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时的张闻天(左)和毛泽东(中)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党的发展建设和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即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2月回到上海，不久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夏，中共临时中央成立，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1931年，由于中共特科领导人顾顺章及总书记向忠发的相继被捕叛变，党中央的安全岌岌可危，1933年初，随中央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与中央红军一起参加了长征。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失败，尤其是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已使人员损失过半的惨痛教训，让他越发认识并看清了“左倾”路线的面目及危害，在遵义会议上，他代表毛泽东等大多数人正确意见的一方，作了纠正和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反”报告，为树立起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作出了贡献。1935年6月，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拥兵自重，拒不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向中央要权。面对张国焘的逼宫，他又与毛泽东等人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党中央脱离了危险，能够得以继续北上到达陕北。1945年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6年7月1日在江苏无锡病逝。

张闻天在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计个人名利地位的得失，顾全大局，主动让贤。经毛泽东等人劝勉继续留任在总书记任上，并以其在党内及共产国际特有的作用和影响力，顶着可能来自各方面，尤其可能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责备和压力，甘愿为毛泽东撑起一片让其在领导中国革命这个舞台上施展雄才大略的蓝天，全力辅佐和促成毛泽东在党、军内领导地位的形成并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张闻天对党做出的特殊贡献，他人无法替代，他的高风亮节，在党内被传为美谈，成为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张闻天的名字被列入了同毛泽东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

一

193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被推举为了党的总书记(也称总负责人)，毛泽东也入围政治局成为了常委，重新“洗牌”之后的政治格局，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然而，张闻天实际掌权则是在会议之后半个月的2月5日，红军行军到了云贵川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才将总书记职务这副挑子正式移交给了他。

遵义会议乃是中共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重要会议，也是一次特殊的会议。说它生死攸关是说它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说它特殊是说它是中共早期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就变更了主要领导人的会议，而且在会上竟还把唯一一位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也赶下了台。要说此举真可谓捅破了天，丝毫都不为之过。然而，正是这一个“过”，它却让为李德、博古的瞎指挥付出了巨大牺牲代价的广大红军指战员们为之欢呼雀跃，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终于期盼和看到了“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结束，和毛泽东又重新回到了领导指挥红军的岗位，红军从此也就不再打哪些被动窝囊的消耗战了。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让全党同志清醒地认识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中国的事情不能依赖于外国人，必须得靠中国人自己。也看到了这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日臻成熟，已经能够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独立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

然而，对于由共产国际这个“助产婆的接生”才来到世间，不但已对其形成了依赖、且还一切都唯其马首是瞻的中共来说，在一下子没有了这个“紧箍咒”的约束时，视乎人人都觉得轻松了许多。但是，在这个轻松的背后，凸现出了一个没有了依赖的“真空”时，又反倒使一些人觉得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多少有一点“不习惯”、“不自然”，部分人出现的一些“不适感”便随之而来。这种“症状”的表现在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些人的心里多少都有一些忐忑不安，产生了某些想法和担忧，甚至在个别军团一级领导人中还出现了一些埋怨和牢骚的情绪。

部分人思想上的这种“不适症”有一定的代表性，已经影响到了红军的行动。尽管中央在不断地纠正左倾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但对处于异常困难又孤立无援情况下的中共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来说，面对敌人的追剿，和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还有如此遥远艰辛之“路途”，多么希望背后能有一个强大的“靠山”给予帮助、支持的愿望和心态，仍是较普遍地存在着的。即便是在当时军事斗争形势已明显好转的情况下，那种失去了依赖的躁动和不安情绪依然很难消除，这就促使着毛泽东等人不得不对此早日计议，尽快地想办法打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一切联系，及早填补上这一个“真空”。当然，个别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情绪也夹杂其中，则另当别论。

早在中央红军在离开中央苏区之前的两个月,就已经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所有联系，直至长征开始以后，也都没有再得到过共产国际的任何信息和指示，已经完全处在了共产国际“指导”的盲区。紧迫的军事形势，要求中共必须尽快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告其红军战略转移的原因，及目前的处境和困难，也迫切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更重要的还在于，就世界共产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来说，各国共产党的一切活动均须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尤其是重大的问题，必须要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批准。而从中共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角度考虑，长时间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尤其是遵义会议作出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更需要尽快地将此情况向共产国际进行报告和说明。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共此举会是什么态度，能否接受和认可，中共领导层中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底，这个悬念也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张闻天也颇感到了毛泽东的忧虑。

