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记者节缅怀牺牲在河北大地的战地记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往往是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使命与担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有这样一批新闻工作者,他们战斗在河北大地上,既是亲历者、见证者,又是一线报道的记录人。他们一手拿笔一手握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新闻工作的先河。在恶劣环境下,他们创办了当时最为精美的、记录敌后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的新闻专刊。在河北地区创办的《晋察冀画报》《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已成为“民族的号角”,它真实记录了中华儿女誓死抗敌、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也记录了日本法西斯屠杀中国人民血腥的罪行,这些作品已经成为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珍贵历史文献。从此,战地记者的名字已经和他们毕生为之努力的作品一起,凝结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的光辉史册中。而为了记录在每一个光影交替不凡的瞬间,很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仅新华社就牺牲150多位新闻战线烈士。
2023年11月8日,是第23个“中国记者节”。当天上午,为缅怀新闻战线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弘扬英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华北军区烈士陵园举办了“记者节缅怀新闻战线烈士暨烈士寻亲工作”座谈会。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委党史研究室、省记者协会、省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等相关代表及专家学者共20多人,参加了纪念活动。
一手拿笔、一手握枪的何云
何云(1905-1942),浙江省上虞市人。曾任华北《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辑。
早年何云曾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系,九一八事变后,毅然停学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赴华北敌后创办《新华日报》,任社长兼总编辑,并于1939年1月正式发行了《新华日报》华北版创刊号。1941年初,兼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使华北《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成为敌后根据地的坚强宣传阵地。华北《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是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敌后办报,条件极其艰苦。“铅字和子弹共鸣,笔杆与枪杆齐飞”这是新闻抗日战士的战斗生活的写照。华北《新华日报》传播党中央的政治主张,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太行山的四年零九个月里,新华日报社转战在太行山间在敌人的扫荡中、在激烈的战斗中报纸从来没有中断。共出版铅印报纸846期,成为华北敌后新闻事业的一面旗帜。曾被朱德总司令称赞:“《新华日报》一张顶一发炮弹,而且天天在和日寇作战。”
1942年5月28日,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大羊角附近被日军包围,率部三次突围未成,在与日军激战中不幸中弹牺牲。
探寻真理、英勇无畏的胡畏
胡畏(1911—1943),贵州遵义人。曾任晋察冀日报国际组组长。
胡畏1935年到1937年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1938年赴延安抗大总校学习,1939年赴晋察冀日报任记者、编辑,国际新闻编辑组长。
1943年秋,日军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规模扫荡。9月25日这天凌晨秋雨瑟瑟,《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报社的队伍在紧急转移的过程中于灵寿县北营村同日军遭遇,因当时情况未明,几位同志牺牲之后,队伍只能后撤前往一个叫沙石潭的村子宿营,并决定分散转移。胡畏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领导,他所率领的队伍在夜宿阜平县小水峪沟时被日军包围,带领队伍顽强突围的过程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2岁。
1945年抗战胜利后,当时的晋察冀日报社社长邓拓写了一首五言律诗来深切缅怀胡畏等7位当时牺牲的革命烈士,“故乡如醉远,天末且栖迟。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诗中强烈地表达了对烈士们战斗一生的充分肯定。
2015年8月,胡畏被列入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舍家为国赴大义、影笔做刀伐敌寇的雷烨
雷烨(1914-1943)原名项秀文,浙江省金华县人。曾任冀东军区政治部组织科长、战地记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雷烨目睹国难日益深重,雷烨心急如焚,立志抗战救国。1938年,变卖家产换来路费,奔赴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员,因擅长文学创作和摄影,兼任各报刊特约记者和通信员,并在此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抗大结业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带领队伍从延安出发,穿越敌占区,于12月下旬抵达晋察冀边区,曾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1939年9月前后,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1941年后,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
雷烨拍摄很多新闻宣传和摄影佳作,反映了冀东军民抗战实况。1941年1月25日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潘家峪大屠杀,雷烨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也是报道惨案的第一人。他含着无比愤恨的热泪撰写通讯,向全国全世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丧失人性,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
1943年4月19日深夜,在平山县曹家庄为《晋察冀画报》编选照片和文案时,遭日军围袭。他指挥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后,才带警卫员匆匆向北突围。他命令警卫员突出重围,自己孤身奋抗,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将相机、望远镜等携行物品砸毁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壮烈殉国。
《松花江上》,以人民的血泪凝成不朽的旋律
张寒晖(1902-1946),原名张兰璞、张含晖。河北定县人。《松花江上》作者,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
1925年张寒晖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北平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回老家组织抗日救国会,同时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为宣传抗日奔走呼号。1935年去西安,在东北军中宣传抗日。1937年再度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1942年任陕甘宁边区文协秘书长,他创作的《松花江上》、《国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曾在解放区和全国广为流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1946年3月11日张寒晖在延安病逝,年仅45岁。他长眠于宝塔山麓,人们将他誉为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人民艺术家。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沈蔚(1916—1942),原名朱鸿寿,江苏省吴县人曾任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冀中导报》记者、科长。
小学毕业后,沈蔚因家贫到上海木行当学徒。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蔚积极参加救亡活动, 为上海抗日救国会会员。曾组织青年职员参加为鲁迅送葬等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山西进入八路军一一五师干部学校学习。后转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一大队。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沈蔚被选入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分配到晋察冀组。同年12月,他作为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记者,赴晋察冀边区采访。1939年初夏,沈蔚到达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了冀中区党委机关报《冀中导报》的复刊工作,并担任冀中通讯社(1942年3月正式改称新华社冀中分社)副社长。沈蔚同时也是《冀中导报》编委委员、记者科科长,还负责《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工作。
沈蔚给江南父母的一封信
在今年五月底,我到了冀省中部,过着最艰苦、最进步、最光明的战斗生活。我现在做的事,不但救国,而且要救一切受苦的人,要使一切被压迫的人都翻身!使将来全中国的人,都不受外国人的气,也不受有钱人的气!妈妈,你愿意我做这种神圣的事业吗?
