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割舍的情怀

——访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

孔庆普 牟 尼

摘要：2014年9月,86岁高龄的著名建筑专家孔庆普的新作《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由东方出版社出版。孔先生是北京老城从修缮到拆除的亲历者、参与者。该书完整地记录了北京市的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的测量数据、营造资料和大量的珍贵照片,书中的时间精确到具体年月日,甚至于小时,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仅从北京城内外城墙的拆除过程,即可看出颇引人深思之处。本刊特约记者牟尼不久前就孔先生经历的那段历史,对他做了专访。

孔庆普，1928年生于河北高邑县，1945年考入北大土木系。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著有《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

一、北京城墙拆除的见证者

孔庆普, 1928年生于河北省高邑县, 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土木系, 后又上清华大学。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北京市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助手, 负责北京的城墙、城楼、牌楼、门楼等古代建筑以及桥梁 (当时古桥占大多数) 的修缮与管理工作;1953年主持参与了分期分批拆除城墙、城楼、箭楼、牌楼、门楼。

改善交通拆除

1949年1月31日, 北平宣告解放, 2月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平市人民政府派赵鹏飞为代表, 带领工作组接管北平市工务局。3月19日, 北平市人民政府行政会议决定, 撤销工务局, 成立建设局。3月30日, 华北人民政府任命赵鹏飞为北平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副局长, 代理局长。4月1日建设局正式成立 (10月3日改称北京市人民政府建设局) 。

1949年5月20日, 经华北人民政府批准, 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正式成立。都市计划委员会的职能是协助市政府审议城市建设规划草案和市政工程实施计划。5月22日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召开都委会第一次会议, 叶剑英兼任主任委员, 曹言行兼常务副主任委员, 常务委员有王明之、钟森、华南圭、单士元、梁思成、刘敦桢、刘仙洲、李颂森 (均为兼职) 。常委会办公室设在建设局内, 改建设局企划室为企划处, 作为都委会办事机构, 林治远代理企划处主任, 建设局原企划室副主任林是镇为都委会顾问。

1951年春季, 为做好城墙、城门及城上建筑物的管理, 决定建立城墙、城门等设施技术档案。于是进行城墙、城门、牌楼、门楼详细调查。调查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 查阅历史档案;第二步, 召开座谈会;第三步, 实地调查。

1951年4月中旬, 政务院拨给北京市15亿元城楼修缮专款, 于是和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合作, 又进行城楼补充调查测绘, 4月底完成。

1951年6月, 市政府批准崇文门、西直门、永定门三项城门交通改善工程。

崇文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 拆除瓮城、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刘宗棠设计, 窎桥加宽工程由王文俊设计。

西直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 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道岐设计, 窎桥加宽工程由姚炳华设计。经公开招投标, 窎桥桥面加宽工程和西直门北桥加宽加固工程, 由义利营造厂中标承做, 监工员是孔庆普, 于8月中旬开工, 10月中旬竣工。

永定门交通改善工程的主要项目是, 拆除瓮城和箭楼, 开辟城墙豁口、修筑豁口内外道路、加宽窎桥等。豁口及道路工程由张连璧设计, 窎桥加宽工程由阎安素设计。

朝鲜战争与“开豁口”

1950年10月中旬, 美军在朝鲜战场逼近鸭绿江。10月11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 会议决定, 为预防美国飞机空袭北京, 在内城的东西北三面城墙上各开辟两座豁口, 以便市民疏散, 要求建设局在三日内拿出城墙豁口设计方案。

10月13日, 建设局向市政府汇报豁口工程设计方案及工程设计。市长彭真、副市长张友渔、秘书长薛子正听取汇报, 彭真市长问张副市长怎么样?张副市长点头, 彭真说, 就照这样办。

当天 (10月13日) 下午道路科和道路工程事务所的有关人员开始准备城墙豁口选址工作, 在地图上, 按照道路建设规划标出六座豁口的位置, 决定豁口的名称以编号表示。东面、北面、西面的城墙各开两个豁口。

1951年年度道路建设计划中, 列入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有三项, 即东直门北小街豁口、陶然亭豁口、架松豁口。1952年度市政工程计划中, 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有三项, 即武定侯豁口、左安门豁口和宣武门豁口。1953年市政府批准的新建、扩建城墙豁口工程共八项, 即永定门西豁口、雍和宫豁口、范家胡同豁口、天坛东路豁口、东总布豁口、东直门豁口、广安门豁口, 以及陶然亭豁口扩建工程。其中除永定门西豁口外, 其余七项均属于新建道路工程中的配套工程。是年4月, 又新增一项二号豁口扩建工程, 1953年度, 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九项。

