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给笔者发了一篇B站上的文章《支持列宁回国革命，资助孙中山护法，背后“金主”是哪国？》：

这篇文章的逻辑不能说是完全错误：即认为德国“资助列宁”是为了让俄国爆发革命迫使沙俄退出一战，“资助孙中山”是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以反对段祺瑞主张的中国参加一战。

但是，这篇文章关于德国“资助列宁”的说法完全是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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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反共反毛的辛某某的一篇《形势和前途：2011年2月10日在科技部离退休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其中声称“列宁是德皇威廉二世的间谍”。今天国内互联网上的关于德国曾“资助列宁”的说法大多来源于此。

关于“列宁德奸案”对列宁同志的中伤与污蔑，吕新雨老师在《“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大众传媒、冷战史与“列宁德奸案”的前世今生》等文章中已经给出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本文不再详细展开，只列出几个要点，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到网络上自行搜索阅读。

辛某某的说法来自德国《明镜》周刊2007年的一篇反共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有些地方还被辛某某搬运错了；《明镜》周刊的文章本身就是在炒冷饭，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有力证据。

对于列宁“德奸”的指控，最开始来源于二月革命后克伦茨基临时政府为了给俄国在一战前线的溃败脱罪，配合右翼报纸对布尔什维克展开的污蔑；这些污蔑之词尽管当时在欧洲被普遍认为是捏造，却又被美国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埃德加·西森买去，威尔逊总统出于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目的，安排美国媒体于1918年9月开始大肆炒作。

1956年，曾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著名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治·凯南发表了名为《西森文件》的长篇文章，详尽地考察了这批档案，结论是所有这些文件都是伪造的，凯南指出西森档案是建立在违背基本历史事实的荒谬论断上。在德国自己后来解密的档案中，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签署的历史中，包括参与签署的外交部、军方以及德皇本人，都没有发现任何与西森档案相关的信息。凯南还发现，西森文件中描述的机构、人物和事件完全不符合既有的历史史料或史实，存在大量硬伤。

需要指出的是，乔治·凯南本人是持坚定反共反苏立场的，是最早提出对苏联进行“遏制”战略的冷战设计师和操盘手，他之所以要对西森文件进行考证，就是担心这种明显系伪造的文件却被美国当局拿来做宣传，完全是一项丑闻，不利于美国正面形象的树立。

而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历史当事人纷纷去世，明显存在硬伤的编造，才又被《明镜》周刊和辛某某重新翻出来炒冷饭。加之很多中国民众本身就对欧洲和俄国革命历史不太了解，才使得“列宁德奸”的谣言被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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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关于孙中山接受“境外资助”的说法，对于熟悉中国历史的国人而言，却并非完全是捏造，因为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构成对孙中山先生的指控，或者说这件事的存在，改变不了孙中山先生作为正义一方，以及其所反对的满清政府及后来的北洋政府作为反动一方的本质属性。

关于1917年德国“资助”孙中山的问题，多方的说法均有佐证，蒋介石在其《日记》“杂录”中记载：

民国六年，中德绝交，中国加入协商国参战，本党竭力反对。当时德国公使下旗回国，以其在华留余之资金约二百万元贡献于本党总理，资助革命。总理命余极秘密经理此事，即以此款运动北洋舰队，由总理交程璧光率领南下，赴粤组织军政府，而留余在沪主持一切。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3月，段祺瑞政府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8月参加协约国对德、奥宣战。

而从1916年北洋政府讨论是否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开始，孙中山就是反对中国参战的。一方面，孙中山担心段祺瑞政府趁机扩军，对南方各派动武，另一方面孙中山认为，无论是德奥还是英法，都是侵略中国的强盗，中国不应当加入任何一方参战，这种行动对中国毫无用处，而且非常危险。后来，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证实了孙中山先生的这种担忧，日本强占了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而北洋政府根本无力反对。

孙中山的反战主张客观上符合了德国的利益。因此，在1917年中德断交，德国公使回国的时候，才命人与孙中山密谈，将200多万美元留给了孙中山。孙中山将其中的30万美元给了海军总司令程璧光，使其率海军第一舰队脱离北京、从上海南下，另30万留给了150名南下的国会议员，随后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

护法运动客观上的确对段祺瑞参加一战造成了掣肘，但孙中山接受德国资助，绝非要为德国效命，更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全是为了中国革命的理想。

而孙中山不止是接受过德国的“资助”，还接受过美、日等诸列强的资助。正如孙中山的曾孙孙国雄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的说法：“如果没有海外侨胞资助，就没有资金购买枪支弹药，没有在美国的军事训练，没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资助孙中山的也不止海外华侨，美国政府在孙中山躲避清廷追捕的时候，也提供了大量帮助，当然，美国政府并不是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仅仅是为了扶植“反对派”服务于殖民目的。

孙中山与日本的渊源就更深了，同盟会就是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筹倡成立的。

不过，孙中山先生对日本的态度转变，却充分地说明了孙中山在利用“海外资助”问题上的真实心态与动机：

1900年-1914年，从求援日本朝野到幻想联合日本政府；

1915年-1919年，从对日本的局部感性批判到全面的理性批判；

1920年-1924年，从对日本的公开抵制到坚决反对。

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孙中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遭到了一系列的残酷打击和现实教育，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得越来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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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孙中山先生始终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崇高革命理想的。

不要一听到“海外资助”就“民族主义荷尔蒙”爆棚。同样是接受“海外资助”，孙中山先生的性质与袁世凯、汪精卫甚至是蒋介石之流相比，是截然相反的。后者恰恰是为了一己之私出卖祖国、出卖人民；而孙中山先生拿到“资助”却并不是去为帝国主义效命，而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向最腐朽的势力发起战斗。

问题的重点不在于接受“海外资助”，问题的重点在于在接受资助的过程中，孙中山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抱有极大的幻想，对帝国主义严重妥协。

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毛主席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论断：

“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

这两个“没有”深刻地分析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是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二是这场革命没能“唤起民众”，脱离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

而列宁同志所领导的俄国革命和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正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没有”的问题：有正确革命纲领指导的革命政党，革命政党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了最广大人民。

今人拿所谓“德奸”问题来污蔑列宁，是对真实革命历史的严重歪曲；而克伦茨基临时政府拿“德奸”问题来污蔑列宁更是幼稚可笑的。

反动派总是不从自身找原因。退一万步讲，如果旧的俄国政府能够解决俄国工人、农民的生存问题，即便真的有人拿了德国的资助，他可能轻易地撼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乃至沙俄政府的统治，让那么多受苦受难的工人农民追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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