由于左倾错误的军事指挥，使得自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一直屡屡打败仗的阴影，始终弥漫和笼罩在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心头，毛泽东等人非常了解广大红军指战员之所盼所想。遵义会议以后，红军轻装上阵，采取了一系列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改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尤其是经过四渡赤水、巧度金沙江等一系列战斗，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重新为红军夺回了战略上的主动权。这期间，毛泽东卓越的政治智慧及军事指挥才能被发挥和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一步步地赢得了全党全军的信赖和认可，整个形势开始了完全向转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毛泽东仍从长远的战略考虑并不失时机地提出，眼下应尽快派人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并开展工作，然后再转道去苏联，以便尽早恢复与共产国际间的一切联系，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同时，也能及时的把中共新领导集体的积极姿态和主动态度传递给共产国际。应该说，毛泽东的想法是具深远的战略考量的。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完全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这一提议，但是在由谁来完成这一任务的人选问题上他却有着自己的考虑。张闻天认为，在遵义会议上已经由他代替博古成为了党的总负责人，暂且不论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这一做法认可与否，但对他个人还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由他亲自去苏联给共产国际汇报和说明情况觉得比较合适。张闻天清楚地知道，有过“留苏”经历的人与共产国际打交道，是能较易得到共产国际的接受和认可的。当年在苏联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对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还是认可的，加之此时王明也在苏联，所以感觉如果此行由他来完成这一任务，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也会尽力并有能力完成好这个任务。再则，从红军的处境来看，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军事，虽说自己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对军事“不大懂”，且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已为全党所认可和赞同，因而便觉得自己在长征中的“作用”已不是很大，因此，就主动地向中央提出了要让出总书记职务，由自己单独去执行和完成这一任务的想法。

张闻天从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大局考虑，提出这一想法，应该说是对党负责任的积极态度。但此想法一出，却即刻就让毛泽东感到了震惊和不安。他在深深地为张闻天对党的事业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的同时，自己先向张闻天做了道歉，他说：自己的“犟脾气”一定在那些地方得罪了你，一定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才使得你有了这样的想法……，其他人都可以考虑，唯你张闻天绝对不可以去，我们党不可以一天没有总负责人呀!毛泽东微言大义，谦恭诚恳地劝阻和挽留，感动了张闻天，终于使他放弃了去苏联的想法。最后经中央决定并同意，派出了对党忠诚又有白区工作经验的陈云和潘汉年去了上海，然后再取道去苏联，这便是毛泽东一拒张闻天让贤。当然，让毛泽东最直接现实的顾虑是，如果张闻天去了苏联，不论是完全或暂时交出总书记这把交椅，那么谁来接替合适呢?一个新的悬念便应运而生?处理不好就又会重新回到博古等人的手中，党和红军的命运由此将更变得前途未卜，遵义会议以来的大好局面真的就有可能被葬送。

再则从共产国际对中共“指导”历史的容忍度来看，只要中共的行为不逾越共产国际指导的范畴，起码不跨越其所能允许的底线，它还是比较能够接受的，否则它是不能接受的。就像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样，由于“李立三动员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公开把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且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因而使得斯大林除了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之外，不得不于1930年7月，亲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来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并以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为标志，到纠正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李立三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为止，至此，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纠正才告结束。那么，共产国际对中共已经越过了共产国际“底线”的遵义会议会是一个什么态度，谁也都无法预料。

首先，就遵义会议作出的决议来说，虽然博古、李德等人被取消了领导职务，也纠正了他们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然而却并没有触及到政治路线这根主线，这就预留了中共与共产国际间沟通联系的前提和条件，为解决以后可能出现的困难及问题，争取得到共产国际认可和支持留下了一个大的回旋的空间。

