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物资是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物质资料，主要包括重要的工业物资和国防物资，如钢材、石油、橡胶、精密机床等。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还是加强和巩固国防建设，都亟需一系列重要战略物资，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向中国出口的战略物资实施了严格的管制以及禁运政策。为破解该难题，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应对策略，成效卓著。到1956年，英国、法国、日本等国都不同程度放宽了对华禁运，新中国取得了反禁运的阶段性胜利。本文以中外档案等资料为依据，系统梳理新中国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禁运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以期深化对我国反禁运历史的研究，并对当前我们克服外部风险挑战，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有所裨益。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等国对华战略物资的出口禁运政策及其负面影响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所需的战略物资大多不能自给，需要从国际市场获得。在当时冷战的国际背景下，美国将战略物资和高新技术作为对抗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武器，对重要战略物资出口实施严格的管制禁运政策。为了保证精准性和可操作性，美国对管制禁运对象和战略物资的级别进行了严格的分类。1948年，美国在对外贸易方面将世界各国分成两类：R 类和Q 类。R 类包括苏联及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Q 类是其他国家。对R 类国家的任何出口都实行出口许可证制度，称为R 程序。在出口战略物资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军火装备及与战争潜力直接有关的物资，称1A，涵盖163 种物资;二是战略重要性稍次的物资，称1B，如钢铁、机车、机车部件、商船、载重10 吨以上的火车车厢等。

1949年上半年，美国开始讨论应对中国使用何种管制级别问题，并于当年3月决定将对华贸易管制标准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保持一致，即 R类管制水平。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进一步收紧。到1950年底，美国禁止一切物资经由美国港口向中国输出，标志着对华全面禁运的开始。美国还宣布“无限期终止”发给所有美国向中国输出货物的执照，同时吊销一切与香港、澳门贸易的执照，并宣布美籍船只如果将“重要物资”运往中国，将被视为“非法”。

在二战后多边贸易体制下，美国深知单凭一国对华战略物资实施禁运，很难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为保证禁运效果，美国纠集其盟国构建多边管制禁运体系，联合对中国进行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禁运。

首先，建立专门管制禁运机构。1949年10月到11月，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六国代表在巴黎召开会议，成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随后，一些国家陆续加入其中(包括：卢森堡、挪威、丹麦、加拿大、联邦德国、葡萄牙、日本、希腊、土耳其、西班牙、澳大利亚。)，共17个正式成员国。巴统组织实质上是为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与高新技术而秘密成立的一个独立机构，中国是该组织针对的重要对象。巴统将战略物资分为三类：禁运货单Ⅰ，主要针对军需物资，即一切军事装备和能够直接用于军事的物资和装备;禁运货单Ⅱ，针对原子能物资;禁运货单Ⅲ，针对工业制品，属于监视项目，其中包括工业母机、化学和采掘设备、电气和动力设备、运输设备、电子设备、各种金属、矿石和加工制造设备等。其中，禁运货单Ⅰ和Ⅱ中的物资，巴统要求对中国实行无条件禁运。

为进一步加强对华禁运，1951年5月，美国还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有用的物资，同时强调要使用一切办法防止其他国家不严格执行该决议。1952年9月，巴黎统筹委员会亚洲分支机构中国委员会(中国委员会隶属巴黎统筹委员会，总部设在东京，针对的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包括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成立，随即制定了更加苛刻的贸易禁运清单，其中有207种并不属于巴统贸易管制清单中的物资。扩大后的禁运货单对中国的禁运项目多达472项，是对苏联禁运项目的两倍。可见，中国委员会的贸易管制水平，明显比巴统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管制要严格。这种差别，被称为“中国差别”。

