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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华:西安事变前,毛主席是怎么统战张学良的?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八、为何张学良、杨虎城不打红军

这一节的主题是:为何张学良、杨虎城不打红军?

我们讲红军东征、西征,在分析敌军力量时都有张、杨的部队,但在战场上似乎没见到他们。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在红军东征、西征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十几万部队,似乎没有参战,也没有乘机抄后路攻击我们的根据地,难道不奇怪吗?有的或许认为,他们是爱国将领,与红军有默契,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却有些一相情愿,是不了解历史过程形成的认识误区。他们之所以不打红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打,而是由一系列原因导致。

首先,是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难以战胜红军,惧于红军的威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前,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以东北军为主力,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等省军队。[1]东北军的4/5参加“围剿”,包括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和何柱国的骑兵军等。[2]

张学良本来以为,他的军队是以逸待劳,无论是兵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胜于红军,肯定会让红军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却万万没想到,几次交手后损兵折将,连战连败。开始只是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应敌,在劳山设伏,仅用半天时间,就打掉王以哲六十七军一一零师大部,击毙师长何中立,俘敌20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还有大批武器装备。

紧接着又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全歼一零七师守军1个团加1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中央红军到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张学良调整部署,以董英斌五十七军4个师和王以哲六十七军1个师“围剿”,但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直罗镇一战全歼董英斌一零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还歼灭一零六师1个团,毙伤约1000人,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张学良不到2个月打了3仗,竟然是三战三败,被红军歼灭近3个师,俘虏了9100余人,还被打死了2个师长,不算打死的,只是被俘虏的人数与红军数量都差不多了。一支是远征二万五千里的疲乏之师中央红军,一支是刚到达陕北不久的红二十五军,还有一支是被反复“围剿”打击的陕甘根据地红军,加在一起仅有万余人,竟然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这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

张学良对部下说:“看看红军,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然不散不垮,还这样能打,真了不起!咱们都是带兵的人,大家说说,谁能带出这样的军队?谁要能,我就把位子让给他!”从此,东北军与红军再无大战。

杨虎城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打红军。张学良到西安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绥靖主任,蒋介石指派他指挥陕西“剿共”。不到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从湖北罗山开始长征,1934年12月8日进入陕南,最先与之交手的是杨虎城部队,他们在九泉山居高临下堵截,红军从一侧陡崖攀登上去与敌人肉搏,一下子消灭了守敌1个营,在陕东南立足。

1935年1月,杨虎城的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结果不到5个月,就被消灭掉一二六旅3个多营,还有警备第二、第三旅大部,俘虏旅长张汉民以下官兵1400余名,红军发展到3700人,地方武装2000多人,建起了横跨鄂豫陕三省的根据地。

杨虎城又组织第二次“围剿”,结果他的警备一旅被全歼,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还有大量军用物资。杨虎城所属十七路军,一共两个师3个警备旅,竟然被红二十五军打掉那么多,还敢再打吗?

之后,红二十五军这几千人北出终南山,前锋直抵西安以南10余公里的韦曲、杜曲,使西安这个西北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和进攻红军的总后方极为震动,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逃离。期间,截俘敌人少将参议1名,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的消息,立即决定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主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在沿西兰公路进至平凉时,马鸿宾的3个营尾追而来,被红军歼灭了1个营,亲自督战的师长马鸿宾差点被生擒。

徒涉汭河时山洪突然暴发,军部机关和担任后卫的1个团被阻隔在河北岸,马鸿宾1个团1000多人突然袭来,已经过河的部队无法回援,被阻部队背水作战,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在极其艰难绝望的情况下,1个团的红军竟然能把1个团的追击敌人包围,还进行了肉搏战,最后把敌人全部歼灭,团长也被击毙,这样的强悍战斗力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切断西兰公路18天箝制敌人,由于迟迟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才决定北上与陕甘根据地红军会师。[3]

现在一些研究者,往往只看敌我双方的数量对比,就认为红军无法生存下去。但从真实的历史看,却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超强的战斗力一次又一次地大量歼灭敌人,打出了生存发展空间,让对手知道红军是不可侮的力量,不得不畏惧甚至妥协。

这是他们不敢小瞧红军,愿意与红军停火的前提。休战往往要通过作战胜利来促成,自己强大到不容对方忽视,才会有联合。如果自己不能打胜仗,或者主观上畏敌如虎,不断示弱退让,只会招致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打击和杀戮。

