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及其演变、扩大的历史教训：多方领导人的误判

——写在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

张兴德

作者按：在研究朝鲜战争史的论著中，对朝鲜战争爆发原因的研究虽多，但观点各异。现在流行的观点是以沈志华为代表的曲解所谓解密档案而得来的理论，将朝鲜战争的爆发说成是斯大林的阴谋。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研究朝鲜战争的著作，却对朝鲜战争原因一略而过。这就是本文的写作出发点。

摘要：正确地战略判断，对战争的影响极为重要。就朝鲜战争的爆发来说，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一点是多方的战略误判。朝鲜和苏联领导人误判美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美国政府决策层和军方误判“联合国军”进军鸭绿江边，中国不会出兵抗美援朝。中国当时对朝鲜战局的战略判断与决策，主要从中国的安危出发，同时考虑中朝、中苏关系多种因素决策的，则不能说是误判。

朝鲜战争是二战后影响世界格局和历史演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军事事件。2023年7月25日是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我们在纪念这个日子的同时，认真总结、吸取其中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前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之所以逐渐形成并最后爆发，甚至扩大，无不有其内部原因、外部原因和直接原因（所谓“导火索”）。研究战争不能不首先研究这些问题。就朝鲜战争而言，亦是如此。

朝鲜半岛战争开始于朝鲜内战。就朝鲜内战爆发的历史原因（内因）看，其久远性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其现实原因则同当时世界总体形势有直接关系。可以说，朝鲜内战爆发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注：上述各观点见拙著相关文章）。就战争爆发和扩大的直接原因而言，则是因为朝鲜、苏联、美国政府三方对当时各方的误判。这给我们这些后代带来诸多启示，研究这些误判，对处理当代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无疑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朝鲜领导人对半岛形势的误判

由于“二战”之后的历史曲折演进，金日成和李承晚最终分别代表了当时朝鲜内部的两种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各自依靠苏联和美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体系。他们建政伊始就尖锐对立。双方都不承认三八线为“国界”，分别是南方诸岛和鸭绿江边。都想用“武装统一”对方。苏、美先后从朝鲜撤军后，三八线南北军事冲突不断，成为双方即将发生的战争的“预演”。到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借机南下，开始了武装统一祖国的行动。

客观地说，就其性质而言，金日成的南下，是朝鲜民族为统一祖国的内战。从当时朝鲜局势看，金日成如果推迟南下，李承晚也即将北上。朝鲜民族的统一，通过和平的方式当然很好，但是用武力统一，他国也无权干涉。同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一样，朝鲜内战爆发是迟早的事。就其行动的性质而言，它同1949年毛主席挥师百万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并无不同。也同历史上美国的南北战争性质基本一样。对此，站在世界发展史的角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对金日成的行动无须更多指责和否定。

但是，金日成在整个挥师南下的过程中，对半岛形势作出了一系列误判却是不争的事实。

其一，判断美国不会出兵干涉朝鲜内战。这种误判带有理论性的错误。当时，毛主席曾提醒他应考虑可能出现美、日的军事介入等意外情况，他却不假思索地回答，美、日不会介入，也来不及介入。面对毛主席进一步明确表示，“我们不是美国的参谋长，决定不了美国的事情。”金日成还是以“美国不会干涉，干涉也来不及”来回复。其实，毛主席的提醒不过是一个成熟的战略家，对形势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的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有两种可能性，有顺利的一面，成功的一面，同时也存在不顺利的一面，失败的一面。兵马未动，预判先行。就美国对朝鲜发生内战的态度而言，亦是如此。我们既要想到美国可能不干涉朝鲜内战的一面，也要准备美国可能干涉朝鲜内战的一面，这样，两个方面都想到了，都有预案，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而毛主席想到了并给金日成提出来了建议，这不是毛主席会算命，而是他一贯地对任何事物、决策都坚持两分法的理论思维，并以此指导他的行动。金日成对美国可能干涉朝鲜内战没有预案。这种错判、误判，说到底是理论性的。

其二，对战争进程的误判。他对斯大林说明，为什么可以南下的理由时，一再强调，他可以迅速结束战争。他向斯大林表示，几天就可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他的理由是南方军队不堪一击，又有南方共产党领导的20万游击队配合，他的大军南下，会得到立即的响应。其实，金日成分析判断的这些必胜、速胜的“条件”，都是建立在不了解敌情、我情的基础上的。就在他们要南下之前，李承晚的军队为什么没有先于他们北上？就是他们集中围剿、镇压南方游击队、共产党和一切反对李伪政府的力量，以巩固后方。金日成南下时，南方游击队和反李承晚伪政府武装基本不存在了。至于南方军队虽开始被北方军队击溃，但也并非全无战斗力，因为金日成军队不注意打歼灭战，被击溃的李承晚军队，在美国介入后，很快恢复了战斗力。所以，南下的朝鲜军队，并非像原计划那样地快速完成统一大业。

