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向晖:我和周总理的三个“最后一次”
01
最后一次陪总理进餐
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打电话通知我: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命我参加。青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
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不久前到北京旅游。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翔宇”。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
总理正在病中。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抵京;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外国记者作了报道。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
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恰好碰上青长同志。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室,刚交谈几句,总理进来了——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
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他更显得清癯,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双目仍然那么炯炯。
总理说:”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叫我‘翔宇吾弟’,是老同学的口气,不落俗套,我很欣赏,决定还是见见他,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写些恭维话,我就不见了。”
总理询问美国、英国、西德的政局,青长同志做了简要回答,我也补充几句。总理说:“经济是基础,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它们离不开石油,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你们要注意。”
总理问:“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我说:“储量大约五六十亿吨。”总理又问:“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你见了他没有?”我说:“外交部没有安排,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总理说:“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不见不好,是我忽略了,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
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他对黄春谷说:“老同学!57年不见了!我们都老了!”又对黄春谷夫人说:“春谷兄比我大几岁,我怎么称呼你呢?就叫你黄大嫂吧。”
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他对总理说:“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现在送给你作纪念。”
• 周总理在新剧《一元钱》中饰演女主角孙慧娟(右一)
原来那是5张剧照,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总理看了看,说:“这是《一元钱》。”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边看边说:“《恩怨缘》《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
我感到困惑,探询这5张剧照的来由。黄春谷说:“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你们现在叫话剧,翔宇多才多艺,大家请他编剧、导演,还请他扮演女主角。这出戏就叫《一元钱》,很受欢迎,以后又编演了几出。”
总理说:“当时封建思想很重,女同学不演戏,有的不愿,有的不敢,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那年我17岁,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想用新剧感化社会,这当然办不到。”
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叙谈往事,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
青长同志问总理:“是不是边吃边谈?”
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对不起,我只顾同春谷兄‘弹老弦’,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好,现在就去餐厅。”
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两副刀叉。总理说:“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没有预先准备,临时点菜,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就照他们的安排,每人一汤两菜。现在外国朋友来的多了,许多人愿吃中国菜,也有人不习惯。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
总理对餐厅的服务员说:“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菜量不要太多,够吃就行。不够,可以添,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费。”
在进餐过程中,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气氛轻松愉快。
餐毕,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你们明天一早去长城,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就不多留你们了。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
总理同黄春谷夫妇握别后,又对青长同志讲了几位因病住院的党外人士的名字,要青长同志一一探望,希望他们安心治疗。(几年后,黄春谷夫妇故去。)
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
02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身容
当时“没有想到”,是因为从这次接触中,我感到总理精神很好,看不出病容。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但不久报载,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认为很重要,特意同他商谈);5月26日,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总理参加;5月29日,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可是,从那以后,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
6月中旬,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我问他:“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帅叹了口气,表情沉重地说:“两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但总理坚持工作,现在撑不住了,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6月1日,总理搬到305医院,医生尽心尽责,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我也不好询问,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
我患颈椎病多年,久治无效,可能瘫痪。上海中医伤科专家魏指薪、李国衡善治此病,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短时期难以痊愈,劝我耐心治疗。我每天看报,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但每天都使我失望。
9月29日下午4时许,我接到罗青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青长同志告诉我,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不参加,名字不见报,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
我心情万分激动,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
我向肖主任讲了青长同志电话的内容,肖主任听后,眼眶有些湿润。他说:“你的肝炎还没有治好,不能离开医院,为了不使总理失望,破例给你5天假。”他向我交代了必须注意的事项。经询问接洽,当晚我乘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送一位国宾的专机回到北京,立即打电话告知青长同志。
第二天(9月30日)上午,我收到请柬,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1949—1974”,里页红字铅印: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订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一)下午七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
请参加
周恩来
另附一张通知,其中第一段是:“您的席位在第1区第38桌,请于下午七时十分前由人民大会堂北门入场。”
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10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不到7点就到齐了。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总理今晚来不来?”。有的说:“总理身体不好,不会来。”有的说:“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他一定来。”
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走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也问我:“今晚总理来不来?”我反问她:“你看呢?”她说:“我是作家,也是医生。作为作家,我希望他来;作为医生,我希望他不来。”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我们是工人,我们希望总理来,我们非常想念他。”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我是公社社员,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八月十五。
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亮了,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声。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人们自动站起,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总理来了”的欢呼,夹杂着“总理瘦了,瘦多了”的感叹。也有人坐着不动,那是于会泳、刘湘屏……一小撮。
• 周恩来主持国庆招待会(资料图)
我看到了总理,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他瘦了,瘦多了。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掌声更加热烈,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我忽然发现,坐着不动的那一小撮不知什么时候也站起来了,也在有气无力地鼓掌。
军乐队高奏《国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总理在声振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人们的眼睛盯住他。总理开始致祝酒词,他每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辞的时间。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遥向总理祝酒,祝愿总理健康。
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想再看看总理,多看看总理。总理频频挥手,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开头说:“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其中说,“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四千五百多人出席了招待会。”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先进工作者、批林批孔先进单位代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五七’干校代表、工农兵学员代表、红卫兵代表、街道居民代表”共841人。
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同志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其中包括肖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提出增加齐燕铭。9月29日晚,总理“又将两千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提出再增加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重病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次晚又“细细翻阅”。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总理嘱咐要参加;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总理提出书面意见。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须多说了。
03
最后一次见到总理批示
1975年9月5日下午,罗青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
总理的批示很短: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紧接着是四字“托、托、托、托”。
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有些笔画显得弯曲,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
我看后忍不住哭了。问青长同志:“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
青长同志流着眼泪说:“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癌细胞已经扩散,由吴阶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现在只能尽量延长生命、减少痛苦。”
青长同志嘱我保密。
对此我已有耳闻,从青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总理病到如此程度,还在关心台湾情况,还在亲自看材料,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作批示,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我不禁痛哭失声。
9月8日下午,青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屈武两同志座谈,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同志,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
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拟分10辑,用大字铅印,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出到第4辑,总理逝世了。
• 1975年6月28日,周总理会见加蓬总统邦戈
“托、托、托、托”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托”不是总理“托”给哪一个人的,而是“托”给所有中国人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做的重“托”。
作者简介
熊向晖 特工,外交官。中共情报工作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以其超人的机智、果敢、坚韧,赢得胡宗南赏识,巧妙地送出国民党“闪击延安”、“西安军事会议”等诸多重要情报,为挫败国民党反共阴谋、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卫中共延安党中央等屡建奇功。1972年8月,任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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