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是延安作风、延安精神的生动展示，与国统区的“西安作风”“重庆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见公仆不见官”：勤政廉洁的政治风向

毛泽东曾对国统区和解放区作过如此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在陕甘宁边区，上自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各级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勤政廉洁作风的模范践行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举过延长县县长焦生炳的例子：“焦县长亲自参加担粪、翻地、锄草、收割。麦收时，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时还要挑着一担回去，无怪老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了，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他在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感慨道：“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

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都没有薪酬，只发给勉强维持生活的津贴，最高级别的行政领导每月5元，县长2.5元，粮食每天1.4斤，菜钱4分。正如毛泽东所言：“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对于贪污腐败浪费等行为，共产党人更是毫不姑息。

延安时期，中央领导人几乎都参加了大生产运动，自己种菜织布，自力更生，丰衣足食。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把国民政府战时的陪都重庆与共产党人聚集的延安作了比较之后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1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担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的肖玉璧，因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肖玉璧是1933年加入红军的战斗英雄，党和边区政府并没有因此而稍有宽纵。

《解放日报》对此案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无非一念救苍生”：积极向善的社会风尚

与“有官皆墨吏”的重庆不同，在“无土不黄金”的延安，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关切，人民的解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里的一切努力和奋斗，“无非一念救苍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且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特别是针对陕甘宁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陋习，深入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禁绝种植吸食鸦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为了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边区各级政府深入农村举办妇女扫盲学习班。

在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前，当地的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文盲率高达99%。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年努力，边区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对边区农村影响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教育形式，当属各种类型的以民教民为特点的社会教育，尤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冬学、民教馆等最受群众欢迎。在宣传发动中，党和边区政府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使群众明白教育的内容、意义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上冬学至少能识150个字、会唱5首歌曲，还知道为什么会打雷下雨、怎样会不生病、怎样选举、怎样办合作社；不识字一辈子吃苦头，上了冬学人人都能干、人人有本事，等等。

全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边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鼓励和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升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其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其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

在边区妇女生产运动中，涌现出300多名劳动英雄，其中郭凤英、黑玉祥、张芝兰、刘桂英等作为全边区妇女生产的“状元”，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比如柳林区二乡的妇女，通过从事纺织实现了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而且在‘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的体验中，增进了家庭和睦与全村的团结。男人打女人、邻舍相骂的事情，大大地减少了”。

《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针对盛行婚姻包办、买卖的不良社会风气，边区政府公布《婚姻条例》，大力倡导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买卖婚姻、童养媳及童养婚等，使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根本改变，长期延续的恶俗陋习得以摒除。

“八载干戈仗延安”：团结奋发的精神风貌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在延安时写下的这首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族的希望”的历史事实。到过延安和边区的人们，都会为这里上上下下所展现出的那种团结奋发的精神风貌所震撼、所感染。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不仅使全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也使根据地军民和党外人士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振奋了士气。

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同一天，他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十点要求：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944年6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延安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参观团中的大多数人是第一次来延安，他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的广大军民中间，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已经内化为一种政治自觉，外显为一种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与国统区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

美国人谢伟思在访问延安后说：“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梁漱溟在赴延安参观后也感慨道：“在极苦的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哈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却!”

何其芳更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