二是围绕主要矛盾主动施策,尽力团结张、杨部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确定主要矛盾为民族矛盾后,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所有武装力量都可以联合起来抗日。当时,集结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嫡系,张、杨部队都不是嫡系。东北军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故土;杨虎城和他的第十七路军也有抗日要求。所以,东北军和西北军是首先要争取的,是我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全歼东北军五十七军第一零九师,还歼灭了增援部队一零六师1个团,并且要继续围歼一零六师。此时,我潜入一零六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关系,汇报一零六师师长沈克颇多动摇的情况。[4]

毛主席得知后,当即决定释放其被俘军官数名,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并向前线的林彪、聂荣臻指明,要用积极诚恳的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先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以示诚意。[5]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后来,这个一零六师师长沈克,背着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妥协,允许利用他们的防地作为与西安和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钱1000元,给经济困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

毛主席还亲自给军长董英斌写信,让被释放的军官送给他。信中说,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也。

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不抵抗)这样的大错,但东北军与红军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有什么理由互相伤害呢)!今与贵军长约:一是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二是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是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发路费回去),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疗。[6]这是与东北军高层将领发生关系的开端。

其间,还公开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他们不打红军和苏区,愿意与他们订立抗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在总结时专门要求,把猛烈破坏敌军的工作变成一项群众运动。[7]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做,发动群众一起干,而不是只几个领导在那里忙活,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怎么做?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

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严禁报复行动。但是,在我们按规定发路费,礼送东北军俘虏回家时,那些俘虏们竟然痛哭流涕,说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说明什么?说明东北军极其悲愤的思想情绪。

吕正操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街

原东北军团长、抗战开始后成为八路军,曾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回忆说:[8]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当时蒋介石对他的嫡系军队发100%,对我们先是二八,后是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就有人酝酿兵变。不久发生了廊坊兵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参加了兵变,并在这个时候入党。张学良也说,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不止对我,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9]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

我们党与张学良接触,是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联系的。高福源曾是北京大学学生,后转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学军事,深得张学良、王以哲器重,在榆林桥战役中他全团被歼,自己也被俘虏。被俘获人员的许多工作归中共中央联络局领导,时任局长是李克农。据李克农的儿子、著名通信专家、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讲:[10]

李克农从侧面了解到,高福源对东北军未加抵抗就让日本军队占领家乡怨气不小,经常怀念在故乡遭受日军欺凌的亲人,便结合他的情况亲自编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东北军军官与红军打仗被俘,夫妻相会时妻子向他痛诉,日本军队惨害家乡人民的无数罪恶,使这位军官痛哭流涕。

在台下看戏的高福源,看到这里情绪激动,失声大哭。文艺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那是共产党人团结自己、瓦解敌军、直击灵魂的有力武器。做工作动了脑子效果就是不同。第二天,高福源上门向李克农表示,愿意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李克农立即向毛主席、周恩来汇报,得到批准后又组织他到红军部队和苏区参观,增加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接见鼓励他。

高福源(1901/1902-1937)

彭德怀对这件事印象也很深,在他的回忆中说:[11]高福源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致消灭东北军。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200元,派骑兵把他送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洛川,先见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报告了他这次回来的目的,王以哲立即密电报告,张学良接到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就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到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立正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向副总司令报告。哪知话未说完,张学良就骂起来了,说你打了败仗当了俘虏,竟有脸跑回来,还敢要我通匪,真是胆大包天,我把你枪毙了!

高福源没想到是这样,也豁出命来对张学良说:我要怕死就不会回来,但你作为总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却在这里打内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跟随你打了多年红军,落得什么下场?如此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你能问心无愧吗?说得声泪俱下,张学良立即改变态度,拉着高福源的手说:不要介意,刚才我是故意试试你的,你真有胆量,回来了很好。

其实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几次打了败仗之后,张学良已有联络共产党的想法,他让高福源坐在自己身边细细介绍,之后让他回瓦窑堡请红军代表正式会谈。张学良还表示,让他放心做这项工作,遇有不测,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他和王以哲负责。

毛主席对高福源带回的消息很重视,决定派李克农去与张学良谈判。毛主席亲自拟定谈判条件:一是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是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是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四是请对方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抗日讨蒋最低限度的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等。还要李克农带上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政策,不是随机而行的权宜之计。

