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及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为例

张会芸 王富羽

摘要：红色日记作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被反复提及，但其蕴含的自我革命思想在研究层面仍处于相对遮蔽的状态。本文首先对红色日记的概念加以界定，进而以《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系列为分析对象，探寻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厘清写作者们在日记中展现出的超越“小我”成就“大我”、革除“旧我”成就“新我”的自我革命目标，提炼他们以“改造世界观”为抓手改造人生观的自我革命方法。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对传统修身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及创新性发展。

日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类型与书写方式，是指个体每天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言所行及所思所想的记录。红色是一种极具中国传统意蕴的色彩标识，赋有吉祥、喜庆的传统文化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后更将红色作为自己旗帜的颜色，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人执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也象征着其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淬炼出的不畏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品性。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一批红色日记涌现出来，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雷锋日记》的面世，更使红色日记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目前学界对红色日记的研究尚显薄弱，不仅数量较少，而且多停留在应用层面，对红色日记“是什么”、红色日记“有什么”及蕴含在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未能展开深入讨论。本文聚焦红色日记，旨在明确红色日记的概念边界，定位红色日记的典型作品，挖掘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的相关性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视角。

一、红色日记：一个尚待明确的概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分别提及红色传统、红色江山、红色血脉、红色记忆、红色资源、红色文献及红色家书等以“红色”为定语的概念，并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1)。在此指导下，红色文化学的建构逐渐驶入正轨。当前国内学界对“红色”属性的把握大体立足于三个方面：其一，时间边界;其二，主体边界;其三，内容特质。就时间边界而言，多数学者认为“红色”属性萌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明确起点，此后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发展而不断生长完善。就主体边界而言，多数观点将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作为追随一方的人民群众都视为红色文化的缔造者，尤以前者为核心主体。除生成时间与生发主体的考量之外，不同事、物被界定为“红色”的关键还在于其在内容特质上彰显出不改的初心及永恒的使命，即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换言之，“红色”是一个生成时间、生发主体及内容特质三位一体综合考量的概念。

“红色”与“日记”结合而成的“红色日记”一词在报刊中多有提及，然而其概念本身尚不够明晰，其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何以识别日记的“红色”属性。当前学界论及“红色日记”多立足于日记的写作时间及写作主体两者来定位，大致指向1921年以来以中国共产党人作为核心主体所撰写的日记，但这一理解仍有待斟酌。事实上，日记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自宋代开始成为独立的文体类别，至最近二百年已呈蔚为大观之势。(2)日记的首要功能在于“记事”,因而另有日录、日札、日谱、游记、琐记、纪闻等不同别称;同时，日记作为一种私人书写始终存在关键的第二重功能——“画心”,即写作者在日记中审视剖析自我内在世界，甚而自我斗争与自我纠偏。(3)目前依据写作时间及写作主体而被归为红色日记一列的作品，如写于1926—1935年的《聂耳日记》、1933—1936年的《军中日记》以及《雨花英烈日记》系列，其大篇幅承担的还是日记的“记事”功能。具体而言，《聂耳日记》的绝大多数文字是在描绘日常看报、读书、作曲、交友及其他生活琐事;(4)童小鹏的《军中日记》记下的则多是行军时的天气、路线及日程，甚至其中多天日记以“休息”“仍休息”寥寥数字呈现;(5)《雨花英烈日记》系列也多写下的是读书、交友及工作的生活琐碎。细品之下，这部分“记事”型日记的“红色”属性并不明朗。与之对应，不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先锋人士力图将日记作为自我反思及自我锻造的依仗。如恽代英指出，“吾得日记之益大矣，近来私德方面甚为退化……今特购国民日记记之，誓不中辍，吾以是观吾品性也”(6);叶圣陶曾言，“且我过失孔多，已而察之，志之日记;已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记，庶以求不贰过也”(7);《雨花英烈日记》系列中的吕惠生日记、晋夫日记也有数篇自我叩问的记述。相对于“记事”型文字，这些“画心”型文字虽体量较小，却直观地体现了先辈们以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自我激励、奋发向前的“红色”属性。