1953年以前, 凡是涉及开辟城墙豁口的工程, 均需先经过都市计划委员会讨论通过以后, 再报市政府批准。历次在都市计划委员会上讨论开辟城墙豁口的问题时, 梁思成先生总是把“中央机关不应该设在老城里”摆在前面, 而使研讨会难以进行。为此, 彭真市长很生气, 遂于1953年6月, 成立由中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的规划小组。此后, 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等事宜不再报都委会, 直接报请畅观楼小组审议后, 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

1954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 列入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两项, 一是白纸坊豁口工程, 二是阜成门豁口工程。1955年年初批准的年度道路建设工程计划中, 有开辟朝阳门和安定门两座豁口工程。1955年4月下旬市政府又批准打通广渠门内大石桥至广渠路道路工程, 其中包括, 开辟广渠门北城墙豁口工程。1955年度共批准开辟城墙豁口工程三项。1956年批准的开辟城墙豁口工程只有一项, 即龙潭湖城墙豁口工程。该工程属于龙潭湖公园及其周围道路等工程的配套工程。

在开豁口的同时, 由于交通压力, 北京的城楼、城墙也开始被渐次拆除。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 外城的城墙砖基本上已被拆光, 堆积在城根的碎城砖和城墙土无人管理, 只有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孤立地存在。随后, 养路工程事务所遵照上级指示, 于1958年5月上旬开始清除外城遗留下来的碎城砖和城墙土, 直至9月下旬才基本清完。1958年9月下旬, 实施永定门城楼和箭楼工程。至此, 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全部拆完。之后, 由于修建排水管道以及地铁工程, 又开始拆内城城墙。

地下铁道隧道工程竣工后, 保留下来的城楼、箭楼、城角箭楼有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城角箭楼和西南城角箭楼。保留下来的城墙有四段, 即西面城墙的南段 (西南角楼以北) , 南面城墙西段 (西南角楼以东) , 东面城墙南段 (铁路以北) , 南面城墙东段 (东南角楼以西) 。因为这四段城墙不影响地铁隧道工程施工, 所以未拆除。1970年, 为修筑京周路 (北京至周口店) , 拆除西南城角箭楼及其以东的城墙, 至此, 明代城墙仅存三段。此后, 三段城墙又多受摧残。

破坏真文物, 复建假城墙

1987年5月10日在卢沟桥修复工程工地开会回来, 孔庆普和单士元、杜仙洲、罗哲文同坐一车, 路过西便门内时, 发现西城墙南段土芯的外面正在砌砖, 于是下车询问, 据说是承包西城区的工程。

随后, 孔庆普和贾书玉通电话, 得知1987年, 在北京市文物局王世仁的撺掇下, 经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同意, 由西城区政府实施西城墙的南段修复工程, 工程名称定为“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据说是因为资金不足, 将原有两面的四层青石板墙基拆去卖掉, 又为了省钱, 将城墙的厚度减薄 (原顶面厚18.40公尺, 底部厚21公尺) , 砖墙也减薄。

次日, 单士元与郑孝燮通电话。5月17日 (星期二) , 文物局副局长彭思奇召开专家座谈会, 到会的人士有郑孝燮、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孔庆普、贾书玉、王效清。彭思奇首先表示歉意, 修复西便门城墙遗址的事, 本来应该先和各位商量, 因为此项工程是西城区办的, 是我一时疏忽, 今天请大家来, 就此工程提提意见。

郑孝燮拍着桌子说, 西城区也太不像话了, 这纯粹是破坏文物, 属于破坏性建设。应该停工, 应该经过论证, 按照原有城墙的规模和形式修建。罗哲文说, 已经建起一大截了, 我看就别拆了吧, 下一步如何建, 请文物局过问一下此事如何?孔庆普说, 工程名称不对吧!西便门城墙属于外城的西北城墙, 这段城墙是内城西面城墙南段的一部分。单士元、杜仙洲、祁英涛没言语。彭思奇说, 单老, 您哪?单士元摇摇手 (表示无言可说) 。