其次，就博古和张闻天两人来说，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由谁来接替总书记职务，要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话，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异议，至少在王明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来说，就会认为这只是“留苏派”之间的“座位调换”，因而不会出现过于激烈反对的声音。如果是毛泽东或其他“非留苏派”的人来接替了党的总书记，那共产国际的态度就很难说了。即便是张闻天在保留着党总书记职位前提下，离开中央和红军队伍，也会被教条主义者和一些仍不服气的人以此进行大肆地渲染(凯丰因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还说要走着瞧;而没有留过苏的林彪也因部队多走了些“弯路”就带头提议要更换中央领导)，使得刚刚好转的军事形势又会出现新的不利局面，甚至还会被个别人误认为是毛泽东等人“逼走”了张闻天，以“土包子”来取代“留苏派”，传递出中共完全抛开了共产国际指导和帮助的信息，这对共产国际来说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党内多数人来说也是不能够理解的。再则，由于王明当时也在苏联，他对由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博古等人在党内的失势一定会不满，必会以此事大做文章，使得共产国际在完全不了解实际的情况下，有可能作出对中共极为不利的决议。因此，毛泽东认为此举关系重大，稍有不慎，说不定就会“惹怒”共产国际，招致带来无法预测的严重后果，那真的就很麻烦了。李德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说：“特别是1934至1935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其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地方性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就能够不顾马列主义干部的反对而畅行无阻，甚至这些干部本身也部分地和暂时地为这种情绪所左右。”李德这番极具挑拨又颠倒黑白的狡辩，只能证明遵义会议为纠正左倾错误路线而作出决议的及时和正确，透射出他始终坚持自己错误态度的固执和无奈。幸亏这是他若干年后的道白，如果这一情况当时被李德告知共产国际，并且共产国际也相信李德说的话，那中共的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版本了。从李德的道白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遵义会议的不满及自己当年内心真实的想法。

关于中央领导随军行动问题，中央也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安排。李德由于没有了军事指挥权，于是主动地提出要随林彪的一军团行动，考虑到他的实际，继续留在中央已没有实际意义，而自己又较看好和信赖林彪，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除李德之外，其他人都仍与中央纵队一起随军行动。

由张闻天接替博古，从表面上看视乎只是调整了一下人员站队的次序，而党的领导层整体“队形”并没有变化，仍保持着：中共的领导层仍是以“留苏派”为总牵头的这样一个基本的“队形”。这样就可使中共和毛泽东在应对未来共产国际可能的“问罪”时，能有更多的一些底气和自信。在军事领导层面，由于撤销了最高三人团，出现了军事指挥上的“不畅”，为了不贻误战机，中央随之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解决了军事指挥的问题。

由于毛泽东高超的领导艺术，既留住了张闻天，又派人去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稳定住了党心、军心，防止了因此而可能出现的危机和无法预测的结果。但也验证了毛泽东当时的担心和忧虑，这也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奠定了基础，足见他这招棋的深谋远虑。

张国焘与毛泽东

二

1935年6月初，一、四两个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根据会师后的形势与任务，为统一两个方面军今后的行动，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鉴于两个方面军之前是分处在两块各自独立的根据地且没有共同合作的历史，尤其是实力的对比非常悬殊，四方面军呈现出了明显“强势”的情况，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强调了两军统一行动的重要性，并且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和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惯于独裁武断、唯我独尊的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觉察到了对自己不利，便对中央的决定耍起了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他表面上佯装同意中央的决定，但在内心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并在四方面军中散布与中央战略方针相违背的政治主张，借以观察和试探中央的态度和反应;另一方面，他又在多方地打探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情况，他以给人送枪等政客手段离间和拉拢一方面军干部，同时又在一方面军干部中散布和制造与中央的矛盾。当他了解到中央红军在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的长征就已损兵折将只剩下了不足三万人马，已经远远不能与自己的十万之众相比的情况后，便开始暴露个人野心，开始有目地的向中央发难。他错误地估计和误判了形势，先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迫使中央红军长征的责任归罪于中央，以此来达到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之目的，再依仗自己人多势重，拥兵自重，进而向中央施压和讨价还价，妄图就此取而代之，以实现他的政治主张。

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张国焘不仅明目张胆地向党要权，还要求中央在政治局也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有以四方面军干部来取代中央集体领导之态势。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和行为，给中央出了一道难题，迫使中央不得不在除了要应对严峻军事斗争形势的同时，还必须对人事安排重新再做考虑。