其次，制定专门管制禁运法律。1951年10月，美国制定《相互防卫援助统制法》(又称《巴特尔法》)。该法规定，凡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国家，均将被剥夺获得美国军事、经济和财政援助的权利。该法还附了一个详细的禁运货单，即1951年禁运货单。巴特尔法》所规定的禁运清单，不仅有作战物资，还有其他多种物资。所谓其他物资，虽不像作战物资附有冗长的禁运清单，但只要是被认定为属于所谓威胁美国安全的任何商品，都可以随时管制输出。1951年禁运货单将军械、弹药、战争工具及原子能物资列为 A类禁运货单，将石油、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及对苏联等国家具有战略意义，可用于制造军械、弹药及战争工具的物资被列为 B类禁运货单。两项禁运货单的内容涵盖了从军事武器到民用游泳衣，共有1600余种。接受美援的国家如将 A、B类禁运货单中的战略物资运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就立即停止对该国的一切援助。通过以上手段，美国将其盟友和受援国牢牢捆绑在其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禁运的战车之上。

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战略物资出口管制禁运对新中国建设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禁运对新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使国内市场物资供应与企业正常生产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是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之上的，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亟需大量原料和先进技术设备。掌握着大量资源和先进科学技术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需要的战略物资和技术进行封锁，使中国从外部世界获得重要工业物资和先进技术的渠道急剧变窄，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进程。比如，石油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被广泛用在国防、科研等领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然而，新中国成立时，石油主要从英美等西方石油公司进口。1950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了对华石油控制方案，以最低限度数量(15000吨汽油、5000吨柴油、800吨润滑油)由亚细亚、美孚、德士古三家公司联合运往中国，并强调除此之外不再向中国运输其他石油资源。其次，禁运直接影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物资供应。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主导的禁运战略物资多达300多种，尤其是造成了石油制品、橡胶、纺织品、药品等重要物资的缺乏。再次，禁运增加了中国获得重要战略物资的成本。为了从外部世界获得重要战略物资，中国不得不通过转运等方式实现进口。由于无法使用便捷的运输手段和最短的运输路线以及更优惠的价格，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战略物资的运输和仓储成本不断增加。据不完全统计，仅1950-1953年，禁运给我国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5691万美元，这个统计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资和尚未被人民保险公司保险的物资及船舶。另据估算，1955年期间，受制于西方的封锁禁运，中国的进出口运输成本相较1949年直接增加了约3200万美元。最后，禁运造成了新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失衡。禁运使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大幅上升，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大幅度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了解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先进设备、技术及管理经验的机会。

二、新中国应对禁运的主要策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有效破解战略物资禁运困境，党和政府认真研判、周密部署，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一)拓宽战略物资的进口途径

面对禁运，党和政府主要通过拓展战略物资的供给渠道来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加强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联系。陈云指出：“我们首先是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这样就不怕帝国主义的封锁。”1951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贸易的方针、任务和计划的决定》。在这一决定的指引下，全国贸易会议明确制定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指导思想，即“进一步要扩大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贸易”。因此，原本由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大部分物资，如巴统禁运货单中的钢铁、化工、电材等相当一部分物资转而从苏联、东欧进口。自中苏签订贸易协定后，苏联供应了中国大量战略物资，如各种机械、钢材、有色金属、精密仪器、石油、化工原料等，均属于1951年《巴特尔法》禁运货单中的严格禁运物资。除苏联外，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相继与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朝鲜、蒙古等国签订贸易协定。其中，从波兰进口最多的是巴统禁运货单Ⅲ中的工业制品锌，其次是价值27万美元的铁轨等交通运输设施3000吨、价值25万美元的工业母机。从朝鲜进口货物最多的是被列入1951年《巴特尔法》A类禁运货单的工业使用炸药，计1600吨，价值57万美元，其次是 B类中工业化学品硫酸铔(硫酸铵的旧译)1.2万吨，此外还有 B类中的有色金属锌470吨，以及价值24万美元的染料、颜料等。从民主德国进口物资以摄影干片、软片、纸较多，硫酸铔次之。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最多的是巴统禁运货单Ⅲ中规定的工业母机，价值22万美元，此外还有1951年《巴特尔法》B类禁运货单中的轮胎、化学药品等。

