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形成的公开材料没有虚饰、渲染，真实记录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全面揭露日军细菌部队的罪行，迄今仍是学界研究日军细菌战的重要文献。

1949年末，苏联伯力城寒风凛冽，一场军事审判正在市中心一个剧场公开进行。法庭上，当被告供述日军细菌部队通过活人实验研制细菌武器时，旁听庭审的苏联民众不禁愤慨。最终，包括原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在内的12名细菌战战犯被判处25年至2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不久，苏方将审判材料以多国语言公开出版，日军细菌部队的反人道罪行大白于天下。然而，伯力审判期间，美国竭力掩盖日军细菌战罪行。盟国远东委员会对日理事会美国代表赛鲍尔宣称，这场审判“可能是捏造”，是苏联为了回避交返关东军俘虏而释放的“宣传烟雾”;东京审判首席检察官季南则以证据不足为由，为日本战犯开脱罪责。迄今大量研究表明，伯力审判的材料真实可信，这是一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正义审判。

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

苏联对日本研制细菌武器的动向关注已久。全面抗战时期，苏联派遣大批情报人员潜伏于哈尔滨，重要任务之一即调查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真相。七三一部队在最后撤退之际杀害所有关押的被实验者，炸毁细菌实验室和研究设施，意图“从地球上彻底抹除”该部队的痕迹。然而，与该部队联系密切的关东军司令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哈尔滨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等，仍有相当数量的机密文件未及销毁而为苏联红军所获。

苏联政府很快掌握战时日本从事细菌武器研制的证据。东京审判期间，苏方一度将被俘的七三一部队生产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等人带至东京，要求将逃回日本的石井四郎等细菌部队高层军官列为起诉对象。然而，美方对于与日军细菌部队相关的证言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美国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已达成秘密交易，以此获取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包庇下，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没有受到应有审判。

苏联政府发现，大批日本细菌战人员隐匿于被俘关东军官兵之中。随着对日军细菌部队队员、宪兵、特务机关人员、伪满官员的审讯，苏联政府逐渐掌握日本筹谋发动细菌战的更多内幕。长期以来，细菌部队以苏联为假想敌，经常派出特别行动队在边境河流中散布病菌，还将不少被俘苏联红军战士与情报人员“特别移送”至七三一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在伯力审判之前，苏联已基本探明七三一等细菌部队通过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的真相，其实际活动即在于准备和进行细菌战，如伯力审判起诉书所言，“这种活动乃是帝国主义日本当权集团整个罪恶阴谋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军民与中国人民同为日军细菌战的直接受害者，通过一场公开审判揭露日军细菌战的罪恶，将细菌战战犯绳之以法，对苏联政府而言完全是伸张正义的举措，代表了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意志。

图为伯力审判记录《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书影 资料图片

伯力审判证据确凿

伯力审判分为预审与正审两个环节。1949年夏，苏联政府将涉及细菌战的原日军官兵集中收押于伯力城。此后数月间，苏方对其中可能直接指挥或参与细菌战的嫌疑人分别进行预审。由于苏联政府事先已掌握确凿证据，大多数被讯问者如实供出所属日军细菌部队的罪行。

被告三友一男是原一〇〇部队成员。这支部队打着“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旗号，实际上是负责研究人畜易感炭疽菌、鼻疽菌的细菌战部队。三友在回忆录中提到，苏联讯问员比他设想中更了解一〇〇部队的性质与活动。苏联讯问员向三友展示其他被告与证人的供述书，以及苏联红军截获的大批证据文件，这些材料多达32册，详细记载关东军对细菌战的准备、七三一部队实态、人体实验所需活人的供给等战时日军最高机密。在大量证据面前，三友无法掩盖对中苏俘虏进行过毒物实验的罪行，他感叹道，“关于人体实验，如果被批评其非人道之处，是哪怕一句抗辩的余地也没有的。即便如此，令人惊讶的是，仅仅屈指可数的人了解的实验，竟然也为苏联所知”。他还承认苏方的讯问大体上是严谨、正规的。12月上旬预审基本结束，除原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只承认部分罪状之外，其余被告均表示完全服罪。