当时红军正在围困东北军占领的甘泉,毛主席指示彭德怀不但要撤围表示诚意,还要动员群众去卖城内缺乏的柴草。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赴洛川,毛主席20日又给他发电嘱咐:要向对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还要他向张学良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12]同时要求暗示他们,如果诚意抗日反蒋,我们可以帮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学良担任等。[13]

李克农同张学良谈了3个小时,回来说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张学良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去甘肃、南京进行斡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如有成绩,请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应当说很有诚意,基本达成默契。

几天后,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又公开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告诉他们:蒋介石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薪饷,那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

这种公开宣告或许有两种意义,一是进一步唤起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形成强烈的不易改变的群体意志;二是掩盖了更加隐秘的接触,当你认为还处在喊话这个好似表面文章的阶段时,实际上双方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红军东征时,主力全部进入山西,最担心的是张学良抄后路。在即将行动的前一天,毛主席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派李克农到洛川去面谈。东征渡河的第二天,又以训令形式给李克农明确谈判策略,最根本的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东征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后,又致电李克农通报东征战况,还特意告诉李克农一个重大情况:受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和哥哥)委托,周继吾(真名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律师)、张子华(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与国民党代表会商的情况,还讲到蒋介石系陈果夫(长期党管国民党内组织和党务,并与弟弟陈立夫又称CC系,一起创建中统特务机构,蒋宋孔陈,蒋家天下陈家党)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著名大特务,黄埔系骨干将领,复兴社发起者,后来被捕成为功德林监狱战犯)主张联日反红。

此外,孙科(孙中山长子,时任立法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张群(国民党元老,外交部长)、冯玉祥(西北军最高军政首脑,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倾向。

把这个内幕告诉张学良,产生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其实张学良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他后来回忆说,董健吾他们两个先到西安、后到陕北,路过西安时拿着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公函要求赴陕北。他有怀疑,就对他们说,不说真实任务很难通过,反复盘问后,终于知道他们负有接洽任务。

张学良立即飞到南京,经蒋介石证实确实负有使命。此时,毛主席又让李克农传达这个信息,最终得到印证。正是这些事,使张学良下定决心,不仅更加确信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介石也再添不满,你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瞒着他这个代总司令去谋和,既然如此,他也主动谋求与共产党妥协,于情于理无可非议。

西北“剿总”的代总司令是张学良,作战主力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尽管是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已经不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了,他不是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忍气吞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敢于公开对蒋介石亮剑,而且战斗力和生命力极强,这也是他们不能不佩服的。杨虎城通过地下党渠道向我党表明,自己一贯都是革命的,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可以维持原防,互不侵犯,并与我建立了电台联系。

三是采取打拉结合的办法,在斗争中促进和实现联合。

对方并不是铁板一块,事情也有波折。红军西征期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去了,蒋介石趁机命令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3个骑兵师配合中央军夹击红军,表现得很嚣张。我们与张学良有承诺互不攻击,他来进攻怎么办?是忍让还是打击?打了会不会影响和破坏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

毛主席给彭德怀发电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的全部东北军,消灭其一部不会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以斗争求团结才是正道,如果处处退让妥协,最后一定是团结和联合的灭亡,这是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红军隐蔽在七里营和豫旺城之间,一举歼灭了何柱国1个团,缴获战马600多匹。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俘获的人马枪一律归还,对所俘东北军官兵教育后全部释放。当时,何柱国率1个师和直属队驻固原城,1个师驻海原,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还可进一步打下去。

此时,彭德怀亲自给何柱国写信,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和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城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保证决不进攻。何开始不相信,后来我军派代表与他谈判达成协议,他就照办了。结果与毛主席的判断完全一致,打痛他之后才老实合作。

在红军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观。名义上是敌对双方,实际上已经成为要求共同抗日的朋友,白天碉堡林立两军对垒,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部队之间还召开战地联欢会,唱《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理解和接受,为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可见,搞统一战线并不是一厢情愿,一要有实力,二要有道理,三要有办法,四要有原则。

有实力,才不至于被蔑视、被吃掉;

有道理,就是国家和民族大义,就是天理人心;

有办法,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细致入微的操作,最终达到目的;

有原则,就是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要在斗争中求联合,不能怕。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2]韦显文等编写:《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67页。

[4]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8]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9]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源自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0]李力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2 页。

[1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7页。

[13]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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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寒江雪 更新时间:2024-12-08 关键字:历史  理论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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