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祥：周恩来题写“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吗?
作者：李方祥 来源：李享生活 日期：2023-08-14 点击：
上述这段文字错误百出。其一,叶挺明明是“在与国民党军队谈判交涉时被扣押的”, 而这段文章却说叶挺是“被俘”的;其二,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是合作抗日的友党,国共两军是合作抗日的友军,当时的国民党不能被简单地一概说成是“国民党反革命”,同理,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也不能被简单地一概说成是反革命军队,同室操戈搞摩擦的只是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中的汉奸和反共顽固派,而不是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整体;其三,众所周知,周恩来的题词是谴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可是“该文却语出惊人”,竟然说周恩来的题词是指责毛泽东的。事实上,不管是扬帆还是“小朝”, 其上述说法纯粹是个人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测,目前已经公开的大量史料足以证明其完全违背了历史真相,完全歪曲了周恩来题词的本意,对周恩来和毛泽东却是一种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为了澄清事实、以正视听,本文拟从两个方面略举若干史实加以证明。
列宁曾经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确是研究历史、弄清真相的唯一有效的科学方法。要搞清楚周恩来题写的“千古奇冤”究竟是针对谁,毫无疑问必须设法回到历史现场。这就必须借助史料,让史料告诉人们真相。
第一,周恩来秘书童小鹏的回忆。皖南事变发生时,童小鹏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那几天的活动特别是他发表题词的前前后后,童小鹏都伴随在周恩来身边,因此,童小鹏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人,最清楚周恩来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下这四句题词的。2006年出版的童小鹏回忆录《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其中在“怒斥皖南事变”一节中,详细回忆了周恩来奋笔疾书该题词时的情形:
1941年1月17日晚,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布通令,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获悉这一情况后,义愤填膺地打电话痛斥何应钦,随后又驱车前往张冲处质问和抗议。之后返回红岩村时夜已经很深了,周恩来与办事处的全体党员讲话后,已经是18号的凌晨。他又作了一系列的布置,把童小鹏等人叫到他办公室布置保密工作,准备对付国民党的突然袭击。这时, 《新华日报》的同志来向周恩来汇报说,《新华日报》写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 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全部扣压,禁止刊登。新闻检查所的人仍不放心,还在报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后略有所思后对来人说: “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把被检扣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后,印好几张报纸送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大量印发。除报丁报童外,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报社的同志走后,周恩来便愤然挥笔,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②童小鹏的回忆很明确地证实了一个最基本的、最核心的史实,那就是“:千古奇冤”是在周恩来知道原先要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文章被国民党扣压、报纸面临“开天窗”的情况下,为了冲破国民党当局封锁皖南事变真相,决定用“千古奇冤”这几句题词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很显然,周恩来的题词就是抨击蒋介石国民党当局顽固派的。
第二,周恩来本人写此题词前后的主要言论和活动。周恩来写此题词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只要考察周恩来在此前后一系列相关的言论和活动,就可以从中得出其题词的真实含意。1941年1月17日晚,为了表达对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强烈愤慨,周恩来打电话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 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③为了驳斥国民党对新四军的污蔑,19日《新华日报》发表由南方局军事组起草并经周恩来修改的文章《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同时周恩来又指示将该文作为传单秘密散发。该文对所谓“新四军违抗命令不受调遣”等8个关键问题, 以大量的事实进行了有力的驳斥,进一步揭露了国民党当局顽固派的内战阴谋。之后,周恩来又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向国民党元老和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界人士,以及苏联、英国等国外交官,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和顽固派制造磨擦、妄图消灭异己的阴谋。为了进一步在国际社会戳穿国民党顽固派的谎言,周恩来还致函回到纽约的斯特朗,建议她发表她所知道的情况。斯特朗随即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
此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正提出严惩皖南事变的祸首等要求,中共7位参政员还为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而拒绝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从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所发表的一系列言论和工作看, 周恩来始终站在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斗争的最前线,立场和态度都是极其鲜明的,与党中央和毛泽东高度一致,根本不可能用“千古奇冤”去影射指责毛泽东。