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张闻天是党的总书记，张国焘到底想要那一个?毛泽东非常了解这个和自己一起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张国焘的秉性：在当下，他想要的一定是军权，待稳固了军权之后他就要党权，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然而，对于张闻天来讲，面对张国焘的步步逼宫，如何应对却使他有些犯难。为了顾全大局，不使失掉两个方面军会师后的大好形势，避免红军再次陷入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更考虑到朱德、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在经过了认真反复的考虑之后，他便主动地向中央提出了要将自己担任的总书记职务让位给张国焘，想以此来成全张国焘，达到使得他的行为能够有所收敛之目的。张闻天谦让的态度是诚恳的，但他缺乏对张国焘深入地了解，他的这一举动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了震惊和不安，毛泽东在告知其利害之后，制止了他的辞让。

长征没有根据地的依托，完全是处于流动作战的状态，中央也是随方面军行动的。一般情况下党的总书记在哪里，也就意味着中央在哪里，因为总书记有随时召集中央会议的权利。如果让张国焘成为了党的总书记，他就是合法的中央负责人了，那给党和红军带来的危害将是难以预料的。对付张国焘，如果一味地适应和满足他的要求，那他就会变本加厉得寸进尺永无休止。因而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得慎之又慎。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在毛泽东看来，张国焘不仅人多势重，也是从苏联归来的(1928年赴苏，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1931年初回国)。有过吃“洋面包”的经历，这就使得他在共产国际面前虽然不能与博古张闻天相比，但如果张闻天让位总书记位子给了张国焘，那他被莫斯科认可的可能性不仅存在且还是很大的。这的确是一招险棋，必须走好，稍有不慎，就会带来无法挽救的灾难性后果。

再从张国焘在中共的资历来看，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王明及其他人都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在苏联期间，王明由于受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器重，甚为趾高气扬，他除了亲近自己的小宗派成员之外，对一般人基本不屑一顾。张国焘不是王明圈子里的人，自然没有和王明的特殊关系，因此他还曾受到过王明的歧视和排挤。在此境遇下，张国焘感到，自己在苏联是混不出个模样了，只有离开苏联回国另辟蹊径了。然而当他回到上海之后，使他看到和即将面对的更是王明一伙依仗共产国际领导人米夫的支持，强行夺取了中共领导权的中央。面对此状，张国焘想要摆脱王明的想法破灭了，他觉得自己只能是甘拜下风了，唯一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适应和顺从。为了借助王明等人的势力向上爬，张国焘费尽心机来消除和弥合他们之间以往的裂痕，他极力地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并于二月七日、三月五日，连续在《实话》刊物上发表了《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两篇文章，他批评三中全会是调和路线，吹捧王明“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他还大肆叫嚷“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主张对“右倾分子”和“立三路线残余分子”进行“严重打击”和“深入的肃清”。张国焘俯首称臣的谄媚和讨好，让王明等人很是满意和赞赏，随之一改过去对他的鄙视态度和看法，也使得王明等人认为张国焘不仅可以信赖，还是可以将其拉入到自己小宗派圈子里来的人。张国焘这一招果然奏效，不久，由王明等人把持的中央，就委任了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派他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去夺权，俨然成了根据地的太上皇。

一直在苏联的王明，对土生土长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根本不屑一顾。如果说要王明在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是不会选择毛泽东的。但如果在张国焘和张闻天之间选择，他也是不会选择张国焘的，因为在王明的心中，张国焘压根就不是一个能与洛甫等人相提并论的人。但是，由于王明与张国焘毕竟有过在苏联吃洋面包的经历，再加上他有恩于张国焘这么一层“特殊关系”，他认为执掌中共第一把交椅的只要不是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人他相对还是比较能够信任的。如果张闻天让位给了张国焘，王明就会将天平的砝码添向张国焘一边，且极有可能在张国焘坐上了党的总书记这把交椅之后，还会力促共产国际给予承认和认可。这样一个局面的出现，那中共的历史就是另外一个面目了，红军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张国焘的个人工具，中共和红军的命运及其后果也就无法预料了。

