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未来的原点

赖 坚 口述 林儒生 执笔

步入赖老家拥挤狭小的客厅，映入眼帘的是墙上由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齐为周恩来总理拍的那幅彩色照片，总理面容清癯，睿智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位来访者。“我对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佩服到无以复加地步。”操着浓重的闽西方言年逾九旬的赖坚老人喃喃自语。

一、青年时代的学习生涯

我是福建长汀县人，瞿秋白就是在那儿牺牲的。1936年，我正在湖北武汉上中学，那年国民政府福建马尾海军学校招生，我报名参加了，结果被选中，新生都在南京集合，我们全体师生怀着虔诚的心情，拜谒了中山陵。

福建马尾海军学校是在清政府马尾船政学堂的基础上建立的。民国海军名将陈绍宽出任海军部长后，他奉行英国海军治军思想，军人不干预政治。所以海校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在学校可很方便地借阅到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政治经济学》;吴玉章在法国编的《救国时报》、邹韬奋办的《抗战三日刊》等许多“禁书”，这在国民党政府的其它军校中是不可能的。

采访原国防工办科技局局长赖坚。

学生在校的全部费用都是由国家承担，衣服定期由勤务兵洗净、熨烫好之后，送到宿舍。学校的伙食也很好。学校采用英国初级海军学校的全套教育管理方法。所有的教学书籍都是英文的，而且是在英国印制，铜板纸精装，教学也完全是用英语。学校“金融结算”也是用“英镑”、“便士”和“先令”。在学校能看到的唯一中文教科书就是《三民主义》。

海校学制为8年，有航海、轮机两个专业，但这所学校没有假期。我学的专业是轮机。当时，日寇侵华日盛，我们都很苦闷，渴望投身抗战前线杀敌卫国，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很抵触。“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押，我们都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鬼子大举南侵，连福州也遭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几个进步学生再也无心读书，在邹先生的《抗战三日刊》上看到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招生广告后，便决心前往报考。但对校方又不能明讲，只能说要到武汉去报考国民党“中央军校”。我和何康(原农业部部长)等十几个人一路或坐车，或坐船还有就是11号(步行)，历经千辛万苦，到了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就被分配到中央军委3局通讯学校学习通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和其他同志到了东北，先后在佳木斯、密山等地筹建通讯器材厂，当时的工人技术素质普遍偏差，只能依靠一些日本的技师，从1951年到1954年，我去苏联学习、实习，主要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今圣彼德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地的电器工厂学习相关的技术和管理技能。1954年回国后，任一机部电工局局长。

二、参加中央专委办公室工作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国际反华势力甚嚣尘上，共和国的命运处在关键的时刻。为了反击这股逆流，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撒手锏”，倾举国之力，拿下核武器。用陈毅元帅的话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搞上去!”为了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力量全力攻关，1960年11月，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为主任的国防工业办公室成立。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开会讨论两弹(原子弹、氢弹)问题时，刘少奇提议要搞个中央专门委员会，由周总理牵头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办据此提出了一个15人的中央专委成员名单：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委员有贺龙、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7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7位总参和国务院委部级领导共15人。中央专委下设办公室，罗瑞卿任主任，赵尔陆、张爱萍等四人为副主任，经周总理亲自选调，由我、许淦、李光、刘柏罗等九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办公室班子。

中央专委成立后的第十三天(1962年11月29日)，总理主持召开了专委二次会议，会议开始，总理说：“先接见专委办公室的四位干部”。于是他就把我、李光、宋良甫和刘柏罗介绍给了与会的各位副总理，接着审议了办公室职责条例。以后总理又讲了一段我至今都难以忘怀的话：“你们都是从高级岗位上调来的首长，现在要动手动脚，是‘首长(手掌)’又是‘脚掌’，权力最小也最大。你们几个没有任何权力，但问题一经专委决定，你们检查执行，权力又最大。要善于和各方面协商，要口勤(电话、调查、报告)，手勤(动脑、动手写东西)，腿勤(深入、调查、拜访)。以后，每次中央专委开会，我们办公室几个人负责记录工作，整理后转呈总理，总理每次都会非常认真地审阅“会议纪要”，连标点符号都要仔细斟酌。

在周总理严格、细致、一丝不苟而又让人感到心服口服的行事作风的影响下，专委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那时，专委会开得很频繁，几乎每月都要在中南海开两次会，钱学森也常出席，我对这位被美国人称之为“抵得上五个师”的著名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之情。

那时没有现在这种动不动就山珍海味还美其名曰的“会议工作餐”。只是散会迟了，误了饭点，总理会说：“在我这儿吃吧，吃完了休息一下，下午继续开。”我们便走进屏风后面的小餐厅，围坐在圆桌周围，总理也和我们一同就餐，菜很简单。中间是一盆“大锅菜”，里面是豆腐、粉条、白菜、丸子和猪肉片，还有四碟小成菜。总理自己先盛一碗，我们也都自己盛着吃。不够了，服务员随时添。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人们肚子的“油水”都很少，所以都吃两三碗菜，主食有玉米面贴饼子、花卷和米饭。吃完饭以后，总理的秘书说：“饭钱总理出，但粮票得你们自己拿。”