据贾书玉和王效清说, 开会前, 彭思奇嘱咐他们, 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工程是西城区政府报请市长陈希同批准的, 不能停, 会上专家们可能要发脾气, 无论他们说什么, 你们只许听不许说话。

会后, 工程照样进行, 城墙的高度也减低 (原高11.50公尺) , 砖墙减薄。在城墙上面修建一个碉楼 (位置和形式全不对) 。

假城墙将近完工时, 西城区政府请侯仁之 (那次座谈会侯仁之未参加, 不了解情况) 撰写《西便门城墙遗址修复碑文》。

所谓“西便门城墙遗址”复建工程设计人是王世仁, 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北京的城墙, 他也没有城墙的资料。

为什么说它是假城墙?第一, 名称就是错误的。西便门是外城北面西段城墙的城门, 西便门两边的城墙是东西向。此段假城墙的原墙是南北向, 属于内城西城墙的南段。第二, 修建的新城墙, 其平面、立面、断面均不符合原有城墙的构造和形式。厚度和高度均小于旧城墙 (原有城墙底部厚21公尺, 顶面厚18公尺, 高11.50公尺) 。砖墙下面有四层青石板, 石基厚1.75公尺, 石基宽2.10公尺。第三, 城墙上的垛口墙和宇墙, 其规格与做法, 全不符合西面城墙旧垛口墙和宇墙的规格 (原有垛口墙厚80公分, 高1.65公尺, 垛宽2公尺, 口宽50公分) 。第四, 城墙上面新建的敌楼 (小箭楼) , 其结构形式、规模和位置完全不对 (原有敌楼的位置在西便门东城墙与内城西城墙的相接处北边) 。

1989年,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在做外城西二环路工程设计期间, 因为这段“西便门城墙遗址”在此挡道, 使西便门立交桥的技术处理十分犯难。规划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崔风霞请示市政管委主任黄纪诚, 可否将“西便门城墙遗址”假城墙拆除?黄主任不表态。

1951年初，在北京城建会议上，梁思成提供的“城墙公园”方案草图

二、梁思成的保护方案为什么没实现?

下令拆城楼的是刘少奇

记者:一开始, 您是在做北京市城楼的保护, 去做测量, 然后开始维修。没过多久, 就变成了要拆。这弯儿也转得太大了吧。

孔庆普:1950年, 我在北京市建设局道路科任工务员, 负责桥梁养护与管理工作, 以及城墙和城上建筑物等古建修缮管理工作。1951年春节过后, 我指挥9名工人, 组成了三个“城楼调查小组”, 3月31号完成了外业调查, 然后写了调查报告。1951年4月, 周恩来总理让政务院给北京拨了维修款, 修缮城楼。在建设局顾问林是镇的帮助下, 请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协助, 做城楼修缮的工程设计。

1951年修缮完了七项工程以后我们报上了第二批的修缮计划, 但一直都没信。到了1952年5月份, 接到拆的命令。就这么突然。是谁让拆的?后边才知道, 是刘少奇。

记者:这个决策是怎样出来的?

孔庆普:彭真为这个事儿, 找了毛泽东, 说不能把北京城一扫光了。后来毛主席说, 党内的事儿我负责, 那些事儿归少奇同志管。从那时候起, 我的职能变了, 从原来的修缮改成了拆除。

记者:之前我是看一些书里说, 毛主席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 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望下去, 下面是一片烟囱。

孔庆普:1950年定规划的时候, 是把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老城里头, 其他的都放在周围。那时候梁思成提了一个意见, 把政府部门集中在西郊新市区。后来有人说, 不行, 咱们想想, 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呢, 战争不能松懈, 现在不是和平时期, 把各部委都分散在周围, 不要太远了。搁一块儿, 一毁了不是全毁了吗?那时候是这样定的。那么, 老区怎么办呢?老区跟外边得有联系, 联系就得修路, 修路还得拆, 那城墙就得拆豁子。

一说拆豁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家都同意拆豁子是没问题, 都是同意。这个规划是正确的。是吧?至于后来拆了豁子以后, 城墙都乱了。都乱了怎么办呢?这太乱不行,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李颂森提出, 出了豁子以后, 城墙都分了段了。每一段都盖一个公园。城墙啊, 护城河啊, 护城河的外面50米, 围着建了一个围城的公园, 这公园不是连续的, 而是断断续续, 都被这个道路割开的。