其次，密切与亚非国家贸易往来。1951年4月，英国禁止通过新加坡对华输出橡胶后，新中国积极争取锡兰(今斯里兰卡)，使其成为我国进口橡胶的主要来源国。1951年上半年，我国就从锡兰进口橡胶1.1万吨。1952年12月，中、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橡胶和大米的5年贸易协定，规定自1953年起，在5年时间内，我国每年向锡兰出售大米27万吨，锡兰每年向我国出售橡胶5万吨。1954年10月，中印正式签订贸易协定后，两国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我国从印度主要进口云母、铬矿砂、棉花、棉纱等物资。1951年、1952年我国从缅甸主要进口禁运清单中的汽车轮胎、汽油、马达卡车等，1953年则转向大量进口紧缺物资橡胶。中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缓解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战略物资的紧缺情况。

此外，争取从美国部分盟友那里获得战略物资。周恩来强调：“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应该区别对待。”经过反复研究，中国政府将英国和日本作为重点突破对象。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参加巴统组织、中国委员会的国家表达了解除对中国贸易管制的愿望。如英国、日本等国希望恢复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取消巴统禁运货单Ⅲ中针对中国的一些项目的管制，包括基础工业、交通和通信部门。中国因势利导，借助双边协商的方式，推动英国、日本等国持续冲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枷锁，取得显著成果。英国、日本、法国等国通过例外程序、转口贸易等方式不断突破美国设置的禁运条款，扩大对华贸易。1956年3月，英国解除一些实验室化学药品对中国的出口禁运，并向中国出口100台拖拉机;法国也决定向中国出口至少14300吨钢铁和锡板，后期还可再增加6000吨，并考虑在中国派驻一名贸易代表，同时允许中国贸易代表入驻巴黎。据美国方面统计，到1956年，巴统成员国利用例外程序与中国进行的对外贸易额就达到7900万美元。

(二)利用香港特殊地位开展转口贸易

在禁运背景下，香港因其特殊地位，逐渐成为内地获取战略物资的重要中介和桥梁。在全面禁运后，新中国利用香港特殊的贸易通道地位，将内地商品先出口到香港，再通过香港转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反之亦然，从而避开一些针对中国内地的贸易限制。如需要从美国订购货物时，就以禁运地区之外的商行名义签立合同，先将货物运到禁运地区以外的口岸，然后转运至被禁运地区;运输货物时，装载于非美国的轮船及飞机，绕过美、日、菲等国口岸等。其中香港华润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对我们党在香港的所有贸易机构进行了归并，由华润公司统一领导。香港华润公司成为新中国“对资贸易”的总代理，是新中国获取战略物资的主要渠道之一。1951年华润成立秘密运输公司兴隆行，其运送的货物有钢板、汽车轮胎、橡胶、青霉素、烧碱、铁皮等大量军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的经济建设。

党和政府还积极引导香港民间组织参与打破禁运。全面禁运后，内地从香港进口的物资虽大为减少，但一些香港商人仍利用出口管制漏洞向内地出口货物。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商人和香港“水上人家”便是其中的典型。在抗美援朝期间，朝鲜战场急需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霍英东利用自己的船队、灵活的行船方式以及对各种隐蔽水道的了解，选择一些不易被发现的航线来运输战略物资，主要有铁皮板、胶管、汽油、五金等。“水上人家”则是充分利用香港的海运优势和同内地的紧密联系，先将国外的战略物资运输到香港，再转运至内地。他们利用与周边国家的传统贸易联系和民间交往，开展非官方的、方式灵活的商贸活动，通过小额贸易、边境贸易等方式，获取国内所需的战略物资。同时，发挥船只小巧便捷的优势，将战略物资快速、隐蔽地运往内地。

通过上述各种途径，内地通过香港这一转口市场，仅1951年就进口3.87亿美元物资，其中包含橡胶、钢铁材料、机器、科学仪器及医疗器材等大量受到禁运的战略物资。新中国通过香港转口市场进口急需的战略物资，大大缓解了被禁运封锁的困境。

(三)发展部分战略物资的自产能力

为了缓解部分被禁运战略物资的严重短缺，中国政府积极组织提升重要战略物资的自产能力。其中，被列在国际禁运货单中的橡胶、无缝钢管等均实现了由主要依赖进口到逐步在国内生产。

