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同志是广东省文昌县(现海南省)人。在共和国的大将中，他属于“三高”：一是高资历，他不仅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师参谋长，衔至少将;二是高龄，他出生于1892年，授大将衔时已年界63岁;三是高薪，从国民革命军时少将薪饷，到共和国大将时，他拿着元帅级别的工资。之所以传奇不断，他虽不怕流血和杀头，且身经百战，却从未受过伤。

一、不怕杀头，滴血加入同盟会，烧红百色半壁山

张云逸的军旅生涯是从1908年开始的。当时，年仅16岁的张云逸怀着从军救国的愿望，报考了广州黄埔陆军小学。陆军小学所进行的教育，是训练陆军军官的基础教育。在这里，他接受了严格而正规的军事训练，较系统地学习了初级军官必备的军事知识。

在陆军小学，张云逸很快加入了同盟会。为了表示死而无悔的革命精神，入会填写志愿书时，他第一个用小刀在手指肚上猛然一划，顿时鲜血涌出，滴血作誓：“杀头尚且不怕，流点血算得了什么?”几个月后，张云逸便勇敢地投身于辛亥革命的洪流，加入了反清武装起义的行列，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领导的第九和第十次黄花岗武装起义，尽管惨遭失败，但张云逸面对屠杀和镇压，没有后退。当席卷中华大地的辛亥革命来临之际，临近毕业的张云逸提前离开了陆军小学，主动请缨充当炸弹队队长，攻打两广总督府，赶走了总督张鸣歧和水师提督李准。

在随后的斗争中，张云逸积极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于1912年进入广东陆军速成中学学习，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等职。甚至他还跨入了广东国民政府从政行列，出任过揭阳县长，并因清廉的政绩得到廖仲恺的高度赞扬。1926年，张云逸率部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作战勇敢，一路高升，官至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第4军中的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的精神，大大教育了张云逸。1926年11月，张云逸终于由一个拥有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张云逸仍留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第4军第25师工作。他不仅成功推荐了卢德铭为警卫团团长，使得警卫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张云逸还深得张发奎的信任，为了驱逐桂系势力，张发奎便派文昌县出身的张云逸带800人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接到此令，张云逸迅速与中共琼崖特委商定，借此机会举行海南秋收起义，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滑，竟暗中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张云逸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军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的船尚在海上，他也奇迹般地躲过一劫。

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后，桂系军阀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被迫下野。俞作柏就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绥靖司令。俞作柏和李明瑞在大革命时期受共产党的影响，同情革命，他们掌握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请求中共派干部来广西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张云逸于1929年5月从上海抵达香港，再由香港经过广州很快到达了广西，出任教导队副队长兼任警备第4大队的大队长。

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把广西省军械库里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及山炮、迫击炮、机关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悉数搬上开往右江的汽船上，由邓小平率领党组织及警卫部队溯右江而上。张云逸则带领教导队和第4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这样，在邓小平和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张云逸灵活的控制和指挥下，几千人的武装和大量的装备，在几天之内就由南宁运往右江，为百色起义的成功举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云逸率部到达百色后，便立即开展了巩固与扩大队伍、发动与武装群众、改选与巩固政权等工作。在大批共产党员云集右江之时，邓小平着手组织了前敌委员会，由邓小平任书记，张云逸具体负责指挥部队消灭开来右江的广西警备第3大队。10月28日，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邀请”第3大队头目熊镐“商谈防务”，在宴会上将其捉拿。与此同时，张云逸又秘密调集恩阳、奉议等地县农军配合驻平马的第4大队的1个营，将第3大队全歼，为百色起义的举行扫清了障碍。

1929年12月11日，按照邓小平和前委的布置，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第4大队、教导队以及韦拔群领导的农军等革命武装，一起行动，举行了继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后的百色起义。这一天，在原广西警备大队第4大队的驻地上升起了一面镰刀锤头的火红军旗。“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一行大字，光彩夺目，又一支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了。这一支红军队伍就是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在灿烂的阳光下，红旗随风舞动，拂动着百色市民的心，也烧红了南中国半壁江山。

二、转战千里，勇敢出击桂粤湘赣，胜利粉碎围追堵截

在广西这块富有悠久革命历史的土地上，百色起义的成功和红7军的诞生，是继太平天国运动后，又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广泛最彻底的革命运动。1930年，红7军军长张云逸率红7军的1、2纵队三千多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占怀远、入贵州、过苗山，直抵榕江。

