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在办公

毛泽东：“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

1949年10月17日，厦门战役胜利结束，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解放了厦门岛和鼓浪屿。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决定，乘胜趁热打铁，一举解放金门岛。10月24日黄昏，第十兵团开始攻击金门，有三个团迅速成功登陆，占领了古宁头滩头阵地。这时，国民党军胡琏兵团发起反击，击毁登陆部队所用船只，并对登陆部队形成包围。由于后续部队“手上一条船也没有，只能隔海眼睁睁地看着部队在敌众我寡的苦斗情况下奋力坚持而又束手无策”。10月27日8时，得知兵团已经和登陆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叶飞致电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等，汇报了这一重大失利。10月28日，粟裕等复电叶飞，同时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

10月29日，毛泽东亲拟电报稿，通报金门失利情况，要求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

叶飞兵团在金门失利，毛泽东时刻在心，要求各级指挥员引以为鉴。

11月14日，毛泽东致电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提醒攻占舟山群岛慎重行事。

12月18日，毛泽东致电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提醒攻占海南岛必须谨慎行事。

对于攻占金门，毛泽东始终挂怀。1950年1月11日，毛泽东致电粟裕询问进攻舟山群岛的准备工作情况，还特意询问了金门攻坚的准备情况：“叶飞对金门岛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何时可以攻金门岛?”

当时，攻占金门、定海(今浙江舟山)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叶飞更是积极要求再战：“金门失利，中央军委和华东军区虽没有给我处分，但我思想包袱很重，只有积极准备再攻金门，立功赎罪。”毛泽东深知叶飞求战心切，所以要求要更加慎重。1950年3月28日，他批示粟裕：

先打定海再打金门的方针应加确定，待定海攻克后拨船拨兵去福建打金门。

1950年5月19日，根据毛泽东有先有后的指示，舟山群岛全部解放，攻打金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东北边境安全堪虞。9、10月，朝鲜战争升级，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中共中央坚持“一个拳头打人”原则，致电叶飞等，“解除福建前线再攻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限期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攻打金门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仍认为先攻上下大陈岛，而后再取金门，比较有利”

1950年10月至1953年7月，中国军队专注于朝鲜战场。不过，解放军一直在研究解放金门等东南沿海岛屿问题，并进行了反复斟酌：是先打浙东的上下大陈岛，还是先打福建的金门、马祖?当时，张震担任总参作战部部长，亲历了这一段历史：“华东军区对这两个方向的作战，都曾做过方案。早在1952年4月来作战部报到时，我结合去东南沿海调研的情况，给毛主席、聂(荣臻)代总长和粟(裕)副总长写过一个报告，对这两个方向的作战问题，提出了总体意见。我感到，还是由北向南，先打上下大陈之敌为好，并提出，‘以联合作战方式聚歼之，尔后则以一个加强团控制。这样，浙东沿海兵力可节约，华东海军可向南伸到温州湾、洞头岛之线，则沪、榕交通基本打通’，‘求得在这个战役中取得陆海空协同作战经验，同时也予海空部队以实战锻炼机会，由华东军区组成前指统一指挥，取得指挥经验，作为今后强攻金门基础’。”

1952年6月，华东军区上报了《关于对金门、上下大陈作战方针的建议》，准备先拿下大陈岛，然后全力攻打金门。由于朝鲜战场相持不下，彭德怀从战略全局考虑，决定“待朝鲜停战实现后举行为宜”。7月27日，毛泽东批示：“在朝战结束前不要进行对浙江上下大陈岛的作战。”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华东军区提出了新的金门作战方案，准备用五个军的兵力解放金门。11月，鉴于中国正和美国交涉召开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毛泽东指示暂缓进攻金门。彭德怀遂责成总参作战部对华东军区攻打金门的方案进行认真研究，制订出攻击金门作战计划，由张震具体负责。张震认为：“我通过对东南沿海敌占岛屿情况的通盘分析和认真考虑，仍认为先攻上下大陈岛，而后再取金门，比较有利。”