事实上，张国焘根本就看不上也不要总书记这个职务，他也不想和不敢轻易的去得罪“留苏派”一帮人，他当下想要的就是枪杆子，他就是要用枪杆子来指挥党。面对拥兵自重的张国焘，毛泽东的底线是，只要不让给他总书记职位，什么要求都可以商量。张国焘心里也非常地清楚，朱德总司令的职务是不好要的，也是要不来的，唯一能要到手的就是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了，因为总政委有在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断权，这正是张国焘梦寐以求想要得到的。

中央在对人事安排上煞费了一番苦心之后，最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最大的让步，除了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位给张国焘之外，还在政治局也增加了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守住了基本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毛泽东后来说，中央之所以要这样做实属无奈。如果当时真的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了张国焘，那他后来在卓木碉成立的第二中央也就合法化了，由此而带来的麻烦真可就大了，再要纠正过来也就很难了。如果共产国际再予以了承认，那事情就变得更为复杂不可收拾了，好在没有出现这样的结局。

张国焘的个人野心欲壑难填，即使已给了他红军总政委职位，他仍然是不满足的。为防止张国焘再节外生枝，8月3日，中央决定将一、四两个方面军，组成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对部队的建制不仅做了相应的调整，领导人也进行交叉任职，以牵制张国焘。左路军由五、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军组成，由总政委张国焘、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一、三、四、三十军组成，由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9月11日后，右路军由周恩来指挥)，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在看到张国焘仍不愿意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之后，8月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中央在张国焘问题上作出了如此的努力，但终究仍未能挽救他，以至于使他借口以葛曲河涨水无法过河为由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9月9日，他竟擅自下令左路军及右路军南下，甚至提出要用武力来“解决”中央。幸亏叶剑英将张国焘给陈昌浩的电令及时报告了毛泽东，才使党中央逃过了一劫。面对如此严重事态，毛泽东当即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团脱离险境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到达俄界并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责令其北上。由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他不但拒不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反而于10月5日在卓木碉成立了第二中央，不仅自己完全站在了党的对立面上，也把四方面军带上了一条不归之路。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中央政治局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了《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取消第二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由于四方面军南下受到敌人围攻，部队损兵折将严重，及广大红军指战员的觉悟和朱德、刘伯承的抗争和斗争，加之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对其进行挽救和批评，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于6月6日取消了第二中央。7月2日，由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合，为防止张国焘搞阴谋，中央随之将二、六军团与三十二军改编为红二方面军。在了解了张国焘的分裂之后，任弼时、贺龙也对其做了大量的挽救工作，使得张国焘迫不得已不得不率领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张国焘向党要权，使得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去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想对策应对，毛泽东后来也曾说过，和张国焘斗争的这一个时期是自己一生中最昏暗的时期。足见斗争的艰难和复杂。

三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指挥才能已毫无疑问地赢得了全党的信任和支持，但其在党内合法领导地位的确立，依照惯例，还有一个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就是要取得共产国际的同意和认可。

为了早日打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红军在四渡赤水之后，中央就派出了陈云和潘汉年先到上海，再转道去苏联，但始终没有两人反馈回来的消息。9月下旬，在哈达铺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又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只是由于情况变化这一计划未能实施。长期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种种担忧，一直在困扰着中共领导人。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虽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已接近了苏联，使得党中央有了一个战略靠背，但依然没能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当时左倾错误路线正在陕北搞肃反，逮捕了刘子丹、高岗、习仲勋等许多优秀领导人，使得初到陕北的党中央首先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是肃反问题，还有要打破敌人对陕北苏区第三次围剿的问题，但对如何尽快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努力也始终在中共领导人的考虑之中。然而，就在毛泽东等领导人正在考虑以什么方式和途径再派人去苏联时，幸运的是，共产国际先期已派出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携带着电台密码和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经外蒙古穿过茫茫戈壁于年底回到了陕北，不久便接通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陈云也早于张浩到陕北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并及时地将遵义会议及红军长征的情况，详尽如实地向共产国际进行了汇报。当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了解到，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及被迫长征的正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瞎指挥所为时，表现出了对中共的愧疚和关注，同时对中共能够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同。

