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许多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其中中医就经历过数次危机。

1879年，清末国学大师俞樾撰写《废医论》，被认为是近代废除中医的第一人；

其后又经历了，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1929年，余云岫（俞樾弟子章太炎的学生）提议、南京政府实施的“废除中医案”。

解放后，在1950年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70多岁的余云岫仍坚持“废除中医”的“理想”，提出了“改造旧医实施草案”的提议，只不过将“废止”变成了“改造”。

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受到影响，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甚至说中医是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

认为中医不能进医院，如果要进医院，也要经过考试，而考试内容大多是西医内容，此举让中医人才大量流失。

幸好毛主席及时止住了这种“自废武功”的行为。

一、毛主席与中医

毛主席在青年时期就对中医有独到的认识，北洋政府“漏列”中医后，1913年他在笔记《讲堂录》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

“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他用辩证的思维看待中西医问题，认为二者各有所长，但二者又各有所偏。

井冈山时期，由于国民政府的封锁，根据地里缺医少药。

当时红军医院里有中医也有西医，其中很多内科疾病，都是采用中医中药治疗，拯救了大批红军战士。

但作为军队的领导人，毛主席也深知西医在战争中（尤其是战场急救）的重要作用。

所以，毛主席在1928年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用中西两法治疗”的概念。

不过到了延安时期，中西医的矛盾就凸显了出来。

因为常年征战，西医的地位在部队中越来越高，很多西医因此看不起中医。

毛主席针对这种情况，特意征求了延安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问他是什么样的看法？

李鼎铭说：

“中医西医各有所长，要团结起来才能更好的发展。”

对此，毛主席很赞同。

当初毛主席在长征时患上风湿性关节炎，严重的时候甚至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期间一直采用西医治疗，未见明显的好转。

后来李鼎铭主动要求为毛主席治疗。

只是当时中西医的争斗异常激烈，卫生处的同志不同意由他来治。

最后是毛主席拍板：

“试试看嘛，不试又怎么知道不行呢。”

李鼎铭对毛主席问诊之后，开了四副中药，并表示吃过之后“保证主席可以上单杠”。

事实胜于雄辩，毛主席用药之后，胳膊果然痊愈了，这让他切身感受到中医的神奇。

之后毛主席便跟李鼎铭熟络起来，并把他介绍给其他的干部战士，一时间，中医的作用也在延安凸显了出来。

而且毛主席非常赞同中医带徒弟的学习方法，因为这从一开始就把理论和实践结合了起来。

由于毛主席的支持，也为了贯彻他的中西医结合思想，延安首先发起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活动，很多西医都拜师中医，如鲁之俊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中医针灸。

任作田和鲁之俊还因此被边区政府评为特等模范，这足见我党对于中医的重视，而鲁之俊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他没有拜错师傅。

在1949年9月举行的全国第一次卫生会议上，毛主席就明确提出：

建国之初，西医的数量只有一两万，必须要很好的团结中医，学习中医。

他亲自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为当时的医疗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建国之后，毛主席在一次谈话时笑称：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一是中医，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三是麻将......”

虽然只是玩笑之言，但也足以说明中医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正是因为他对中医的认可，才会听到要“废止”、“改造”中医的消息后及时制止。

1954年，“西医学习中医”的理念更进一步：

抽调100到200名医科大学的医学生跟随中医学习，目的就是把中医发展成为一门系统、统一的医学，以造福人民，贡献于世界。

但是当时中西医的争论依旧激烈，毛主席在1955年的一次会议中明确指出：

“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1955年2月中央发布通知，允许中医使用白纸处方（即允许中医开处方药品），旨在肯定中医的行医资格。

二、赤脚医生就是好

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团结中西医，并一再加强肯定中医的地位，但由于长期受西方学说更先进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依旧不认可这项传统文化，因此成效并不显著。

这就让本就缺医少药的新中国，在缺少中医的医疗体系下，公共卫生事业走得愈发艰难。

而培养一个西医人才，需要很长的周期，没有中医老带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想短时间内解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再者，由于当时城乡条件差异较大，大部分医护人员在学成之后，都会选择留在城市发展，而占比很大的农村人口，却只享受到极少部分的医疗资源。

中央也为此采取措施，以城市医疗队下乡的方式为农民治病，仅196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就有2800多名医护人员参加医疗队，成果显著。

但由于医疗队人数少，加之农村交通不便，大型仪器又携带不便，所以也只能对一些常见病进行诊疗。

又因为医疗下乡，很多医务人员的工作时间，需要在打乱后重新安排，由此带来了诸多不便。

况且当时下乡费用问题，没有统筹安排，很多医院没能长期坚持下去，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得不到有效解决。

