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又点燃了“关税战”的战火，连“最亲密盟友”加拿大也没放过。

他现在又点了英国和欧盟的名。劝是劝不住了，美国疯起来可不管你是谁，“王八拳”照打。

关税，对于一个国家的基本作用到今天也没有变过：

一、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二、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工业，农业)。

但一个国家制定什么样的关税政策才是合理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关税战”由来已久，主要表现为双方互筑关税壁垒，限制对方商品进入本国。

中国也跟别国爆发过“关税战”。第一次是发生在民国时期，对手是日本。

发起方是中国，然而，中国是输得一败涂地。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有限关税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南京条约》签定之后，中国设立了对外通商口岸。

欧洲工业制品随着鸦片涌入了中国，而中国又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消费市场。

关税就自然成了清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因此它出台了中国近代国际贸易体系意义上的关税税则---“百抽五”的单一关税。不管进口何种商品，都用5%的比例套死。

然而，主权关税并不在中国手里，因为关税收入不仅是各种赔款的来源(直接扣除)，还要担保各种贷款，所以，海关负责人得聘请外国人。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54年来到中国，曾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之久(1861年-1911年)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不可能跟别国发生关税冲突的。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西方列强担心北洋政府会因财政崩溃，而被革命力量摧毁。

于是在1925年11月，列强终于允许中国“关税自主”。

但北伐战争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军阀势力，北洋政府退出了历史舞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美国在1928年率先与南京政府签订关税协议，作为后来者，美国需要扭转在中国的不利地位。

接着，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也对中国关税主权予以承认。

1928年12月7日，南京公布新税则，根据不同商品，制定了七级税率(7.5%--27.5%)，1929年2月1日起生效。

当时正赶上西方经济大萧条初期，大家都在疯狂提高本国关税。

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构筑关税壁垒，列强无暇顾及中国的关税政策。

唯独日本却出来阻止中国新税则生效。

实际上，中国的新税就是针对日本商品的。

既然中国已收回关税主权，那么，日本当然无权干涉中国的关税变动。

但日本不肯罢休，它向南京提出了条件：给予日本商品(棉制品、海产品等)三年的特惠国待遇，日本也给中国特惠国待遇。

当时，全球已没有自由贸易了，大家都在保护本国产业。

但蒋介石还是决定接受日本人的“让步”，中国也让一步，同意从1930年开始给予日本三年特惠国待遇。

实际上，让步的只是中国，因为中国市场上充斥着日本商品，而中国商品出口到日本并不多。只不过是通过这种方式，表面上得到了日本对中国关税主权的承认。

1930年12月29日，由于大萧条危机加重，各国关税壁垒不断提高。

南京再次更改税则，改为十二级制，最高关税调整到50%。不过，这仍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日本则凭着特惠国待遇，日货继续可以绕过中国的关税壁垒。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声浪迅速高涨，要求主管国民党政府必须在关税上针对日本做出新的调整。

当一个国家遭到另一个国家侵略时，还给对方特惠国待遇，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对日关税战

1933年5月16日，日本三年特惠期到期，宋子文的财政部在一周不到时间内就公布了新税则。

5月22日，日本人看到新税则后大为震怒，因为几乎所有日本商品的关税都在猛增，而欧美商品关税则在下降。

南京解释称，新税则并没有针对特定国家，调整的依据是商品种类。

棉纺品增加800%、毛织品增加200%、纸张增加8%-280%、鱼虾、烟草、酒类、人造丝等商品也提高到100%以上。

机床、飞机、火车、车辆、汽车零件等工业制品的关税则下调一定比例。

新税则明显有利于西方不利于日本。

南京的用意：

一、促进美英在华利益加重，希望美英会出于本国利益考虑，向日本施压。

二、利用关税保护中国相关产业。

宋子文还放弃了1920年成立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银行团，重新发起一个“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由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银行组成。

有了资金池，宋子文又跑到日内瓦去向欧洲引进技术，由国际联盟出面组织洽谈会。

不过，国民党所依赖的美英两国，跟日本是一丘之貉。

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参赞竹富内彦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中国的关税政策，必将损害美日关系。

同时，原银行团日本组组长野原大辅警告摩根的拉蒙特，如果摩根公司向中国提供贷款，那么，它在日本的业务将受到严重影响。

美国、英国、法国算计了一下，它们在中国得到的利益，远远比不过在日本的损失。因此，它们接受了日本人的“建议”。

1933年8月，宋子文在回国路上，他还不知道中国被出卖了。

日本还对中国施加了舆论压力，宣布宋子文为“不受欢迎的人”，拒绝他乘坐的轮船在横滨靠岸。

中国的亲日报纸、亲日文人，也在为日本加油鼓劲，说新关税政策将会令中国损失惨重。

日本驻中国公使有吉明、前国联副秘书长杉村杨太郎分别警告蒋介石和汪精卫，中日关系想要得到好转，就必须让宋子文离开内阁，结束“关税问题”。

宋子文回到南京后，蒋介石请他到牯岭见面，以发行公债不理想为由，暗示他自行请辞。

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宣布因健康问题辞去财政部长及行政院副院长职务，由孔祥熙接任。

外交部长罗文干也被调离，由汪精卫派系唐有壬接管外交部。

这样，国民党的亲美反日派一下子都跟着宋子文离开了内阁。

蒋介石和汪精卫商量如何处理关税问题，如何向日本妥协?

1934年1月，有吉明再次求见蒋介石，提出抗议，反对新税则。

东京则要求中国偿还北洋时期欠下的西原借款……

蒋介石出于消极的抗日政策，他下令财政部调整关税。

1934年7月3日，南京又发布新税则，将棉纺品、毛织品、纸张等关税直接下调到了10%左右。

其实，国民党当时可以借力德国对抗日本，而不是依赖于英美。

孔祥熙与魏玛德国和纳粹德国关系都比较融洽，中国则是德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蒋介石还聘任了多位德国军官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中国低关税的机床、飞机、火车、车辆、汽车零件等工业制品，德国也可以提供。中国的锑和钨等原材料则是受到美英法制裁的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

但这些有利条件蒋介石都没有利用，在1934年，他低估了德国崛起的速度和力量。

当他发现所依赖的英美不支持他的关税政策时，他就怂了。

他在降低针对日本商品高关税的同时，又调高了工业制品的进口关税。就这么讨好日本。

最终受到伤害的是中国的实业，而宋子文的离开则预示着南京政府是一个无原则的政府。

中国仅仅10%的关税，日本当然满意了。它不仅可以在军事上侵略中国，又可以在经济上侵略中国。

这场曾经高到800%的“关税战”，中国就这样败下阵来，就像一首短短的历史插曲，一飘即逝。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证明无原则让步只会增加侵略者的野心。

日本绝不会念中国的好，特惠关税多费劲啊，哪有直接抢来得爽。

直到1949年之后，中国才牢牢掌握了国家一切主权，将命运握在了自己手中，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现在我们不用再求着什么国际银行团恩赐贷款，也不用看谁家脸色做事，几艘外国军舰在海上装神弄鬼也吓唬不了谁……

以前中国不敢打“关税战”，现在中国不想打“关税战”，因为有史以来，主张“老乡，自由贸易”的都是制造业大国。

但谁要是想拿关税当武器恐吓中国，谁就等着踢到铁板。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