红七军部分干部长征到达陕北后在延安合影。后排左四为张云逸。

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囤积居奇，军阀的许多军需品都在榕江城内。当时，贵州军阀正与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打仗，城里只有一个副师长带领600多人武装防守。红军到达这里后，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攻城作战。黔军凭借优良的武器装备和坚固的城墙进行顽抗。红7军提出了“攻下榕城，纪念五一节”的口号。张云逸亲临前线指挥，红军士气高昂，经过反复激烈的争夺，终于在5月1日下午攻克榕江城。榕城战斗让红军再获数门大炮、600多支步枪、10万发子弹、1部电台及其他军需品，并筹得军饷数万元。部队在榕城休整几天之后，即回师右江，于5月上旬在河池同邓小平会合。

百色起义后，桂系军阀于1930年2月就又占领了百色城，并在城内城外修筑了大量碉堡和炮台，使百色城成为桂系军阀在右江的一个大本营。6月初，张云逸和总指挥李明瑞率部抵达百色城外后，他们首先以山炮、迫击炮轰击，而后第1和第2两个纵队齐头并进，向敌人穿插迂回，一举摧毁了城外敌人许多据点和碉堡，同时我侦察人员也秘密进入市区。但是桂军却依靠城北的一个大碉堡负隅顽抗，致使战斗进入第2天仍未解决。张云逸和李明瑞面对挫折，亲自到离敌人最近的一个山顶上观察敌情，研究作战方案，命令部队把山炮运到离敌人只有500米远的山顶上进行平射，同时让一个排在距敌200米远的死角埋伏待命。李明瑞亲自瞄准、开炮，连续两炮命中碉堡，埋伏的部队立即发起进攻，一举消灭了碉堡里的敌人，其余部队分路冲进了百色城。这次战斗共消灭桂军300多人，缴获枪支300多支。

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本已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统治，但因交通阻滞，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未能及时传达到右江革命根据地。张云逸等仍根据中共中央代表邓岗传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于10月将红7军四个纵队分别从平马、东兰等地调到河池。在邓岗主持下，红7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于1930年11月7日在河池召开。会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错误口号。会后，对红7军进行了整编，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总指挥。原来的4个纵队整编为第19师、第20师和第21师。

11月中旬，张云逸率第19师和第20师从河池东进。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克长安、血战武岗城。但由于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红7军攻打桂军重兵据守的城镇，连遭挫折。特别是在广西的长安和湖南的武岗等地进行长时间的攻坚战中，部队损失重大。张云逸和广大指战员在作战中切身体会到“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2日，红7军进占全州后，召开了会议，少数人仍坚持打桂林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张云逸和前委多数同志总结几个月的经验教训，决定取消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的冒险计划。会后，邓岗等人离开了红7军。为统一大家认识，红7军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最后决定部队沿湘江桂粤边界前进，准备到苏区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会合。

部队离开全州，经湖南的道州、江华，到达湘桂边界的桂岭后，根据减员情况，将第19师和第20师缩编为第55和58两个团。但在渡乐昌河时，邓小平和李明瑞率领的一部分人员渡过了乐昌河，在同粤军激战掩护后续部队渡河时，因敌军不断增兵，致使已渡河的部队被迫撤退，红军被截分为两部分。张云逸带领的第58团部分人员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共七八百人未能过河，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张云逸临危不惧，坚定沉着，在粤军封锁了渡口后，主动后撤30里以外的山村。第二天，他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对大家说：“同志们，咱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被敌人消灭，一条是消灭敌人，去找中央红军，大家看走哪条路好?”几百人齐声答道：“找中央红军!”张云逸的话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队伍里立即沸腾了起来，共产党员、革命战士、炊事员、卫生员、伤病员，一个个振臂高呼：“给我枪!我要战斗!”山谷中回荡着几百人的决心和斗志。残缺不全的第58团很快组建了起来，经过几天急行军，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部队终于在乐昌和坪石之间顺利渡过了乐昌河。

进入湖南后，新组建的第58团不断遭到湘军的堵截和追击，几乎每天都在翻山越岭和激烈的战斗中度过。在黄泥潭的战斗中，张云逸将部队隐蔽在有利于伏击的半山腰，当千余敌人进入山沟，刚停下来煮饭时，他一声令下，指战员立即像猛虎一样冲入敌阵，仅用半个小时就将还没有吃上饭的敌军击溃、杀伤，俘虏近百人，缴获枪支百余，而红军却无一伤亡。

1931年2月底，张云逸率领的第58团和王震率领的红军独立第1师第3团在水口镇会合。会师壮大后的红军在茶陵县的李家村遭到军阀何键部两个团的阻击。面对处于数量和装备优势上的敌军，在部队多次冲击未果的情况下，张云逸及时改变战法，将本来正面不多的兵力抽出一部分，迂回敌后奇袭。结果，在红军前后夹击下，湘军阵脚大乱，迅速溃败。此役歼敌300多人，俘敌百余，并缴获大批军用物资。