其三，对美军可能从仁川登陆的提醒不以为然，这是使朝鲜军队由胜转败的关键错判。当朝鲜人民军进入南方，并同美军在釜山保卫圈交战，直到双方坚持不下的时候，中国军方多次提醒要朝鲜领导人注意提防美军可能在半岛的峰腰部某港口登陆的问题（后期特别明确提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最大）。金日成对此不以为然，仍然信心满满地认为，美军没有这个军力。他对后方的几个重要港口，也没有派足够的兵力去守卫，以至于使麦克阿瑟仁川登陆阴谋得逞。

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的误判

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但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他却犯了误判的错误。二战后，作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心，从当时世界形势出发，斯大林对金日成早在1949年就提出的用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本来是持否定态度的。可是到1950年的2月，在金日成的一再要求下，斯大林竟同意了金日成南下。这里的关键是，斯大林对当时整个世界形势、包括美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作了错误的判断。

斯大林判断美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有个转变过程。二战之后，苏联国内经济受到重创，在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攻势面前，一直处于守势。基本不支持除东欧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国内的武装斗争。例如土耳其和希腊，包括当时的中国。同样，在朝鲜，他也不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而金日成从开始就主张用武力统一朝鲜（他从20世纪39年代就在朝鲜北部山区和中国东北搞武装斗争，这么做自然可以理解），1949年6月美军撤离南朝鲜后，金日成先后给斯大林发了47封电报，陈述武装统一朝鲜必然成功的理由。开始时，斯大林仍然不同意，这是同斯大林当时的全球战略是一致的。斯大林的主要考虑，一是有苏美关于三八线的协议，苏联得恪守协议，二是朝鲜没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很快统一朝鲜，三是可能引发美军的干涉，使战争扩大，这是斯大林最不愿看到的。

但是，二战后世界连续发生许多有利于民主和平（社会主义）阵营的重大事件。当时，斯大林不止一次地说，现在国际形势变了，变得对民主和平阵营有利。其主要的这样几件事：第一，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这在军事上让美国不敢轻启战端；第二，美国眼睁睁看着中共军队将其竭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集团赶出大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胜利地继续进军大西北、大西南，政权日趋巩固，对此，美国并没有直接出兵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巩固，是为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增添了力量；第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世界两个大国的结盟，从法律层面巩固了和平民主阵营，这是当时有世界影响的大事件，标志着和平民主阵营力量的壮大；第四，世界各地特别是亚洲正掀起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例如越南正要将把法国殖民军赶出越南；第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条，在这个关键时刻，1950年的1月，美国政府连续两次宣布表示“韩国和台湾不在美军的防卫圈”之内，而更关键的事件是美国政府关于这个决定的绝密文件（即NSC-48/2号文件），又被斯大林的情报网获得。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

以上种种，让斯大林确信美国在战略退却和收缩。斯大林此前不支持金日成南下，现在同意金日成南下，主要是误判了在世界新形势下美国不会出兵干涉朝鲜的内战，相信了金日成信誓旦旦表示的“会很快统一朝鲜”的“保证”。但是，斯大林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想到了问题可能出现另一面，对金日成最后究竟能不能很快的地取得战争的胜利、会不会有其他变数，也有些担心。因此，他不仅一再要求听金日成的作战规划和结果，还要求金日成到北京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但是当时，在毛主席看来，斯大林、金日成都同意了，他自然也无法不同意。

斯大林的这种误判，直接后果是金日成南下。斯大林的误判，这有他自己当时的许多言论作证。几乎是世界政要们的一致看法，例如：

杨尚昆在回忆抗美援朝的文章中说：“1950年初，杜鲁门发表关于南朝鲜和台湾不在美国防务圈内的声明，使斯大林解除了顾虑，开始考虑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加快了武装人民军的步伐。3月，金日成秘密访苏，表示朝鲜人民军有足够的力量统一朝鲜半岛，斯大林对此表示乐观和肯定。5月13日，金日成来华向中共中央通报他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已同意他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

