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幼年十分孤苦，在他还未出生时，他的父亲李任荣离开了他。两年后，他的母亲周氏也相继离世。李大钊是在祖父李如珍的培育下长大的，他的成长倾注了祖父大量心血。李大钊在自述中提到：“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因此，李大钊对祖父的养育之情铭刻在心，一直怀有感恩之心。

在李大钊读中学的第二年，祖父李如珍病重。李大钊赶忙回到家中，一直守在祖父的身旁，几夜不睡。在祖父弥留之际，李大钊尽可能地献上自己的一片孝心。几天后李如珍去世，这给李大钊带来了极大的痛楚。养育之恩，未能行孝，或许是李大钊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除了李大钊的祖父外，李大钊家中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表姑薛范氏。薛范氏是李大钊祖父李如珍的外甥女。由于李大钊幼年父母双亡，表姑薛范氏帮助李如珍一起照看李大钊。李如珍去世后，薛范氏经常帮助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料理家务。在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她又在经济上给予慷慨资助。可以说，表姑薛范氏的关爱无疑使在外求学的李大钊多了一份安心和感动。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曾购买过三件茶具（一对茶盘、一件茶叶筒）。回国后，他亲自将茶盘送给了自己的表姑。1957年，政府在修建李大钊故居纪念馆时，薛范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这对茶盘赠送给了李大钊故居纪念馆。

李大钊始终不忘表姑的抚育恩情，对她十分恭敬。来北京工作后，他经常邀请这位长者到他家中居住，以尽自己的孝道。平日里，当薛范氏对李大钊的工作生活有疑惑时，李大钊也会耐心诚恳地给予回应。

有一次，李大钊家中来了几位外国人。李大钊在与客人会谈之前，特意叮嘱赵纫兰和姑妈在门口盯梢。对此，姑妈薛范氏感到非常疑惑。原来，来到李大钊家中的俄国人正是共产国际的友人，他们正在商议在中国建党的事宜。客人离开后，薛范氏问李大钊：“这些日子，常有外国人来咱们家里，这都是些什么人？你可千万别惹出什么事来啊！”

李大钊为了消除表姑的疑虑坦诚地解释道：“来到家里的外国人，是俄国人……那里进行了革命，建立了工人和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就叫做苏联了。领导革命成功和建设新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苏联共产党。我们也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革命成功以后，也要建立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您和侄媳妇为我们在门口放风，就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这也是为革命做工作啊！到了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还要表扬您做的这些工作呢！”薛范氏听到了李大钊的解释，渐渐明白了李大钊所做事情的重要意义。因此，以后每当李大钊家中有客人来商谈工作时，她和赵纫兰负责看门放哨，全力保证会议的安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