伯力审判正审在1949年12月25—30日召开。法庭采取开放形式，当地民众可自由旁听，现场配有日俄双语同声传译。正审各环节循序进行。在苏联三级法律顾问斯米尔诺夫宣读起诉书后数日内，山田乙三等被告逐一接受国家公诉人审问，一些日方相关证人也列席接受讯问。在审判尾声，国家公诉人发表关于此次审判意义的总结演讲，经苏方律师辩护与被告最后陈述，法庭最终作出判决。苏方专门为伯力审判成立由医学家、微生物学家、兽医学家、寄生物学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就具体细菌学及医学问题为庭审提供咨询，以及确定细菌武器的危害程度。在法庭讯问环节，被告亲口供述出指示与组织细菌部队、参与人体实验、生产细菌武器乃至实战运用等诸种罪行，残暴与恐怖程度令听众惊怒不已。除了庭审文字材料，人们也能够在伯力审判庭审录音带中清晰听到被告在最后陈诉环节中，对于自身罪行的辩解或反思、忏悔之声，这是伯力审判最真实的记录。山田乙三沙哑地说道：“我承认自己在加强细菌战方面应负的责任”，“与这些部队有关的一切人员都是按命令行事的”。七三一部队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低声陈述：“我清楚地了解到我所犯罪行是危害人类的滔天罪恶。”柄泽十三夫则哭诉道：“我深知自己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对此彻底悔悟，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个崭新的人。”

细菌战暴行不容掩饰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日报》积极报道伯力审判进展，大力呼吁中国人民收集证据，向全世界控诉抗战时期日军细菌战罪行。《人民日报》在时评及社论中提到，“这一审讯，乃是维护世界人类道德，维护远东与世界持久和平的正义举措”，“审判日本细菌战争罪犯(石井四郎等——引者注)的正义要求，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人民日报》还刊载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关于细菌部队甲一八五五部队队员松井宽治的证言，进一步揭露日军在北京研制细菌武器的罪恶行径。

伯力审判期间，一些日本媒体声称“细菌试验是荒唐之言”、“所谓细菌战术闻所未闻”，日本政府则未对审判作出任何回应。随着审判内容公开与传播，日本国内越来越多原细菌部队队员以实名或匿名形式检举所属部队暴行，证实战犯的供词绝非捏造。例如，在伯力审判中，战犯川岛清提到细菌部队将被实验者称为“马路大”。1950年4—5月，作家岩崎雪夫发表纪实文学《活人马路大》，其中援引原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队员深野利雄的证言，提到该部队内部所称的“马路大”实指“实验细菌杀人能力的材料”。山田正雄在《新世界》发表短文《恐怖的细菌部队》，翔实披露七三一部队“冻伤实验”、“安达野外实验”等暴行的细节，与伯力审判中战犯的相关供词完全吻合。山田揭露，该部队中“如同野兽的一伙人”还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解剖”，斥责“如此残虐的恶徒们”，“只是侮辱人类，向世界展示帝国主义者的极度残忍”。一篇发表于《真相》的匿名投稿文章《国内仍活着的细菌部队》，详细列举战时日本医界诸多供职于细菌部队者的姓名及其战后身份，揭露战时日本的大学、研究所与细菌部队的隐秘联系。

伯力审判形成的公开材料没有虚饰、渲染，真实记录了骇人听闻的暴行，全面揭露日军细菌部队的罪行，迄今仍是学界研究日军细菌战的重要文献。正因苏方采证细致周密，审判程序公正透明，部分细菌战战犯受到应有惩罚。伯力审判是对企图以细菌武器威胁世界和平的战争狂热分子的有力警示。苏联学者伏斯林斯基提到审判材料公开出版的重要意义：“每一个正直的人，将更坚决地为巩固最后的和平而斗争，以防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战争，并且防止把死亡和破坏带给人类的恐怖势力的复活。”

伯力审判之后，苏联向多国发出照会，提议成立国际特别军事法庭，进一步审判石井四郎等细菌战战犯。美国政府不仅拒绝该提议，还对细菌战战犯关于日军对战俘进行非人道实验的供词不予置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战犯在美国的庇护下逍遥法外。在冷战背景下，细菌战战犯三友一男减刑回国后，声称伯力审判是苏方精心策划的“表演”;作为证人的原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亦辩称，这一审判“主要是作为国际宣传的工具”，暗示他们在伯力审判中的供词系受苏联“胁迫”或“诱导”。然而，日军反人类的罪行不容抵赖和抹除，正如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秋山浩在证言中所指出的，“人体实验与虐杀的事实，无论是何人的诡辩，也绝对不可能有其正当性”。

科学研究本应造福人类，却被运用于反人类暴行。伯力审判绝不是苏联导演的“宣传烟雾”，这种指责本身就是冷战思维的产物。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铁证如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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