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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我与毛泽东的交往

作者：曾志来源：李享生活日期：2023-11-23 点击：

湘南暴动时期的曾志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那是1928年的春天，湘南暴动后，广东军阀范石生和驻扎衡阳以北的白崇禧的军队，向湘南“围剿”过来。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若不赶快转移，湘南的革命力量将被毁于一旦。所以朱德同志当即下令红色武装力量向井冈山撤退，与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合。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朱毛会师。

转移极仓促，头天下午通知，第二天一早就出发。部队所经之地的苏维埃政权干部、农会积极分子，还有他们的家属，不顾一切地尾随部队慌忙出走，以躲避国民党的杀害。

由于这支军民混杂的队伍毫无战斗力，如果此时被敌人发现，只能是全军覆灭。因此队伍到达水口时，不得不进行整顿。精壮汉子随队继续进发，妇孺老人和伤病体弱者或动员回去，或找地方隐蔽起来，最后只剩下1000多人的精干队伍开进了酃县。

七师师部安顿在酃县的一座祠堂里。那时我已有孕在身，又走了一天路，真是疲劳不堪了，我靠在蔡协民的肩膀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突然听到门外大声喊叫，“蔡协民！老蔡！”还没等蔡协民走到门口，那人已兀自跨门而进：“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那人一边开着玩笑，一边拉过一条长凳，不请自坐，笑嘻嘻地看着我和蔡协民。这时我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只见他身材伟岸，中分式黑色长发，面颊清癯，双目炯炯有神，举止潇洒而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直觉告诉我，来者绝非寻常之人！

这位来者的突然闯入，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却拉着蔡协民的手，热情地问候，看来他们是老熟人罗！我则不无遗憾地暗自想：唉，又休息不成了……“曾志，这位就是毛委员，毛润之呀！”啊！我顿时睡意全无，真没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原来他们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期的老熟人，当时毛泽东任所长，蔡协民是学员。他们畅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妙语如珠，挥洒自如，待人亲切和蔼，平等普通；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和气质……这就是毛泽东给我的第一印象，这印象极其深刻。将近70年过去了，回首往事，常常会恍惚感到，似乎毛主席就坐在我面前的凳子上，满含笑意地在望着我。

毛泽东的马

毛主席有匹马，但他很少骑，行军时都是步行，将马留给掉队的同志或伤病员骑。有时贺子珍掉队了，毛主席就派马去接她。

1928年8月中旬，我所在的红军三十一团，宿营在井冈山下的一个村庄里。毛主席也刚好来到这个村，我去看望他。这时我们已经较熟了，他发现我的肚子鼓鼓的，即便肥大的男装也遮不住了，就关切地问是否怀了孩子？有几个月了？我告诉他有七八个月了。“这样不行！部队马上要行动，你不能再随部队走，赶快回后方，明天一早就骑我的马上山去休息，等生了孩子后再工作！”毛泽东不容争辩地下达了命令，尽管不情愿，但我也不得不服从。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的马夫就牵着马接我了，我随他向井冈山出发。我从来没有骑过马，肚子大行动又笨拙，连马都爬不上去，还是马夫连扶带扛地将我弄上马背。谁想马鞍没绑紧，到一处山陡的地方，马带松脱滑落，我从马上重重地摔下来，还好没什么大事，但我不敢再骑了，索性徒步爬上山去，爬了大半天，方来到井冈山的后方留守处。陪了我一路的毛泽东的马和马夫，也就折身下山了。

毛泽东给我的便条

我在井冈山留守处待产，但什么活都干，砍柴、抬木头、挑水、生火做饭，还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到8月初，我生下一男孩。生这孩子可遭了大罪，因是头胎，又是难产，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待小婴儿一产下我就昏死了过去，同志们用姜汤和着乌鸡白凤丸，用筷子将我的嘴撬开，一次又一次地将我灌醒过来。由于我虚弱已极，毫无抵抗力，紧接着又患乳腺炎和产褥热，疼痛难忍，持续高烧不退，又是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我去总医院不到一个月，井冈山的主力部队准备迂回到赣南敌后，钳制敌人对井冈山的新的大举进犯，这就是历史上第三次反“围剿”行动。这时我在医院工作，自然是属于留守的性质，没有随大部队转移的思想准备。

