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耿飚回国见到李先念，对方激动地说：“耿飚，你胆子真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你是第一个提出这种意见的人。我对这件事也有意见，但是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耿飚说的是什么“坏话”?为什么要说“坏话”呢?

建国初期的耿飚夫妇

1969年5月，耿飚作为党的“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位大使，来到阿尔巴尼亚。毛主席临行前叮嘱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我们要加强和发展中阿友好关系。

肩负友谊重任的耿飚到阿尔比尼亚后，对中国援阿项目进行了大量调研，在阿尔巴尼亚的农业合作社里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每块地里都有几堆白花花的化肥，任凭日晒雨淋、挥发氧化。经过考察，耿飚终于弄明白了：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在爱尔巴桑等地援建了好几个化肥厂，年产二十万吨，阿尔巴尼亚的合作社平均每公顷土地可以分到四百公斤化肥。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的每亩土地五六十斤，那可是中国农民连想都不敢想的数量。

耿飚不情愿地看到这样的现实:当我国自己黑白电视机都少得可怜的时候，阿方向我国提出，援助他们每个农业社都有电视;当我国动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外汇，为阿方进口棉花、织成布、做出成衣时，他们反过来要卖给我们从中赚钱。1954年以来，我国给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军事援助，高达90亿元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300万，人均接受中国援助3000元，而同期中国农民一年的收入，最多也就几十元。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援助物资根本不爱惜，大堆大堆的化肥都被随意堆在地里，成了垃圾。

耿飚任大使的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像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 部长会议主席谢胡说得更直白：“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耿飚哭笑不得。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大到工厂电站，小到扑克牌，他们什么都要，连谢胡抽的香烟也是中国的“中华”牌。中国没有的，他们也要。中国的白糖是从古巴进口的，中国国内好多人吃不到白糖，而阿方却提出按照阿的人口数量，要求中国向他们提供古巴白糖。

耿飚气坏了，“真想拍桌子!”他发现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有求必允”换来的却是他们的肆意浪费，耿飚非常难过。该不该勒紧中国人裤腰带，去援助阿尔巴尼亚?在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谁敢说“欧洲社会主义明灯”的“坏话”?耿飚无所畏惧，大胆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强烈呼吁调整援阿方略和对外政策。报告送给中央后，毛主席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耿飚所提意见，最终被中央采纳，中国援外工作的一些既定策略也随之有所改变。

阿尔巴尼亚国徽

耿飚正如他的名字一样，一生耿直。在这之前，他对赠送毛主席像章也提出过看法。20世纪50年代，我国代表团出国访问，有赠送毛主席纪念章的习惯做法。1953年9月10日，在驻瑞典期间，耿飚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建议我各代表团不再用毛主席像章作赠品》的建议。原因是他发现，在北欧任大使的3年中，所见苏联和其他各国从不送自己领袖相片和有领袖像的纪念章，仅送他们的首都风景画册等为礼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特别是在东欧各国，人们也不敢挂在胸前。为此，耿飚提出应有所修改。毛泽东看了建议，在自己名字上画圈表示同意，还让周恩来签发到相关各部委。之后，中国各代表团所送的礼物改为画有中国画的折扇、风光明信片和摄影画册。

在涉及到国家领土主权之争，处理不好会留以卖国的骂名，但耿飚实事求是、敢讲真话。1956年，耿飚对中巴两国间有关历史研究后发现，中巴关系史上竟然还有一个坎巨提飞地问题。坎巨提位于巴基斯坦东部，与中国新疆的南部接壤，面积不大，是喀喇昆仑山区的一个小土邦，中国元朝时曾派兵占领该地，并将其作为属地。后来，这个土邦的酋长宣布脱离中国，接受巴基斯坦的管辖。实际上它已不再是中国的属地。但在解放以前印刷的一些地图中，仍把坎巨提作为中国在巴基斯坦境内的一块飞地。

中国边防部队与巴基斯坦边防军友好往来

领土归属，关系重大，耿飚十分慎重地与使馆人员会同相关专家根据历史的线索，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耿飚认为，坎巨提作为中国飞地已经名不副实，应该放弃这块名义上的属地，把它归还给巴基斯坦。为此，耿飚回国述职时，向周恩来提出这一建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外交部研究此事，最终认可了他的建议。1963年中巴双方划分边界，中国正式承认坎巨提划归巴基斯坦，并换取将克里青河谷划归中国。

耿飚当年打开友好局面的中巴友谊

耿飚敢于讲真话、敢于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既公正处理了国际历史遗留问题，又增进了中巴两国友谊。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