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军事指挥错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实施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实施的，而当时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尽自己所能，为长征出发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稳定中央苏区南线，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为此后同陈济棠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1934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广昌。博古、李德命令中央红军主力保卫不利于坚守的广昌，与敌人进行“决战”。为此，二人亲上广昌前线，周恩来留在后方，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博古、李德离开瑞金后，自二苏大会后已赋闲3个多月的毛泽东经周恩来同意，偕同几个随员前往处在南线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到会昌后，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中共粤赣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长工等人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部署。他对当时南线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指出总的是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的局面是巧妙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并指示：应把主力抽下来，以小部队采取游击战和带游击战性质的运动战打法，牵着敌人鼻子走;同时还要向陈济棠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

毛泽东的这些话，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方针，为粤赣省党政军干部们如何开展南线的反“围剿”斗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南线的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同蒋介石有矛盾，在国民党派系争斗中，多次参加反蒋阵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后，陈济棠被蒋封为南路军总司令，将陈绑上战车，希望粤军在与红军作战中遭到削弱，之后蒋的部队可以趁机进入广东境内，把势力深入广东。陈济棠自然知道蒋介石的企图，第五次“围剿”开始后，对进攻赣南红军处于消极态度。

对于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毛泽东是最早看出并加以利用的。在1931年5月中旬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正值南方的粤军陈济棠、桂军李宗仁同蒋介石集团争斗、北方的阎锡山和冯玉祥伺机南进之际，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决定利用这个时机转入攻势作战。红一方面军各部队进入指定地区开展工作后，毛泽东于6月下旬发现蒋介石有对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取守势，准备调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的迹象。为了充分利用蒋介石同陈济棠、李宗仁的矛盾，巩固和发展苏区，毛泽东给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栗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等人写信，指出：过去红军向粤赣边发展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我们不应如此蠢”[1]。果然，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后，陈济棠和李宗仁乘蒋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苏区之际，于9月初起兵进入湖南。鉴于此种情况，蒋介石决定一面牵制江西境内的红军，一面“移师赣粤边区阻止叛军扩张”[2]。蒋介石军队退却后，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了老营盘、高兴圩和方石岭战斗，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

1934年6月上旬，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从李官山回到文武坝后，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利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问题。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加派化装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陈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3]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南线红军在军事上主动地、有计划地打了一些小仗，既不吃掉陈济棠的主力，又使陈济棠认识到红军并非好惹。而陈济棠也看到，赣南粤北红军的存在是隔断蒋介石中央军从江西进攻广东最好的力量。他既惧怕蒋介石的中央军入粤，又怕红军乘虚反击。所以在占领筠门岭之后，就采取了“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方面表示要和红军打仗，另一方面又秘密地派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的谈判。杨幼敏亲自将3万发子弹从筠门岭送往驻会昌的红军部队。双方这种互动，对于此后的谈判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这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调到南线，以夺回筠门岭。这一做法，既削弱了东线红军的力量，又将使南线与陈济棠缓和的状态被打破，加剧了红军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对处于相对稳定的南线有害无益，因而毛泽东不赞同。他与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于6月22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情况，认为：“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不可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4]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综上所述，毛泽东到中央苏区南部战线后，采取正确策略，以打促和，让陈济棠认识到红军与粤军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从而稳定了南部战线。这为长征出发前夕双方谈判，顺利达成相互借道等五项协定，铺平了道路，为后来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调动敌人及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争取了时间。

争取张闻天，壮大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力量

张闻天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党内地位重要。

他在上海白区工作期间发表过一些宣传“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面的文章，但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如1932年11月3日发表于《斗争》第30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批评了当时左翼文艺批评家在“文艺自由辩论”和“文艺大众化”讨论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认为小资产阶级文学家是左翼文化的同盟者，对他们要进行说服和争取，要执行“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和博古的分歧日渐增多。对于1933年1月17日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如何理解，博古认为“三个条件只是宣传的号召，只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而张闻天认为“三个条件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5]福建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6]，博古不予采纳。广昌战役之后，张闻天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博古反唇相讥，说张闻天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7]。这是张闻天同博古发生的第一次公开激烈的冲突。上述意见分歧，使博古与张闻天的关系越来越远，张闻天开始被排挤，处于无权的地位。张闻天对博古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不满。

1934年8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推进，其飞机不断轰炸瑞金沙洲坝，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搬到瑞金以西的梅坑办公。张闻天的住处搬到瑞金城西20公里外云石山的云石古寺，毛泽东也因为养病搬到这里居住。由于同住一处，毛泽东多次与张闻天进行交谈。在长征出发前的一天，毛泽东与张闻天坐在云石古寺前黄槲树下的石凳上长谈。张闻天毫无保留地向毛泽东谈了对博古的看法。张闻天回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8]