突然有一天，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一张字条，上面写道：“曾志同志，见到条子立即交待工作，天黑前赶到茨坪，黎明即随队出发。”我高兴极了，当即向院长讲明情况，回屋将破夹被一卷，找了根竹棍，一头挑着被卷，一头挑着米袋和挎包，三步并作两步地向茨坪赶去。

天擦黑的时候我准时到达茨坪，在一家店铺里找到了毛主席。见主席和贺子珍、伍若兰（朱老总夫人）及吴统莲（江华夫人）正谈得热闹。见到我，主席亲切地说：“曾志，你来了？”我一面揩着汗水，一面急着问道：“为什么突然让我下山？”主席用手一指几位女同志：“你去问她们！”伍若兰解释了原因，原来前委为了做好行军途中的群众工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由宋乔生同志任主任，下设宣传股、民运股、青年和妇女组等，军部和前委的几个女同志被编在妇女组，伍若兰提出让我来担任组长，因为我在衡阳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过军事，参加过战斗，又是做地方工作的，所以她向主席建议将我调来随军行动，主席一张纸条就把我调来了。

这样也就使我有机会在主席身边战斗和生活，亲聆教诲，点滴在心，学到了许多东西，这对我的一生，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我至今感谢主席的纸条！

毛泽东教导我做群众工作

部队下山，长途跋涉向赣南转移。我此时不仅仅是妇女组长，还担任民运股长，在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

每当行军时，主席总是将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一直坚持步行。他人高腿长，迈一步够我们跑二三步，跟他一起行军我们实际上是一路小跑。就这样，我们几个小青年也愿跟着他，因为他会说很多笑话和历史知识典故，又幽默，又爱开玩笑，我总是一路跑一路笑，轻松愉快地就到了宿营地。我们爱跟着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会在一种快乐的气氛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接受革命道理、工作方法和原则，尤其是指导我们如何去做群众工作。

首先学到的，就是注重调查研究，全面占有第一手材料。他的方法是先拟一张表格，在出发前让我召集驻附近连队的宣传员按表格的内容一项项去调查填写，然后交还给他，或口头向他汇报，由他去分析判断。这张表格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如沿路经过的村庄有多少户人家？瓦房多少？茅屋多少？是朝南还是朝北？庄稼长势如何？种的是什么作物？从这个村到那个村距离是多少？沿途有无河流、桥梁？有几座山？是什么样的形状和结构？有没有墟镇，群众穿的破烂肮脏还是干净整齐？总而言之，让我们要将行军沿途的一切，尽可能详细地填到表上或向他口述。

主席根据我这些汇报及其他许多调查材料运筹策划帷幄之中，而决胜于千里之外。

毛泽东指责我是“女皇”

部队在大庾打了一次败仗，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加上天冷，山路结冰，部队行动很困难，上山需用刀砍冰，下山就干脆连滚带翻地滑下去，可敌军又紧随尾后穷追不舍，天天都要急行军90里以上，弄得部队疲惫不堪。战士们开始发牢骚，而且将气撒到女同志身上，不是讽刺挖苦，就是歧视侮辱。我们气得不得了，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憋在肚里。

部队到达江西一个小镇子，当地古柏同志的游击队和地下党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一天晚上，主席在一座祠堂里召开了一次官兵活动分子大会，有百来号人，主席先讲了形势和对策，然后让大家讨论。

这时有一位男同志站起来说：我们部队不够精简，特别是女同志，有的怀孕，有的身体不好，不仅拖累了部队，还分散了指挥员的精力，既然这儿有地下组织，不如将体弱的女同志留下来。这时下面的人七嘴八舌地喊：把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来！