12月5日，张震给彭德怀、聂荣臻写信，报告了此想法，并陈述了主要理由：

大小金门敌集中五个师担任守备，全岛工事坚固，且系蒋匪部队较强者。金门岛虽离大陆较近，利我渡海攻击，唯我准备工作的保密困难，战役企图易于暴露。我空军必须参战，但福建机场均系一线式而无纵深配备。如台匪空军来袭，我空军各机场互相支援，均为侧敌航行而无二线机场支援。本年度蒋匪已装备F-84喷气战斗机75架。据悉，明年度可完成150架。如我战役意图暴露，估计美帝尚可能增加。如此，我一线空军与蒋匪空军相等。运输量庞大，如依靠公路困难极大。例如朝鲜战场汽车运输虽日夜不停，仅能供应陆军。福建公路条件比朝鲜相差很远，困难不可想象。如能先攻下大陈后，可大部利用海上运输。因上下大陈与马祖仍为蒋匪控制，我华东海军全部参战尚有困难。赶制机帆船耗费尤大，又不适宜实施两栖作战，以机帆船进攻近代化而有工事依托的敌人，困难尤多。如先攻下大陈后，我华东海军及登陆舰艇可全部参战。进攻兵力，如按主席指示原则，以三个打一个，则攻金兵力需增至五个军。……因此，牵涉部队调动颇大。尤其在朝鲜停战尚未最后决定之时，以三个军过早控制在交通不便的福建沿海，将来机动殊感困难。福建雨季较多，敌轰炸机可利用云层轰炸我机场、油库、仓库，我无二线机场支援，因此空防困难亦多，甚而可能推延我进攻时间。

在这封信中，张震还具体分析了先打上下大陈岛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上下大陈地区驻有国民党军第七十五军一个师，还有一些逃亡的地主武装，共万余人，战斗力不强。此外，尚有海军十余艘舰艇担任海面巡逻。在指挥上，胡宗南虽深得蒋介石信任，但他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不如金门的胡琏。而且，大陈岛距离台湾较金门为远，敌海陆军增援困难。如先打大陈，我陆军兵力无须作大的调整，可于现地进行攻击准备;空军战机可利用上海、嘉兴、杭州及宁波机场起飞，以较大优势配合陆军作战;我华东海军则可利用舟山基地，加以全力配合。在我部队取得攻占大陈岛的经验后，再攻金门岛，华东海军就可以全部参战，对我会更加有利。当然，先打上下大陈岛，也有一些不利条件，主要是我起渡点及航程较金门为远，对我军行动会增加若干困难。

基于上述考虑，张震在信中建议：在1954年秋或1955年春，先攻占上下大陈岛，而后再攻金门。攻金门的准备工作在1955年1月底以前完成，攻击时间则可延至秋后。

“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

张震将上述建议上报后，仍继续深入思考攻打金门的问题。

1953年12月16日，张震再次给彭德怀和聂荣臻写信，补充说明他的想法：“金门等于下围棋的一个死子，攻击主动权在我手中，只要我准备充分，任何时候都可发起攻击，在条件尚未充分具备时，以不过急发起战斗为好。”他还建议：如军委决心攻占金门，就必须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比如使华东海军能够全部参战，要有二线机场配备，还需南调三个军，使海陆空军的物资运输有足够保证等。若上述条件都具备的话，攻占金门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封信，彭德怀、聂荣臻收看后，又转呈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批示：“此意见可注意。”这时，有关部门已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12月22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连同他的批语送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传阅。批语这样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旧币)，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毛泽东权衡利弊，审时度势，采纳了陈毅等人的意见，果断地下令暂缓攻打金门的作战准备。于是，首先解放大陈岛成为共识。

1954年2月至7月，解放军海空军部队南下，前出至浙东沿海地区，与国民党军展开了争夺战区海空控制权的较量。经过4个多月的反复较量，解放军夺得大陈岛及其以北海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并使大陈岛的门户一江山岛等进入解放军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

就在解放军全力出击浙东沿海时，由于美国的插手，台湾海峡恶浪滔天，福建沿海暗流汹涌。早在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表示美国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12月，台湾当局向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草案。当时，美国一方面要控制台湾以阻挠中国统一，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国民党拉下水，卷入一场它想避免的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冲突，因此一时没有表示同意。1954年7月8日，蒋介石会见即将回国述职的美国“大使”兰金，表示愿意满足美国的要求，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前，必须征得美国同意。这个表态，加快了订立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进程。