后来国民经济好转了，但在总理那儿吃的“大锅菜”还是没有多大变化。一次贺龙元帅笑着对总理说：“总理呀，国家经济形势好转了，怎么还给大家吃这些，饭桌上没有体现出大好形势呀。”总理边笑边说：“大好形势是靠大家奋斗得来的，将来国家富强了，也还是不能丢掉艰苦朴素的传统啊。”

一次我陪赵尔陆部长向总理单独汇报，总理正在吃饭，桌上有一小盘哈密瓜，总理对我们说：“这是哈密瓜，你们也吃吃。”那两片切得薄薄的哈密瓜是我今生吃过的最好的水果……

专委成立不久，在第三次专委会上，总理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及时果断提出了“先抓原子弹”这个战略重点。这样，从抓两弹(原子弹、氢弹)，集中到抓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这个重中之重的课题上来了。

要搞原子弹，首先要有铀矿，在已经探明铀矿中，克服困难，先搞出够用的铀粗选粉。各矿发动群众，土洋结合，千方百计扩大生产增加产量。事实上，第一颗原子弹铀235的粗选粉，有相当一部分是铀矿工人用大木桶和大缸等手工操作方法搞出来的。

有了铀矿粉，粗炼和分离就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了。在中央专委的布置下，采用两条腿走路的方法：一方面在国内组织攻关自行研制(上海研制了真空炼铀炉)，另一方面敦促外贸部长李强同志用“特殊渠道”从国外购买了此类关键设备。

1958年8月周恩来、陈毅、贺龙(前排3、4、5)和钱三强(左1)陪同外宾参观中国原子能研究所留影。

铀是一种放射性元素，自然条件下存在的铀是铀234、铀235和铀238三种同位素结合而成。而能进行裂变反应的是铀235，但它在铀中的含量只占0.7%左右。要将天然铀分离成铀235占90%以上的武器级铀，必须使用扩散机。由于一次扩散只能分离很少，所以需要几千台扩散机联合作业逐级分离才行。当时苏联是给了我们图纸和几台用过的旧机器，但要满足生产必须组织大规模的工业化联合生产。根据专委会的布置，我先后到哈尔滨、北京和上海组织一机部所属的大型电机工厂生产了足够使用的各级扩散机。

扩散机之所以能分离出铀235，其核心部件就是一种叫“分离膜”的不锈钢薄片。这种膜很薄，但每平方厘米有数以百亿的极细微的小孔。由于铀235和占总体质量90%以上的铀238的分子有微小的质量差别，铀235的分子稍轻一点，所以可以通过微孔透出，几千台逐级分离即可达到武器级的铀235了。所以说“分离膜”是关键中的关键，是研制原子弹的“卡脖子”工程，没有它，其余一切都是白费工夫。中央专委让我找到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总院，院长陆达先生是我党老军工中为数不多的留洋生，对钢铁冶炼轧制有很深的造诣。接到任务后陆达集中全院有关人员，昼夜加班苦干，我那时也几乎天天到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只要在我权限之内，马上解决：我作不了主的，回去之后立即上报专委会予以解决。经过了各方面的努力，终于批量化生产出合格的“分离膜”，从而保证了铀扩散厂大规模工业化的生产需要，彻底打破了外国在这方面对我们的管、卡、压。

在攻克原子弹的日子，我和专委办公室的其他同志一起，整日奔波在全国的铀矿、冶炼厂、分离厂、生产厂和科研院所之间，协调各方面的工作，虽然很劳累，但更多的是为自己能亲身参与关系中华民族存亡荣辱的大事而自豪。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虽然没在罗布泊试验现场，但也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向全世界发出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宣告有了实在的内容。

三、我国核潜艇研制的艰苦历程

1958年我国开始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被迫暂缓。根据周总理和聂帅的指示，保留了一些精干人员。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总理又高瞻远瞩地提出了逐步恢复有关研制工作的指示。在1963年3月19-21日的中央专委会议上决定：将核潜艇研究所的55名科技人员交给七院，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工作，但暂不扩大。将核潜艇反应堆的研制工作交给二机部。由我们专委会办公室组织人员，做摸底工作，为全面恢复打好基础。

我们在国防科委礼堂召开了一次调研会，主要内容是听取于笑虹、黄旭华、尤子平等几位专家介绍核潜艇的设计构想和已完成的全艇总装配图，会上他们也提出需要外单位协作予以解决的重要技术装备和科研课题。会后，我和刘柏罗副秘书长又专门拜访了核反应堆的总工程师彭士禄、赵仁凯等专家。通过一系列的走访调研工作，我们理解了核潜艇研制工作的艰巨性，也了解了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几年来卧薪尝胆奋力工作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我们认为只要中央专委下定决心，就能组织起全国的科技和工业力量，大力协同造出核潜艇。