我本来就憋了一肚气，这下子总爆发了：“你们男同志就是歧视女同志，这里到处是地方反动武装，即便有地下党组织也很薄弱，女同志留下来能生存吗？你们这是借刀杀人！”这后一句话的确是说得过头了，只见主席一下子站起来，用手指点着我说：“曾志！你是女皇啊！难道就是你关心女同志？”见主席动了气，大家都不吭气了，我气呼呼的，但也不敢再吭声。

但是经过这一场辩论，女同志一个也没有留下来。

毛泽东开我的玩笑

在长汀期间，蔡协民是三十一团的党代表，也驻扎在附近休整。他几次让我上他那儿去，可我一想到三十一团战士们见到女同志时也流露出的那种歧视的眼神和难听的议论，就不自在。我很好强，容不得这些，所以每次都借故不去。协民很不高兴，他原本是个痴情的人，这时给我写了封长长的、情意绵绵的信。

我将它藏在挎包里。自从下井冈山后，我经常和贺子珍睡一个铺合盖一条被，协民写的信让贺子珍发现了，她看了还不算，还拿去让主席看。主席最爱跟贺子珍开玩笑，他们俩常常像小孩一样，先是逗乐，你捅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有时闹着闹着就真打了起来，可一会儿气就消了，又嘻嘻哈哈，闹着玩了。

贺子珍和毛泽东

有一天我经过主席的房门口，见他们又在那哈哈大笑，见到我，主席挥手召我过去：“曾志，曾志！你过来！”我走到他俩面前，主席指着子珍，笑嘻嘻地说：“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我顿时感到受到羞辱，气得转身就走，说实在的。

不知什么原因，不久蔡协民被调来红四军任政治部副主任，这样我们就在一起了。虽然没有挑明，但我估计这是主席的安排，主席看了协民的信，知道了我俩的苦恼，就将协民调来军部，让我们夫妻团圆。

在苏家坡

部队从上杭撤到苏家坡后，我和协民，主席和子珍同住一栋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上楼下一共四间小屋，中间是个小天井，我们的窗子和主席的窗子刚好面对面，天气热我们又都打开着，所以彼此的动静都看得一清二楚。

主席和子珍一会儿说说笑笑，一会儿又打打闹闹，主席还是喜欢跟贺子珍逗着玩，但每每的结果却仍是真打起来。此时的贺子珍很清秀，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待人又善良又亲切。虽然她像林黛玉一样弱不禁风，实际上她的性格很倔强，发起脾气来也是不得了的，而且像小孩一样爱哭。主席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本初中英文（第二册和第三册），有时就坐在窗前大声地念英文，他读音不准，又夹带很重的湖南腔，念起来十分可笑（我在教会学校学过一点英语，所以知道英语该怎么个读法），他在那边愈是认真地读，我在这边愈是笑得厉害，可主席并不介意，依然旁若无人般地在那念他的湖南英语。

在苏家坡，主席经常做的一件事，是请各种各样的人来座谈，有贫雇农、商人、手工业者等等。每每在楼下草坪上摆一张桌子、几个长板凳，再摆上一只瓦壶、几只土杯，虽然简陋，但气氛却热烈。主席很懂谈话艺术，从不正面发言，而是在问寒问暖中，在拉家常中，就获得了他所想了解的内容。这种座谈会，每次主席都自己做记录，但不知这些记录是否保存了下来。

苏家坡很美，草木葱茏，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上还有座小桥。我们四人便常到桥头观赏黄昏景色，待天黑下来后，当地群众就点起一只松油火把的铁笼，将笼子推到河边，一群群的小鱼就会冲着亮火游来，这时人们有的用网捞，有的用手抓，整个场面热闹又壮观，我们伏在桥上，看得津津有味。鱼若捞的多，老百姓就送我们几条，我们如获至宝似地拿回去。主席最爱吃鱼，尤其爱吃鱼头，每次吃鱼，他都是先将头吃了。

