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中国互联网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各种帖子多了起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个假冒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谈上山下乡的帖子在网上大行其道。某些人以为不拉出个大名人不足以服众。但他们犯了造假的大忌，皮可造假，内容焉能不假?依靠一点点小聪明，对历史事实进行随意裁剪拼贴，行歪曲颠倒之能事，可否经得起小民弹指一拨。

不实之词之一：“因为上山下乡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应该彻底否定”

对这一论调，让我们引用2016年5月17号人民日报文章《以史为鉴是为了更好前进》作为回答。该文指出：“《历史决议》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别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十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有力回击了借否定文化大革命来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观点。”

不实之词之二：“四个不满意是党中央对上山下乡的政治结论”

四个不满意是李先念同志在1978年针对当时的问题讲的，不代表党中央对整个上山下乡的评价。1978年10月9日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原文是：“对过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个结论，把成绩肯定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四不满意’是我讲的。”

那么对上山下乡，中共中央有没有政治结论呢?是有的。197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重量级人物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的议题是讨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会议纪要》。经过充分讨论，政治局集体一致通过这一纪要，纪要的一开篇，就对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出了全面公正的历史评价。原文如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号召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全国17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提高了觉悟，做出了贡献。”这是在文革结束两年后，1978年12月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作出的评价。1978年之后，再也没有开过全国知青会议，党也没有去推翻这个结论，这个结论至今有效。

不实之词之三：“文革时期一代人统统下乡了”

据国务院知青办的统计数字1966-1972年城镇中学毕业生为1709万人，上山下乡的人数为715万人，留城、进基层和工厂的是994万人。没有下乡的比下乡的多出279万人，是大多数。

据1966年4月4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显示，经毛主席批准，文革时期国家对大中小学毕业生的分配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据广大下乡知青回忆，他们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显然，在明明知道下乡艰苦的情况下，广大下乡知青选择了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国家安排，这才保障了大多数中学毕业生留城就业，保证了社会金子一般重要的安定团结局面。所以人们把顾全大局，听党召唤，尊重农民，积极锻炼的知青表现，称为知青精神。

不实之词之四：“毛泽东时代，政府不安排知青返城”

据《习近平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披露：1971年国家开始在北京赴延安地区的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病退、困退，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96%的北京知青返城。

1973年4月25日毛泽东亲自给知青家长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1973年4月27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毛主席复信精神。6月10日，周总理亲自起草关于印发复信给全党的中共中央通知，并传达到上山下乡知青和广大群众。1973年8月4号，经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知青返城的政策，即中发1973.30号文件。文件首次提出，在全国县以上党委建立知青办，保障知青的权利，文件首次把知青招工、招生、征兵、提干纳入国家计划。使知青回城有了计划保障。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上提出对知青的特殊政策：病退、困退、顶替。这就为没有招工指标的农场知青也打开了合法的绿色通道。

从国家正式出台了知青可以安排返城的政策之后，到毛泽东、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全国共有682万知青返城工作(需知:现在说的1700多万下乡知青总数是从62年到79年的累计数字，知青是个不断流动变化的群体。常在农村知青数没有1700多万)，到1979年经知青办返城的全国知青达1490万人。

不实之词之五：“云南农场知青的请愿改变了整个一代知青的命运”

很多局外人只知道知青，却不知道知青有插队和插场之别。编故事的人故意混淆这两个不同，于是，一个“云南知青改变一代知青命运”的传奇故事就产生了。事实是全国农场知青仅有291万人，插队知青高达1485万人。由于两者所有制不同，一个是国营，一个是集体;一个铁饭碗，一个泥饭碗。所以两者返城不可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

1976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曾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此信真实的反映了插队知青的命运，信中说:“据我知道国家计划委员会明文规定:招工对象是下乡二年以上的城市知青，回乡知青不招。咸阳地区1968年下乡知青已经于70、71、72招工基本走完。”

由于大批插队知青被招工，75年之后出现了大批农场知青转插现象。当时的流行语是:“插队、插队、越插越对，插场插场越插越长。”实际上从73年中共中央30号文件之后，知青按国家计划以每年100万的速度招工返城。所谓大返城出现在78、79两年，78年是255万，79年是395万(这其中大部分人是在国家计划中的)。

云南农场知青请愿的主力是上海知青，请愿的诉求是病退，主因是上海知青办面对11万病退报告仅批3万。而此时北京的知青办早已放开了知青病困退。不能说国家有意阻止知青返城。由于1979年1月中央派云南工作组首先做通了上海市的接受工作，才解决了这一风波。1979年全国病困退返城知青共计147万，即是把这147万返城的功劳统统归功于云南农场知青，也吃不下这一代知青返城的贪天之功吧?

不实之词之六：“上山下乡使知青远离教育”

因为文革政治运动的影响，使老三届和69届没有正常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业，在知青中这部分人是467万人。由于老三届的离校，保证了69、70届正常进入中学，同时为高中、大学的恢复招生争取了时间，1970年高中恢复招生，所以1970至1979年的下乡知青正常完成了中学学业，这部分人人数是：1180万人，明显占多数。

和68年知青上山下乡配套的是推荐上大学的教育改革，即毛泽东提出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经过1970年的试点，1971年正式招生，这个政策一直延续了六年，他对知青在农村好好干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由于大学不招应届毕业的高中生，这使先期上山下乡的知青离上大学的机会更近，全国每年都有一批批知青经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中专学习，经国务院知青办统计，上山下乡期间上大中专院校学习的知青共计126万人。同时知青来到农村和兵团生产第一线之后，各级基层组织，为知青开办了各类技术业校，培训了大批知青汽车司机、拖拉机手、赤脚医生、教师、农业技术员、水利技术员、畜牧师、会计、电工等等，很多知青回城之后因有一技之长，受益终生。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知青干部，现在成长为共和国担纲的栋梁之才。文化大革命结束在1976年，上山下乡结束在1979年，1977年恢复高考，国家把知青报考年龄放宽到28-30岁，并放弃了过去上大学的唯成分论，在这种公平的条件下，更不能说教育远离知青了。

1980年之后，回城知青自发的形成追逐学历的热潮，国家也相应的开办了各种成人大学教育，并由国家经过考试颁发大中专文凭。现在抱怨知青远离教育的人也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

结束语:

知青上山下乡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了。那些当年下乡的老知青们，已经奔向了七十古稀之年，为什么网上关于上山下乡的评论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呢?其实争论双方的背后是两种荣辱观、价值观的较量。这场争论的结果可能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对这个问题首先发出警告的是中央核心领导邓小平。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接见非洲朋友时说:“我们在10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和共产党员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我们所说的知青精神不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吗?提出彻底否定上山下乡的人为我们虚构了一个美好的谎言，即:如果没有上山下乡，1700万知青都可以实现大学梦。这个理由很有杀伤力。但事实上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无论用什么样的选拔方式，能上大学的只能是极少数，1500万知青注定要成为普通劳动者。这就是严酷的现实。不论是你当了工人，还是当了农民，还是参了军，都是劳动者，都一样光荣。奇怪的是当工人当兵当官都可以说这辈子不会后悔，唯独当过几年农民的知青，连说青春无悔的权力都没有了。我的神呀!难道你不吃农民种的粮?难道你祖上不是农民?不是讲普世价值观吗?看看全世界有那一个国家歧视农民?那些享受着国家不断增发的养老退休金却在网上不断要求彻底否定上山下乡的假莫言们，莫不如取消你的下乡工龄，也算是彻底了。

(文中所引用数字及中共文件历史资料，均来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一书。此书由国务院知青办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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