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古尔登在他的《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一书对此也有比较客观的叙述。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开始顾虑怕苏联卷入战争，对金日成南下并不支持，后来改变了态度的基本过程的资料：

“根据赫鲁晓夫的叙述，金日成在1949年末拜访了斯大林，并告诉他‘北朝鲜人想用刺刀尖捅一下南朝鲜’。一次攻击将会触发南朝鲜的内部爆炸，并很快把李承晚赶下台。‘按理说，斯大林不会反对这个主意，’赫鲁晓夫评论说，‘这更加符合他的共产党人信念，因为这场斗争将是他们的内部事务，两个朝鲜会自己搞定。’

但是斯大林反应谨慎。他告诉金回到北朝鲜去好好考虑这个主意，再拿一个具体计划过来。几个月之后，金又来到莫斯科，他称‘成功绝对有把握’。斯大林仍有怀疑。用赫鲁晓夫的话来说，他担心美国人‘会跳进来’。但是金争辩说，他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一举击溃南朝鲜，这就可以避免美国的干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在斯大林的建议下也跟金谈过话。

最后决定是在莫斯科郊外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一次情绪高涨的晚宴上做出的。金满怀激情，大谈他将如何治理一个统一的朝鲜——北方的工业与南方的农业相得益彰。赫鲁晓夫评论道：‘我们祝愿金日成取得每一个成就，为全体北朝鲜领导人干杯，期望他们斗争胜利的一天。’”（《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美）约瑟夫·古尔登 著 于滨等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第67-68页）

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基辛格也肯定地认为，斯大林支持金日成南下是他对美国政府的误判：“1950年4月，斯大林改变了原来的立场。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的请求。斯大林强调，他坚信美国不会干预”。

基辛格这里专门引用了苏联的一份外交文件的记录：“斯大林同志肯定地告诉金日成说，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对统一朝鲜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现在中国和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美国就更不愿意在亚洲与共产党作对。根据美国来的情报，情形确实是这样。美国的普遍意见是不干预。现在苏联拥有了原子弹，在平壤也站稳了脚跟，使这种意见更得到了加强。”（见基辛格《论中国》 第115页）

基辛格还说，“最近（美国）解密的外交文件显示，斯大林立场转变的原因之一是他看到了由他的间谍网或者叛变的英国间谍唐纳德·麦克林窃取的NSC-48/2号文件。这份报告也明确地把朝鲜半岛置于美国的太平洋防御圈之外。因为它属于高度机密，所以苏联的分析人员一定对它深信不疑。”（见《论中国》 第117页）

基辛格还说，“他（指斯大林）看到美国对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未做反应而受到鼓舞，以为金日成在朝鲜也可以如法炮制。美国的插手使得这个目标化为泡影……斯大林的战略预测是对的，但他对结果的估计却大错特错。”（见基辛格《论中国》 139-140页）

《极度深寒：朝鲜战争，1950-1951》的作者（美）阿兰·R.米勒特也认为：“斯大林的判断明显有误”（《极度深寒：朝鲜战争，1950-1951》（美）阿兰·R.米勒特 著 秦洪刚 译 作家出版社 2016年 第185页）

上述史料不可驳辨地证明，斯大林当时的确是对美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的误判。而不是沈志华等人所认为的什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斯大林想找“出海口”而鼓励金日成南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定对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南下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什么“失去旅顺口”，而是当时和平阵营强大了的又一个重要标志，是认为美国不会干涉朝鲜内战的又一个重要根据（美国没有干涉中国打败蒋介石，如何能管一个小小的朝鲜？）。

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误判

美国政府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误判，是美军在仁川登陆成功之后，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进一步扩大了朝鲜战争的重要原因。

美国政府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占领中国台湾岛，这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对此，中国的态度是公开的、一贯的。就在美军介入朝鲜的第二天，6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坚定立场。他指出：“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行为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7月6日，周恩来又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发表严正声明：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

至于要将出国抗美援朝付诸行动，也并不是秘密（当然，后来真的出兵时，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其动向则必须是极端机密的）。8月27日，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轰炸和扫射。此后，美国飞机和军舰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和领海，企图以此试探中国的反应。对美军公然的挑衅，当日和8月30日，周恩来两度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行径。9月1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新任主席杰伯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允许中国派代表参加安理会充分讨论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议案。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大举向三八线逼近。针对美国政府蓄意扩大朝鲜战争的行动，中国政府一再提出严重警告。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将永远站在朝鲜人民一边。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对求见的印度驻华大使明确地说：“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并表示，中国不怕付出一定的牺牲作为代价。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的报告中，在对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表示赞赏和支持的同时警告美国：“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但是美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3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请他通过印度政府告诉美国当局：“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周恩来还说，关于朝鲜事件，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事件地方化。我们至今仍主张如此。