面对美蒋联手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台湾问题有可能被国际化的严重事态，中国政府不能不作出强烈反应。

1954年7月7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

7月1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又一次提出“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主张。这使中国在国际上表明对于台湾问题的坚定立场，变得刻不容缓。

7月27日，毛泽东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一系列的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已讨论通过《对台军事斗争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国民党当局经常派遣海军部队在台湾海峡进行海盗活动，拦截、攻击大陆商船，袭扰、劫持来华外轮。这些行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54年7月13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召集海空军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对来华外轮的护航问题。张震和作战部的有关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台湾海峡的海空斗争急剧展开。仅1954年下半年，就击落、击伤敌机60多架，击沉、击伤驱逐舰10多艘，缴获艇船10多艘，基本上保障了商船在新中国沿海海域的航行安全，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

1954年7月下旬，鉴于国民党军在台湾海峡的胡作非为，尤其是台湾当局挟洋自重，促使中共中央作出尽早“解放台湾”的决定。中共中央认为，提出这一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条约，更重要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警惕心，激发人民的热情，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通过这个斗争来加强国防力量。7月22日，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专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尽早解放台湾的决定，并把拟制解放台湾军事斗争计划的任务交给了张震。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彭德怀审定的社论，将中共中央的决心昭告全世界，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8月11日，周恩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再次宣布：“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决不容许美国侵占，也不容许交给联合国托管。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8月22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发表关于解放台湾的联合宣言，热烈拥护中央政府的决定。

受领拟制解放台湾军事斗争计划任务后，张震等人马上行动起来。他回忆说：

我立即与尚荣(王尚荣，作战部副部长)等同志研究。因为有新中国建立前后在华东军区工作时的基础，也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新鲜经验，对整个敌情和地理情况都比较了解，加上中央和军委的意图十分明确，所以，作战部很快就完成了《关于对台湾蒋匪军积极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简称《对台军事斗争计划》)的草稿。

《对台军事斗争计划》上报后，彭总主持军事会议，专题研究对台军事斗争问题。张爱萍等同志也专程来京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基本上同意这个计划，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彭总根据会议讨论情况，亲笔对文件作了修改，并给毛主席写了报告：“对台匪斗争的军事计划与实施步骤，经过各大军区及各特种兵负责同志在会议上讨论后，我又稍加修改，现印出呈上，请予批示。其中关于行动的时间，原拟于八月十日前后开始，经讨论后，为了各地更加充分准备，便于战斗开始后进行连续打击，故将开始时间改为九月一日至九月五日。最近洪水阻碍交通，造成兵力调动的某些困难，也是推迟开始日期的原因。”

毛主席于8月8日批示：“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此件经中央各同志看过，认为可行，望照办。”之后，我按照彭总指示，代军委草拟了颁发军事计划的通知。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中央政治局于8月9日已讨论通过《对台军事斗争计划》。”

在制订《对台军事斗争计划》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边打边建”的方针，即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中，加强空军和海军建设，推动军事工作、外交工作、政治宣传工作和经济工作。基于政治、军事和作战条件的综合考虑，中央军委决定：“对福建方向的金门实施大规模炮击，以谋求对美蒋的震撼性效果;对浙江方向的大陈岛则以三军联合、两栖登陆的方式，坚决夺取之。”

“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在台湾海峡有所行动，以回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战”

炮击金门，原定在1954年8月10日前后开始，由于发生洪水，交通受阻，兵力调动困难，推迟到9月上旬实施。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决策炮击金门之前，曾经多次努力缓和中美关系。这年6月5日至7月21日，经英国方面作为中介安排，中美两国代表进行了五次接触。在接触中，美方提出滞留在中国的美国侨民回国问题，中方提出美国扣留申请回国的中国留学生问题。由于美方无意借此机会缓和美中关系，这几次接触成效不大。8月24日，毛泽东又发出愿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号。他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说：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把第七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不要搞东南亚条约，不要武装日本，不要武装西德。