第三,《新华日报》刊发周恩来的题词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重庆当局的反应。载有周恩来该题词的《新华日报》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的封锁,报纸发行量大增,从平时的2000份激增到5000份,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蒋介石看到18日的报纸后,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⑤1941年1月18日的《新华日报》, 不仅发表了周恩来义愤填膺谴责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的该题词,而且拒绝刊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及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所谓新四军叛变解散的谈话,遭到了重庆国民党当局的嫉恨和破坏。2月1日,重庆市当局派遣报业职业工会常务理事邓发清诬蔑《新华日报》“目无政府、目无统帅”,“丧失其报格与国民应有之人格”,并且要求严惩《新华日报》,声称“自即日起,对该报一致拒绝派送”⑥。3日, 重庆市商会主席周懋植上书重庆市政府指责《新华日报》“字题‘奇冤’,是非莫辩,纲纪荡然”。并且污蔑《新华日报》“假自由之名以颠倒是非”,应当“严加纠绳,予以惩处,方足以儆效尤,而正中外之视听”。随后,国民党当局变本加厉地加紧了对《新华日报》的迫害,甚至悍然查封了成都分销处等报社营销机构。从国民党当局对周恩来这两则题词的反映来看,当时他们对“千古奇冤”所针对的对象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假设是指责毛泽东,那么当时国民党当局怎么可能要急于封锁、“拒绝派送”《新华日报》呢?很显然,正是因为周恩来的题词揭开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而触怒了国民党当局。
第四,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中央局处境困难,根据党中央“驻渝干部要尽量减少”的指示,1941年2月1日, 叶剑英奉命从重庆启程回延安,2日抵达延安, 不顾疲劳,立即到杨家岭见毛泽东,将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信、邓颖超送给毛泽东的照片以及刊有周恩来该题词的《新华日报》亲手交给毛泽东,并汇报了皖南事变前后我南方局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当晚,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称“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王”⑦。“报纸题字”即指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该题词,“为之神王”中“王”通“旺”,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该题词高度赞赏,认为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反击是有力量的。如果周恩来的题词是指责毛泽东的,那么毛泽东怎么可能还会对此大加称赞呢?显然,说周恩来的题词是指责毛泽东的,这不合正常的思维逻辑。
上述四个方面的史料共同指向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千古奇冤”真真切切是周恩来为揭露和斥责制造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悲愤之作。扬帆或者“小朝”连最基本的史实和逻辑都不顾,凭着主观想象信口开河,把它与毛泽东扯在一起,实在荒谬可笑。但令人费解的是,如此荒谬可笑的文章,竟然被《炎黄春秋》刊发,不知意欲何为!
毛泽东对新四军“有成见”之说纯粹是空穴来风
《项英秘书扬帆谈皖南事变》这篇文章确定“千古奇冤”是指责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毛泽东“对新四军和项英有成见”。该文称, “中央与我们皖南军队有点矛盾。皖南军队被国民党特务名之为‘朱毛不要的部队’”。“党中央对全党是一视同仁的,对我们皖南也是爱护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是有成见的”。说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有成见”,新四军是“朱毛不要的部队”,这种说法与事实恰恰相反。
第一,毛泽东和党中央很早就明确制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应该说,新四军的筹建和发展始终与毛泽东的指导是紧密相连的。在其筹建之初,毛泽东曾考虑了几种方案。比如, 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致电南京博古、叶剑英,询问是否有可能“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 并是否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如上述能办到,则经过叶挺整理南方游击队,并集中各游击队之一部成为一军是可以的”。⑨叶挺和项英赴延安受命时,毛泽东对他们二人不但热情招待,而且高度评价, 充分信任。
新四军成立后,毛泽东多次发电报指示新四军的行动原则,要求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开展敌后游击战,创建根据地,扩大新四军。1938年5月4日,正值新四军向敌后挺进之际,毛泽东及时发电报鼓励项英克服困难开展敌后游击战“,发展新的游击队,创造根据地是完全有希望的”;同时还指出新四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⑩。同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华北、华中的战略全局出发,并结合新四军所处的特殊位置,确定了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1939年3月,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把六中全会的方针进一步具体化、系统化,提出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即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伪军, 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并确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的方针11。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强调了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以及周恩来与新四军共同商定的“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意见,同时明确指出:“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发展当然会引起磨擦,但只有发展力量,给磨擦者以反打击,给武装进攻者以反攻,才能巩固自己。”12特别是10月19日何、白的“皓电”之后,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一方面做出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江北的让步政策,另一方面又一再电令项英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一切准备。