在苏家坡的日子是那样的充实愉快，真让人怀念啊！

我同毛泽东吵架

1929年10月，陈毅同志从上海汇报后回到红四军，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评了红四军领导，肯定了主席在前委的工作是正确的，而撤销主席职务的决定则是错误的，指示立即恢复主席前委书记的职务，让主席回红四军担任领导。

主席回前委前，召开了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为日后整顿红四军做准备。他花了近20天时间，亲自起草了九代会的报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开始了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主席要回红四军了，准备向江西方面行动。当时我们都跟特委一起住在蛟洋，这时贺子珍已怀孕六个多月了，主席临出发前，找到我交待道：“曾志，我要带队伍去江西，贺子珍怀孕了，无法随我走，她留下来，由你负责照顾她。”我以为“照顾”就是让我离开工作，专门去护理贺子珍，不由得火了：“我有我的工作，哪有时间伺候她生孩子！”主席也生气了，大声说：“就是要你照顾！” “就是不照顾！”我也大声地回顶。“一定要你照顾！”主席坚持道。我说：“我是党的干部，我那么多的工作要做，哪能成天去护理她呢？”主席知道我理解错了他的意思，就缓和下来：“让你照顾她，又不是让你一天到晚去护理她，不过是要你关心些罢了！”我知道我理解错了，顿感赧颜，我降下声调向主席道：“我跟子珍是好朋友，过去行军都常在一起吃饭睡觉，我从来都关心她，照顾她，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去做的，刚才是我误解了你的意思。”主席说：“理解了就好！那就多多拜托了！”

在那时，我们年轻人虽然崇敬毛主席，但却并不惧怕他，那时他是有血有肉的人，还没有变为神，所以我敢妄为地与毛主席吵架！没过几天，主席就走了。正好蔡协民去厦门省委汇报工作，要好几个月才会回来，于是我将贺子珍接来与我同住，两人仍是睡一张床，合盖一条被。子珍的肚子越来越大，衣服箍得紧紧的，我就将我身上穿的没收地主家的妇女穿的大宽袖、圆下摆棉袄和罩衫给她穿。我们同住了二十几天，子珍想学文化，就到龙岩党办的一个中学念书去了。我们打下龙岩，子珍也生下了孩子，邓子恢同志对她很关心，送去了鸡、肉和蛋，我也送了些吃和用的东西。

1930年夏，我与蔡协民被调去厦门，就再也没见过子珍，一直到1946年在哈尔滨、1948年底在沈阳才见过面。

漳州，毛泽东为我们饯行

1932年春，红军打下了漳州，厦门中心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认为这是建立闽南苏维埃政权的有利时机，中心市委应立即迁去漳州。我是市委秘书长，理应前去打前站。

曾志

我和蔡协民要走了，要去闽南小山前地区去开展工作。走的头一天晚上，主席特意为我们饯行。他自己掏钱买了只红公鸡，又拿出一罐贺子珍给他熬的牛油，一路上没舍得吃，这回却用来给我们送行。虽然鸡肉很瘦，牛油也不好吃，但主席的一片赤诚心意，却感动得我差点没掉下眼泪来。

我们依依不舍地与主席分了手，直到八年后在延安，我才重新见到主席。

延安重见毛主席

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名义上是荆门合作饭店的女老板，实际上是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我们对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的兵运工作做得很有成效，与秘密党员、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即“佩剑将军”）取得了联系。

1939年，国民党下达了“限制令”，又搞开了“安内攘外，排斥异党”的老一套。区党委决定停止荆当远的公开活动，党员干部一律转入农村隐蔽，而我由于目标太大，无法再呆在荆当远地区，被送去延安学习。