从开始明确反对美国介入朝鲜内战、侵入朝鲜、占领中国台湾，到最后给美国“划出底线”——美军不能越过三八线，否则，中国要管。这些严正的表态，是一贯的、举世皆知的。但是，美国政要和军方却都置中国的态度于不顾。

10月3日，印度政府紧急转告给美国政府的中国的这个决策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却认为，“这一警告只是‘隍恐不安的潘尼迦说的大话而已’。在艾奇逊看来，中国是绝对不可能想和美国及联合国在战场上交手的。中国眼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和苏联的漫长的边境线，并迫切地希望能在联合国安理会谋得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参战‘纯属发疯’。”（《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大卫·哈伯斯塔姆 著 王祖宁等 译 重庆出版社 2013年 第176页）

美国的情报部门，给美国政府的情报是，“尽管周恩来发表了声明和中国的部队正在向东北地区机动……但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国真的打算干涉朝鲜……从军事上看，干涉朝鲜的最好时机已经过去”

杜鲁门面对来自各方的关于中国划出的“底线”则认为，如果提出警告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美国就不得不小心行事了。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胆敢同世界第一流装备的美军对抗吗？在后来的回忆录里杜鲁门曾坦言，当时他认为，“看来周恩来的声明只是对联合国的恫吓”。

10月15日，杜鲁门专门飞到几千里之外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会谈，其中重要议题就是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出兵问题。麦克阿瑟肯定地说，“现在是我们强大中共孱弱的时代，倘若他们过鸭绿江我就使他们遭受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甚至说，他连做梦都祈求中国出兵，好实现这个屠杀记录。

就是头脑一向清醒的李奇微，也认为，“没有哪个判断力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指出兵朝鲜——引者注）！”（见《李奇微回忆录》）

归纳起来，这些美国政要们一致认为，中国根本不会出兵、不敢出兵，即使出兵中国也不堪一击。在他们看来，中国军队是一帮农民，同训练有素的联合国军无可相比。再说，从军事上说，也错过了出兵的最佳时机。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要员们这样一致的错误判断，肆意将战争规模扩大。由原本是支援李承晚保住三八线的武装介入的局部战争，变成了“帮助半岛统一”、在整个朝鲜半岛打一场战争。逼迫中国最后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最终使中国同以美军为首的十七国“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两年多的对决，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打破了他们“统一朝鲜半岛”的美梦。

关于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战略判断

众所周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是几经研究、判断。对中国必须出兵抗美援朝，毛泽东同志最后在斯大林要打退堂鼓的时候，给在莫斯科的周恩来（转斯大林）的电报中指出：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第252-253页）

这是对当时的战略判断。是建立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中苏关系的正确认识基础上的。其首要的和核心的，是为了中国的安危，尤其是东北的安危，这是国家安危的关键。其正确性，就是现在看来，也无可非议。可沈志华等人为了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强调美军当年没有想过鸭绿江，认为中国的“抗美援朝”是对美国战略意图的“误判”。这是极端错误和幼稚的。

这种议论和认识，是离开当时的具体历史大环境，空谈空论历史事件。对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必须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大环境中考察。当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是根据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当时的中美关系。当时的中国不是今日之中国，怎么能用今天的世界格局和形势去考量呢？

二战以后的世界格局基本是两种不同的经济、政治体系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刚刚成立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是坚持以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作指导的。取得政权之后，在外交上自然要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民主阵营（即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一员。这样做，并不是沈志华们说的当时一时的“选边站”而站错到了苏联一边；而是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新生的共和国的必然行为和要求，是当时的特定的世界历史大环境决定的。