可是，美国一意孤行，无视中国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不断强化对华敌对政策的态度，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单方面的缓和努力，不仅无助于紧张局势的改善，反而纵容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气焰，鼓励了美国的台海政策渐行渐远，长此下去，只会使大陆与台湾分裂的状况趋向凝固化。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政府决定必须在台湾海峡有所行动，以回应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挑战，并向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

9月3日下午2时至4时左右，解放军前线炮兵部队对大、小金门突然发起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惩罚性炮击，连续发射炮弹5000余发，当即击毙了2名美军军官，摧毁了国民党军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1艘，击伤驱猎舰3艘，击毁水上活动码头1个。国民党军也以炮火还击，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爆发。9月9日，杜勒斯访问台湾，解放军又加大对金门炮击强度，以向美国示威。9月22日，解放军再次以急促的火力炮击金门。两次炮击，拉开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斗争的序幕。

炮击金门，既打痛了台湾当局，也使美国人慌了手脚。美国当局得知炮击金门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一系列会议，讨论美国是否要帮助台湾当局保住沿海岛屿。讨论陷入激烈的争吵中。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现，炮击金门已使美国政府处于尴尬境地：其一，美国必须冒进行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首先要想清楚，自己的战略重点究竟在欧洲还是在亚洲，主要敌人是苏联还是中国?其二，美国必须冒失去盟国支持的危险。连反共最坚决的国务卿杜勒斯都认为：“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自己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发现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和赤色中国作战。”

10月10日，为了扩大炮击金门的政治效果，周恩来致电第九届联大，要求安理会制止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动，责令美国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人员。10月15日，苏联也向联大提出谴责美国侵略台湾的提案。

这时，杜勒斯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由联合国出面斡旋，维持沿海岛屿现状，实现台湾海峡停火。不料，这个决定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引发了美蒋矛盾。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举动的严重后果：一旦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就是朝着让联合国安理会来决定谁应占有台湾，以及谁在联合国享有代表权迈出了第一步。

让美国知难而退，不轻易下决心签约与台湾当局绑在一起，同时扩大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矛盾，正是中国大陆炮击金门的初衷。炮击开始后，美台争吵的急剧升温，说明炮击部分达到了目的。

“在军事上则要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不是要立即解放金门”

解放军在台湾海峡敏感时期的大规模炮击行动，使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得到了彰显，并对美台正在酝酿的“共同防御条约”造成极大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炮击挑战美国的应对决心，各方面压力促使艾森豪威尔认为“必须接受挑战并作出反击”，反击的具体措施就是迅速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另一方面，大规模炮击深深影响了条约的内容。按照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设想，“共同防御条约”应该体现美台双方的平等同盟关系，是一个相互完全承担义务的条约，其范围应该适用于国民党控制的所有地区，而且适用于“反攻大陆”的进攻性需要。但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担心对沿海岛屿防御做出承诺会增加美国的负担，会使自己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可能在不适当的时候被“拖下水”，进而损害在其他地区对苏联斗争的能力。“9·3”炮击和台海危机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以此为由，更加急切地要求美国加入对沿海岛屿的防御中来，而备受震撼的美国却从同一事件中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1954年9月12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当前台海危机的对策。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首的强硬派，力促美国参与这些岛屿的防务，并且帮助国民党军轰炸大陆，必要时则投掷原子弹。这一意见遭到包括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陆军参谋长、远东军区司令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艾森豪威尔认为：沿海岛屿军事价值不大，如果将美国保卫的区域扩大到沿海岛屿，势必大大增加与中国发生战争的风险，而美国若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美国不应做出过多承诺，以免力量被拴在次要地方。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在沿海岛屿问题上保持某种“模糊性”，既威慑中共，使之不敢轻易进攻沿海岛屿，又避免明确承担义务。

1954年12月2日，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签订这个卖国条约时，作为对美国许诺保护台湾的交换条件，蒋介石承认以后对大陆采取一切重大行动事先要经过美国同意，从此在军事上丧失了自主权。这一条约对美国是否负责保卫国民党军所占的大陆沿海岛屿问题采用了含糊语言。