我经过差不多三个月的辗转跋涉，于1939年年底到达延安。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炕上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很快回了一个条子，上写：曾志同志，你来延安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又要见到毛主席了！我实在是按捺不住那种又激动又兴奋的心情。第二天，果然中组部派了一人来接我。主席住杨家岭，秘书叶子龙住在他前面的一排窑洞里。我先到叶子龙那儿，没—会儿，主席走了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热情地说；“你终于来了，很好，走，到我那里去！”我随主席来到他的办公室，还是那样简朴！除了一张桌子、几个木头架子放满书之外，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坐下来，主席关切地问：“这么多年，你在哪里？蔡协民呢？你们还在一起吗？我一直注意打听你们的消息，潘汉年从白区来延安，我还向他打听过你们，潘汉年说他也不知道，我还以为你不在人世了！”领袖的关怀，使我内心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了出来，这八年来在白区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四次无端蒙冤，一度丢失了党的关系；而重新寻找党组织的过程又是那么的坎坷漫长；蔡协民的牺牲是那样的惨烈悲壮，而与陶铸的悲欢离合，又是那么的大起大落；真是百感交集，一言难尽的八年啊！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我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古脑地儿倒了出来。

主席颇解人意静静地听我讲完。我对主席说我是来进马列学院学习的。主席点点头说：“很好，很好！你已经有了实际工作经验，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才能提高自己。实践，经验总结，再上升到理论，这种学习方式很需要。”我一直在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工作，经验是有，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我说我准备花一年时间来读书，主席说：“不行，要学三年，至少要两年，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一定要精读，读了还要结合中国国情和自己的实践，去理解它分析它，将理论变为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止100遍了，但遇到实际问题还要去翻，有时只看一二段就会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不知翻阅了多少遍《共产党宣言》！就是要这样经常读，重复翻阅才行，你现在有时间坐下来读书，读它个二三年，将来对你会有好处的！”

但是我辜负了主席，在马列学院学了不足一年就中断了。我十几年来东奔西跑惯了，心也野了，一旦坐下来看书，怎么样都适应不了。一听课就走神，一看书就犯困，那些马列主义的理论词句，根本进不到脑子里去。两个月后，学习才有点入门，加之又怀孕了，所以组织上调我出去工作，我也就顺水推舟，没有再坚持学下去。

初见江青·主席谈贺子珍

在延安第一次见主席，畅谈一番后，主席留我吃晚饭，这时他才将江青唤过来。关于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事，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十分疑惑，像主席这样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怎么会与上海滩这位声名狼藉的明星结合呢？她与贺子珍是两路人，而子珍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不理解，怎么又能理解！所以谈话时我不愿听到江青的名字，更不好去问子珍的情况。

江青走了过来。我在上海时看过她的戏剧广告，几乎有房子一面墙那么巨大。广告上的江青还是蛮漂亮的，但这会儿，我却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漂亮，也许是烛光太暗淡的缘故。她高高的个子，穿着臃肿的灰棉服，样子不显年轻，却在胸前吊着根姑娘式的长辫子，只是她的一双眼睛还算明媚动人。不知为什么，她整个人显得软绵绵、懒洋洋的，不大多说话，对我谈不上热情，也谈不上不热情，也就是客客气气的吧！

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延安没什么好东西吃，我至今记得那盘豆芽菜，不去皮白水煮煮就那么端上来了。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我不好再留，就说：“天晚了，我该回去了。”主席说：“以后每个礼拜天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我傻不叽叽地说：“那我以后每个星期天都到你这里来会餐！”主席收住了微笑，显得有点尴尬，我自知失言，后悔莫及。也真是的，主席这里只有粗茶淡饭，哪里谈得上什么会餐啊！

1940年春，陶铸也来到延安，我们筑起了自己的小窝，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那时我们与主席分住上下窑洞，靠得很近，我常抱女儿去他那儿聊天，谈点家常和以往的事情。

主席有时也谈起家乡吃的东西，如湖南的臭豆腐、腊鱼腊肉……说起辣椒来更是津津乐道。他说：“辣椒好啊，吃辣椒有很多好处，开胃通便，延安没辣椒吃，老吃那些土豆白菜，真是没有什么味道！”他还要给我20元，让我给家通信时，让我母亲做些腊肉腊鱼捎来。当然这只是一说而已，不过是他思乡情怀的偶然流露罢了。

