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央革命根据地人口众多，生产力薄弱，面对国民党实行的全面封锁，生活上很难立足。因此，除了要大力发展自身经济外，不得不同白区开展贸易以解决工业品、药品、食盐等物品短缺问题，而在进行“对外贸易”时，就需使用白区钱币，如代表性的有袁世凯头像图案银元、孙中山头像图案开国纪念银元、墨西哥鹰图银元。根据地的造币厂通过制造白区银元，解决了紧缺的物资问题，这无疑是一场特殊的金融战。

20世纪30年代，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外的商品价格由于敌人的封锁形成了较严重的剪刀差，内部特产跌价，而外部商品涨价，有的甚至比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要贵，以赣西南为例，价格变化多在一倍以上，卖出特产可以获得的现金减少，流出增多，无法按需买进外部商品，危害到根据地建设的方方面面。除此，周边豪绅及地主转移走大量现金，打土豪筹款变得愈艰;通过作战缴获补充现金亦不稳定;市面上还充斥各种纯度低、信用浮冒的白区杂币、纸币，消耗着内部财富;根据地发行的纸币和金属币又不能在白区流通。毛泽东认为敌人在进行经济封锁，奸商和反动派在破坏金融和商业，红色区域的对外贸易受到极大的妨碍，如果不克服这些困难，革命战争将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诸多不利因素面前，必须要打一场金融战，制造白区银元，用其作为对外交易中的现金补充，这是开展自救、打破封锁、保证红色割据政权存在、协调局部商品经济有序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制造白区银元

中央革命根据地连成片以前，赣南、闽西的小块红色政权已开始手工土法制造用于对外贸易的银元。1929年兴国东村一个叫陈志美的银匠，利用妇女解放后没用的银饰，私铸“英光”银元，并在于都市场上进行兑换，后来他的师傅陈奕珍也加入其中，经过东村苏维埃政府动员，他们的小作坊交由公办，并于8月成立东村造币厂。1930年初，隶属兴国县苏维埃政府，谢里仁雕刻钢模，用石头做成“天碓”冲压图案，手工凿刻边齿的方法制造“大袁头”，平均每天生产二百余元，并成功用其购买到了食盐。当年10月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开始制造“大袁头”“小头洋”“雕子边”三种银元，平均每天生产五百余元。除此，也有制造银饼用以对外贸易的，如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在龙岩成立闽西工农银行，1930底撤出龙岩城，1931年9月迁至汀州办公，该银行在斗争期间曾开设炼银厂，收购银饰熔化提纯后铸成银饼，到白区进行贸易[1]。

1930年至1931年，在粉碎敌人三次“围剿”后，赣南、闽西的根据地连成片，面积不断扩大并巩固。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召开首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原附近根据地造币厂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造币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于此时合并于该厂，闽西工农银行将其积存的银饼运交中央。中央造币厂利用银饰及银两[2]制造国家银行发行的金属币和制造“大袁头”“小头洋”“雕子边”等白区银元，制造开始规模化，手段逐步转变为机器化。谢里仁回忆，这个转变发生在1931年冬天，因红军在福建上杭地区缴获了一套铸币机和钢模，该厂始以机器造币，平均每天生产一万余元。红军于土地革命时期曾数次攻克上杭，与谢里仁回忆最接近的是1932年2月26日红十二军攻占上杭，因此中央造币厂开始用机器制币的时间不会早于此时。这台机器本是用来生产个体薄小的银毫子，冲压力度有限，用它生产更大、更厚的一元面值银元，使机器负荷过重，至1933年夏机器被损坏。

