆战。

2005年2月16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