在张云逸的率领下，红军部队乘胜追击，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第58团和湘赣独立师第3团到达中共永新城后，为了更好统一指挥当地部队，湘赣省委决定将两个团的兵力、根据地的红军、红20军统一由河西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为张云逸。河西总指挥部成立后，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第二次反“围剿”，在湘赣边界一带强攻永阳镇、智取安福县、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等县，极大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7月，张云逸和李明瑞率领在永新县会合后的红7军开往赣江以东，在于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张云逸和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壬田镇，受到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总司令朱德的亲切接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工农民主政府高度评价红7军的战绩，特别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

三、出生入死，福建事变陷入尴尬，劳山脚下老兵果敢

红7军与红1方面军会师后编入红3军团建制，红7军在李明瑞军长和张云逸参谋长的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特别是在龙冈战斗中，协同兄弟部队全歼国民党军第52师，在战斗中杀出了威风。但李明瑞却遭到了王明“左”倾路线的迫害，对此，张云逸不顾自己政治生命的安危，大鸣不平，挺身为其辩护。在李明瑞调离红7军时，张云逸双眼噙着泪水，坚定地对他说：“是非黑白终究会辩明，你和红7军的战功是抹杀不掉的。”1933年5月，张云逸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兼红1方面军副参谋长和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在这期间，他还担任过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11月，因不满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本不抵抗政策，驻福建的国民党第19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等揭竿而起，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时要求与红军停火，联合反蒋抗日。这一事件史称福建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派张云逸为全权代表进驻福建。

1937年，张云逸与周恩来从延安到西安途中遭到土匪袭击。图为脱险后的张云逸与周恩来。

张云逸到达福建后，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和接触。但由于“左”倾关门主义者错误地认为，从国民党阵营内部分裂出来的第三股势力，比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系更加危险，更坏更反动，同时也更带有欺骗性。于是他们轻率地否定了福建事变反蒋抗日的进步作用，在行动上没有给19路军以一定的配合和支援，使张云逸作为全权代表处于尴尬境地，他所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蒋介石一面重金收买19军高级将领，一面又大军压境的情况下，福建事变很快失败。

蒋介石在解决福建事变后，从容地调过头来，加紧布置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工农红军受到严重挫折，根据地大大缩小。对于失去福建事变这一机会，作为全权代表的张云逸可以说是悲愤填膺。他到达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了一个反蒋政权的灭亡，而不胜惋惜。19路军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有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却不知道发动群众的特性，其失败早在意料之中。但是我们假如充分利用这一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引导他们，使这个从国民党军中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和发展，不但蒋介石对我发动的第五次反“围剿”可能被粉碎，而且革命形势也会更快地发展，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

长征途中，过雪山草地时，张云逸身体不好，经常打摆子发高烧，有一次竟从马背上摔下来昏了过去。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他常常乐观地和同志们说：“我们要是不参加红军，哪能看到这些地方呢?干革命是不能怕艰苦的，正如钢铁是在几千度高温的红炉中炼出来的一样。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他和准备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乘同一辆车从延安前往西安。除了周恩来坐在驾驶室内，其他同志包括十二个人组成的警卫班一同坐在卡车的车厢里。张云逸作为车厢里职务最高的首长，始终关心着周恩来的安全。当卡车行驶到离西安50多里的劳山上的一个拐弯处时，山上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朝卡车射来。身经百战的张云逸，一听到枪声，就知道是中了敌人的埋伏。战斗异常激烈，面对当地匪徒200多人的疯狂进攻，警卫员负了重伤，司机的腿也被打断了。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要张云逸带人撤退。可张云逸却说：“你们先走，我是老兵了，战死无憾!”最后，他们一道迅速转移到对面山上丛林中，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事后，周恩来风趣地对张云逸说：“张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了，又成了难友了。”张云逸说：“这次你能脱险，真是不幸之中万幸了。你要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四、将军百战，成功组建第三支队，江南大地重创敌寇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云逸依据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的通电精神，对桂系当局及各团体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李宗仁与张云逸面谈后，即同意致电华北及南京中央政府表示支持抗战。在同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实际抗战步骤后，张云逸又转道广州，向广东当局阐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要他们赞成国共合作，停止对我闽粤边区和游击队的包围和进攻。但粤方只同意停止双方军事冲突，并指定红军活动区域。后经张云逸多次同对方谈判，他们才同意合作，同时允许中共在广州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各游击区仍是今后我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支点不仅是红军10年血战的结果，也是对日作战的根据地。国民党却视这些战略支点为“眼中钉”，西安事变后，他们又借抗日这个话题故伎重演。面对激烈的斗争，张云逸在去福建向邓子恢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工作的方针的同时，主动深入闽西部队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政策。邓子恢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张云逸一起研究了闽西的形势，认识到国民党龙岩专署在制造磨擦。为了避免不利的形势，他们及时将驻在雁石的队伍撤到苏邦，既揭穿了国民党“共军要进攻龙岩城”的谣言，同时保留下来的革命队伍成为新四军的第2支队。