1933年正是对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据谢里仁、姚名琨回忆，位于赣州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江口分局(以下简称“江口分局”)对外贸易时都以赤金(纯度较高的黄金)和中央造币厂制造的“大头洋”“小头洋”作为外币，但这年夏天，赣州白区的商人已能辨认出根据地制造的这两类银元，开始拒收，这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为了应对这一窘境，经调查，该地商人尚收“鹰洋”，于是中央造币厂决定改造“鹰洋”。但机器损坏，江口分局通过赣州的商人，从上海采购了一架适宜造银元的机器来生产，另采购几大箱马金钢来雕模，成品很快面世，这种银元送到江口分局后，“对外贸易”迅速恢复起来。而已被赣州商人识破的银元仍继续生产，因为同闽西新泉贸易分局做生意的白区第十九路军是要收“小头洋”的[3]。

曹菊如回忆，1933年红军出击永安、沙县时，没收了一架铸造硬币的机器，用其制造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金属货币，并制造白区流通的“大头”“小头”银元，作为向白区购买货物之用。此情况谢里仁也有回忆，1933年攻克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银毫子铸币机和一批铜模，时间相对模糊。经考证，这一事件应是发生在红军第一方面军、东方军入闽作战时期，时间是1933年9月3日至18日[4]。至此，中央造币厂至少拥有了一台银元机、一台银毫机的生产能力。至1934年10月长征出发时，造币厂迁往于都龙山，旋即将机器就地埋藏，人员转移，中央革命根据地停止制造白区银元。

开展对外贸易

根据地使用仿制银元打开外贸局面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行商贸易，当时对白区的贸易，全靠国营贸易机构组织苏区和白区的群众和行商，在敌人严密封锁下，买进食盐、药品、布匹等必需品。以江口分局为例，1932年4月成立以后的一天，一个从赣州来的行商在分局营业部卖了几十斤盐，营业员照价付了几块银洋，他拿到银洋后反复地敲打辨别，局长姚名琨看出了他的顾虑，叫人抬出一箱银洋任他挑，全是清一色的“鹰光边”，商人选了几块中意的，姚局长还请这个商人多介绍一些人来做生意。由于交易公平，这个商人当天就介绍了一大伙人，分局这天购进四千多斤食盐，出售了一万多斤稻谷，第一次打开了红色贸易的局面。随着业务成倍增长，在瑞金和江口之间还专门组织了一支30多人的运币队伍。由此可见，打开局面的关键是银元质量，商人都是逐利而来的，若红军造的质量差别过大，商人也就不会再来了。利用行商口口相传，才能在当地树立红色贸易的信誉。但行商的局限性是本小利薄，经不起商场风浪，所以“大头洋”“小头洋”在赣州一旦被识破，马上出现信誉危机，给“对外贸易”带来沉重打击。

通过行商贸易是零敲碎打，大宗的商业行为实则是通过坐贾来实现的，他们才是银元的主要消耗者。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军阀混战的夹缝中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生存，地方军阀为了保存实力，并不完全贯彻国民政府的“围剿”和“封锁”部署，更乐意同红军做生意，根据地60—70%的物资都要江口分局从赣州进口，小生意人是不行的，要依靠大商家来实现[5]。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代学者在谈到江口分局开展对外贸易时，普遍引用姚名琨的回忆，称赣州最大的商家叫“广裕兴”，有广东军阀李焕奎和陈济棠做后台，分局和其互派代表，每月进口营业额至少有60余万元，最多有150万元以上，中央革命根据地急需的物资，有70%以上都通过这里以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笔者发现，在旧、新粤系军阀之中能够被称为“军阀”割据广东的没有一个叫李焕奎的人，应该另有其人。笔者认为其真实身份应至少要符合六个条件，一是有一定军事实力，二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三是有粤系背景，四是同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交集，五是同赣州有交集，六是姓李，能满足以上条件的应为李振球。1932年2月，陈济棠麾下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兵进驻赣南，其所辖第一师部署在赣州驻防，师长李振球。李振球暗地里同大商人勾结，将食盐、布匹等运往根据地，并套运钨砂，牟取暴利，上行下效，团长一级的军官同样勾结商人，大做上述买卖，驻守一线的连长、排长对贩盐行商更是以“罚款”放行的方式渔利，这些在第一师驻赣州期间都是公开的秘密。且当时赣州同红军贸易最大最久的商家是广益昌，广益昌和李振球共同派代表驻江口同红军贸易，可见广益昌实则是李振球在江口的“代理人”，“广裕兴”就是广益昌。而这一切陈济棠定是支持的，他曾专门电告红军江口镇的盐和布匹都不缺，可以供应红军的需要。综上所述，姚名琨的回忆似存在口误，是导致学者们传讹的原因。可以认为，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下属李振球，利用驻防赣州之机，通过当地商家广益昌同红军大搞赤白贸易，“养肥”了陈济棠，客观上大力支援了根据地经济，大量消化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的白区银元。