我们向赵尔陆同志反映了情况，并提出了建议，他很赞成，就向总理做了汇报。在总理的建议下，由二机部(核工业部)和六机部(造船工业部)联合向专委写了报告，专委批复之后，核潜艇的研制工作走上了正轨，并确定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核潜艇研制工作始终得到海军的罗舜初、方强、刘华清等领导的大力协助。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同志让我们观看了从海里捞出的西方的先进鱼雷(这对以后我国进行类似研究帮助很大)，并请我们品尝了鲜美的海龟肉(当时海龟很多，也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

正当核潜艇研制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那场殃及全国的“文革”爆发了。红卫兵造反闹得全国天翻地覆。研制工作完全陷入了瘫痪地步，我们办公室的几个同志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一样，每天都在挖空心思琢磨如何制止混乱，把核潜艇搞下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想出了一个“绝招”：由我、陈佑铭和汪祖辉共同讨论，汪祖辉执笔起草了一份中央专委《特别公函》，全文如下：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我们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核潜艇工程”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一项重要的国防尖端技术项目。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希望有关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奋发图强，自力更生，树雄心，立壮志，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革命路线;群策群力，大力协同，排除困难，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保时间，保质量，圆满完成任务，夺取“文化大革命”和科研生产的双胜利。

《特别公函》送到刘华清副主任(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处，他看后立即到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家里，聂帅非常赞同，便提笔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签发了，从此便有了为核潜艇研制保驾的“尚方宝剑”。后来，当我们带着《特别公函》到各地动员时，造反派们全都老实了，谁也不敢再干扰，核潜艇研制工作就此起死回生。

在尖端武器研制领域，有许多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他们大都出身资本家或地主，有复杂的海外关系。这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成了造反派打倒科学家的“狼牙棒”，专家们也是人人自危。针对这种情况，周总理严肃指出：“如果说海外关系，我最多，连马歇尔(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都认得，怎么办?我们不能把有海外关系作为拒绝使用人的条件，只要他爱国就行。”在总理的保护下，钱令希等一批海外归来的舰艇专家得以正常工作。

1971年8月15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试航，1974年8月1日入役。

回首在中央专委会的工作经历，我认为没有周总理的殚精竭虑的领导，我们国家是搞不成两弹一星的，他老人家是真正的中国“尖端武器之父”。

讲到这里，赖老眼含热泪，久久凝视着墙上的总理像。

四、任国家机械委军民结合局局长

我是1982年离开国防工办的，本想继续搞我的电工本行，后来薄一波副总理牵头成立了国家机械委，下辖军民结合局，让我任局长，我就去了，当时有个迫切问题摆在海军面前。我国自行设计的051型导弹驱逐舰虽已服役多年，但在动力与武器方面仍很落后。一是当时先进国家的舰艇动力都采用燃气轮机，而051仍装蒸汽轮机(这是二战时的水平)。还有舰载导弹，051上采用的是仿制苏联“冥河”反舰导弹的“海鹰”反舰导弹，性能早已落后，而且051舰防空能力只依靠舰上的高炮，根本不适应现代海战。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国家和我国关系处在最好阶段，他们没有对我国实行武器禁运，我们从西方引进了不少先进武器。051的动力决定采用美国的LM2500燃汽轮机(后来该机被装在112“哈尔滨”号驱逐舰上)，而舰上武备决定采用英国的“海标枪”舰舰、舰空导弹。

“海标枪”导弹是英国航空航天公司于1969年研制成功的第二代舰载防空导弹，也能有效地攻击舰艇等海上目标。该导弹射程为40-80千米，射高30-25000米，最大速度3.5马赫。全程采用半主动雷达寻的，单枚造价二十多万美元(英阿马岛冲突中，“海标枪”曾击落7架阿根廷战机)。综合而言，无论是从性能还是性价比来讲，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这些也还是不错的。

在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和比对之后，我们一行数人前往英国考察。除我之外，还有海军管装备的俞淼、七机部的张局长、六机部的夏桐等同志，我是领队。我们先后到伦敦、南开普敦、布里斯托尔等地，仔细考察并商谈了与引进有关的事宜。英国航空航天公司很配合，进展很顺利。后来该公司总裁来到中国，在钓鱼台签了协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忘了，签完字后，他还把那支笔送给了我(这是西方人的习惯)。

但是，在请示当时国防科工委某负责人时，却出了问题。和我们一起向他汇报的，还有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不知他出于什么原因，说该导弹性能不理想，我们自己完全可通过自力更生搞出来，根本不需要花宝贵的外汇去买，讲了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位负责人听信了他的话，当场就否决了引进“海标枪”的项目，并声色俱厉地训了我们一顿。更令人难堪的是，他竟然说我们烂(赖)、鱼(俞)、瞎(夏)、张(张)干不出什么好事来。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像他那样的高级干部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一个很好的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机会就这样断送了，难道我们的驱逐舰现在装的导弹比“海标枪”更先进吗?

赖老沉默了，记者无言可对。半晌老人挥笔为杂志题了词。

参考文献：

[1]林儒生.追寻未来的原点[M}.兵器知识,2009.1A：74-77.

(作者简介：赖坚，原国防工办科技局局长;林儒生，《兵器知识》杂志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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