我们再看在这种大格局下的当年美国政府同中共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年国内革命战争，虽然是同蒋介石集团的内战，但美国一直是坚定地站在反对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支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以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其政权为己任。这种情况正如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揭露和概括的中国内战的性质，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继续采取敌视新中国、支持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政策，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赖在联合国。朝鲜内战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出兵朝鲜的同时，派遣第七舰队占领台湾海峡，蛮横地阻挠中国正准备的解放台湾行动，并扬言要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公开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见《杜鲁门回忆录(下)》 第395页）这些十分清楚地告诉人们，美国第七舰队进占台湾海峡，其原因同当时侵入朝鲜，所谓遏制朝鲜人民军南进并无关联。同三个半月以后的中国出兵朝鲜的事实更不可能有一点关系。也就是说，进占台湾海峡是完全对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时的中美关系，绝不像沈志华等人想象的，美国想同中国改善关系，中共不干，误“选”到苏联一边去了。我们当时的外交决策只能以美国一贯地对中共的立场作为依据。而不可能进行历史的“穿越”到今天。美国这些行动和言论再明白无误地告诉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美国的根本目的就是反对坚持马列主义的中国。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无法知道美国高层的内部决策，但是从美国政府上述那些最现实最明确的“表现”来看，不得不决定暂停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并静观朝鲜战场的发展。当美军逼近三八线的时候立即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告知美国不能越过三八线。后来美军逼近鸭绿江岸，轰炸我边境，造成我居民生命财产的损失。美国的高官和国内报刊，公开宣称“鸭绿江不是中朝的边界”。在这样的严重关头，才不得不出兵朝鲜。这些都是当时世所公认的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中国政府的决策只能以这些事实作为根据，不可能去穿越历史，按当时还没有“揭秘”的“秘密”决策作根据，更不可能以今天的世界格局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作根据。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虽然当时美国也通过外交途径告诉中国，他们不准备过鸭绿江。但是我们能轻信美国的空话么？“不轻信敌人的好话”这是我们过去多年同美国打交道得出来的真理性认识。不说在解放战争中美国政府是如何同蒋介石一起唱双簧，多次搞“和谈”等阴谋，欺骗中共，为此毛泽东专门写了著名的“五评白皮书”，揭露和抨击美国政府看似公正，实际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欺骗阴谋。就是在1950年1月，美国领导人先后两次庄严地发表声明说，台湾和南朝鲜不在他们的“保护圈内”。不到半年，就推翻了自己的诺言，既出兵朝鲜干涉其内政又侵占了中国的台湾。在侵入朝鲜时开始表明是“保护韩国”，美军不过三八线的，可是仁川登陆后，又一次背弃自己的诺言，不仅挥师过了三八线，还直奔鸭绿江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理由再相信美国“不过鸭绿江”的口头承诺的吗？正如1950年6月28日，在杜鲁门发表声明的第二天，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指出的：“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

除了美国的现实表现，还有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的一块肉。美西方对于新中国成立后自认为“站起来了”的中国人，真能放任我们站起来吗？我记得当年流行一幅漫画，美帝国主义正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迈过鸭绿江。这种情况正如彭德怀在中央讨论是否出兵朝鲜的会议上所评价美国的，“老虎总是要吃人的，至于什么时候吃，决定它的胃口，我们不是他的参谋长。”中央当时决策出兵首要考虑的是中国的自身安全。当时的形势是，美国在南面支持法国侵略者侵占越南，在东南侵占了台湾，在东面有它正在武装的日本，如果再让他们陈兵东北边境，就形成了三面包围中国的势态。他们可以随时找到任何理由轰炸东北工业基地，中国的安全和建设时刻受到威胁，将永不得安宁。此情况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出兵朝鲜是“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当时中国决策出兵抗美援朝，当然还有中苏关系和中朝关系的因素。中国刚刚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是有世界影响的事件，这当然是中国决策出兵的底气之一。

当时的中朝关系，被统称“唇齿相依”的友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许多朝鲜同志同中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朝鲜是东北民主联军（解放军的前称）的后方基地。在解放战争中，更有不少朝鲜同志参加了解放军。毛主席对此不忘，在关键存亡的时刻，说出必须帮，实属情理之中。

对此，美国的政治家基辛格在60多年后也客观地说，“中国绝不可能默许美军挥师朝鲜边境，因为朝鲜是历史上入侵中国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日本就是以朝鲜为基地占领满洲，侵略中国北方的。况且美国出兵朝鲜在战略上还意味着中国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两线受敌，所以中国就更不会袖手旁观。”基辛格在所著的《大外交》一书中还说：“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相反的结论。”(《大外交》中译本 海南出版社 1998年 第431页)

总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朝鲜战争未来发展、影响的判断并决策，只能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依据美国历史的和当时的举止表现、一贯的对华政策和一系列行为举动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和结论。用“穿越”的思维责难中国当时的决策，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

（作者系抗美援朝纪念馆特邀研究员，1941年生，曾在抗美援朝归国部队服役29年，退休前曾任沈阳军区军医学校高级讲师，退休后研究抗美援朝史十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