就此，本文认为定位“红色日记”同样需要以写作时间、写作主体及内容特质三位一体去综合考量，尤其要把准日记内容的“红色”属性。与这一理解相对应，1963年以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系列则可视为红色日记的典范。1963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发“雷锋日记摘抄”,此后陆续登载过数十篇“日记摘抄”(参见表1)。这些“日记摘抄”在内容特质上与以往的日记大有不同，它剔除了日记原本关于日常琐碎的单纯记录，而侧重于拣选纯粹的“画心”型文字或者“记事-画心”型文字，日记的“记事”功能全面退居次位。具体而言，“日记摘抄”中的文字大段记录了作者本人或因日间言行、或因读书思考、或因他者对比等而产生的内心波动，其中有自己无法摆脱自利、懒惰及畏难思想的惶恐，也有自己能够做出无我及利他行为的欣喜，更有时刻自我规训的如履薄冰。准确来讲，《人民日报》刊发的“日记摘抄”已经进行了一轮筛选，“去粗取精”后的文字直白地显现为客体化的自身，记录着写作者以崇高的信仰为标杆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心路历程，或曰以革命信仰改造主观世界的心灵轨迹，呈现出高度共性的“自我革命”特质，在内容上真正贴合“红色”二字，属于“红色日记”的典型代表。事实上，197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汇编整理《人民日报》登载的部分日记摘抄后出书，就命名为《红色日记》(8)。而此前以“雷锋日记摘抄”为代表的一系列“日记摘抄”早已被冠以“红色日记”的称谓。本文就将《人民日报》刊发的系列“日记摘抄”作为红色日记的代表，深入挖掘这些红色日记所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日记摘抄中，“雷锋日记摘抄”有着特殊的标杆地位，它曾在轰轰烈烈的全国学雷锋运动中被广泛传播，激发出一代人书写同类日记的热情，是自我革命型红色日记的先锋与范本。

二、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以《人民日报》的“日记摘抄”为例

在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锻造革命的接班人?这其实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对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消失，外在政治经济环境失去了作为心灵污染源头的原有意义。从根本上来讲，所有不纯洁的情况只能来自个人的灵魂。此前可以通过阶级标识来辨别的不洁性，现在已经缩回到自我灵魂的深处。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系列恰恰放大了早期共产党人日记如恽代英日记的“画心”功能，“自我”或“自己”往往前缀或后缀动词，形成“自我革命”“自我批评”“自我反思”“自我斗争”“对照自己”“对照检查自己”“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自觉改造自己”“警告自己”“贡献自己”“献出自己”等类似表达，更有“要向‘我’字开火”(9)、“不断地向‘我’字作斗争”(10)、“‘拼刺刀’就拼‘我’字”(11)等直白的论述，呈现出特殊而深刻的“自我革命”思想。

(一)自我革命的修养目标

1.超越“小我”成就“大我”:与集体同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始终面临个体与集体、“小我”与“大我”的矛盾与平衡问题。普通人往往以“小我”为先，追求个人利益，满足自我私欲。然而，《人民日报》登载的“日记摘抄”中，以雷锋为代表的系列作者在日记中贯穿的“自我批评”“自我改造”“自我革命”所指向的“自我”正是自私自利的“小我”。他们极度渴望消除个人欲望，将集体利益真正地置于个人利益之前，成就大公无私、集体至上的“大我”。

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是《雷锋日记》(12)中反复陈述的主题。例如，1959年雷锋在日记中曾两次以花与春天比喻个人与集体，他写道：“一朵鲜花扮不出美丽的春天。”(13)“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14)1960年雷锋在一篇日记中则提到“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能永远不干涸”(15)。1962年3月9日雷锋写道：“好比一条条小渠，如果不汇入江河，永远也不能汹涌澎湃，一泻千里。”(16)这两处运用了水和江河大海的比喻。1962年6月28日的日记中，雷锋对个人和集体的关系还曾以身体作喻，写道：“我认为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象细胞和人的整个身体的关系一样。”(17)不同于花与春天、水与江海的自然比喻以及细胞与人身的身体比喻，雷锋日记中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最著名的比喻是螺丝钉与机器，后升华为“螺丝钉精神”。雷锋在日记中说：

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机器由于有许许多多的螺丝钉的联接和固定，才成了一个坚实的整体，才能够运转自如，发挥它巨大的工作能力。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我愿永远做一个螺丝钉。螺丝钉要经常保养和清洗，才不会生锈。人的思想也是这样，要经常检查，才不会出毛病。(18)