1939年5月5日，叶挺(前右二)与张云逸(后右二)、邓子恢(后右一)、罗炳辉(前右一)、郭述申(后右三)等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25日在武汉成立，张云逸专门到澳门请回的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1938年2月，张云逸奉命再次去福建，同福建国民党政府谈判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问题。他在福州同陈仪进行了谈判和斗争，最终陈仪同意在福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并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归还了被国民党缴去的闽西游击队的人和枪。随后，张云逸又到漳州，经过多次抗议、交涉，福建省当局和粤军被迫归还了300多支坏枪。他还在闽南收集了失散的游击队员100多人，甚至他还到闽北地区动员游击队下山集中，以后他将这支队伍从福建带到了安徽岩寺，新四军第3支队的组建工作，就这样在张云逸的辛苦奔波和反复斗争下胜利完成了。

为了大刀阔斧地贯彻中共中央放手发展江北的指示，迅速打开皖东抗战局面，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云逸担任总指挥，徐海东担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了中共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前委书记，统辖江北新四军和江北游击纵队。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张云逸所领导的新四军江北部队及其游击根据地，不仅面临与日伪的直接战斗，而且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发动的武装反共磨擦，处境相当危急。

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张云逸指出，现在敌人向我们进攻了，这次“磨擦”仗非打不可了，打，就一定要打赢。于是，第7团在界碑附近击溃了由南向北进攻江北指挥部的李本一部，将其逐回古河;第五支队主力及苏皖支队密切配合攻克施集岛，打掉了滁县的保安队;第14团在北面攻入定远县城，又和第9团全力击溃了来援的常备队500多人，还消灭了增援定远的颜仁毅部主力，生俘其支队副司令以下数百人。至此，西路顽军主力大部被歼。

在反顽斗争中，顽固派还到处捕杀迫害新四军官兵及其家属，甚至于1940年2月拘捕了张云逸妻子韩碧和儿子。张云逸得知夫人和儿子被扣押后，极为愤慨，但他仍把主要精力放在紧张的反顽斗争上。3月31日，他致电蒋介石、林森和李宗仁、白崇禧，揭露顽固派的这一反动行径，经过严正抗议和不断斗争，韩碧母子于同年9月被释放。

在反击顽军的同时，张云逸率部对日伪军的“扫荡”作了坚决的反击。1940年4月，日伪军向路西“扫荡”，占领定远县城，5月被第4支队击退;接着日伪军又向路东“扫荡”，不仅骚扰破坏盱、嘉地区，还占领来安县城。在张云逸指挥下，第5支队进行了“火烧来安城”的战斗;6月又对津浦路南段开展破击战，袭击滁县县城、沙河集、张八岭、嘉山集等日军据点，迫使日伪军撤离来安县城。

张云逸还坚决贯彻坚持路西、巩固路东、向西防御、向东发展的方针，命令第4和第5支队配合陈毅、粟裕部队和南下八路军开辟了淮宝地区，沟通了皖东与淮海两个地区的战略联系，全力支援了陈、粟部队于10月初进行的黄桥战役。8月下旬至9月初，他又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分散到各个部队，指挥粉碎了日伪军1万余人对皖东的7路大“扫荡”。

1941年，张云逸(右)、陈毅(中)到安徽检阅部队时与彭雪枫合影。

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时，张云逸和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彻夜未眠，对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反共媚日的行径万分愤慨，通宵达旦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用无线电不断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情况，并和被围困的新四军领导人进行联系，给予指导。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阴谋，中共中央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张云逸仍主持由江北指挥部所辖的淮南部队改编的新四军第2师的工作。在张云逸的领导下，无论是部队的建设，还是淮南地区的政权建设，都得到了很大发展。淮南地区建起的被服厂、飞马烟厂、手榴弹厂等，不但满足了自身需要，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而且还支援了其他根据地。