我变了。然而我还是一个好孩子!我决不使你们失望。等到新的中国出现的那一天,我再投进你们的怀中来吧。
1939年12月2日半夜
血染冀鲁边的傅国光
傅国光 (1916-1943)河北省盐山县人,曾任冀鲁边根据地《冀鲁日报》社社长。
傅国光在北平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求学时,参加了“一二·九”爱国河北省盐山县百尺杆村人运动。1936年8月,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安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弃学回乡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盐山县抗日政府文教科长、冀鲁边总动委会宣传部长、文救总会出版部部长、《烽火》报社社长兼总编、《冀鲁日报》社长等职。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他勤奋学习,努力加强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在恶劣的环境中,写下了十几万字的日记。他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为冀鲁边抗日斗争的宣传、教育做出了贡献。1943年秋,他住在庆云县小魏村。一天拂晓,敌人的扫荡队突然包围了村子。他来不及转移,被抓到李营村,尽管敌人把他绑在一棵大树上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最终壮烈牺牲。
黄天(1908-1945)。原名黄庭财,江苏崇明岛(今属上海市)人。曾任华北联大文工团书记、中共北方分局文委委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
受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黄天追求真理。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酷爱戏剧。曾自费执导排演了田汉的《湖上的悲剧》、《洪水》、《名优之死》和曹禺的《雷雨》等揭露社会现状的剧目,并多次在剧中担任主演。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后,黄天舍弃丰厚收入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于同年11月入陕北公学六队。1938年黄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里,他将名字改为黄天。1938年8月,陕北公学流动剧团成立黄天担任剧团团长。他率领剧团多次组织演员深入边区农村,上演了一批地方特色鲜明,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目。
1940年1月,黄天调华北联大校部政治部,1941年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工作科科长。1940年12月,黄天任中共北方分局文委委员;1941年6月任晋察冀边区文联执委;1942年4月任抗敌剧社副社长。
黄天的创作坚持了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作品中有反映冀东人民在铁蹄下痛苦生活的《满洲泪》、《沟线上》、《抓壮丁》,有歌颂军民斗争和鱼水深情的《拥军模范于平》、《前门后户》等等,还配合形势创作了大量歌词,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如火如荼的冀东抗战斗争。
黄天将火热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那时剧社几乎天天要换宿营地,每到一村,他至少要访问自己的房东。每接触一个新的部队,他都抓紧机会与干部战士谈话。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和群众语汇,睡到半夜还起来点上小油灯追记。为了创作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他背上米袋和背包,先后两次深入像史前一样荒寂的“无人区”体验生活。在那里,他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群众一起穴居野处,忍饥受冻,回来时只剩下空心棉袄,单衣和干粮都送给了苦难中的乡亲们。
《地狱与人间》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绝笔。在赴军区所在地玉田演出途中,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村遭遇日伪军包围。在组织指挥突围的战斗中,他两次冲回到村中,解救被包围的同志,最后弹尽,壮烈牺牲,时年37岁。
有人说,记者是时代的“史官”,他们记录着每时每刻的时代之变;有人说,记者是人们的眼睛,正是靠那一个个镜头和笔尖,让每个人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全;有人说,记者是社会的明灯,他们用正义、责任、道德和情感,拨亮人们心中的明灯,照亮社会更好地阔步前行。
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告诉我们,传承革命先烈的崇高精神和家国情怀,绝不应仅仅停留在过往的层面,更应汲取奋进力量,践行初心使命,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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