将革命事业比作机器，将人比作零件，这并不是雷锋的首创，雷锋也并非把这种理念写进日记的唯一一人。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就构建出一种以“革命理性”的方式生活并献身于伟大解放事业的理想新人。此后列宁也曾多次将布尔什维克党比作工厂，将党员比作机器的零件。至20世纪20年代，苏联理论家将理想新人描绘为“机器人格”已颇成气候，这种人格摆脱了个体心理层面的混乱干扰，理性且严谨地遵循着历史规定的方向前行。(19)而在雷锋日记摘抄之前，以螺丝钉喻人也已相对普遍。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把革命文艺比作整个革命事业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20);《人民日报》首提“螺丝钉”则是在1947年9月25日的第4版，军区政治部几位不计名誉地位、默默工作的战士在一篇新闻采访中被比作“螺丝钉”。(21)

以机器与零件对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比喻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在自然比喻和身体比喻中，每一个“我”并非不可或缺，缺少了一朵花、一滴水、一个细胞，春天依旧是春天，江海依旧是江海，身体也依旧运转。但在机器和零件的比喻中，缺少了螺丝钉般的“我”,机器便无法正常工作。在为集体付出的过程中，个体主观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关键意义，这是一种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此时觉醒的现代自我不是狭隘的“小我”,是必须融入集体、以自我价值推动集体前进的“大我”。“我”必须作为“大我”的一部分存在并工作，否则就是无存在意义的废料。机器化的个体与集体关系比喻反映出雷锋自我意识的觉醒，更反映出其“大我”意识的觉醒。事实上，不只雷锋如此，在以雷锋为代表的系列红色日记作者看来，只有所做的工作是为了让集体大我更好地发展，个体才能切实获得生命的本真。因此，个人必须时刻按照集体大我的要求进行自我检查与自我打磨，才能突破“小我”,抛弃个人主义，真正做到“永不生锈”,更好地在集体中发挥作用，成就融化在集体中的“大我”。

2.革除“旧我”成就“新我”:与历史同向

《人民日报》所刊发的系列“日记摘抄”中，写作者自我革命的目标不仅仅在于超越“小我”成就“大我”。这些日记当中始终有新旧社会的反差，对应地也存在“新我”与“旧我”的强烈对比。换言之，红色日记的作者们在自我革命目标上为“大我”对“小我”的取代附上了一层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新面目：“小我”即“旧我”,“大我”即“新我”。他们努力使自我与历史发展的进程保持一致，不仅要嵌入集体大我，更要嵌入历史洪流，真切地拥抱一种基于历史的“自我”概念。在他们看来，只有服务于历史发展规律的“自我”才构成社会主义的主体性，生命才能获得其本真性。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动荡战乱的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封建思想、资本主义思想等充斥其中。雷锋及其他“日记摘抄”的作者们或出生于旧社会，或受到旧社会思想遗留的影响。例如，雷锋在日记中数次提到“我出身在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22)“我还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孩子”(23)以及他在旧社会受到的苦难和折磨，同时也表明，“现在，我是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国家的主人。将来，我永远是党的忠实儿女，人民的勤务员”(24)。字里行间流露出明显的历史流动感，“我”不是静止的“我”,而是更新后的“我”,是“旧我”向“新我”的转变，是“新我”对“旧我”的替代。

王杰日记摘抄(25)中这种与历史发展相向而行、以“新我”代替“旧我”的历史流动感表现得更强烈。王杰按照阶级分析的教导重新认识自己的家庭，他同时意识到自己身上残留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在新社会，他力图通过“自我革命”努力更新原生家庭塑造出的“旧我”,成就与社会主义社会融为一体的“新我”。1964年12月27日，王杰在日记中写道：

自己出身于中农的家庭。中农，一方面是劳动者，自食其力，拥护革命;另一方面是小生产者，私有观念强，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这样的家庭出身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从小就幻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认为加入了组织就可以在社会上找个好工作，有前途。这种思想在党的教育下，经过三年的部队生活，虽然逐步得到消除，但是我身上的这个阶级烙印仍然存在，在遇到实际问题时往往不能正确处理。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思想改造对我来说是十分必要的。(26)