在张云逸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后，他和陈毅一道充分利用顽军发生内讧火拼的时机，于1942年10月率部一举击溃6股顽军1900多人，并加强了杭州湾、玉盘湾海上工作，开辟了沿海地区;当日伪军于1943年3月底大举向盐阜区“扫荡”时，他率部抓住敌后方空虚之弱点，在交通线上及时反击，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获近800名，攻克据点50多处;当顽敌韩德勤部和国民党顽军第31集团军副司令王仲廉部企图夹击洪泽湖两岸，切断苏北与皖东和山东的交通线时，张云逸和陈毅指挥所部痛击韩德勤部，再全歼王仲廉之王光夏部，最后生擒韩德勤(后释放)，彻底粉碎顽军的东进计划，一举铲除顽固派在华中根据地的反共堡垒。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是毛泽东于1945年8月9日，发出的动员令。张云逸率新四军积极响应这一伟大号召。他一面限期日伪军向新四军投降，一面部署新四军的反攻，号召根据地全体军民为迫使日伪军投降、收复华中全部国土而战。在张云逸指挥下，英勇的新四军从8月9日到22日，解放了大江南北的县城约17座，重要市镇近200个，歼灭日伪军1.3万人。从8月22日到9月2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华中军民又解放县城15座，重要市镇近200个，歼灭日伪军1.2万人。华中解放区已有县城40座，人口4346万，军队31.86万人，民兵80多万。

在1945年10月,新四军军部发表建军8年来的战绩公报显示，8年中,新四军在江淮河汉之间的8个战略地区抗击日军13个师团、伪军23万人，总计大小战斗近3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29636人。其中张云逸参与指挥了许多关键的战斗,被称为“百战将军”。

五、德高望重，山东军民倾力支前，广西境内平匪息患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部队，陈毅为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由于陈毅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实际由张云逸主持。

张云逸奉命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图为张云逸(前右)在南下途中向干部战士了解情况。

为了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张云逸决定开展百日练兵运动。他在给部队作报告和为《大众日报》写的《全军加紧训练、迎接整编任务》专论中，面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全面内战，提出了练兵活动的内容、强调了组织机构的整理，他还把练兵看作是部队的中心任务之一。在随后的自卫战争中，不仅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而且山东军区部队在胶济西段通过阻击和反击敌人，歼灭国民党军第73军、第96军等部近8000人。

在莱芜战役中，张云逸等领导的地方武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积极主动的行动向胶济线展开破袭战，一夜之间将坊子到兰村二百多里的铁路完全破坏。莱芜县委组织了10多万民兵，对铁路连续大破袭，完全切断了国民党军的交通，为主力部队迅速分割歼敌创造了条件。在作战中，各地组织的120个子弟兵团，村村布雷，日夜袭击国民党军。鲁中警卫第5团更在配合作战中，将敌第37师师长击毙。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有700多万人参加了支前工作，将8.5亿斤粮食及大量的作战物资运送到前线。在整个淮海战役中，山东解放区平均每天运出粮食300万斤，在各解放区支援前线4.5亿斤粮食中，山东就占了2.3亿斤。淮海战役后，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上海等，张云逸对于部队所缺物资，提出了清理仓库、加紧生产、尽力采购、厉行节约等办法加以解决，山东人民正是全力“推着小车”，极大地保障了解放战争。

张云逸为广西第一任省委书记。

1949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并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广西属于最后解放的区域之一，不仅经济比较落后，广西的土匪也极为猖獗，仅白崇禧集团被歼残留下来的股匪就有3万多人。他们同历史上的惯匪及恶霸、特务、旧军官、反动地主串通一气，并配合美蒋反动派对新生的中国政权进行破坏和颠覆。张云逸主政广西后，及时确立了“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的中心任务。从1949年10月到1951年8月，广西共剿灭匪特47万余人，短短两年间，完全取得了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

1952年，张云逸因身体原因，到北京休养。1955年9月，63岁的张云逸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由于在革命战争年代工作过度紧张，又长期过着艰苦的生活，张云逸显得过早衰老，但他一直保持着优良的革命品质和作风。“文化大革命”中，当他看到一些革命同志，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成“叛徒”、“走资派”，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你们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对待同志”，甚至气愤地说：“江青是个什么东西?”又由于他不同意林彪鼓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和“第三个里程碑”，而被指责为“落后了二十年”。

张云逸高尚的人格不仅为党内所认可，连他的对手也对他深表敬意。1965年，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从海外回到北京，中共中央让张云逸到机场迎接。张云逸说，我与李宗仁打了半辈子仗，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从我个人感情上讲，我不愿见他。但我服从组织安排。他还在自己家里，友好地接待了李宗仁先生，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大局观念和坚强的党性。李宗仁先生也为他的高尚品行所折服，为他深深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

1974年11月，传奇大将张云逸在北京逝世，毛泽东曾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