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长钱信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谈到了当时国内的医疗资源分配比例：

全国140多万医护工作者，农村只有10%，医疗费用也只占总费用的25%。

根据当时的人口普查，1965年全国人口7.2亿多，农村人口5.94亿，也就是说占比82%的农村人口，只有享受到10%的医生和25%的医疗费用。

毛主席听到这个消息后勃然大怒，当即指示：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虽然当时毛主席没有提出“赤脚医生”的概念，但他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培养出“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在之后与卫生部的谈话中，毛主席提出另外两个要求：一个要求高小毕业，再一个就是要学习三年医学。

这只是毛主席在脑中的基础设想，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因地制宜，普及农村基础医疗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其中，上海的工作开展较早，并培养出王桂珍、黄桂祥等一批在田间为农民看病的基层医生，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

因为当地农民平时下地劳动是光着脚的，在田间为他们看病的王桂珍，便被农民伯伯亲切地称为“赤脚医生”。

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说，“赤脚医生”就是在不脱离劳动的同时，进行行医治病的医生。

1968年，上海《文汇报》对王桂珍、黄桂祥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后来被《红旗》（《求是》）和《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引起全国轰动。

毛主席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的这篇文章，并在报纸上做出批示：

“赤脚医生就是好！”

在当时的那个年代，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赤脚医生”迅速在各地得到落实。

并根据当时环境形成一项医疗制度，即：

在基层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农民看病只需要扣除少量的工分，有的地方甚至连五分钱的挂号费都不收。

农民看病难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很大的缓解，这种方式也获得广大群众的肯定。

“赤脚医生们”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期望。

他们生活、工作在农村，真正做到了“农村养得起、用得起”，而且他们大多都是本村人，跟当地群众“血脉相连”，医患之间天然就有信任基础。

当时赤脚医生们，一手针灸、一手草药，为农民看病开药。

有的地方甚至总结出了“三土”、“四自”的方法，即土医、土药、土药方，中药材上自种、自采、自制、自用。

真正做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

他们将毛主席提倡的中西医结合用在了实处，获得了中央的高度赞扬和肯定。

此后多年，“赤脚医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发挥出巨大作用，成为基层群众的健康守护神。

三、赤脚医生的消失

随着我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的“赤脚医生”和基层的医疗制度也传到了国外，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

1969年，以黄钰祥为主编写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出版。

1970年，由上海中医学院和浙江中医学院编辑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

这两本书的出版简单易懂，实用性强，不仅成为当时“赤脚医生”的必学教材，很多正规医院的医生也会买来作参考，还有许多普通百姓也买来学习基础的医疗知识。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本书可谓是中国20世纪最温暖的记忆之一。

《赤脚医生手册》出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全世界流通，为世界卫生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时至今日，在一些国家书店里还能看到这本书的存在。

1974年，在日内瓦世界卫生会议上，王桂珍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发言。

虽然只有15分钟的发言时间，但她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的“赤脚医生”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也让全球人民感叹，在困难时期下中国有效的医疗制度。

1975年，斯坦福大学拍摄了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该记录片展示了中国医生就地取材，以及用草药和银针治病救人的画面，中医被他们用这种形式记录下来。

后来，随着全面改革开放、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赤脚医生”也在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升级”，通过考核后成为乡村医生。

到了1985年，“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结束。

在其施行的年代里，赤脚医生和相应的医疗制度，温暖了当时乃至现在的许多人，毛主席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也有效地解决了建国初期看病难的问题。

结语

中医作为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以来遭遇过数次危机。

即使到了新中国，也在动荡年代里受到过冲击，究其原因，跟“巫医不分家”的传统有莫大关系。

余云岫师从章太炎，章太炎师从俞樾，他们对传统中医都抱有批判思想。

俞樾因家庭不幸，于是愤而废医，但到了晚年时，病弱又无助促使他写下《医药说》，主张“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余云岫的批判则要科学很多：

他认为其是阴阳五行玄之又玄，缺乏科学依据；其次，医者全靠经验之谈，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且不思进取，数千年来《黄帝内经·灵枢》仍是中医的金科玉律，阻碍现代医学发展；最后，守旧的人们抱着传统思想，盲目排斥西学。

但后来余云岫也不得不承认中医仍有可取之处，他也从“废止”的观点，转变为“改造”。

毛主席曾说过：

“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

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取材方便、花费较小，将它与西医结合，为广大人民群众减轻负担，让人们可以看得起医生，治得起病。

这正是毛主席所期望的。