那道路怎么办呢?钟森、华南圭、单士元这些老同志们就说, 这个老城里住了近40万多人, 生活必需品得要供应, 生活垃圾都得往外排, 这个量相当大。

城墙开豁口是现实所迫

记者: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孔庆普:我这里需要解释下。解放前的北京没有重载的车, 有一些挑挑的、推小车的供应, 就够吃了。因为解放前物资不丰盛, 那时候吃混合面, 不吃菜, 没钱买。以前我父亲挣100块钱, 可有钱没地儿买, 城里的供应很简单。垃圾主要就是煤球灰, 煤球灰都垫到胡同里了, 那胡同比院里头都高好多。每一个大杂院里都有渗井, 水排不出来。垃圾也都埋在地下, 越垫胡同越高。还有一些垃圾, 就倒在城墙根, 有的地方都快到城墙上了。我小时候住西边那儿, 我们从垃圾堆上, 能爬到城墙上去掏鸽子蛋, 逮蛐蛐儿, 摘酸枣。1949年解放以后, 动员了一批人, 来了一个大扫除, 到这儿收拾垃圾。垃圾清理完了, 1950年又搞了一个三海清淤、四海清淤, 三海清淤是北海、中海、南海, 四海清淤是后海、前海、西海、小海。当时, 我给建设局的顾问林是镇做助手, 他走哪儿, 我跟着到哪儿做记录。

那时候梁思成说原城保护, 别拆, 也别扒豁子, 城墙要保留下来。那城里头近40万人的出行怎么办?他说解放前都行, 现在怎么都不行啊?他不理解从前是什么样。解放前老百姓没人管, 你没吃的就没吃的, 你倒垃圾爱怎么倒就怎么倒。解放后就不行了。吃菜、吃肉, 你排出来的垃圾, 都得运出去啊。那自来水也是这样, 从前都是井, 一般都是有人拉个车, 一边一个水箱卖水。一挑水先是一分钱、二分钱, 几分钱, 后来一毛钱, 再变成一千块钱了 (一千块钱实际上就是一毛钱) 。只有一个自来水厂在东直门外, 供应政府机关。老百姓根本吃不上自来水。那时候和煤球还得要黄土。黄土上哪儿弄去?上北城根儿, 城墙根里头挖坑。马三立相声里头说过这些事儿, 一车黄土卖几个钱。那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简单, 不需要供应, 也不需要帮他清理。

记者:梁思成1950年2月就和陈占祥提出了“梁陈方案”。

孔庆普:主要是解放后情况不一样了。一是老百姓的生活逐渐改善。还有, 战争一结束, 人口增加也很快。另外, 中央人民政府住到城内之后, 增加的人口也是非常多的, 包括官员、服务人员、驻军、警察都增加了。

这些人的生活垃圾、出行问题怎么办?面对这些新情况, 梁思成没词儿了。陈占祥跟着梁思成一块儿搞了一个梁陈方案, 然后他变卦了。为什么?就是北京城里边要建房子, 北京饭店对面有两栋灰砖楼, 两层, 那是梁思成设计的, 他说, 就照这样子建。陈占祥是学外国建筑的, 觉得中国建筑那个大屋顶, 都是木头堆起来的, 东西太浪费, 不行。从这儿起, 他俩的主张就分开了。陈占祥主张, 我同意北京城开城墙豁口, 不开城墙豁口, 变成一个死城不行。中央说了, 要把北京变成一个生产城市, 发展轻工业。这样的话, 那城墙豁口就得拆, 不拆不行。

陈占祥一变, 不同意开豁口的, 就剩梁思成一人了。所以, 这开豁口就基本上定了。朝鲜战争爆发后, 中国就要考虑预防美国的空袭。万一美国空袭, 几十万人怎么疏散?所以, 1950年10月11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战备工作会议决定, 在内城东西北拆六个城墙豁口。这个在会上一说, 谁也没有反对。梁思成在那儿, 他也没反对。

梁思成后来说不上话了

记者:原来, 城墙开豁口还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孔庆普:从这儿一开始, 一扒豁子, 老百姓说好。原来设计的时候, 东边两个, 北边两个, 西边两个。后来扒豁口的时候, 东边的豁口外边修木桥, 东边两个是我做监工员。北边是冯先松, 西边是崔玉璇。六个战备城墙一修完以后, 到第二年, 各个路口的交通流量迅速增加, 就把豁口修成正规路了。这一弄, 老百姓就有意见了, 纷纷给《北京日报》写信, 有的转到市政府, 有的转单位。市民建议开更多的城墙豁口, 以连通城内外的道路。北京的各民主党派对城区道路交通不畅的问题, 综合了四条意见, 市政府将汇报材料转给了建设局, 要求建设局按道路规划提前分批逐步安排开辟更多城墙豁口工程。