到瑞金二大时，周恩来、朱德特别指示粤赣军区司令兼政委的何长工在前线一定要做好陈济棠的统战工作，不要主动进攻，不要刺激他，要利用其提供给养。蒙受王明“左”倾路线迫害的毛泽东更是从大局出发，亲往粤赣军区指示何长工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同时期，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更是同红军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上文提到的新泉分局仍使用赣州弃用的银元就是体现，“福建事变”后虽然“左”倾路线对十九路军态度较为冷淡，但毛泽东却将他们的代表徐鸣鸿待如贵宾。

红军长征后，这些制造的白区银元一部分仍在白区同其他银元混合流通，另一部分则被红军带走，成为红军在遵义期间发行纸币的准备金。

综上所述，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的银元是维系当时政治、军事、市场、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使红军成功瓦解了蒋介石的“封锁”战略，赢得了这场金融战。

有关文物的辨析

由于“大袁头”“小头洋”“雕子边”许多都是由军阀为解决军费自己制造的，版本繁多，它们的特征除靠口口相传的辨别法外，大部分失载于文献，因此不能用排除法来确定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版本。而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的银元质量是基本符合市场流通需要的，也正是如此，几乎很难在实物中将其同别的版本区分开，如果能全部准确区别开，当年也就无法流通了，更不会在一地被拒收，却在异地流通，毕竟卖方收到现金后还要继续使用，因此，没有直接证据可以指出何种版本的银元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是情理之中。

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有一枚中央造币厂银元钢模(图一)，模具雕刻的是一枚纪年“中华民国三年”的袁世凯头像银元的一部分，了解其版本特征，似可获得中央革命根据地某一种银元的部分特征线索，但其锈蚀严重，无法分辨版本，而可以肯定中华民国三年款识的某一种版本的袁大头是其所造。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军队伍在路上发给战士的三种银元。“中华民国三年”款袁世凯头像银元包括红一方面军三军团陈政在长征中积蓄的伙食尾子(图二)，红一方面军军委三科钟昭隆长征途径贵州时其兄(红三军团战士)送给他的银元(图三);孙中山头像图案开国纪念银元，有红一方面军军委三科钟昭隆长征途径贵州时其兄(红三军团战士)送给他的银元(图四)。由于不排除这些银元存在通过缴获或贸易获得的可能性，故不能认为它们就是原中央革命根据地制造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中央苏区造币厂的银元铸模(图五)，经笔者观察，此模应为冲压机冲头的上半部分，外面包铁，冲芯为铜质，此特征与上文红军于1933年9月在福建沙县缴获银毫子机器和铜模记载一致，可以认为这件文物应来自这批缴获物资，但冲面磨损严重，暂无法判断其制造过哪种银元或其他硬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晓亮曾言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苏区仿民国三年袁像壹圆”正面工作模[6]，但经过笔者细核馆藏，并无此及类似藏品。

注释：

[1]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2]其中银两是主要原料。如1931年8月底，红四军主力先后取得英山、蕲春漕河镇等胜利，缴获白银1600多斤。

[3]许毅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

[4]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页。

[5]王中仁：《中央苏区的反经济封锁斗争》，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革命史组编《革命史资料1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6]陈晓亮：《南京博物院藏近代铸币钢模研究》，载《东南文化》2016年第6期，第95页。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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