第二,毛泽东以极大的精力用于说服、催促项英执行中央正确的方针和路线。党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和北移路线应该说是很明确的,但是项英对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有不同看法,因而在行动中表现出犹豫不决,没有立即执行中央的决定和部署。在这期间,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中制造反共磨擦,并做了必要的准备部署, 另一方面不断提醒项英注意国民党试图消灭新四军的阴谋。当国民党调兵遣将准备一口吃掉新四军之际,毛泽东十分牵挂处于包围之下的新四军。1940年4月3日,他致电项英询问, 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在遭国民党军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圈、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是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部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等等。在顾祝同、上官云相等紧锣密鼓地调集部队,对新四军形成包围期间,毛泽东不得不用相当大的精力反复与项英电报沟通、交换意见,说服和催促他执行中央的北移方针。但是, 项英在“拖”还是“移”的态度上摇摆不定,一直没有下最后决心。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等人,明确指示军部迅速过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延迟”13。11月18日, 项英致电中央,认为顾祝同的态度是以局部解决的方式逼新四军北移,国民党的企图是北守南逼中打,请示中央对此的具体方针和指示, 是速移还是有拖一下的必要。21日中央回电指示可以拖1个月至2个月,但仍然强调须认真准备北移。22日项英回电声称“新四军皖南部队短期内无法开动,如途中发生战斗,十分不利,反不如暂留皖南,胜利把握较多。”毛泽东获悉项英改变原定计划后十分着急,24日电令催促“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在毛泽东的急电催促下,皖南新四军才开始分批移动。但是由于国民党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消息,日军、伪军沿江增兵封锁,苏南军情紧张,项英又动摇了北移的部署,12月8日,国民党当局发出“齐电”下最后通牒,同时加紧军事部署,在皖南布置了袋形围歼新四军的“防堵计划”,并签发了“解决”皖南新四军的作战方案。此时,皖南形势万分紧急,军事冲突一触即发。但是项英在12月13日却电告中央“目前难求迅速北渡,应再延迟一时”。第二天中央即回电强调:“皖南新四军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甚至直到1940年12月下旬,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已完成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包围,项英等人还多次向中央要“行动方针”。毛泽东动怒并于12月26日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 批评他们“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14在接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后,新四军军部才于28日仓促召开会议讨论北移事项,决定1941年1月4日晚开始行动,移往苏南。至此,项英才真正接受了中央关于北移的指示,但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中央原计划12月底之前必须全部过江的时限,错过了突出国民党包围的有利时机。
就毛泽东与项英之间往来电报的内容分析,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是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是如何摆脱国民党的围歼问题,而不是个人的意气之争,更不是什么“成见”。新四军并不是毛泽东不要的部队,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几天,虽然此时中央与皖南新四军之间的联络已经相当困难,但是毛泽东仍然密切关注着皖南事态的发展,想方设法挽救危局、减少损失。这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电报来往频繁,紧张地商量如何减轻皖南新四军被包围的压力。1941年1月12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建议采用“围魏救赵”办法,在山东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13日,中央复电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 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15虽然由于皖南形势的恶化,“围魏救赵”的意图并没有实现,但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命运忧心如焚的关切心情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
第三,毛泽东还十分关注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毛泽东对项英是重视的,在筹建新四军领导人选时,1937年11月6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电报中亲自提名项英担任副军长。16新四军组建后,项英与叶挺在工作上既有合作的一面,同时也有矛盾的一面。鉴于新四军成立不到一年时间,项与叶在工作配合上存在问题,早在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及时给项英的电报中就提醒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列举上述史实是为了说明,毛泽东自始至终关心、爱护这支属于人民的抗日部队,所谓毛泽东对新四军“有成见”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没有任何根据。近年来,类似这例通过主观臆测、捕风捉影来歪曲事实、掩盖真相的观点, 在一些媒体上并不鲜见。这些观点往往在一部分群众尤其是对党史不太熟悉的青年人当中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种现象值得引起重视。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为此,我们需要认真读点党史、国史,特别是要学习正史,提高辨别历史是非的能力,不受伪史所误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才能从客观的历史而不是歪曲的历史中找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益启示。
来源：《党史文汇》2014年01期，作者李方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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