有时他也谈到陶铸，说陶铸很能干，那篇论精兵简政的文章，写得好，别人写不出来。

我老惦着贺子珍，可又不敢贸然提她，没想到有一天，主席竟主动地说起了她。主席感叹道：“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10年夫妻嘛！”“那为什么要离开呢？”“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俩人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11处弹片。

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警卫员送去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绝别信，不久就去了苏联。这封绝别信至今还存在我的铁箱子里。”沉默稍许，主席又说：“但我还是挂念她的，她长征吃了不少苦，跟我10年生了10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我最怀念的还是在中央苏区生的毛毛，部队出发时，孩子站在路边送行，那时毛毛才4岁，没想到一别就再也见不到了。”主席谈起贺子珍，谈起毛毛，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伤感。这伤感，过去我从未在主席身上发现过，看到的都是欢天喜地的大丈夫气概。他还告诉我，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被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是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连贺子珍也不怎么理他，不去照顾他，却强调自己有事情要干。主席说：“我当时就那么想，读者群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我相信主席讲的都是心里话。在毛与贺的分离上，人们总是指责毛，连我也认为主席未免太负心。今天听了他的一席肺腑之言，才感觉到他那难言的苦衷。

1947年曾志在东北

我要求去敌后，主席说：我支持你！

1942年，我又进党校学习，却碰上了整风运动。

主席这年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旨在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但康生等却把这场运动在后期变成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审干运动。除了没有脱离过红军队伍的干部外，一律要进行审查。凡是在白区工作过的、被捕过的、掉过队或被俘过的，均列为怀疑对象、审查对象，将他们作为“失足者”进行“抢救”。像我这样长期在白区工作、又一度失掉党的关系的，自然会被作为重点。我被与世隔离，看管了一年零四个月。

我又一次蒙冤。但我很镇静也很坦然，因为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也相信我自己。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我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这也是我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我尽量吃好睡好，如果哪个晚上停止批斗，我就静静地读书，一年多下来，我不仅没瘦，反而胖了。这期间我给主席写了封长信，尽管没收到回音，但我相信主席最后会主持公道的。果然，主席亲自纠正了这种无端迫害党的忠诚干部的做法，朱老总、陈（毅）老总、钱瑛大姐等了解和熟悉我的老同志，也纷纷站出来为我说话。甄别后，我被补选为七大候补代表。

1944年12月，为主席祝寿，在王家坪组织了一场舞会。我去了，主席见到我，显出很高兴的样子，邀我跟他跳舞，我乘机问：“收到我的信没有？”“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这样我还能说什么呢？领袖的信任，足以消融我一切的幽怨和委屈。

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做了振奋人心的报告，中央向被错整的干部赔礼道歉，进行安抚，大家的怨气一扫而尽，全党达到空前团结。

曾志与陶铸

七大后，陶铸等一批干部要到湘粤桂沦陷区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央决定女同志和家属一律不准随队伍南下。可我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于是在另一次舞会上，我见到了主席，说我要随陶铸去，死也要死在前线，我要用自己的鲜血证明自己的忠诚与清白！主席有些为难，说中央已做出决定，任何女同志都不许去，何以单让你去呢？我倔强地争辩：“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主席拗不过我，宽厚一笑：“好好！我支持你去，回头我同少奇同志讲讲。”

就这样，中央特批我一个女同志随陶铸南下，到沦陷区去打游击。但走到半路，日本投降，中央指示我们日夜兼程赶赴东北。在白山黑水间艰苦卓绝地战斗了四年，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才又见到主席。

1949年3月，我应召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妇代会，在西郊机场观看了主席的进城式。当主席乘坐的敞篷吉普车开过来时，群众沸腾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我也是激动得不能自已。20多年的浴血奋斗，牺牲了多少好同志啊！我周围的亲人、战友们一个个地倒了下去，而我却活了下来，无论死去了的还是活下来的，不都是盼着这一天到来吗！我的双眼湿润了，我随人群拼命地喊叫：“毛主席！”我多么希望主席能够看到我啊！但车缓缓开过去了，车上的巨人终究还是没有看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