在这篇日记中，王杰认为自己曾经有过为自己谋好工作、求好前途、幻想自己“出人头地”的种种想法，这都是高度以“小我”为中心的，这些想法同时也是与自己家庭出身关联很大的“旧我”的体现。自私倾向是与财产私有制高度相关的，是“资本主义”遗留。王杰在1965年2月的日记中提到他和同志们闲聊时无意中说过“我也是一个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了”(27),当晚他深刻反思一闪念间脱口而出的这句抱怨，认为自己把超期服役当作包袱是一种个人主义旧思想的体现。此外，王杰还认为自己参加集体看电影占个好座位、洗澡找个好地方这些小事都是个人主义旧思想的表现。他在1964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曾总结过这些思想的根源，即“个人的生活看起来点点滴滴，但是反映的思想，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28)。换言之，思想改造指向的不仅是“小我”,还是与历史发展进程“反动”的“旧我”。对比而言，雷锋在日记中往往将自己偶然出现的自私与狭隘归为“小我”而非“旧我”思想的体现，王杰在日记中则将自己关于军衔级别、结婚、探家或复员的偶然念头与“旧我”相关联。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两人的阶级出身有关。

无论如何，在《人民日报》的系列“日记摘抄”中，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小我”也被归于“旧思想”之列。写作者们倾尽全力去克服这些“旧思想”,力图“以彻底革命的精神，同自己旧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29),努力重塑出一个与历史同向同行的“新我”。正如1966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张春玉日记摘抄中所记下的，他们致力于让自己短暂的人生化作永恒历史中的一段，“这一辈子，愿作一把泥土、一块石子、一根枕木，铺在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上，让革命的列车从我身上通过，全速前进”(30)。

(二)自我革命的修养方法

如何在日常工作及平凡劳动中超越“小我”成就“大我”,革除“旧我”成就“新我”,时刻做到以他人、以集体为重，与历史、与未来同向，是以雷锋为代表的红色日记作者们思考与行动的重点。他们深受集体大我及历史使命的激励，时刻反思着自己背负的“原罪”,时不时还流露出未达目标的焦虑与急迫，因为“头脑这个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31),因为“思想上的敌人……今天在这里把它打倒了，明天又会在那里冒出来”(32),还因为思想上的敌人是“无形的”“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地产生，但不能不知不觉地跑掉”(33)。由此，掌握自我革命的方式方法成为红色日记记述的重点内容，而共性的方法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学习、榜样对标学习以及慎独自省三种。

首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人民日报》登载的系列“日记摘抄”始终强调并坚持政治理论学习。事实上，包括雷锋日记在内，“日记摘抄”系列的作者们在行文时反复提及“改造世界观”和“改造主观世界”,反映出毛泽东主席“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对他们的影响。他们笃信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只有通晓历史发展的规律，明白世界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个体才能够站在历史大潮的潮头，做推动历史前进的“新我”。也只有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世界，个体才能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我”观。相比于改造人生观，改造世界观是最为根本的，而政治理论学习恰恰是改造世界观、重塑世界观以实现自我革命的首要方法。

改造世界观与改造人生观的命题本为一体，人生观同样体现着世界观改造的成效。基于此，在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改造世界观的同时，红色日记的作者们也从相应的学习材料尤其是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道德践履的文字用于自我锤炼与自我激励，在字里行间呈现出从改造世界观到改造人生观的话语转换。以雷锋日记为例，雷锋日记中反复强调学习毛泽东主席的著作，其中有19篇日记曾直接摘引毛主席著作原文，但这19篇日记对毛主席著作原文的摘抄都不是纯粹的理论文字，而是砥砺人心奋进的革命修养型语句。如，1960年12月28日，雷锋在日记中摘引《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34);1961年2月16日，雷锋在日记中引用《反对自由主义》中的“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35);1961年12月31日则摘引《关于重庆谈判》中的原话：“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36)另外，雷锋及其他日记写作者提及次数最多的毛主席著述当属《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个篇幅不长的文章都有着高度的道德实践指向。对此，贺照田分析指出，雷锋把毛主席的著作当成修养书来读，认为他对“能有效激发、调动他的向上心与身心饱满度，更有助于他精神人格、行为修养成长的文字”(37)更敏感。然而，这并不是雷锋日记的独有特征，一系列“日记摘抄”的作者们都有此倾向。对此，有学者分析指出，改造主观世界的理论与实践可理解为道德的政治化，个体是否成长为与集体同在的“大我”、与历史同向的“新我”已不仅是道德评价，更是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