从阻止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讲，炮击金门似乎是失算了。但是，由于炮击金门的影响，这个条约已经不是台湾国民党当局所希望的、带有攻击性的条约了，这又是炮击金门的积极影响了。

还有，“这次较大规模的炮击行动，在政治上是为了大张旗鼓地宣传解放台湾，表明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不容置疑的决心，向美国施加压力;在军事上则要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不是要立即解放金门，而是要拔掉国民党军骚扰大陆东南沿海的据点”。“在军事上则要起到声东击西的作用”，所言非虚!

《张震回忆录》记载，大规模炮击金门时，彭德怀的工作重心实际仍然在解放浙东沿海岛屿上：1954年7月11日，“彭总就在办公室听取我和粟裕汇报春季以来浙东前线军事斗争的情况”。“8月2日，彭总主持作战会议，听取华东军区参谋长兼浙东前线司令员张爱萍汇报作战方案。……彭总原则同意这个方案，指示华东军区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并拟订出详细的作战方案，再研究一次。”“华东军区很快拟就了作战计划，派军区作战处处长石一宸专程送到北京。8月24日，彭总在办公室听取了他的汇报，并仔细询问了一江山岛周围各岛之间的距离、火炮阵地位置和登陆部队起渡点、航线、登陆点等情况，详细了解了海空军掩护、运输登陆艇的组织协同，以及政治工作、后勤保障工作的准备情况，对战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及如何对付敌人的增援，都作了具体指示。”在中央军委统筹下，解放军于1955年2月解放了浙东沿海岛屿。

“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

由于1954年9月炮击金门没有阻止美台签订“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1月下旬，美国参众两院更是通过了所谓“福摩萨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可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明目张胆地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等岛屿的正义行动。因此，现在，一些研究者把这次炮击视为毛泽东的战略运筹败笔。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也越来越客观。

《毛泽东传(1949—1976)》中指出：“毛泽东发起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时，曾经把阻止美蒋签约作为斗争的一个目标。但是，这一目标没有能够实现。这里面除了美国顽固坚持既得的战略利益，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国力又比较薄弱等客观原因外，从主观上来说，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当时还没有深入了解美蒋在签约谈判中的矛盾分歧，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美蒋在炮击金门的压力面前会迅速达成妥协。尽管如此，这场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斗争，对美蒋‘条约’还是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台湾当局固然得到了美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承诺，但也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第一，美国对台湾当局的安全承诺，只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不包括国民党军占据的中国大陆沿海岛屿;第二，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行动，将受到美国的严格控制。

12月10日，台湾当局以换文的方式，向美国实际上做出了不得单方面行动进攻大陆的承诺。美国无论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避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战争状态来考虑，都只能使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成为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而不是进攻性质的条约。这种战略利益上的矛盾，加深了美蒋矛盾。”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指出：“炮击金门作战虽未能阻止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但有力地配合了一江山岛登陆作战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斗，向全世界昭示了中国人民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这场斗争表明，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台湾问题已被置于首要地位。”

事实上，无论美国政府公开的态度如何强硬，但面对台海极其敏感的军事形势和可能引发的爆炸性后果，其内部已然将沿海岛屿问题视作“烫手的山芋”。艾森豪威尔就曾表示，真恨不得让这些“该死的小岛沉下去”。因此，在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下，艾森豪威尔作出了反应，称“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则我准备谈判”。

通过解放军炮击金门，中国政府摸清了美国政府的底：不想和中国再发生大战;通过炮击金门，毛泽东还摸到了蒋介石的底：蒋还是有一定民族意识的，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

1955年7月，中共向台湾国民党当局重新提出国共之间举行谈判，以和平统一祖国的建议。为表示和平诚意，解放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的主动攻击。同年8月，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内达成了允许两国在对方的人员可自由回国的协定后，中国方面便进一步要求美国政府从台湾撤军，而美方却要中方首先承诺不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而拒绝讨论其他的问题，使会谈在此后许多年间陷入僵局。不过，这一会谈的本身，使中美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有了一个相互沟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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