长征出发前，最高“三人团”原定把张闻天分到军团去行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张闻天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军。这样，就使毛泽东能够进一步争取张闻天，壮大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斗争的力量，并为毛泽东、张闻天以及因伤随军委第二野战纵队行军的王稼祥一起讨论分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提供了条件，从而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条件。对此，张闻天曾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9]

视察赣南省，为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出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4年9月上旬，中央苏区形势日渐恶化，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毛泽东目睹战局不利状况，内心焦急如焚，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9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毛泽东在于都主要做了4件事：其一，根据周恩来的要求，细致调查了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为中共中央从于都方向突围长征提供决策依据。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这时还不可能知道于都是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预设的集结出发地，但他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于是立刻召集各种会议作调查，了解于都、赣县等地区的敌情，了解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情况，同时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变化，只要有从敌占区和敌人刚刚攻陷地区来到于都的人，都要找他们询问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报告中央苏区西南部于都、赣县、登贤[10]等地的敌情，告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11]这个电报对于中共中央决定从于都方向突围长征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二，推动于都扩红运动，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补充兵员。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等发出动员令，要求在9月27日前动员3万青壮年参加红军。为此，毛泽东推动于都全县活动分子召开紧急会议，并在疟疾初愈的情况下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在讲话中围绕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地讲了反“围剿”的严峻形势，并鼓励大家下定决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毛泽东的讲话给与会者以信心。第二天下午，各区又开活动分子大会动员。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转变。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时各军团共补充了9700名新兵，仅于都9月份的扩红人数就占了其中八分之一。

其三，召集各类群众、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会见红军家属代表，要求他们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9月下旬，毛泽东在于都召开手工业工人、贫苦农民和村、乡、区干部座谈会，提出：要组织游击队，牵制敌人;要努力搞好生产，支援前线;手工业要为农业和革命战争服务;要严厉管制阶级敌人;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有缺点错误要自觉向群众作检查，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还接见了于都红军家属代表会的代表，号召他们积极生产，支援前线，鼓励亲人在前方英勇杀敌。广大群众、各级干部和红军家属由此有了明确的工作方向，为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提供了很好的群众基础。

其四，出席中共赣南省委召开的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号召开展游击战争。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1934年10月15日，中共赣南省委在于都谢家祠召开省、县、区三级干部会议，部署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后如何进行工作问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指出：敌人这次进攻苏区，采用的是堡垒政策，一直打到我们苏区门口，企图断水捉鱼，全部地消灭红军。我们红军主力部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到敌人后方去，打击敌人，消灭敌人[12]。针对有的与会同志对红军主力走后地方干部怎么办的顾虑，毛泽东指出：主力红军出动，不是全部撤走，还要留下许多独立团、营和游击队，坚持苏区内外的游击战争。地方干部也要转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领导机构要缩小，干部要到游击队去参加和领导游击战争，还要组织更多的游击队。形势变化了，要采取灵活的游击战的办法。总之，要以灵活的行动，去扰乱敌人，打击和消灭敌人，保护自己。他要求地方干部要紧紧依靠群众，勇敢地担当起这个重要的任务。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给大家鼓劲，指出：不要认为红军主力走了，革命就失败了，不能只看到暂时的困难，要看到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他要求广大干部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要丧失胜利的信心。

毛泽东在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排挤的情况下，为什么仍能够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虽然毛泽东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排挤，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人，因而能够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内努力工作，尽可能纠正因“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第二，无论是在粤赣省还是赣南省，毛泽东解决问题，都是从调查研究入手，找出问题症结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这种工作作风，影响和带动了苏区各级干部，从而促进了工作的开展。第三，无论做何种工作，毛泽东总是把密切联系群众放在首位。他关心群众生活，尊重群众利益，深得群众的拥护。群众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对他无话不讲。因而，毛泽东能够作出正确的决策。第四，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左”倾教条主义者把中间派别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将应当争取或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推入敌人阵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支持和配合蔡廷锴第十九路的抗日反蒋行动。毛泽东历来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和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政治力量。因而，他在视察中央苏区南线时，指导粤赣省利用陈济棠同蒋介石的矛盾，以打促和，缓和了红军与陈济棠的关系，稳定了南线，为此后同陈济棠谈判达成协定铺平了道路。

注释：

[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2]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著《剿匪战史》(1)，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版，第159页。

[3][4][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27页，第428页，第434—435页。

[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6][7][8][9]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第87页，第88页，第88页。

[10]为纪念罗登贤烈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4年3月将信康县改为登贤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驻畚岭(今江西省于都县西南畚岭)，后迁至小溪(于都县东南小溪)等地。

[11]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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