其次，强化榜样人物学习。因世界观与人生观一体交融，在实现“大我”与“新我”的自我革命目标时，个体往往寻求自我革命目标的人格化载体——榜样，并贯彻对榜样的对标与模仿。事实上，“榜样”的存在更易将改造世界观的抽象论述化为生动具体的“形象嵌入”。雷锋、王杰及其他红色日记作者在日记中都反复提到英雄模范的姓名，并详细地写出要向他们学习的具体内容，甚至规划自己的学习步骤。以雷锋为例，长征战士张思德、劳动模范张秀云、革命战士聂耳、战斗英雄董存瑞与杨根思、共产党员郑春满、救火英雄向秀丽、党的好儿子龙均爵以及国际友人白求恩等都在其日记中出现过，并化身为雷锋对标学习的楷模。雷锋在1960年3月10日、1962年1月14日、1962年4月15日三次提及革命战士黄继光，1961年6月15日、1962年1月14日两次提及革命战士邱少云，要求自己学习他们自觉遵纪、奋勇杀敌的精神。在雷锋事迹及王杰事迹被广泛宣传后，他们也化身为后续的红色日记作者们对标学习的榜样人物。

在此过程中，“虚拟榜样”的塑造也承担着同样的自我革命引导使命。例如，雷锋在评剧《血泪仇》和《洪湖赤卫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前进的道路上》等影视作品的观后感中，总能敏感地捕捉到主人公的政治立场、人生价值及道德原则，并反复提醒自己要向他们看齐、向他们学习。总体而言，以雷锋为代表的红色日记作者们在榜样学习过程中直接指向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及相关的革命道德品质，以榜样反观自身，“对照自己”“对照检查自己”,以此改造自己的“小我”思想、“旧我”思想，加强自我革命。

最后，践行慎独与自省。在日记写作中，“我”一天的言行举止甚至意识活动都成为被省察与被反思的对象。一系列红色日记的文字构筑的就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内心虚拟法庭，诉讼者与被诉讼者都是“我”本人。由此，在白日生活中一念萌动的私心私欲及行为举止会在夜深人静时被重新审视。尉凤英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就如此写道：“人的思想不经常‘擦洗’也要生锈，会逐渐腐朽变质……每天晚上要回忆回忆这一天作了些什么工作，有什么成绩，有哪些缺点;成绩如何发扬，缺点如何克服。发现有‘锈’,就得擦洗，防止‘生锈’。”(38)更进一步而言，人的思想如若要做到“永不生锈”,未曾萌动私心也需时常自我警戒，系列“日记摘抄”中还经常出现自我对自我的提前预警及预防式训诫，“积淀、潜伏在无意识深处的宿疾也成为反省、省察之对象”(39)。那么，依托于日记书写的自我省察及自我审判的过程就逐步发展成为涤荡心灵甚至隔绝心灵污染的苦行之旅。对此，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必不可少的苦行主义生活模式的目的不在其自身，它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使中国人能够改造自己、改造自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曾经揭示的存在于未来共产主义乌托邦中的‘真正人的生活’”(40)。

三、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尽管一系列红色日记中有着对传统封建社会直白的阶级批判，但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异是浅层的，相通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可以说，雷锋、王杰等人在其日记中所展现出的自我革命思想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并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特殊语境而进行现代转化的产物，具有潜在的传统文化底蕴。本部分旨在点明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与传统修身文化之间深层的隐性联系，并分析其对传统修身文化的继承与超越。

首先，红色日记中的“自我”理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理解有关键的相通之处。本文关注的《人民日报》“日记摘抄”系列存在一个典型特征，即日记的核心功能从“记事”转向“画心”,主要功能在于以笔写心来改造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何为真正的“自我”成为核心的关键问题。