陈云在离开红军队伍时，一、四两个方面军还没有会师，张国焘也未和中央闹分裂。在党中央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后，才将红军面临的问题，尤其是通过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成功地解决了张国焘的分裂问题，使红军结束了长征，更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高度肯定和赞扬。至此，可以说毛泽东等人对中共自遵义会议以来的一系列做法能否得到共产国际认可的担心终于被放了下来。这从深一层意义上来说更是共产国际对以张闻天为名义总书记，而毛泽东则为实际领导者这种特殊组合的基本认可。事实上，遵义会议之后三年多中共都是“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

在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认可之后，为进一步增进与共产国际间的交往，中共随之加强了与共产国际间更为积极主动的沟通和联系，经常地派人去苏联，向共产国际请示汇报工作，这期间，中共也从共产国际获得了许多具体的指示和实际的帮助。由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使得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得以迅速地提升，极大地促成了他在中共党内核心领导地位的形成。

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的形成，红军改编成了八路军和新四军，迅速出击对日作战，中共的作法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赞同。然而，1937年底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却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不仅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手划脚，提出要中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甚至放弃在统一战线中对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力量的领导权。王明的言行，已经把在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对他说的：你回中国后要与中国同志搞好关系，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的告诫，完全抛在了九霄云外。在了解到王明的这些行为之后，共产国际不仅给予了批评，而且还作出了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这就是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带回共产国际肯定毛泽东领导的指示，特别是季米特洛夫的一段原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这给了王明当头一棒，迫于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王明才收敛了自己的行为。至此，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再一次给予了肯定和认可。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也称小遵义会议)在延安召开。张闻天认为，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完全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而总书记的头衔仍挂在自己身上显然已经不合适了，现在由毛泽东来接替党的总书记职务，不仅是众望所归，时机也已成熟，可以说是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了。于是，在会议期间他主动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不能再占总书记这个位子了，到了该让位给毛泽东的时候了。毛泽东没有接受这个提议，他认为张闻天作风民主，能顾全大局、团结同志，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更有利于工作，随之以“暂不议此事为好”婉拒了张闻天。之后，中央指导各根据地党组织的指示、文电等，大多仍以张闻天、毛泽东两人联名下发。

应该说张闻天的这一次让贤，与前两次相比，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的。前两次在长征路上的让贤遭到毛泽东的拒绝，不仅是因为谁也不知道共产国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更是因为把握不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而这一次，则是完全在共产国际肯定和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情况下的让贤，应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和担忧了。但毛泽东仍然没有接受张闻天的辞求，这让张闻天不得其解。毛泽东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这个功应该记在张闻天的身上，他的不争权争名的高风亮节和民主作风，是得到了党内高度赞扬的，他为党作出的巨大的贡献，全党同志也是有目共睹的，现在要由自己来取代张闻天仍感不妥，他觉得还是由张闻天继续当总书记比较好。他对张闻天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总书记职务还是应该继续由你来担任。毛泽东婉拒了张闻天的辞求。

毛泽东的态度，愈发使张闻天觉得不安，更让他感觉如果再不“移交”总书记职务，就会影响到全党工作的开展，以及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作用的发挥。尽管他交不出去这把交椅，但张闻天则是加快了实际“移交”的步伐，他不仅将工作逐步向毛泽东移交，而且连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地点，也一改由他居住的窑洞转移到了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全力促成从形式到内容上毛泽东在支撑全党工作局面态势的形成。之后，张闻天又主动将自己置于次要和服从的位置，全力来协助毛泽东领导全党的工作。虽然名义上没有正式交接，但已完成了实质上的交接。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的赞叹：“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

由于有张闻天的特殊辅佐，使毛泽东一步步顺利地实现了在党内身份地位的跨越：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全党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开始成为全党的思想领袖，毛泽东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了全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搞好整风运动，进而统一全党的思想，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中央宣传、组织委员会，推选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任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并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党校校长等职。不久，中共又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的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特别是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次会议上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张闻天则被选为了政治局委员。至此，毛泽东已名正言顺的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领袖，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也已正式形成。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杂碎琐事。“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的思想境界，使得他为党作出了将毛泽东推上了第一代领导核心位置这样一个特殊且无人能替代的贡献。他戴着眼镜，不苟言笑，常在沉思问题，从外表看完全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让贤”之后的张闻天，仍在继续从事着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为党的事业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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