那时候我们建设局拆多少豁口, 拆多少条路, 也搞了规划。第一批工程计划安排五条道路和五座城墙豁口。但是, 方案交到都市计划委员会后, 委员会几次开会都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主要是梁思成不同意。1951年1月下旬, 吴晗副市长召开了开辟城墙豁口专题座谈会。1951年, 开辟了东直门北小街、陶然亭、架松 (劲松) 三个豁口。1952年, 又开了武定侯、左安门东、宣武门三个豁口。1953年开了永定门、陶然亭 (扩建) 、雍和宫、范家胡同、东总布、东直门、广安门豁口, 以及二号豁口的扩建。1954年又开了白纸坊、费城门两座豁口。1955年开了朝阳门、安定门、广渠门北城墙豁口。1956年又开了龙潭湖城墙豁口。

记者:开这么多豁口, 梁思成先生一直不同意吧?

孔庆普:1953年以前, 要开城墙豁口, 都需要经过都市计划委员讨论通过后, 报市政府批准。每一次开会, 梁思成就讲, “中央机关就不应该设在老城里”。后来, 彭真市长生气了。在1953年6月, 成立了一个首都规划小组, 由北京市委直接领导。这个小组设在哪儿?设在动物园西边的畅观楼。所以, 这个小组也叫“畅观楼小组”。以后, 建设局有关开辟城墙豁口就不再报到都委会, 直接报畅观楼小组审议后, 由规划小组上报市政府。等于绕开了梁思成。梁思成很生气, 他找副市长吴晗诉委屈。吴晗不但没支持他, 还给他讲一些道理, 说服他。从这时候起, 梁思成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北京的城楼, 是1952年9月开始拆的。大面积、大规模地拆外城城墙, 是1956年开始的, 到1958年就拆光了。

从1952年到1958年, 所有的古建筑拆除工程, 都是我主持的。1958年外城的城墙和城门就全拆光了。内城呢, 南面的城墙、城门, 大部分都拆除了。拆除过程中, 我和我的助手们逐项进行了结构考察。“文革”时, 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 下放到工地, 就没有再主持工作。“文革”期间, 内城的三面城墙, 西面、北面、东面, 还有西直门的整个城门和安定门的城楼, 这几项, 都是由工程兵拆的。

记者:梁思成一心一意想把老城保留下来, 结果愿望落了空。这是因为他当时的想法太超前了吗?

孔庆普:主要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做不到。北京不是个小城。是不是?像山西平遥, 没多少人, 好办。北京城内近40万人生活, 这不是个小数目。比如拆那个西便门, 开会的时候, 谁都不发言, 都等着梁思成。梁思成说, 这个城门非拆不行。他说我考察了, 这个城门才3米多宽, 光走一个大汽车, 别人就走不了。这边是护城河, 城门里头又有铁路, 我看现在不行, 我同意拆。梁思成一同意, 大家都同意了。

记者:您从老城维修转而改为拆除, 您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吧?

孔庆普:你说, 城楼是我修的, 又让我拆。能不难受吗?阜成门的古城门修得相当好, 我每一次拆的时候, 单士元老先生、臧尔庄老先生, 都要去看。刘振军教授已经调到南方去了, 他还派他的助教到北京来看。我一边制订拆除方案, 一边掉着眼泪啊。在拆的时候, 我真不忍心看。单士元老先生到阜成门去了, 他说:“我来向城楼告别来了。”向城楼鞠了三个躬, 扭头走了, 再没说一句话。

曾经是古老的、平面的、沉静的、缓慢的北京, 已经被现代的、立体的、喧嚣的、快速的北京所替代。在采访过程中, 孔庆普先生既为我们道出了北京老城拆除的刚性理由, 如人口增加、城市发展、战争威胁、政治需要等等原因, 又饱含着无奈和深深的惋惜。采访曾几次在先生的沉默里中断。

《北京的城楼与牌楼结构考察》饱含了先生的毕生心血和无法割舍的情怀, 也让后人可以从这里寻觅、遥想那消失的“北京”。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