1951年，党中央提出“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要求。1951年8月31日，陈云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关于扩大培植橡胶树的决定》。《决定》指出：“橡胶为主要战略物资，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1952年，党和政府调集部队官兵、动员各地群众赴海南、广东雷州半岛、广西等地区，与当地群众一同开始大规模种植橡胶树，创建了我国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1953年，我国各橡胶产地集中力量发展芽接树，使橡胶单产从原来的一两公斤，提高到五六公斤，甚至七八公斤，橡胶事业发展大大加速。

在自产无缝钢管方面，新中国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突破了全靠进口的困境。无缝钢管在工业和国防建设上用途广泛，也是被禁运的重要战略物资之一。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后，我国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新建了鞍钢无缝钢管厂，于1953年10月27日开始热试轧，并顺利地轧出了新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10月31日，鞍钢无缝钢管厂工程提前竣工并投入生产。此后，无缝钢管的产品质量、数量逐步提高，大大缓解了无缝钢管禁运对新中国工业、国防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四)加强战略物资研发人才的培养

实现战略物资的自给自足，离不开人才。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战略物资研发和生产的人员非常匮乏。我国的大量矿产资源因技术限制无法实现有效勘探、开采和冶炼;大量基础工业和新兴工业无法创建或得到升级改造。鉴于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战略物资生产和研发人才的培养方案。其一，针对我国面临的生产技术瓶颈等难题，对高等院校展开全方位改革，并增设了大量我国迫切需要的对口专业。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院系调整之后，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始明确设置机械制造、化学工业等专业。这些专业的设立具有深远意义，为我国战略物资研发和生产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母机、精密大型机械设备等重要物资的研发、制造和生产进程。其二，借助苏联的师资力量为新中国培育紧缺科技、专业技术等人才。仅从1950年至1953年，先后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就达1093人，为重工业部系统、燃料工业部系统等培养了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1951年，新中国派遣首届375名留苏学生，主要集中于重工、燃料工业等部门，所学专业涵盖机械、石油、钢铁、航空、有色金属、建筑、军事等40多个国内急需的专业技术领域。这批留学生于1955年完成学业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号召广大早期留美、留欧等人才回国，参与战略物资的研发和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邀请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中国政府还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并颁布《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简则》等制度规章，为留学生顺利归国铺平道路。在祖国的召唤下，1949年8月至1955年11月，从国外回国的知识分子多达2200余人。比如，仅在1950年，就有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石油化工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侯祥麟、无机材料科学的奠基人和无机新材料的开拓者严东生等专家，应国家召唤而回国。这些人才回国后充分利用自身所学，为新中国亟需的战略物资研发和生产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培养和引进人才，新中国形成了一支有力的战略物资研发和生产队伍，推动许多战略物资从无到有以及在质量、性能和产量等方面的提升，确保了战略物资的有效供给。

(五)开展抵制禁运的外交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努力通过外交手段破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华禁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以及日内瓦会议等诸多重要多边外交活动中，以坚定的立场和灵活的策略，揭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禁运政策的不合理性和危害性，展现中国积极发展友好国际关系、平等互利开展贸易的诚意和愿望。

其一，用事实说明禁运对中国和世界经济合作的负面影响，充分阐明中国反对禁运、支持自由贸易的立场。如在1952年4月举行的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员雷任民指出，相较于全面禁运前，中国与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洲国家的贸易量大为缩减甚至完全断绝，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也遭到了许多困难;中国代表团团长南汉宸进一步指出，美国政府企图对“拥有8亿以上人口和广大土地的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实施‘封锁’‘禁运’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国对于各国政府和人民，不管其信仰，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同，只要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均愿与之恢复与发展贸易的愿望和政策”。这次会议成为我国打破禁运的良好开端。其二，开展多边外交沟通与协商，争取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前夕，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提出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的总方针，提出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强调“我们应该采取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并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帝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积极与各国代表进行交流和沟通，分析国际形势和问题，阐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并提出了建设性解决方案。比如，经过与瑞士和比利时代表的协商，中国代表表示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两国签订贸易协定。其三，倡议开展国际民间贸易。在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世界和平理事会等会议时，中国代表表达了鼓励各国开展民间贸易往来的观点，强调民间贸易往来是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和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这对加强与各国的经济联系，打破禁运等不合理限制，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深入分析国际形势和各国利益诉求的变化，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会议，开展外交活动，加强与各个国家的沟通交流，为打破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禁运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应对禁运取得的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过程中，采取了多措并举的“反禁运”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外部禁运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风险。