在日记的作者们看来，自我是分裂的，需要超越“小我”来成就“大我”,亦需要革除“旧我”来成就“新我”。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定位是构成此种思维方式重要的文化底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我”的理解同样是分裂的。真正的“自我”存在于横向为差序格局、纵向为等级排序的人际关系网络中，是由伦理角色而非个体本身决定的。在以小农立基的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必须要在土地上扎根繁衍、安土重迁。在此基础上，个体被嵌入以血缘为主导的社会网络或者社会等级之中，由基于伦常关系的“角色”来定位。个体是父子关系中的父或者子，是兄弟关系中的兄或者弟，是悠远的祖先血脉传承轴线上的一个节点，他不是独立的个人，而是一种社会性存在。针对此点，安乐哲在《儒家角色伦理学》中表明，中国古人的自我是关系当中的纽结，而源于这种角色伦理，儒家形成了独特的“互系性”思维模式;(41)陈云则指出儒家宗法集体主义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以“家—国—天下”为集体意向追求和行动逻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2)在儒家宗法集体主义影响下，人的本质被认为是社会本位的，相应地，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规范的标准系统也必然是社会本位的。在此基础上，个人首先考虑的不再是自己的权利，而是自己作为伦理角色需承担的种种义务;不是“我”能够在社会中享受什么，而是“我”能够为家做什么。传统理想人格是“义务型”文化的人格折射。然而，关系化的个体身上同时存在或隐藏着一个始终不可消除的分裂的自我，即以欲望和利益为中心的“私我”。任何个体都必须通过超越“小我”成就“大我”,才能获得生命本真的意义。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3)。他认为，人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和发展，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这种认识比起他叛而伐之的西方文化传统，反而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本质属性的认识存在更大程度的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高度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落地生根。当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二者都共同要求社会成员通过积极的个人修养改造主观世界，主动以社会属性去引导人的自然属性。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性的“自我”才是本真之我的理解，存在古今延续性。对此，阎云翔、杨雯琦改造费孝通的“自我主义”概念，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都可以归为“社会自我主义”。在传统中国，真正的自我即社会属性的“大我”,是以血缘为轴心的家族;而在毛泽东时代，家族则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取代。(44)

其次，红色日记中贯穿的“自我革命”思想也可视作传统修身文化的现代延续。基于对“自我”的社会属性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正己”“克己”为关键的修身文化，修身正己的标准是由社会群体本位的价值系统及社会角色本位的规范系统所规定的，修身就是要扮演好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君、为人臣以及与国人交等社会角色。同时，个人作为社会和集体得以存在的基础，也必须依靠持续不断的自我修养培养内在的德性，进而向外推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例如，“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要求君子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5),即将自己养成的仁德作用于人际关系当中，感知他人所“欲”与“不欲”,在实践中做到“爱他人”,进而扩展到“爱社会”,真正适应人的社会属性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评判标准。此外，儒家倡导“礼节”,即通过礼乐教化来引导和节制人欲。对此，《史记·礼书》有言：“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6)礼因节制欲望而生，以礼节欲，才能实现个人修养的提升，成为节制有度、具有强社会属性的君子。总体而言，高要求的社会性“自我”就意味着主体自我需要持续性、终身性的自我调适、自我修养以压制自我自然性的欲望。对此，《论语·学而》讲的“吾日三省吾身”甚至发展为传统“日省”式的修身方式，以“日省”为核心的传统修身日记也成为儒家传统中别具一格的修身方法。(47)雷锋、王杰等人的日记并非单纯地记录日常琐碎，而是焦灼地改造自我，日复一日在文字中对标完美的榜样人格，反思心中闪现的自私，提醒自己不断自我革命以时时纠正偏差。这些日记可算作传统修身理论在革命与建设时期的重要延续。

最后，红色日记中提到的理论联系实际、向榜样学习的修养理念等同样有着一脉传承的传统文化渊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是道德性的“知”,作为知识的道德必须落实到实践中才会成为真正的“知”。在此意义上，传统的道德之“知”必须经历一种接近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自我转化，它不能停留于理智层面，以一种纯粹的认知性获得而存在，而需要通过切实的自我体验融入充沛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经由一种情动达到杜维明所谓的“体知”。在儒家看来，如不进行反躬修己的学思工夫，道德主体所拥有的“知”,最多不过是始燃之火、始达之泉，终必在日常生活中消亡殆尽。一系列红色日记中的政治理论学习主要指向马列经典文本尤其是毛泽东著作的学习，但在摘记及引用中多数落脚于道德性的“知”。红色日记还始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在日常生活中将所学的理论用于指导实践，这些都可看作传统文化以体知为核心的修养理论的延续与变形。同样，榜样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有其传统文化基源。中国传统社会倡导“以德治国”,即用道德教化的方法引导社会成员自觉遵守主流的价值规范体系，其中树立道德典范就成为核心方式之一。统治阶级将符合主流道德标准的典范人物推广、宣传，引导百姓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学习，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政治秩序与道德价值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巩固。事实上，道德性的修养目标与人格化的榜样呈现本就是一体化的，而官方的选树典型与个体的榜样学习又相互呼应，红色日记中榜样学习的修养方式及其背后选树典型的官方行为都呈现出对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传承。