(一)获取了新中国亟需的重要战略物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灵活多变的应对策略，获取了经济和国防建设亟需的战略物资，有效破解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战略物资禁运和封锁。首先，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进口了宝贵的战略物资。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9年，我国从苏联进口黑色金属(包括焊缝管、无缝管、油桶铁皮、黑铁皮、马口铁、矽钢片等。)约320多万吨，石油及其产品1000多万吨，各种金属切削机床7500多台，锻压设备494台，各种汽车约5万辆，以及价值2亿多卢布的各类仪器。同时，根据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自1950年到1959年，苏联还不同程度援助我国建设291个工矿企业和其他项目，其中包含大量成套设备。除苏联外，中国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许多重要机械设备和其他物资。从1950到1952年，我国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口了约9.31亿卢布物资。其中绝大多数是各种工业母机、精密大型机械、优质钢材、有色金属、电工电讯器材、科学仪器、交通运输器材和石油，这些物资均属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禁运清单范围，并且是我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其次，中国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部分所需战略物资。从1950年到1957年，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74.762亿元。据统计，在此期间，我国从英国进口了大约3.74亿美元的物资，其中包括机床、电工设备、轴承、汽车、五金钢材、有色金属等重要战略物资;从法国进口了大约0.95亿美元物资，其中有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被严格禁运的战略物资。这些战略物资对新中国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二)有效抵制了美国建立的对华战略物资禁运体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通过加强双边、多边合作沟通，利用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冲突，成功推动部分资本主义国家解除了对我国战略物资的全面禁运，突破了美国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禁运联盟”。1953年1月30日，日本第一次部分解除对华出口限制，至1954年4月，日本共13次解禁，准许对华出口商品从最初的4种增加到93种。到1954年，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已达50多个，其中双方政府签订的协定和合同有17个，贸易额比1953年增长40%，英国、法国、瑞士等国家的对华贸易也有所增长。1953年3月，美国情报顾问委员会协同中央情报局起草的《评估报告》指出：“对中国的贸易管制并未阻止中国经济恢复发展，且自1950年以来，中国国内的工业运输体系、军事力量均在持续增强。”1956年，英国公开表示将利用“例外程序”扩大对华贸易，马来亚、新加坡也宣布利用许可证办法，对华输出橡胶等战略物资。随后，西欧各国运用“例外程序”频繁向中国输出所需战略物资，使禁运缺口日益扩大，就连美国决策层也承认对华禁运没有达到经济遏制中国的目标。1957年，从英国宣布放宽对华禁运后，挪威、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联邦德国、日本等几乎所有参加巴统组织的国家都放宽了对华禁运，中国委员会在实质上也濒临解体边缘。《巴特尔法》的执行人也不得不承认“禁运是无效的”。

(三)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禁运斗争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我们可以等六年，等十一年。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他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周恩来强调：“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陈云也指出：“怕什么帝国主义封锁?”“只要与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我们是能够自力更生地克服一切困难的。”他坚定地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树立了自力更生、打破封锁的信心。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里，职工群众就对改进机器、改进操作方法、改进劳动组织等提出近40万件合理化建议，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国内通过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一五”计划实施期间，我国成功试制出一批国产大型机械设备。比如，第一台二万千伏安巨型变压器、第一台七千千瓦水轮机、第一台六千千瓦汽轮机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国际局势演变态势出发，及时作出准确判断，积极行动、主动作为，有效应对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重要战略物资的出口禁运，打破了他们企图遏制新中国发展的图谋，展现了我们党深邃的战略眼光、宽广的国际视野、灵活的斗争策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应对战略物资禁运的历史，对我们保持战略定力，更好应对一些外部势力对我国进行的遏制、围堵、打压，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行稳致远，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郭永虎，吉林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满鑫垚，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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