需要指出的是，红色日记中的自我革命思想对传统修身文化还存在一种“现代性”的超越。红色日记中的“自我”理解与传统的“自我”理解通而不同。对比《雷锋日记》中的“螺丝钉与机器”比喻，《礼记·哀公问》有云：“身也者，亲之枝也，敢不敬与?不能敬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本;伤其本，枝从而亡。”(48)后者是农业社会中对个体与家族关系的一种“植物”式比喻。相对于家族集体而言，个体明显是次要的。螺丝钉的比喻则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工业化特色，其中现代“自我”意识的觉醒恰恰体现在雷锋笔下的那句“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计的”(49)。这正如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的隐忧》中所言，基于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源自一种历史性的深刻转变，人们由此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自我理解”,即内在自我被发现并开始被赋予独特的价值。(50)除此之外，红色日记中所体现的自我革命思想比之传统修身文化而言，其践行主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作为劳心者的士大夫阶层。尽管《礼记·大学》有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51),但老子有愚民论，《论语·泰伯》也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2)的说法。更多时候，传统修身文化有着明确的阶层指向，士大夫阶层与民始终是不平等的。相对而言，红色日记的作者们正是新中国建立后文化扫盲运动的受益群体，他们是普通的士兵、工人、农民，修身文化自此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全民覆盖。

注释：

(1)习近平:《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努力创造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新业绩》,《求是》2021年第19期。

(2)参见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1-2页。

(3)参见张剑:《晚清日记中的世情、人物与文学》,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第8-12页。

(4)参见聂耳:《聂耳日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5)参见童小鹏:《军中日记——我的长征亲历记》,解放军出版社2017年版。

(6)中央档案馆等编:《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

(7)《叶圣陶集》第19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8)参见《红色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9)《彻底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10)《32111钻井队英雄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5日。

(11)《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第一生命,把读毛主席的书当作第一需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好党员”李全洲书信、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0年7月10日。

(12)《雷锋日记》存在多个版本,文字上删减增补略有不同。本文的文字引用参考《人民日报》1963年登载的“雷锋日记摘抄”及解放军文艺社于1963年4月出版的最早版本,具体可参见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

(13)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1页。

(14)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页。

(15)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14页。

(16)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3页。

(17)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83页。

(18)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7页。

(19)Jochen Hellbeck,Revolution on My Mind:Writing A Diary under Stali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5.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21)参见毓明:《访问“螺丝钉”》,《人民日报》1947年9月25日。

(22)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3页。

(23)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84页。

(24)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2页。

(25)与《雷锋日记》一样,本文所有关于《王杰日记》的文字引用《人民日报》1965年登载的日记摘抄,并参考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王杰日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6)《一心为革命——济南部队装甲兵某部工兵一连班长、烈士王杰日记摘抄(续编)》,《人民日报》1965年11月11日。

(27)《故事会》第21辑,上海文化出版社1966年版,第35页。

(28)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王杰日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页。

(29)《彻底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30)《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铁道兵某部副班长张春玉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6月8日。

(31)《金训华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9年12月4日。

(32)《彻底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33)《心中唯有红太阳一切献给毛主席——刘学保同志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8年4月28日。

(34)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3-24页。

(35)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27页。

(36)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61页。

(37)贺照田:《如何让历史文献更充分向我们敞开……——从雷锋一则日记的读解说起》,《开放时代》2021年第6期。

(38)《彻底革命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尉凤英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4日。

(39)陈立胜:《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1年版,第110页。

(40)[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页。

(41)参见[美]安乐哲:《儒家角色伦理学——一套特色伦理学词汇》,[美]孟巍隆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页。

(42)参见陈云:《儒家宗法集体主义研究的现状、问题与展望》,《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

(44)参见阎云翔、杨雯琦:《社会自我主义: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7期。

(45)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4页。

(46)楼宇烈主撰:《荀子新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75页。

(47)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

(48)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962页。

(49)雷锋:《雷锋日记》,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第77页。

(50)参见[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的隐忧:需要被挽救的本真理想》,程炼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页。

(51)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63页。

(52)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80页。

(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